函上，不料卻引發了蔣介石的雷霆之怒。10月8日，蔣介石日記云：「蕭、孔見解之庸，幾何不為敵方所輕!國人心理之卑陋，殊堪悲痛!」9日，蔣介石復函孔祥熙稱：兄與蕭函均悉。以後凡有以汪逆偽組織為詞而主與敵從速接洽者，應以漢奸論罪，殺無赦。希以此意轉蕭可也。

　　蔣介石對日本軍國主義者不放心，有過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沒有第三國的保證，決不與日本直接談判。日本軍部的「蘭機關」負責人和知鷹二懂得蔣介石的心理，以「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為餌，誘使蔣介石破例。

　　1938年9月，蔣介石派原天津市長蕭振瀛到香港談判，由何應欽具體指導。孔祥熙未參預此項工作，但他對談判非常關心，唯恐其不能成功。同年10月，他耳聞談判因第三國保證問題陷入僵局，功敗垂成，於21日致電蔣介石稱：「弟意最重要關鍵，乃在對方之條件如何。至於方式，不難覓得合意途徑。現在國內外狀況，兄所深悉，倘軍事確有把握，自無洽商必要，否則如條件相當，直接、間接無非形式問題，條件如能密商妥貼，則運用第三國出面，不致有何困難。」

　　蔣介石對日本軍國主義者不放心，有過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沒有第三國的保證，決不與日本直接談判。

　　這封信再次表現出孔祥熙因國內困難而急於與日本妥協的心理，但是，蕭振瀛與和知談判的主要困難在於日方一面談判，一面進攻，毫無誠意，因此，蔣回函稱：「蕭事與兄所談者內容完全相反，我方並未爭執形式問題也。此事我處被動地位，在我限度之內，能否接受，實在於對方也。」蔣並告訴他：「此事於武漢之得失無關，請勿慮。」不久，蔣介石察覺日方談判的虛偽，決心堅持抗戰，下令停止談判，召回蕭振瀛。

　　第一次談判失敗，和知鷹二繼續在東京政要之間活動。當時，日本正準備扶持從重慶逃出的汪精衛成立政權，和知覺得是個機會，決定利用此事再次迫使蔣介石派人坐到談判桌前來。1939年8月，汪精衛在上海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次月，成立「中央黨部」。17日，汪精衛致電重慶國民黨中央，要他們毅然改圖，努力與日本實現和平。同月，和知鷹二到香港，要其助手何以之轉告重慶方面：汪精衛之事，經近衛、平沼兩屆內閣決定，又經阿部信行特使承認，奏明天皇，勢難中止，但日本對汪之信念已經搖動，認為其人大言不實，貪索無厭。

　　影佐禎昭本是汪之主謀，現在亦已失望，引為歉憾。目前日方之所以仍然支持汪精衛，在於無別路可走，不能不就既定政策，聽其一試。何以之稱：大約11月初，汪即可組織政府。義大利已勸日本促成此事，應允即日承認，德國則勸日本與重慶謀和。綜觀內外情形，尚在徘徊之際，最好乘汪精衛政府成立之前，斷然成立全面停戰協定，而將汪之問題包括於取消偽組織之中。中國如有和平決心，日本定以誠意直接談判。軍部方面，和知可與板垣征四郎負責;政府方面，可由政界元老松井石根、山之輔等出面商談原則。

　　和知要求何以之轉告蕭振瀛，或派專使來港商談，或仍由蕭先來，以資進行。31日，何以之致電時在重慶的蕭振瀛，告以上述各點。10月4日，何以之兩電蕭振瀛，聲稱和知認定汪精衛為「東亞和平之障，極願剪除」，催蕭即速來港。10月6日，孔祥熙將何以之各電轉呈蔣介石，同時致函，要求允許蕭振瀛再次赴港，以私人資格與和知「慎密試談」，同時「藉以刺探他方消息，備我參考」，函稱：「弟意此次和支〔知〕奔走各方，對於去汪事頗為努力，似可令仙閣前往一行，略與周旋，使其對我信仰益趨堅定。如能達到吾人之目的，不妨加以利用。否則仙閣不去，彼必感覺失望，甚或老〔惱〕羞變怒，反又趨於助汪之一途，則前途更多障礙。」

　　函上，不料卻引發了蔣介石的雷霆之怒。10月8日，蔣介石日記云：「蕭、孔見解之庸，幾何不為敵方所輕!國人心理之卑陋，殊堪悲痛!」9日，蔣介石復函孔祥熙稱：

　　兄與蕭函均悉。以後凡有以汪逆偽組織為詞而主與敵從速接洽者，應以漢奸論罪，殺無赦。希以此意轉蕭可也。

　　這封信，表面上對蕭，實際上斷然批駁孔祥熙的意見，語氣嚴峻，沒有給孔留一點面子。蔣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說：「蕭、孔求和之心理應痛斥。」可見，蔣的這封信明確針對孔祥熙。蔣介石此次之所以如此堅決、激昂，一是蕭振瀛曾將去年在香港與和知談判的部分情況透露給秦德純，秦又秘密轉告馮玉祥，其間訛傳嚴重，馮據此向蔣及國防會議揭發，使蔣很憤怒。二是自汪精衛在上海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之後，蔣即加強了對汪的批判火力，聲稱「汪逆賣身降敵，罪惡昭著」，「人人得起而誅之」，正處在和「汪逆」不共戴天的情緒中。

　　同年11月，何以之在香港與孔令侃會談，何稱：倘中方確有接受和平可能，則和知願赴重慶面洽。次年1月，何以之向孔祥熙的親信盛升頤轉達板垣征四郎的議和條件，並稱：只要中方派大員前來，板垣可以親自出馬，甚至飛往內地亦可。對於這些情報，孔祥熙就不敢再報呈蔣介石了。

　　1940年6月28日，蔣介石在日記「預定」欄中寫道：蕭振瀛「應監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