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夏天有多熱?據《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記載，史上最熱的夏天出現於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當時，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師威暑。」天津：「苦熱,土石皆焦……」河北高邑：「薰熱難當，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山東高青：「大旱千里，室內器具俱熱，風炙樹木向西南輒多死」……

　　西周時期「七月流火」

　　儘管古代夏季氣溫資料極為缺乏、簡單，直到明清之後才開始豐富、詳細起來，但古代文人筆下有關「天太熱」的記述，多少彌補了氣象史料的不足。

　　古人形容夏天炎熱最出名的一句話，是「七月流火」。此說出自《詩經·國風·豳風》中的《七月》一詩，詩歌開頭即是，「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周代曆法中的第一個月與夏歷(陰曆)不同，是夏歷中的十一月份，比夏歷正好提前兩個月，也就是說「七月流火」，實際是形容夏歷的「五月天」，相當於現在公元陽曆的夏季六七月。從「七月流火」來看，西周時期的夏季氣溫確實不低，可能比現代要熱。

　　對這一解釋，不少飽學之士曾有異議。有人認為，《七月》所寫所記的是當時的農時農事，對四季變化與飛鳥、動物的關係很敏感。如「七月鳴鶪，八月載績」，鶪，即伯勞鳥，每年6月21日前後的夏至時節開始出現、鳴叫，冬至去，古人稱此鳥為「司至之鳥」。所以，三國時魏國儒學大師王肅談及《七月》一詩時稱：「蟬及鶪皆以五月始鳴，今雲七月，共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王肅的言下之意是「七月流火」實為「五月流火」。

　　「七月流火」被現代人用來形容天氣炎熱，也曾引發頗多質疑。2005年7月12日，台灣新黨黨主席郁慕明到中國人民大學演講，校長紀寶成在致辭時便說，「七月流火，但充滿熱情的豈止是天氣」。紀寶成的致詞旋即遭到炮轟，稱人大校長「沒文化」。質疑者的理由是，「七月流火」為七月大火星西去的意思，表示「暑氣漸退，天氣轉涼」。

　　據考，把「火」理解為「大火星」，最早是東漢史學家班固在其所撰的《漢書·律歷志》中的學術觀點，此後便被持「大火星說」者據為經典。其實，班固的觀點也僅是一家之言。因為從「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來看，《詩經》中的原意可能的確是指天熱，表示「七月還很炎熱，九月就已秋涼」。《詩經》成書於周代，其收錄詩歌的創作時間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時期，除了在西周早期有過短暫的寒冷期之外，大部分時間都比較溫暖，夏季氣溫比現在約高2℃。而且《詩經》中的詩歌采自民間，如果說創作者那時就知道「大火星」一說，並無證據。因此「七月流火」在《詩經》中的原意未必是說「天氣轉涼」，反而可能就是形容「天氣炎熱」。

　　退而言之，即便「七月流火」有天氣轉涼之意，也側面說明西周時期的夏天非常炎熱，不然詩人怎麼會有天氣轉涼、氣溫下降的深切感受?

　　南宋嘉定八年

　　「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在氣象學上，一般以日最高氣溫達到或超過35℃作為高溫的標準，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溫，稱為「熱浪」，屬於氣象災害，古人稱為「熱災」。從《中國氣象災害大典·綜合卷》的統計分析來看，熱災相對其他自然災害並不是太多，與「霜災」並列，約占總數的1%。

　　氣候學家竺可楨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公元1900年以前，中國氣候史上出現過四個「溫暖期」，相應的也有四個「寒冷期」。除公元前1100年之前的第一個溫暖期持續時間很長外，其他三個總是交替出現。

　　相對來說，熱災多發生在氣候「溫暖期」內，明顯多於寒冷期。如從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個溫暖期內，夏季極端高溫天氣就較多。

　　對這一解釋，不少飽學之士曾有異議。有人認為，《七月》所寫所記的是當時的農時農事，對四季變化與飛鳥、動物的關係很敏感。如「七月鳴鶪，八月載績」，鶪，即伯勞鳥，每年6月21日前後的夏至時節開始出現、鳴叫，冬至去，古人稱此鳥為「司至之鳥」。所以，三國時魏國儒學大師王肅談及《七月》一詩時稱：「蟬及鶪皆以五月始鳴，今雲七月，共義不通也。古『五』字如『七』。」王肅的言下之意是「七月流火」實為「五月流火」。

　　「七月流火」被現代人用來形容天氣炎熱，也曾引發頗多質疑。2005年7月12日，台灣新黨黨主席郁慕明到中國人民大學演講，校長紀寶成在致辭時便說，「七月流火，但充滿熱情的豈止是天氣」。紀寶成的致詞旋即遭到炮轟，稱人大校長「沒文化」。質疑者的理由是，「七月流火」為七月大火星西去的意思，表示「暑氣漸退，天氣轉涼」。

　　據考，把「火」理解為「大火星」，最早是東漢史學家班固在其所撰的《漢書·律歷志》中的學術觀點，此後便被持「大火星說」者據為經典。其實，班固的觀點也僅是一家之言。因為從「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來看，《詩經》中的原意可能的確是指天熱，表示「七月還很炎熱，九月就已秋涼」。《詩經》成書於周代，其收錄詩歌的創作時間可能更早至殷商，而自殷商到春秋時期，除了在西周早期有過短暫的寒冷期之外，大部分時間都比較溫暖，夏季氣溫比現在約高2℃。而且《詩經》中的詩歌采自民間，如果說創作者那時就知道「大火星」一說，並無證據。因此「七月流火」在《詩經》中的原意未必是說「天氣轉涼」，反而可能就是形容「天氣炎熱」。

　　退而言之，即便「七月流火」有天氣轉涼之意，也側面說明西周時期的夏天非常炎熱，不然詩人怎麼會有天氣轉涼、氣溫下降的深切感受?

　　南宋嘉定八年

　　「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在氣象學上，一般以日最高氣溫達到或超過35℃作為高溫的標準，如果多天在35℃及以上高溫，稱為「熱浪」，屬於氣象災害，古人稱為「熱災」。從《中國氣象災害大典·綜合卷》的統計分析來看，熱災相對其他自然災害並不是太多，與「霜災」並列，約占總數的1%。

　　氣候學家竺可楨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公元1900年以前，中國氣候史上出現過四個「溫暖期」，相應的也有四個「寒冷期」。除公元前1100年之前的第一個溫暖期持續時間很長外，其他三個總是交替出現。

　　相對來說，熱災多發生在氣候「溫暖期」內，明顯多於寒冷期。如從隋唐到北宋初年的第三個溫暖期內，夏季極端高溫天氣就較多。

　　唐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春夏大旱，粟麥枯槁」。《舊唐書·德宗紀》上稱，這一年「夏，熱甚」。通俗說來，就是這個夏天太熱了。

　　五代後梁開平二年六月辛亥(公元908年7月17日)，《舊五代史·梁書·太祖紀四》記載，這天是「亢陽」，意思是太陽太厲害了，也就是老百姓說的「毒太陽」。

　　這樣的極端天氣在北宋初年較多，而且宋代詩中多有描寫。如孔武仲《伏中作二首》「酷暑已旬日，熏炙勢自如」;陳造《立秋日》「酷暑如酷吏，頃刻不可對」……

　　宋至道二年(公元996年)，「六月，大熱，民有渴死者」;宋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四月丁卯「隆暑」，六月壬午「人多渴死」。

　　在公元1400年以前，高溫熱浪天氣涉及範圍最大的一次，發生於南宋嘉定八年(公元1215年)。當時的皇帝是趙擴(寧宗)，今河南、安徽、江蘇、湖南等省份均遭受熱災。這一年又恰逢大旱，災情嚴重。《宋史·五行志二》上有這樣的記載：「五月大燠，草木枯槁，百泉皆竭。」

　　「燠」的本意是溫暖，史書上稱「大燠」，則是「太熱了」。因為對水的需求過於旺盛，「行都斛水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放在眼下，這一杯水能值10元人民幣，那時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貴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眾」。

　　清乾隆八年

　　「京師威暑」河北高邑「日中鉛錫銷化」

　　然而，嘉定八年並不是中國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史上最熱的夏天出現於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從《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第三卷「清代氣象記錄(上)」中可以看到，這一年高溫幾乎涉及半個中國，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等整個華北地區異常炎熱，可以說是超級酷暑。有關乾隆八年極端炎熱記錄，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記錄，茲錄幾條如下——

　　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師威暑。」(《續東華錄》)

　　天津：「五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同治《續天津縣志》)

　　河北高邑：「(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熱難當，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人多渴死。」(民國《高邑縣志》)

　　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京師更甚，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乾隆《浮山縣志》)

　　山東高青：「大旱千里，室內器具俱熱，風炙樹木向西南輒多死。六月間，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熱死。」(乾隆《青城縣志》)

　　由此可見，當時的整個華北地區完全進入「燒烤模式」。《續東華錄》中使用了「威暑」來記錄當時的高溫，天氣熱得像發了威要吃人的老虎，來勢兇猛。

　　「燠」的本意是溫暖，史書上稱「大燠」，則是「太熱了」。因為對水的需求過於旺盛，「行都斛水百錢，江淮杯水數十錢」。放在眼下，這一杯水能值10元人民幣，那時老百姓收入低，哪能喝得起「貴如油」的水?以致「渴死者其眾」。

　　清乾隆八年

　　「京師威暑」河北高邑「日中鉛錫銷化」

　　然而，嘉定八年並不是中國歷史上最熱的夏天，史上最熱的夏天出現於乾隆八年，即公元1743年。從《中國三千年氣象記錄總集》第三卷「清代氣象記錄(上)」中可以看到，這一年高溫幾乎涉及半個中國，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山東等整個華北地區異常炎熱，可以說是超級酷暑。有關乾隆八年極端炎熱記錄，在所涉地的史志上均有記錄，茲錄幾條如下——

　　北京：「六月丙辰(7月25日)京師威暑。」(《續東華錄》)

　　天津：「五月苦熱,土石皆焦，桅頂流金，人多熱死。」(同治《續天津縣志》)

　　河北高邑：「(五月廿八(7月19日)至六月初六日(7月26日)薰熱難當，牆壁重陰亦炎如火灼，日中鉛錫銷化，人多渴死。」(民國《高邑縣志》)

　　山西浮山：「夏五月大熱，道路行人多有斃者，京師更甚，浮人在京貿易者亦有熱斃者。」(乾隆《浮山縣志》)

　　山東高青：「大旱千里，室內器具俱熱，風炙樹木向西南輒多死。六月間，自天津南武定府逃走者多，路人多熱死。」(乾隆《青城縣志》)

　　由此可見，當時的整個華北地區完全進入「燒烤模式」。《續東華錄》中使用了「威暑」來記錄當時的高溫，天氣熱得像發了威要吃人的老虎，來勢兇猛。

　　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況最糟糕。當時法國教士A.Gaubil(中文名「宋君榮」)正在北京，他在日後寄往巴黎的目擊報告中寫道：「北京的老人稱，從未見過像1743年7月這樣的高溫」;「7月13 日以來炎熱已難以忍受，而且許多窮人和胖人死去的景況引起了普遍的驚慌。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爾後在路上、街道或室內被發現，許多基督徒為之禱告」。

　　當時北京總共熱死多少人呢?宋君榮引用當時朝廷官員的統計稱，「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內已有11400人死於炎熱。」實際被熱死的人數當不止這些，加上其他地區，死人之眾可想而知。

　　史上最熱夏天的溫度到底有多高?根據中國氣象局國家氣候中心古氣候研究室主任、氣候變化研究首席專家張德二的研究換算，1743年7月20日至25日下午的氣溫值，均高於40℃。其中以7月25日的溫度值最高，達到了驚人的44.4℃。

　　這一極端高溫紀錄至今未被超過，民國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和公元1999年夏季，華北先後出現了兩次極端高溫紀錄，分別為42.6℃、42.2℃，低乾隆八年2℃上下。

　　古人如何應對

　　極端高溫天氣

　　據統計，在公元1911年以前的1000年間，中國歷史上典型的「炎夏」有19次。遇到如此極端高溫天氣咋辦?宋人釋子益的選擇是，「北窗一枕黑甜余，細聽松風雜流水」，這即是古人「戰高溫」的一種態度。當然，朝廷也會採取相應措施。雖然沒有高溫預警機制，但官府會讓老百姓減少外出和勞作，給受災人口補助，以幫助大家過夏天。如《宋史·真宗紀二》中記載，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六月，盛暑，減京城役工日課之半」。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皇帝趙恆(真宗)親自下聖旨，在京城的打工者每天工作量減少一半。

　　在「熱災」發生時，有的朝代還會開展慈善和救濟活動。如唐貞元十四年，朝廷便「出太倉粟賑貸」;在史上最熱的乾隆八年夏天，乾隆皇帝曾命令有關官員採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門發放藥物」，以減少中暑和死亡。

　　此外，過去迷信認為，出現極端天氣是天神對人間君主的警示和懲罰。因此有的皇帝會檢討自己的施政過失。一是懲罰自己，減少飲食，即所謂「減膳」。如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六月「炎旱」，《魏書·天象志》記載，當時的皇帝元詡(孝明帝)便是「減膳」。二是「慮囚」，即複審牢裡的囚犯，糾正冤假錯案。《新唐書·高宗紀》記載，李治(高宗)當皇帝的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七月，天氣特熱又遇大旱，李治除了「減膳」，還「遣使慮囚」。

　　連皇帝都「檢討」了，如果主政官員在高溫季節犯有過失或不作為，當然更要被問責。唐貞元十四年夏天，皇帝李適(德宗)曾將犯有瀆職過失的長安市市長(京兆尹)韓皋撤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