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明君與賢臣的背後有著複雜的因素。歷史的真相是，初唐時期的政治、民族、經濟關係，特別是山東問題，決定了兩人的微妙關係。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四日,李世民玄武門之變中殺掉了李建成和李元吉，後又誅殺其子侄十餘人,奪得皇位繼承權。同年八月,李淵被迫讓位於李世民。李世民一方面令人修纂國史,讓國人認識自己繼承大統的合法性;另一方面,為減輕自己殺兄逼父的心理壓力,並迅速緩和他即位之初的複雜形勢,對原太子東宮集團中的人物,大多予以起用。特別是魏征,比其在原東宮府更受重用。那麼,李世民對魏征及原東宮附屬為什麼不像對其兄弟子侄那樣趕盡殺絕,是否像一些史家所言是李世民知人善任、重用人才?事實上情況並非如此簡單,而是與貞觀初期的政治矛盾、經濟形勢、民族關係密切相關。

　　唐初政局的動盪,也使得南北朝以來本就尖銳的民族矛盾更為突出。東北地區,高麗虎視遼東。西北地區,突厥、吐谷渾不斷寇邊,內犯勢頭尤以突厥為烈。但李世民深知,之所以暫時不能與突厥發生正面衝突,就是因他「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不具備和突厥大規模作戰的條件。在此情況下,李世民要想解決這些問題，一定要先穩定山東，因為山東不僅是解決西北問題的關鍵而且對關中也有影響。要想穩定山東，就一定要控制山東的士族勢力。而最能牽制山東士族勢力的就是山東豪傑了。山東豪傑就是隋末山東農民起義軍的大小領袖，這些人在降唐之後大都轉化為庶族地主，他們和山東士族在政治、經濟利益上有根本衝突。如果充分利用他們，使之和山東士族互為牽制，就能取得山東的暫時穩定。而魏征又是最能代表山東庶族集團即所謂山東豪傑利益的人物之一。魏征不僅參加了瓦崗起義，而且又是原東宮集團的主要謀臣之一，這種特殊的經歷不僅使其成為山東豪傑的聯絡人，而且也成為東宮集團的代言人。如果李世民殺掉魏征，就會導致這兩大勢力的不安和反對，從而失去山東豪傑的支持而無法處理好山東問題。所以唐太宗認為他們是「各為其主，是可以原諒的，赦免了他們的死罪，並可使他們感恩」。

　　如此才可能重新認識李世民、魏征二人之間的關係。魏征隨李密降唐後，「久不見知」，於是「自請安輯山東」，擔負起收編各地義軍的重任。發一書而降李世責力，並先後使李世責力、竇建德部下曹旦及齊善行等歸降李唐。魏征在山東豪傑中的影響就充分顯示出來。故而玄武門之變後不久，李世民就立即委任魏征以「安輯河北，許以便宜從事」之重任。魏征在安撫河北時，亦極力保護山東集團中的精英。

　　如何使目的實現，魏征是經過一番深思熟慮的。他洞穿了李世民的心理，看到了唐初各種矛盾的焦點所在。利用自己為諫議大夫之機，積極進諫，以「居安思危」之語打動李世民。魏征深知:「自古上書，不急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語，聖人擇焉」。這也正是時人認為他「精通群書，頗明王霸之術」、「素有膽氣，善得人主意」的根本原因之所在。魏征多次進諫於李世民，指出隋亡的根本原因就是「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要求李世民以亡隋為鑒。楊隋之亡，與重役山東，攻伐高麗密切相關。而李世民經略關中，安撫山東，亦無不是為與高麗作戰做準備。一旦重與高麗開戰，山東所受賦役又必然加重。這是山東集團所反對的，也是魏征最不願看到的。

　　為擴大山東集團在唐中央的實力，取得部分關隴集團成員的支持，魏征先後向太宗推薦侯君集、杜正倫、褚遂良，並特別指出侯君集、杜正倫有宰相才，使他們受到李世民的重用。魏征與王珪的關係也非同一般，這從每當王珪進諫李世民之時魏征必然附和，魏征進諫時王珪也同樣附和就可清楚看出。特別是杜、褚二人，對李世民的言行是「必書」、「必記」，達到了魏征所期望的使李世民「不為非法」的目的。

　　李世民對魏征的心理活動也極為清楚，看到了魏征的背後有龐大的山東集團做後盾，而自己又「即位日淺，國家未安」，必須協調各種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使自己時時處於「居安思危」的狀態，保持清醒的頭腦，因而接受魏征的「犯顏」進諫亦就不足為奇了。為取得山東集團的支持，維護統治，位居九五之尊的李世民不斷遭到臣下的「犯顏」，而且要把不滿深深地隱藏在心中。

　　《貞觀政要》全書記載的李世民與魏征等臣子所論之事，大抵為居安思危、如何守成之說。這恰恰是李世民穩定局面，由亂入治所需要的。李世民深知，隋煬帝處處專斷的一言堂，雖「勞神苦行，未能盡於合理」，結果葬送了隋王朝。前車之鑒也使得李世民必須聽到不同的意見。更何況魏征的多數諫辭，除有居安思危成分外，還可起到抬高李世民聲威的作用。如每當李世民責怪魏征進諫的直言時，魏征就云:「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國並喪，空有其名」。如此之語，亦就引出了李世民「征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然而在重大實質性問題上，李世民就獨斷專行，不會接受魏征的諫言，魏征亦多取迴避之法。

　　魏征的聰明，就在於他看到了李世民虛心求諫、重用人才的表象後面隱藏著本身固有的疑懼、殘忍及獨斷，也看到了李世民急於在眾人面前刻意修飾自己，以掩飾自己殺兄逼父之非。這些從貞觀時期李世民的言行中可以清楚看出。而李世民後期由於功德圓滿和對山東集團的成功打壓，所以殺掉侯君集、逐杜正倫。對魏征，也在他死後「罷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此時二人的關係才從「求諫」、「直諫」的重重迷霧之中露出了原本互為所用的實質關係。

　　《舊唐書·魏征傳》載侯君集被誅，杜正倫遭逐後，「上始疑征阿黨」，但實際上並非在魏征死後李世民才懷疑魏征「阿黨」，而是一直就有所覺察，只因種種因素的制約，始終隱忍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