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來得有點突然，做為唐穆宗的第五個兒子，唐敬宗和唐文宗的弟弟，王爺李炎眼看著大唐皇帝寶坐在哥哥們的屁股下面挪來挪去，原想著自己沒這個福分，只能以錦衣玉食的王爺身份終老一生，卻沒有想到在哥哥文宗死後，會在宦官和後黨們的利益博弈中鬼使神差的成為了唐王朝第十五任CEO。歷史上的唐武宗因為崇道滅佛而被人們記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武宗李炎還是中晚唐那些懦弱昏庸的皇帝中，一位極少見的頗有作為的皇帝，尤其是他對於吏治的整頓，即旗幟鮮明的反對腐敗，在帝國的廉政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武宗原來叫做李瀍，李炎是他死前十幾天才為自己改的名字，這個名字比較通俗，再加上武宗主政以後政治改革方面的風風火火，我們就叫他李炎好了。李炎這個人不簡單，身材高大，面相威猛，李唐家族返祖現象在他身上充分顯現。因為長期耳聞目睹宮廷政治鬥爭的慘烈，所以其性情豪爽剛毅，喜怒不形於色。武宗很有政治手腕，因為皇位得益於大宦官仇士良和魚弘志的鼎立相助，所以他即位以後採取欲擒故縱的方法，然後不動聲色的剷除了這些威脅皇權的政治毒瘤，李炎最大的好處是虛心納諫，並且知人善用，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君臣之間相得益彰大刀闊斧的吏治整頓就此拉開了序幕。

　　唐武宗李炎整頓吏治，反對官員腐敗主要有以下幾大措施。

　　一是裁撤冗員，對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員不遺餘力的進行裁減，唐朝自武周朝以來，特別是武則天鼓勵告密，並給告密者許以高官厚祿以後，因為合法官位不夠，於是又增加了大量的只領俸祿不干實事的裡行、拾遺、補闕、御史等閒官差，致使朝廷上下充斥著大量冗員，既使政府辦事效率低下，又使帝國公務開支龐大，唐帝國已經到了入不敷出，財政枯竭的地步。會昌四年，即公元844年，唐武宗聽從國家總理大臣李德裕上書建議，全國一下子裁減了各級冗員2000多人，按照唐朝時全國人口和官員比例來看，這個數字還是比較驚人的，此項改革牽一髮而動全身，中國最難的改革是什麼?是針對人的改革，想想我們現在的步履維艱的人事制度改革，就可想而知武宗對於吏治改革的決心和魄力。

　　二是以高壓政策，嚴刑峻法反對官員貪腐。這是武宗吏治改革最突出的內容最主要的表現形式，亂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極其嚴峻，尤其是對貪官污吏的懲治，基本做到了從重從嚴，雷霆萬鈞，且絕不故息養奸，這與武宗還是穎王時耳濡目睹朝廷上下貪污賄賂成風，官員沆瀣一氣有關。不反腐敗，唐王朝舉步維艱，反腐敗，帝國則有可能走向新生。開成五年，即公元840年，武宗即位伊始，在大赦天下的詔書中就明確宣佈，除十惡、叛逆、殺人和官員貪贓外，一切皆可赦免。將官員貪贓與謀反和十惡不赦大罪並列，顯示了武宗反腐的決心和力度。李德裕當了宰相以後，全國開始大範圍的反腐肅貪，公元841年正月，武宗再次下詔，要求全國執行統一標準，凡文武官員貪贓絹三十匹者，一律處死。二月再下詔，凡官員貪污滿千錢者，處以極刑。武宗李炎在位六年，自始至終保持了肅貪政策的連續性。

　　三是嚴禁官員借婚喪嫁娶大肆斂財。這一條與現行中紀委有關規定不謀而合，而武宗李炎很可能是歷史上最早的首創者。會昌元年即公元840年11月，御史台上書皇帝武宗，說京城文武百官以及平民百姓皆以喪葬事宜，逾越禮法，靡費錢財，奏請皇帝禁止此種流弊。武宗在當王爺時就深知此種官場風俗，極易導致官員們變相行賄受賄，藉機斂財，而敗壞吏治。這種請客送禮風還有可能使官員相互勾結，深陷朋黨之爭。於是下旨，限制官員借婚喪嫁娶事宜叨擾民眾，嚴禁藉機斂財，損壞政風民風，這是武宗明確要求官員廉潔從政的又一舉措。

　　四是嚴禁官員從事高利貸和典當行業，不准與民爭利。會昌五年，即公元485年，武宗下詔「古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人爭業，然後利可均布，人可家足。如聞朝列衣冠，代承華胄，或在清途，私置質庫，與人爭利。今日以後並禁斷。仍委御史台察訪聞奏。」唐朝時有官辦高利貸機構，禁止官員私放貸款，可以增加國庫收入，這可能是武宗的真實想法。但官員放貸，顯然有權錢交易的弊端，官員還可以利用手中職權胡作非為，並對民間正常的借貸產生巨大影響和衝擊，擾亂唐朝金融市場。武宗嚴辭禁止，客觀上起到了保護民眾以及促使政府公務員廉潔從政的作用。

　　五是實行高薪養廉，對官員發放「養廉銀」。傳統認為清朝的官俸較少，所以雍正皇帝才想出了這個招術，以「養廉銀」緩解官員收入過少的窘狀。其實中國歷史上不少朝代都採用過此招，現代術語叫做高薪養廉。唐朝官員收入也不高，而且許多地方即使微薄的薪金也未發放到位，這就直接影響到了官員從政的積極性，並為貪腐造成口實。武宗敏銳的發現了這個問題，並制定措施及時穩定官員隊伍。其一，要求國家有關部門嚴格官員薪俸發放，及時兌付。二是給官員加薪，在原來基礎上發放兩月俸祿，促使官員奉公守法。其三，提高邊遠貧窮地方官員待遇，改變國家公務人員只想做京官不想去偏僻之地現狀，並為此專設觀察使監督執行。其四國家借款給官員償還債務。給官員加薪，雖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官員貪污腐敗的問題，但是對武宗朝吏治清明的積極促進作用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