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一次軍委常委會議上，毛澤東說：「聶榮臻是個厚道人。」

不久，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懷，在一次軍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的那句話，彭老總說：毛主席說「聶榮臻同志是個厚道人」。我再加一條，用我們湖南話說：榮臻同志是個「驢駒子」，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彭老總所說的「驢駒子」，就是北方的小毛驢。毛驢吃得少，幹得多，走得遠，能負重，和後來人們常說的「老黃牛」很相近。彭老總的意思是，毛主席給了父親這麼高的評價，父親可以滿足了。

據楊成武將軍回憶，1967年7月下旬，毛澤東當時在南方巡視，他向毛澤東請示出席「八一」建軍節四十週年招待會的人員名單時，毛澤東指示，軍隊幾位元帥都要出席招待會，並對幾位元帥作了評價，談到我的父親時，毛澤東又說道：「聶榮臻是個厚道人。」

這是毛澤東第二次這樣評價我的父親。

對十大元帥，毛澤東基本上都有過評價。比如他評價彭德懷：「誰敢橫刀立馬，惟我彭大將軍。」他評價葉劍英：「諸葛一生唯謹慎，呂端大事不糊塗。」等等。

毛澤東對我父親的這個評價，很多瞭解、熟悉父親的人，都認為是很中肯的。在他們眼裡，父親對黨無限忠誠，大局觀、組織紀律觀念很強，作風正派，為人忠厚，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溫良謙恭讓，遇事敢於承擔責任，顧全大局，不爭功，不諉過。尤其他從來都是光明磊落，胸懷坦蕩，不搞陰謀，更不背後整人。

范濟生、劉長明、甘子玉、周均倫、陳克勤這些老秘書，跟隨父親許多年，他們有一個最大的感受，就是父親從不背後議論人，更不隨便說人家的壞話。對人對事，他都是寬厚的，有仁義心腸。

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光明正大者與搞陰謀詭計者的鬥爭，可以說從來沒有停止過。遠的不說，近的也不說，只說「文革」——林彪一夥，江青一夥，康生、陳伯達之流，便是搞陰謀詭計的代表。他們靠的就是挖空心思背後整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些人最大的特點，就是極度的陰險、自私和狠毒。

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但他看人往往能一針見血，有超越常人的一面。他評價我的父親是厚道人，不會是憑空臆想出來的。他一定是通過很多的細節觀察出來的。在他主政的漫長歲月裡，少不了有人到他面前爭寵、爭功、告狀、揭發，明哲保身，壓別人抬自己。他一定發現了，那個叫聶榮臻的人總是很謙遜，總是很含蓄，總是不去說別人的壞話，總是少說多幹，能忍則忍，謹慎為佳。

因此，毛澤東發出那樣的評價，也就自然而然了。

父親是個敢於承擔責任的人，遇到事情，別人不敢站出來，父親敢於站出來，功勞是別人的，責任是自己的。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1936年東征回到陝北後，在大相寺會議上坦然認錯。

1944年，晉察冀開高幹會議，進行整風。會上，有人給父親提了不少意見，這裡面有很多是過頭話，是不實之詞，甚至有些是人身攻擊。這給在延安參加整風的父親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父親的情緒一度低落。抗戰結束，他回到晉察冀，那些說過他壞話的人，誠惶誠恐，生怕挨整。可是父親一律不計較，該使用就使用，沒聽說哪個人受到打擊排擠。肖克回憶說：「他對那些同志，始終採取與人為善的態度。所以，他在老同志那裡有這樣一句看來很平常卻又極難得的評價：聶榮臻不整人。」

解放初期，父親代理總參謀長時，有一天，毛澤東把他叫了去，一見面就猛批，原因是毛澤東認為一封比較重要的電報，沒經他看，總參就以軍委名義批發了。毛澤東嚴厲地說：「以後不能越權，凡是以軍委名義發的電報，一律先送給我看以後再發。」

父親當時就知道，毛主席批錯人了，但他卻沒有吭聲。

後來，工作人員在翻查前一階段的電報時，發現毛澤東批評的那封電報是軍委辦公廳主任張經武以軍委名義下發的，而不是父親批發的。也就是說，父親替張經武挨了批。有人怪父親，為什麼不和毛主席講清楚，背了黑鍋。父親說，講什麼呀？以後都注意點，不再出現這種事就是了。

張經武得知事情的真相後，大為感動，說：「聶總這個人，真好。」

范濟生秘書還記得，五十年代初，有一天，幾位老總在中南海居仁堂開會，開著開著，彭德懷、陳毅突然拍了桌子，大發雷霆，批評總參的某些問題。事實證明，那不能算是總參的問題，都怪到總參頭上，是不對的。總參的那二十幾個人，當時是最辛苦的，整天累得頭暈眼花，換了別人，受到這樣的冤枉，可能早就跳起來了。可是，我的父親卻一聲不吭。會場外的雷英夫、安東、范濟生、劉長明等人急得不行。

散會了，雷英夫、安東、范濟生等人圍著父親，怪他為何不聲辯一下。父親說，彭總、陳總都在氣頭上，沒必要頂牛嘛。再說，我們的工作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聽聽人家的不同意見，有好處嘛。個人受點批評誤解，算不了什麼。

父親常說，遇到事情，要敢於負責，敢於承擔責任，不能上下推諉。

父親的得力助手、擔任過總參辦公室主任的安東生前曾說過：「聶總是厚道人，老實人，受人誤解，甚至代人受過，自己也不去辯白。」

1967年初，「大鬧懷仁堂」時，父親對林彪、江青一夥不分青紅皂白，打擊迫害幹部子弟，表示十分憤慨，他說：「你們縱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鬥他們，這種『不教而誅』的做法是極其錯誤的！你們不能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搞落井下石，這就是不安好心！」

不久，康生卻指責葉劍英，說葉曾經講過，中央文革對高幹子弟「不教而誅」。葉劍英感到奇怪，閒聊中說，他不記得自己講過這句話。父親對他說：「這句話是我說的，怎麼扣到你的頭上啦？」

父親後來專門給毛澤東、林彪寫了一封信，澄清這句話是他說的，與葉劍英沒有關係。這讓葉帥很受感動。「二月逆流」的參與者被林彪定性為反革命集團後，父親因心臟病住進醫院，葉帥給我母親打電話，讓他轉告父親，說：「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聶總，我們不是搞陰謀的人。」父親與葉帥的關係一直很好，他們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心有靈犀，這也是粉碎「四人幫」前後，國家命運最緊要的關口，他們能夠默契配合的最重要的原因，否則，父親怎麼敢讓楊成武傳話？弄不好是要掉腦袋的。

一些「文革」期間曾經整過父親的人，父親後來也沒有為難他們。他說，事情過去就算了，當時情況複雜，黑白顛倒，做錯點事，有時難免。

瞭解一個人需要漫長的過程，就像品一壺老酒，越品越有滋味。父親大概就是個經得起品評的人。

父親絕不是那種沒有原則的「老好人」、「和事佬」、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他是非常講原則的，大是大非面前從不含糊。對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問題，他總是認真研究思考，從不人云亦云，隨聲附和，也不因有某些因素而輕易改變自己的觀點。當年搞「兩彈」，中央上層要下馬的呼聲很高，父親認為堅決不能下馬，所以他寧可得罪人，也頂著繼續攻關，最終堅持下來了。

他尤其注意組織原則，在中央對某一問題有了決定，或有了統一的看法時，他就絕不再講個人的不同意見，也不對外暗示自己有不同的看法，他堅決貫徹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因為這是中國共產黨勝利的保障。

父親的厚道還表現在，他總想把困難留給自己，把方便給予別人。老一輩的一些科學家們一直忘不掉，當初籌備五院時，哈軍工的專家教授們最早來北京報到，當時五院還沒有個正式辦公處所，專家們住在哪裡呢？父親一時犯愁了，給專家們租旅館住，他們堅決不幹，大家都以艱苦奮鬥為榮，怎麼能隨便花錢住旅館？臨時找點簡陋房子安排他們住下了，父親深感過意不去，於是他決定把自己的住處騰出來給專家們住。記得那時母親和我都支持父親這樣做。我們準備臨時去三座門招待所暫住。雖然後來專家們堅決不同意這樣安排，讓房的事沒有成，但是，經歷過這件事的人卻一直記在了心裡。

父親的厚道還體現在嚴於律己。20世紀60年代初，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葉群當了他的辦公室主任，中央軍委和總部領導人的辦公室，也陸續安排了首長夫人擔任辦公室主任。1962年的一天，軍委辦公廳主任肖向榮來到我家，對父親說：「現在首長夫人都回來擔任首長辦公室主任了，可是你這裡的主任還是范濟生，范濟生已經到國防科委任辦公室主任、副秘書長，你的辦公室就讓瑞華同志回來當主任吧！」

肖向榮還說：「只要瑞華同志同意回來當辦公室主任，一切手續都由我來辦。」

秘書們心裡也很贊成，因為別人家都是這麼幹的，順理成章。可是，父親考慮片刻，口氣堅決地說：「不要回來，她一直在地方工作，30年代就在地方工作，她沒有在部隊幹過事，她到軍隊來幹什麼？」又說：「她不懂軍事，回來幹什麼？」

就這樣，父親把這件事給頂回去了。母親一直在中組部工作到退休。

母親是個老資格，1952年定行政級時，她就是8級幹部，直到她1995年去世，仍然是8級幹部，半輩子沒調過級，父親身邊的工作人員也覺得不合適，想給上級反映，父親批評說：「這是組織上的事情，你們不要管。錢夠用就行了，什麼級不級的。」

父親對家人的用車有著嚴格的規定，他不准我們（包括母親）隨便用公家的車，我記得，五六十年代，母親總是每天一大早就趕公共汽車到中組部上班，還自己帶飯。有一次乘車時，太擁擠了，母親被擠下來摔在馬路邊，額頭腫了一個包，可她仍然堅持乘公共汽車。她對我說：「你爸爸的車，不該我們坐。我們坐上了，心裡也不踏實。」

關於乘車，我身上也發生過一個有趣的故事。五十年代我在師大女附中讀書時，一個寒

冷的冬天，雪下了一夜，地上的雪近半尺厚。早晨，我推出單車去學校趕早自習，范濟生秘書看見了，決定派父親的吉普車送我。我就是不同意，說：「爸爸說過多次，不讓我坐他的車。再說，同學看見影響不好。」范秘書擔心路滑難行，就對警衛員使個眼色，警衛員趁我不備，把單車鎖上，拿著鑰匙跑開了。司機怕發動汽車引起父親注意，叫范秘書等人幫著把車推到街上。我無奈只好上車。車到西單皮褲胡同口，離學校還有很遠一段距離，我怕被同學發現自己搞特殊，堅決要求下車，然後挽起褲腳，踏著沒腳的雪去了學校。

在家裡，父親對我們這些晚輩，一貫要求嚴格，他對某些高級幹部子女為非作歹而家長又百般包庇縱容，十分反感，曾大力呼籲「今後考核幹部時，也把他對子女的教育情況列為德才表現之一，認真考核。把這一問題看得重些，才能引起足夠的注意」。又說：「如果不正之風在家庭裡代代相傳，那就不要多久，我們民族的精神、黨的優良傳統都將蕩然無存，豈不可虞！」

父親是有資格說這種話的。我是他惟一的女兒，我安心干我的工作，從來不給他添亂，我愛人丁衡高也是一心一意搞事業，我和老丁惟一的女兒聶菲，更是個規規矩矩的孩子，從小就聽爺爺的話，從小就知道艱苦樸素，褲腿短了，接一塊，繼續穿。家裡人一直記得一件事：聶菲上初中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回家，在路上想買零食吃，挑來挑去，最後只買了一塊果丹皮回來。她的外公看見她回來，就笑了，說：「我就知道，你最多也就是花幾分錢，買個果丹皮解解饞。」說得大家哈哈大笑。聶菲從上小學到大學畢業，學校裡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外祖父是聶榮臻。從她身上，看不出有什麼「特權」，她樸素得就像一個平常人家的孩子。

我姑媽聶榮昌的三個兒子、李繼津、李繼宣、李繼家，還有我姨媽張琪華的兒子周繼剛、周繼強、女兒周繼英，都是從小就在我家生活。他們也是從小就受到我父母親的教育和感染，老老實實做人，認認真真幹事，稍有不慎，就會挨老人的批評。周繼強的父親，也就是我的姨父周映渠也是個老革命，參加過南昌起義，以後又在新四軍五師任職，1946年6月中原突圍時，在陝南他被叛徒出賣、國民黨匪徒趁夜圍攻時犧牲，滅絕人性的敵人竟然將姨父的頭顱割下來掛在城頭示眾。解放初，小繼強來到我家，父親愛憐地撫摸著他的腦袋說：「你是烈士的子弟，以後要好好學文化啊！」父親母親生活上關愛繼強，政治上、工作上卻對他嚴格要求，決不因他是烈士子弟而有所放縱。我記得母親曾對他說：「你是烈士後代，永遠不要做對不起革命先烈的事，在部隊要服從領導，和戰士們打成一片，好好鍛煉自己。」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表弟李繼家在北京軍區某部當兵，有一年春節，部隊放假3天，單位領導給了他7天假，讓他回來看望老人。除夕那天，繼家剛踏進家門，父親就盯上了他，問：「繼家，你回來幹什麼？」當父親得知情況後，嚴厲地說：「人家放假3天，你也不要搞特殊，過完節，趕快歸隊。不能當特殊兵！」結果，繼家在家呆了3天，提前歸隊了。這件事，繼家一直記在心裡，他牢牢記住了舅舅的話，不能當特殊兵。後來他在部隊工作，作風正派，老實肯幹，多次受到上級表彰獎勵。

說句老實話，我們這些做晚輩的，從沒在外面惹過事，更沒給父母丟過臉。

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能感受到父親的厚道作風。他和母親經常教育我，還有住在家裡的孩子們，對人要誠懇厚道，講信義。父親曾說，舊社會過年，很多人家貼門聯，其中常貼的就有「忠厚傳家」、「詩書繼世」；中國傳統的道德信條中，「厚」是很重要的一條，是「美德」之一。

每每談起高級幹部的家風，父親讚揚過陳毅、陳賡兩家，說他們兩家家教好，孩子們懂禮貌，忠厚傳家。意思是讓我們學習人家。

父親厚道慣了，全家人都受他的影響。他對我們和孩子都說過，還在教育她，待人要厚道，要懂得如何尊重別人，誠懇待人。只有待人以誠，人家才能與你以誠相見。這就是互相尊重，就是謙虛謹慎。他還說，要善於與人共事，不要什麼事都以自己想法為標準而去與別人相爭。真正原則性的分歧，必須討論清楚，是與非要明白；工作上的意見分歧，有時也可爭辯，但要心平氣和，不可盛氣凌人；至於個人之間一般性的分歧，最好採取「和為貴」的態度，互諒互讓，互相尊重，因為誰是誰非很難說清，大多是由於個人經歷、性格、愛好等等不同造成的。

當年搞「兩彈一星」時，父親就是這麼尊重人的，所以那些大知識分子、大科學家才從內心裡尊重他，服從他。

父親的厚道表現在諸多方面，他對黨，對領袖，對戰友，對下級，對同志，對普通人，都是一樣的厚道。對身邊的工作人員，哪怕是面對一個普通護士，面對一個普通戰士，說話時他也非常注重禮貌，不管讓別人做什麼事，他都要說「請你」什麼的，從不頤指氣使，指責別人。

也許正因為他是個厚道人，他去世之後，才有那麼多的人懷念他，念叨他。人們懷念他，為他落淚，並不是因為他當多大的官，也不是因為他是個元帥，而是因為他具有讓人感動的品格。

他活了93歲，是最後去世的一位元帥，而且是在睡夢中不知不覺仙逝的，死前頭腦一直清醒，極少犯糊塗。醫生說他，腦子像是六七十歲的人。

晚年，他曾經念叨過，自己打了一輩子的仗，沒受過一次傷；搞過地下工作，沒被捕過，算是福大命大之人。

有人說他是「仁者壽」。也有人說他是「福帥」。

著名文學家巴金說：「聶帥是個很有文化智慧的人。」

……

從他身上，我還悟出：一個人必須多做事情，為民族為國家多做事情，做出好事情，人民才不會忘記他。（本文摘自《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 聶立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