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是江南鄉試之年。京官殷某出任江南鄉試正考官，南下蘇州。紹興城丁憂在家的內閣中書周介孚派家人前來拜託殷某「關照」應試的周家子弟，包括長子和幾個侄子。

　　科舉舞弊是重罪，但到光緒年間早已流弊日廣。冒籍、夾帶、刺探試題、僱用槍手甚至行賄考官等等，無所不有。周介孚在北京做官多年，和同樣是京官的殷某相識，加上丁憂在身，就寫了一封信附上銀票讓家人送給老相識。這本是司空見慣、手到擒來的易事。可周家的下人實在不會辦事，把一件簡單的事情辦成了一樁大案。

　　殷主考停駐在官船上，正好有蘇州地方官上船拜訪。周家下人找到官船後，也不看合適不合適，就把信和銀票交給隨從，讓呈給殷主考。隨從見是內閣中書周介孚的來信，又有銀票，不敢怠慢，就拿進去遞給了主子。殷主考拿到信和銀票，看看在座的蘇州地方官，極為尷尬。蘇州地方官自然曉得是怎麼回事，趕緊端起茶杯喝茶，當作沒看到。這時的殷主考有兩個選擇，第一是退回銀票，大義凜然地將周介孚和下人報官(地方官就坐在對面);第二是找台階下，收下銀子幫忙辦事。他看看銀票，嚥了口水，裝進口袋後若無其事地繼續和客人閒談。

　　這件科場行賄案原本就此便可以結束了。

　　周家的下人見銀票送進去後，船裡的老爺都不給張收條或者回個話什麼的，著急了。等了好久後，他竟然在岸邊大喊：「老爺拿了銀子，怎麼也該給個話或者收條，小人好回紹興交差!」他還以為科場行賄像在早市買菜一樣，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還要發票呢!船上的人見這個人的話越講越難聽，出面阻止他大喊大叫。越不讓叫，周家下人叫得越厲害，罵殷主考拿了銀子不辦事，引得岸邊百姓圍觀。這下，殷主考惱羞成怒，蘇州地方官的臉都掛不住了，嚴肅地走出來，下令將周家下人緝拿。殷主考還拿出周介孚的來信和銀票，交給蘇州府衙查辦。

　　周介孚行賄鄉試主考，人證物證俱在，而且是被抓了現行。案子很快就做成了鐵案，層層上報。下面是科舉舞弊司空見慣，最上面的光緒皇帝卻不知道。他還以為科舉是為帝國選才的根本制度，神聖而純潔，一見竟39 然有官員公然行賄，龍顏大怒，將周介孚從嚴處理。周介孚被判了個「斬監候」，相關考生革除功名。

　　這個周介孚是科場高手，曾高中一甲進士，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做了三年京官。其後當了三年江西金溪知縣，因脾氣太差大罵江西巡撫而被彈劾免職。此後受好友李慈銘指點，賣田捐官，補了內閣中書一職，長期在京為官。光緒皇帝欽定他斬監候，周家發動周介孚的科舉舊交、京官同僚，又賣了家族的良田和店舖，疏通上下環節。他的案子由浙江省負責，時任浙江按察使是趙舒翹。所謂的「斬監候」類似於死刑緩期執行，要等到「秋後處決」。趙舒翹覺得周介孚的運氣太背了，大家舞弊都沒事，就他被攤上了，對他很同情，加上各種各樣的招呼，就把周介孚的死刑給押了下來，秋後並未處決。周介孚保住了一命，殺也不是放也不行，在杭州的監獄裡呆了八年。鬧八國聯軍時，京城監獄中犯人紛紛逃離監獄，事後又自動回來歸案。刑部因此奏請赦免所有犯人，得到慈禧的批准。刑部尚書薛允升援引此例，將遠在杭州的周介孚也列入赦免名單，得到慈禧同意釋放。薛尚書是周介孚的同年進士，很同情周介孚在科舉舞弊相當普遍的情況下獲罪，就稀里糊塗地把周介孚釋放了。

　　周介孚回家閒居了三年後，死了。他是一個規範的封建士大夫，但科場行賄給讀書人丟了臉，江南讀書人都不願意提起。一旦提起，就可能被人舉一反三，牽涉出更多的類似案件來。所以這件案子很快被刻意淡忘了。半個多世紀後，此案才重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因為案犯周介孚的孫子大紫大紅了。他就是魯迅。爺爺入獄讓周家家道中落，很多魯迅研究者認為，如果沒有此案，魯迅繼續生活在安逸奢華的家族中就不會成為本階級的「叛徒」，中國現代文學也就少了一個領軍人物。而周介孚拜託殷主考關照的長子在案發後，被朝廷革去秀才功名。年輕人本來身體就弱，受案子一嚇第二年就一命嗚呼了。周介孚死去的這個長子就是魯迅的父親周伯宜。

　　整個案子背後最值得挖掘的是：為什麼科場行賄司空見慣，讓讀書人和官員都對因此被抓的人表示同情?

　　任何行賄都有腐敗官員的責任。如果官員不需要錢，行賄案就不會發生。殷主考如果不是因為周家的下人不通人情、亂喊亂叫，也不會把他和老相識周介孚報官。他是看中周介孚送來的錢了，他需要這筆錢。主考官都是京官充任的，一般都是翰林院等冷衙門中的官員外放地方鄉試主考。科舉被京官看作是撈錢致富的重要門路。這也是為什麼科場舞弊案層出不窮，大家見怪不怪的原因。

　　京官們實在太窮了，太需要利用外放賺錢養家餬口了。

　　咸豐二年(公元1852年)，中興名臣曾國藩出任江西鄉試正考官，赴任途中接到了母親病逝的訃聞，竟然沒錢回家奔喪。曾國藩當時42歲，歷任朝廷各部侍郎，依然窮得丁當響。出京前，北京家裡已經一個銅板都沒有了，全靠友人資助勉強支撐。江西官員和各地朋友湊了一千兩份兒錢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久旱逢甘霖，曾國藩趕緊拿出三百兩托人捎回京城還債，又拿出二百多兩送到省城還債，拿著剩下不到四百兩銀子回家給母親操辦喪事。

　　朝廷的在京官員高高在上，怎麼會過這樣的苦日子呢?難以置信。試舉一個中級官員、七品的翰林院編修的收支情況。翰林院編修可是無數讀書人夢想的崗位，一年的俸祿是45兩俸祿再加幾斤祿米。京城消費成本高，這樣的收入根本就不能支持一個七品官體面的生活。明清兩代俸祿奇低，有京官寫曲抱怨說：「淡飯兒才一飽，破被兒將一覺，奈有個枕邊人卻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促早，家人的工錢怪少，這一隻空鍋兒等米淘，那一座冷爐兒待炭燒，且莫管小兒索食傍門號，眼看這啞巴牲口無麩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分毫。」41 一句「一隻空鍋等米淘」說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他們每月月底發愁房租，店舖裡賒了許多賬卻又不得不經常應酬隨份子，為此不知多少官員低頭遮臉跑當鋪。明清時期，許多京官外放外地的知府、藩臬甚至巡撫，第一件事情就是籌錢去當鋪贖出家當。

　　京官的支出有多少呢?第一筆支出是生活消費，包括正常的吃穿住行。北京本地的官員還好，如果是外地來京為官的，怎麼也得租個像樣的房子住，怎麼也得養一兩個傭人。那每個月起碼要二三兩銀子，大半的月薪就沒有。這還不算吃飯、穿衣、坐轎的錢。

　　第二筆支出是家庭支出，父母需要供養、弟弟需要資助、老婆要買胭脂、兒子要上私塾，處處都得花錢。一個家族出一個在北京當官的人不容易啊，親戚們都指望著他接濟呢。如果再納幾房小妾，每個月剩餘的那一小半收入不管怎麼掰成兩半兒花都是不夠的。

　　第三筆支出是應酬支出。官場講的就是人脈，不去衙門坐班沒關係，不去應酬卻是萬萬不能的。你不應哪部分人的約，你就被排除在哪個圈子之外了。隨著人脈越來越廣，應酬也越來越多。這些應酬可都是自掏腰包的。即使快成乞丐了，朋友、同僚有難或者邀請，再困難也不能落他人之後。

　　有人說，哪個當官的靠俸祿生活?他們有工資外收入，有灰色收入。但是工資外收入也好，灰色收入也好，是和你掌握的實權聯繫在一起的。中級官員的實權有限，而翰林院編修更沒有一丁點實權，實際收入還比不上一些經手瑣事、管手續後勤的胥吏呢。一方面是僧多粥少、競爭激烈，另一方面是待遇低微、生活艱難。要平步青雲，要熬出頭，自古都是要付出代價的。如果說有外快，也就是業餘兼職打工賺辛苦錢。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就做過晚清的翰林院編修。徐世昌家境普通，科舉費用還是妻家資助的，好在他教過私塾，以翰林編修之尊「重操舊業」，在北京城裡給達官貴人當家庭教師，補貼家用。老母和妻兒則長期留在河南老家，沒錢接到北京來團聚。徐世昌就這樣一個人在北京苦苦熬了10年。多數京官的情況和徐世昌相似，一些年紀大的連到有錢人家當家庭教師的工作機會都得不到。

　　京官普遍有的一項收入是「打秋風」。「法定」的打秋風收入在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過年過節的時候還會有零散收入，都是下屬衙門和地方官府「孝敬」的。如果運氣好，交際面足夠廣，地方官員來京都會拉你去赴宴。大快朵頤之餘，京官們少不了拿點土特產和紅包。另外，商業發達的地區在京城裡建有會館，比如湖廣會館、紹興會館等等。會館由商人修建並運轉，卻和商業關係不大。會館主要目的是為本地舉子和單身官員提供免費食宿，也任由囊中羞澀的京官來蹭吃蹭喝。窮京官可以解決部分應酬壓力，討得回鄉的盤纏，想發財是不可能的。

　　剩下的就是等著外放或者主持鄉試的時候，貪贓舞弊，狠賺一筆，改善財政窘境了。

　　許多京官四五十歲了，比如曾國藩、徐世昌，還在北京四九城裡過著既要體面(當官的必需)又缺錢少糧(客觀情況使然)的窘迫生活，做著陞官掌權、封疆治國的美夢。絕大多數人不像曾、徐那麼幸運，做了一輩子夢也沒能美夢成真。

　　日後因為簽訂《南京條約》而名聲在外的伊裡布，當年在雲南當中等品級的地方官，去求見撫台大人。沒名沒錢，他只好在撫台衙門外面的廂房裡候著，等了好幾天也沒人搭理他。伊裡布倒沒閒著，把廂房屋頂上掾木的長短和多少都記得清清楚楚。若干年後，伊裡布風風光光回到昆明，主政雲南，上任初又見衙門口的廂房，不禁感慨萬分。

　　周介孚最有名的朋友是學問家李慈銘。科場案發生後，李慈銘曾為周介孚疏通。李慈銘也是進士出身的京官，也是紹興人，也喜歡罵人。他常常和周介孚一起在京城裡罵人，罵官場陋習，罵俸祿太少。除了罵人，李慈銘就寫書信、日記，喋喋不休地訴說生活的困窘。

　　李慈銘的財政情況比周介孚要好很多，他有戶部江南司郎中的實職，享受著戶部的灰色收入。即便如此，即便李慈銘並不是太會交際的人，他每年支付給各個酒店的飯錢也達到一百六十兩。清朝末期，北京飯館一頓上等酒席的價格不過二三兩銀子。照此算來，李慈銘平均五天要自掏腰包應酬一次。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李慈銘應酬的資金達到頂峰：六百八十一兩八錢。而在光緒初年，李慈銘的親弟弟在老家去世。李慈銘大為悲痛，他認為弟弟是「饑寒而死」的。自己這個哥哥當官後累計才寄給弟弟不到十兩銀子，連自己一年在京城的「酒食聲色之費」的零頭都不43 到。不是他不想接濟弟弟，而是實在手頭拮据，拿不出再多的錢了。

　　李慈銘免不了又一次罵娘，罵官場，罵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