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學者認為，張居正以天下為己任，不畏譏彈，敢於擔當，有傳統政治家的優秀政治品格，他是明朝中興的主要推動者和締造者。但從歷史大背景看，他的一些政策，實在談不上是改革。我認為，對張居正無限拔高的做法是不妥的。

　　張居正的改革，與同朝大多數官僚的治國理念並無不同

　　《明史·張居正傳》以「尊主權、課吏治、信賞罰、一號令」概括了張居正施政。也就是說，張居正是在原有的政治框架中，通過強化控制、加強管理達到行政目的。張居正與同朝的大多數官僚治國理念並無不同，他的前任高拱，主張整飭吏治，加強邊備、加強法制、加強理財，甚至自嘉靖後期以來的施政大都如此。張居正在政見上與高拱、徐階等人相比沒有什麼高明之處，只是他比那些人更強悍，更有政治手段，因而執行起來也更有成效。正因此，張居正在當時才得到普遍的讚揚。

　　張居正最值得炫耀的事就是所謂「民不加賦而國用足」。不加賦如何國用足?因為核准徵收賦稅的土地增加了，這主要得益於清丈土地。從根本上說，當時國家財富的增加並不是由於生產力的提高，而是因為官府控制的徵收賦稅的土地增加了。無疑，就徵收總量而言確實是加了賦的，而且這些賦稅最後的實際承擔者還是普通農民，地主有的是辦法把他們的負擔轉嫁到普通農民身上。

　　還有，萬曆頭十年的振興，也並非完全是因為張居正一當了首輔就立竿見影，當時所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在很大程度上是收穫了從嘉靖到隆慶年間所栽種的果實，是從徐階到高拱等一系列能臣多年努力的結果。張居正的歷史作用被誇大了。

　　至於一條鞭法的推行，張居正從中得到了過多的榮譽，也有可議之處。一條鞭法的產生和推行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並非一人一時之功。首先，一條鞭法不是張居正創造的，它是從嘉靖初年到隆慶年間由潘季馴、龐尚鵬、海瑞等人創立，先後在廣東、浙江等地推行並逐漸完善的。由於一條鞭法簡化了賦役手續，便於操作，受到各地方官的歡迎，不少地方官熱衷於推行一條鞭法，這種態勢經嘉靖後期、隆慶年間一直延續到萬曆初年。張居正直到萬曆九年(1581)才提出在全國推行一條鞭法。無疑，以張居正的身份，更利於一條鞭法的推行。但這也不過是順勢而行，「天下有不得不條鞭之勢，張江陵不過因勢而行之。」(《清經世文編》卷二十九，引自《明史研究論叢》第一輯任源祥文)張居正死於萬曆十年(1582)，並且旋即遭到反攻清算，而此時一條鞭法的繼續推行，就與張居正無關了。另外，一些人過大估計了一條鞭法的意義，說它促進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生發展云云。實際上，一條鞭法的主要意義在於簡化徵收手續。農民的負擔並沒有因此減輕。強行徵收白銀看似有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實則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而加強專制控制，則是張居正執政的主要特徵。這在施政理念上了無新意。強化專制權力，壓制不同意見，做到令行禁止，不論皇帝專制，還是首輔專制，其目的、結果都是一樣的。萬曆七年(1579)正月戊辰，根據張居正的建議，朝廷下詔禁毀天下書院。「是時士大夫競講學，張居正特惡之，盡改各省書院為公廨。凡先後毀應天府等處書院六十四處。」(《明通鑒》卷六十七)

　　禁止書院講學，隆慶年間，在高拱等人的推動下就已經開始了。(《國榷》卷六十六，隆慶四年三月《禁提學憲臣聚徒講學詔》)只是後來張居正的禁講學更為嚴厲、更徹底。張居正在書信中有一篇夫子自道，他說：「(講學)其徒侶眾盛，異趨為事，大者搖撼朝廷，爽亂名實，小者匿蔽丑穢，趨利逃名。嘉隆之間，深被其禍，今猶未殄，此主持世教者所深憂也。」(《張太岳文集》卷二十九，答南司成屠平石論為學)萬曆七年(1579)，張居正上《請申舊章飭學政以振興人才疏》，指斥講學是「群聚徒黨」、「空談廢業」，造成各級官員「寧抗朝廷之明詔，而不敢掛流俗之謗議;寧壞公家之法紀，而不敢違私門之請托」，因此他力主「不許別創書院」。(《張太岳文集》卷三十九)

　　講學一事，不論就其內容而言，還是參與人員而言，都可以說是魚龍混雜、良莠不齊。不過，士大夫對講學趨之若鶩，各種新說層出不窮，就講學活動本身和講學內容的主流而言，它反映的是社會的進步。如果說，大臣們畏懼輿論，甚至不惜對抗詔旨，蔑視官法，更反映出民間思想的覺醒和輿論力量的強大，這在思想史、社會史、政治史上都被認為是進步，而且已經得到廣泛的共識。然而，一些人為了拔高張居正，對他加強專制鉗制輿論的事，不是不提就是輕描淡寫。

　　張居正的施政幾乎沒有受到多少批評，被批評的是他的貪權、專權、個人操守和政治道德

　　以往，評價者為了突出張居正受到的攻擊，說他因是改革家，所以受到保守派的攻擊，把他形容為「改革家沒有好下場」的代表人物。其實是一種錯位的評價。張居正的施政幾乎沒有受到多少批評，因為以強化專制為核心的政策符合統治者的利益，他所推行的一套政策在當時是被普遍接受的。

　　張居正被批評的是貪權、專權。明人沈德符批評張居正把自己比為歷史上的霍光、宇文護一類人物，說他「要挾聖主，如同嬰孺，積忿許久而發。其得後禍已晚矣。」(《萬曆野獲編》卷九)《明史》批評他「威柄之操，幾於震主」。清朝四庫館臣評價張居正說：「要其振作有為之功，與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近人鄧之誠更明確指出張居正的「驕倨」，甚至「與人書自稱孤或曰不榖。上表乞休，而曰拜手稽首歸政。明明以攝自居。」(《中華二千年史》卷五，六，明代之政治)

　　張居正被批評的還有個人操守和政治道德，包括勾結馮保陰謀打倒高拱，捏造案件陷害異己，貪戀權位，乃至奢侈自恣，科場作弊，等等。

　　對張居正作出公正評價的歷史尺度

　　我不非難張居正的專權。在當時的體制下不專權就做不成事。而個人操守也不是我們評價政治家的主要依據。我們評價張居正，主要看他的政績和影響。無疑，他是明朝歷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具有傳統政治家的優秀的政治品格。他曾說：「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苟利社稷，生死以之。」真是大呂黃鐘般的錚錚之言。他教育、輔佐幼主十年，弼成萬曆初政，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堪稱一代良相。張居正利用專制權力，強化管理，振衰起弊，使明朝出現了短暫的中興，是少有的治世能臣，是傳統意義上的大政治家。

　　張居正對舊制度修修補補，使其得到加固，如同給垂死的舊制度服了一劑強心劑，延緩了它的壽命。但是，通過加強專制鞏固舊制度，是與當時迅猛發展的社會經濟和思想解放潮流背道而馳的。所以，張居正死後，社會變遷的潮流如同洪水沖決堤岸，不可阻擋，明朝歷史進入了轉型期。張居正成了最後的衛道士，歷史走向了他的反面。

　　(作者為毛佩琦 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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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居正評價諸說

　　海 瑞：「工於謀國，拙於謀身」。

　　王世貞：「器滿而驕，群小激之，虎負不可下， 魚爛不復顧」，「沒身之後，名穢家滅。」

　　李 贄：「江陵宰相之傑也，故有身死之辱。」

　　鄒元標：「江陵功在社稷，過在身家，國爾之議，死而後已。謂之社稷臣，奚愧焉!」

　　陳子龍：「江陵輔政十年，國帑余千餘萬」，「是時九邊晏然，內庫充積，後來五十年太平，此基之矣。」

　　萬斯同：「雖曰瑕不掩瑜，而瑕實甚矣」，「挾宮闈之勢，以驕蹇無禮於其主」。

　　劉獻庭：「明只一帝，太祖高皇帝是也;明只一相，張居正是也。」

　　梁啟超：「明代有種種特點，政治家只有一張居正。」

　　熊十力：「竊歎江陵湮沒三百年，非江陵之不幸，實中國之不幸。」

　　黃仁宇：「自信過度，不能謙虛謹慎，不肯對事實做必要的讓步」。

　　柏 楊：「他沒有公孫鞅當時的背景，和王安石所具有的道德聲望，更沒有觸及到社會經濟以及政治制度不合理的核心，他不過像一個只鋸箭桿的外科醫生一樣，只對外在的已廢弛了的紀律加以整飭。」

　　樊樹志：「近人由於對張居正的敬仰與同情，對這位『磊落奇偉之士』的另一面三緘其口，甚至為之百般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