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歲的女性患抑鬱症的比例正在升高

　　人們一直認為，工作和孩子能讓四十歲的女性更快樂。但近年來，四十歲女性患抑鬱症的幾率正在大幅度增加。

　　當寫下這篇文章的時候，我正坐在一個面朝花園的房間裡，花園裡鮮花盛開。我聽著一隻黑鳥的叫聲，聞著花園中傳來的鐵線蓮的香氣。我很好奇，這個春天是比往年更美麗，還是我在抑鬱症的黑暗泥沼中錯過了上一個同樣美麗的春天？對12個月之前花園中盛開的風信子的香氣，我已經全然沒有記憶；同樣，我記不得去年湛藍的天空，以及逐漸亮起的晨曦。我唯一記得的事情是：每天天亮前在極度恐懼中醒來，晚上在渴求遺忘的心情中爬上床鋪。日復一日，天天如此。無法以確切的語言來表達我那時的心情。悲慘、焦慮、憤怒、躁狂、悲傷、恐怖、恐慌、失敗感，總而言之，集所有不快樂於一身的一團大混亂；簡而言之，抑鬱症。我的醫生開了抗抑鬱症藥。藥起作用了。我「正確」地運轉著：早早起床、工作、為兒子們煮飯、洗我和我兒子們的衣服。

　　女性患者高於男性

　　毫無疑問，我得抑鬱症有一個很好的理由——丈夫離開了我。醫生診斷我得了反應性抑鬱症。我感覺整個人很灰敗，這感覺跟十年前我姐姐露絲的死給我造成的悲傷並不一樣。我甚至記得身體的症狀——嘴裡湧上來的金屬味，心臟怦怦跳，腎上激素突然激增，突如其來的恐慌席捲而來，以及末日到來厄運臨頭的感覺。

　　當不快樂的煙霧開始升起、瀰漫在我的世界裡並把我死死罩住時，幸好還有醫藥、治療、友誼和時間的流逝。世界上並不只有我得了抑鬱症，有很多像我這樣的人。事實上，我的很多女性朋友在四十多歲的某個時候被確診為抑鬱症，接受治療。我們不得不嘗試每一種療法和藥物，從常見的抗抑鬱藥到順勢療法、服用中草藥，以及更多的不同方式的治療。去年在最低谷的時候，我給一位好朋友打電話。即便我處於悲慘的中央，我也能分辨出她聲音中的焦慮。我說：「你在哪裡？」她說：「我在精神中心門診，等待著我的CBT檢查結果。」我問：「治療有效果嗎？」我知道在她因金融危機而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強烈焦慮後，醫生讓她參加了認知行為治療的一個療程。她回答：「沒有。那讓我感覺更糟，這個地方真讓我感到壓抑。」

　　如果統計數據正確的話，我和朋友們絕不是罕見的病患。數據表明，我們的情況還算好的。研究指出，四十歲的人患抑鬱症的風險是最高的，女性患病的比例遠遠高於男性。這之間的差別就是女性比男性更傾向於尋求治療。

　　抑鬱症成為時代病

　　我不能代表男性說話；但我對四十歲女性得抑鬱症的比例大幅度升高這一情況並不感到驚訝。從理論上來說，我們這一代婦女的情況是最好的。我們沒有像我們的祖母一樣生活在世界大戰的陰影中，或向她們那樣忍受司空見慣的嬰兒死亡事件。但也許人們對我們這一代婦女存在著不切實際的期望，人們認為我們應該在各方面都表現出能幹的品質，勝任妻子、母親、家務操持者等角色，還得自如地轉換為打工仔和職業女性，同時，我們還得證明我們的性魅力和性能力。具體而言，與我母親二十幾歲的時候相比，我很幸運地有一台洗衣機、一個滾筒式烘乾機，我不需要與洗衣桶和尿布打交道。但我不得不謀生、付房貸。由於受了女權運動的影響，我母親從來都不重視她和家人的外表。和1960年代以及1970年代的許多同齡女性一樣，我母親逃脫了做「房裡的天使」這一命運，她也不需要做外表時尚美麗的酷媽咪。她參加政治遊行，住在帳篷裡。如果你想拯救世界而不是已屆中年的皮膚，抑鬱症就不大可能襲擊你。

　　雖然我母親承受了離婚和女兒喪亡的悲劇，但她意志堅定，堅忍克己。她深知絕望是什麼滋味，但在她那個時代沒有抗抑鬱症藥這個勞什子，只有安眠藥。她只得依靠自己，在人生道路上與絕望作鬥爭並奮力前行。

　　不再空洞地「振作起來」

　　我永遠不會忽視抑鬱症中出現的那種純粹的恐懼，我也不會把空泛的「振作起來」當作最佳答案。對於真正的不快樂來說，這種答案顯得太油腔滑調。今年早些時候，我的一位朋友因為身陷嚴重的抑鬱症而自殺了。

　　但我相信，絕大部分四十多歲的女性會從抑鬱症中走出來，重新獲得平靜。現在我再也不對任何事情存在任何幻想了。我足夠老了，學習到了什麼叫生活的「火山爆發」，什麼叫婚姻破裂，什麼叫癌症擴散。我知道我還算是幸運的。去年的這個時候，我走在一條繁忙的道路上，一個路過的陌生人說著讓我感到最討厭的話：「振作起來，去愛。」那時我實在懶得回答。其實我應該說：「你說得對。一切都會發生，但只要活著，就得去愛。」

　　現在，5月來臨，大地回春，萬物欣欣向榮。我死去的姐姐的生日即將到了。我覺得活著是一件再也榮幸不過的事情。春天的花瓣將很快落下，蔚藍的天空將變暗，但我真高興現在能與花瓣和藍天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