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官員必須住在衙署內，出於履行職責、方便工作、環境安全和廉政保密等多方面的需要。據《東觀奏記》等史書記載，唐代宣宗時，崔郢任京兆尹，發生了「囚徒逸獄而走」事件，皇帝遂「命造京兆尹廨宅」於衙內，並嚴申「京兆尹不得離府」。因知這個制度至少在唐代就已經有了。《水滸傳》第二十一回，寫唐牛兒想幫助正被閻婆纏住的宋江脫身，撒謊說：「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著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閻婆立刻揭穿他道：「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和夫人吃酒取樂，有甚麼事務得發作?」這裡所謂「回衙」，就是回到鄆城知縣和夫人住房所在的內衙。所以這一段對話，也是宋代地方官員及隨任家屬都住衙門的佐證。這個制度，一直維持到明清。宜加說明的是，長官及其眷屬所住的院落，通常都是相對而言位置最好的所在，通稱「上房」;復以男女防嫌的緣故，其封閉性也很強，特別是女眷，一般是不走出來的。哲學家馮友蘭的父親曾在晚清時署理崇陽知縣，所以他也有過跟著父母居住後衙的經歷，其在《三松堂自序》裡回憶說——

　　進了宅門，往西邊拐，就是花廳，是縣官會客的地方。花廳西頭，有一個套間，叫簽押房，是縣官辦公的地方。花廳後邊，隔一個院子，就是上房。母親領著我們都住在上房裡面。還有廚房和其他零碎房屋，都在東邊的院子裡。這個格局和體制，大概各州縣衙門都是一樣。其實，如果是條件較好的衙門，內衙生活區內尚有池榭假山、涼亭台閣等人工景觀，供那些被圈在院子裡的太太小姐等女眷走動散心。如明代嘉靖《江陰縣志》卷1述江陰縣衙內的建築，就有若梅亭、練江亭、翠光亭、漾花池、蓮風閣等多種名色。

　　書吏們的宿舍，多蓋在衙署大堂以南、儀門以內的兩側。明代嘉靖《江陰縣志》記載縣衙建制，謂「吏胥居廬則分列六房廊捨之後」，有一定的代表性。又嘉靖《南寧府志》卷4記載該府所屬宣化、武緣、橫州、永淳、上思、隆安共兩州四縣的衙門建設，多有「吏捨」一項，可知吏員應住機關宿舍，在明代還是普遍現象。吏員宿舍的多少，大約同在編吏員的人數有關。如萬曆《營山縣志》卷2記縣衙建築共有「吏捨二十二間」，以每間居住三到四人計，推算該衙門約有七八十個在編制內的吏員。弘治《句容縣志》卷2記該衙門的建築，吏捨有40間，那麼其在編吏數就可以一百四五十人推度了。

　　吏員的宿舍，多處在夾院位置，居住條件比內衙要差得多。如正德《新鄉縣志》卷2述該縣衙署的吏捨，「牆不及肩，茅不蔽日」，不堪忍受者「甚有寄居市井的」，不過這又違背了嚴禁吏員在衙外住宿的制度。後來新知縣到任，「遂廢舊址，構新屋。以連計，七;以間計，六十有六，極為完美」。對吏員而言，此為碰上了關心下級生活的好領導;對領導而言，則是同時落實了規章制度，所謂兩全其美。不過制度都是寫在紙面上的東西，是否切實遵守又是一回事。比如《水滸傳》裡的宋江，不就是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包養了一個帶丈母娘的小蜜閻婆惜嗎?再往後他的同事張文遠也和閻婆惜姘上了，「如膠似漆，夜去明來」，又是一個不守規矩的好押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