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萬曆年間的援朝抗倭戰爭，是一場對東亞的政治軍事格局有著深遠影響的國際戰爭(對於這場戰爭，朝鮮稱為「壬辰、丁酉倭亂」，日本稱為「文祿、慶長之役」)。公元1590年，豐臣秀吉(1537-1598)統一日本，遂於1592年4月進攻朝鮮，勢如破竹。應朝鮮政府之請，明軍自7月起陸續入朝抗倭，並於1593年1月贏得平壤戰役的重大勝利。但不久，由於主帥輕敵致敗。其後，雙方基本停戰，進行和談。公元1597年初，豐臣秀吉復派兵侵朝，同年秋被明軍擊敗，退守半島南部沿海狹小地帶。此後，雙方互有勝負。次年秋，豐臣秀吉病死。明、朝軍民最終取得勝利。

　　事實證明，日本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發動了一場錯誤的戰爭」。然而，歷史真相並非如我們所說的那麼簡單，四百多年後的今天，當我們回顧、解析這場戰爭的時候，發現其實我們贏得並不輕鬆。以下，本文將以明、朝方的最高決策者明神宗萬曆皇帝朱翊鈞(1563—1620)對戰爭的態度和處理為線索，分析其在戰爭中的決策失誤及其原因，以此讓更多的人更深刻地瞭解這場戰爭的來龍去脈，也更深刻地瞭解當時明朝的內政外交情況。明朝的教訓倘能為國人所借鑒，則筆者將深感欣慰。

　　一、戰爭前——無視情報，疏於防範

　　歷史證明，豐臣秀吉妄圖侵略朝鮮和明朝的圖謀由來已久。早在1578年，豐臣秀吉尚是日本最大的封建主織田信長的部下，就曾向主子進言:「席捲明朝四百餘州，以為皇國之版圖。」織田信長死後，豐臣秀吉成為日本權臣，終於在公元1590年完成了日本全國的統一，多年的戰火熏陶，使其野心不斷膨脹，同時，也為了平息國內封建領主對土地分配不均的不滿，可能還有打開中國門戶與中國進行商業貿易的企圖，終於，在萬曆二十年(1592年)四月，下令出動陸軍16萬，海軍近1萬直指朝鮮半島。戰爭初期，朝鮮軍陣陣潰退、節節慘敗，不到兩個月，朝鮮國土大部分已經淪喪。潰敗到如此地步，難道明、朝方面不知道倭人的陰謀以至於毫無防範嗎?非也。

　　山雨欲來風滿樓。1590年至1592年3月間，豐臣秀吉為了準備侵略戰爭，大肆增加兵員、儲備軍糧，還徵集、建造了千餘艘艦船。豐臣秀吉的侵略野心及擴軍備戰的消息，很早便由在日華人傳到了明朝。這位華人名叫許儀俊，原為福建人，後被倭寇擄至日本，當時他正在日本為日本貴族治病，所以能得到消息，然後他立即派人於1591年2月(另一種說法是3月)將消息送達福建地方官員。地方官員不敢怠慢，立即奏明神宗皇帝。遺憾的是，對於華人冒死送來的密信，神宗並不重視，只是簡單地批示：「由兵部跟朝鮮國王聯繫。」同時，慣例性地責令沿海官員加強防備。

　　1591年春，極度狂妄自大的豐臣秀吉致書琉球國王尚寧:「我將於明年春天進攻朝鮮，你也需要率兵前來與我共同戰鬥。倘若不聽從召喚，我將先滅掉你的國家。」當時琉球尚是明朝的藩屬國。尚寧接書後大驚，於當年4月向神宗告警。幾乎與此同時，身在琉球的中國商人陳甲也得知豐臣秀吉的企圖，設法報告了明朝政府。然而，神宗仍然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

豐臣秀吉

　　其後，朝鮮兩次派使者趕赴北京向神宗匯報日本侵朝、侵明的企圖，神宗除了讚揚朝鮮國王對明朝的忠順之外，就是賞賜銀兩、物品，不但自己沒有作出任何實質性的預防措施，就連督促朝鮮整飭軍備、防禦倭寇的隻言片語都沒有。在神宗看來，小小的蠻夷島國，進犯天朝，豈非以卵擊石!

　　於是，當日軍大舉向朝鮮開進之時，不但神宗仍在醉生夢死之中，就連朝鮮朝野上下，也仍是一片歌舞昇平。戰前缺乏防範意識，自然不會有任何有效的軍事部署，敵人突然出現，「二百年不知戰事」的朝鮮猝不及防，一觸即潰自然在情理之中。

　　二、出兵決策——反應遲鈍，貽誤戰機

　　朝鮮遭災，國王立即派遣使臣到明廷求救。明廷震動，神宗也在第一時間徵求臣僚的意見：援還是不援?明廷分成了對立的兩派。

　　主張出兵者以兵部尚書石星(戰爭開始後轉而主和，成為主和派的代表)、大理寺卿宋應昌、山西道御史彭好古以及呂坤等人為代表。他們清醒地看到了日本的野心所在，認為日本以多年戰爭積累起來的軍事資源，興發全國兵員，必定不止要奪取一個朝鮮那麼簡單，其實質必然是想侵略大明，所以，「救朝鮮實為自救」，於是，積極出謀劃策。彭好古提出了御倭的上中下三策：「迎敵於外，勿使入境，此為上策;拒之於海，勿使深入，是為中策;及至天津、淮陽之間，而後御之，是無策矣。」呂坤非常明瞭地指出：「倘若日本佔有朝鮮，不但在地理上威脅北京，割斷我們的漕運路線，且日本可以利用朝鮮的人口、資源，強大自己，所以，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即出兵朝鮮，併力東征。」但是，以兵科給事中許弘綱為代表的一批人卻反對出兵援朝。在他們看來，當年小規模倭寇侵犯東南沿海，給大明帶來的麻煩就夠大了，而今天倭人侵朝，可是正規軍大規模出動啊，兩個月就基本搞定朝鮮，其實力可見一斑，且明朝正在對西北用兵，國庫空虛，所以，如果大明出兵援朝，實在難以說有取勝的把握。許弘綱就說：「藩屬國只是天朝的護衛。只聽說藩屬國給天朝當衛兵，沒有聽說天朝給藩屬國當衛兵的。朝鮮雖忠順，然而自己不爭氣，國王治國無方，敵人一來就望風逃竄，國家已經土崩瓦解，還有什麼值得救援的?某些大臣想在外國立功以流芳千古，希望陛下不要受到他們的蠱惑。」

　　兩派各執己見，相持不下。作為皇帝股肱的內閣大學士們，吸取張居正生前權傾朝野、死後受到清算的教訓，凡事依違期間，誰都不敢出頭。神宗也猶豫不定，拖了兩個多月，遲遲無法定奪。鑒於朝鮮戰局日益惡化，朝鮮國王又多次派出求救使者，在石星、宋應昌等人的一再要求下，神宗才採取了一些象徵性的救援舉措。7月，神宗終於決定出兵援朝，但決心並不大。明知日本傾巢出動，而神宗只派了一名中級軍官率兩千兵馬前往平壤，隨後，又派兩三千人渡過鴨綠江增援。這幾千人馬很快遭到挫敗。消息傳到北京，朝議為之震動。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絕大部分朝臣終於被逼達成出兵援朝的共識。神宗遂以宋應昌(1536—1606)為經略，抽調正在寧夏平叛戰場的東北名將李如松(1549-1598)為提督，率大軍4萬3千人東征。經過充分準備，12月，明軍渡過鴨綠江，浩浩蕩盪開赴平壤。

　　4月14日，日軍在釜山登陸，隨後勢如破竹，朝鮮已經危在旦夕，而神宗卻拖到7月才派少許兵力入朝救援，足足拖了3個月。如果從12月李如松率大軍入朝參戰算起，那麼明朝參戰距離戰爭爆發已達8個月之久。神宗反應之遲鈍，令人咋舌!

豐臣秀吉

　　其後，朝鮮兩次派使者趕赴北京向神宗匯報日本侵朝、侵明的企圖，神宗除了讚揚朝鮮國王對明朝的忠順之外，就是賞賜銀兩、物品，不但自己沒有作出任何實質性的預防措施，就連督促朝鮮整飭軍備、防禦倭寇的隻言片語都沒有。在神宗看來，小小的蠻夷島國，進犯天朝，豈非以卵擊石!

　　於是，當日軍大舉向朝鮮開進之時，不但神宗仍在醉生夢死之中，就連朝鮮朝野上下，也仍是一片歌舞昇平。戰前缺乏防範意識，自然不會有任何有效的軍事部署，敵人突然出現，「二百年不知戰事」的朝鮮猝不及防，一觸即潰自然在情理之中。

　　二、出兵決策——反應遲鈍，貽誤戰機

　　朝鮮遭災，國王立即派遣使臣到明廷求救。明廷震動，神宗也在第一時間徵求臣僚的意見：援還是不援?明廷分成了對立的兩派。

　　主張出兵者以兵部尚書石星(戰爭開始後轉而主和，成為主和派的代表)、大理寺卿宋應昌、山西道御史彭好古以及呂坤等人為代表。他們清醒地看到了日本的野心所在，認為日本以多年戰爭積累起來的軍事資源，興發全國兵員，必定不止要奪取一個朝鮮那麼簡單，其實質必然是想侵略大明，所以，「救朝鮮實為自救」，於是，積極出謀劃策。彭好古提出了御倭的上中下三策：「迎敵於外，勿使入境，此為上策;拒之於海，勿使深入，是為中策;及至天津、淮陽之間，而後御之，是無策矣。」呂坤非常明瞭地指出：「倘若日本佔有朝鮮，不但在地理上威脅北京，割斷我們的漕運路線，且日本可以利用朝鮮的人口、資源，強大自己，所以，明智的做法就是立即出兵朝鮮，併力東征。」但是，以兵科給事中許弘綱為代表的一批人卻反對出兵援朝。在他們看來，當年小規模倭寇侵犯東南沿海，給大明帶來的麻煩就夠大了，而今天倭人侵朝，可是正規軍大規模出動啊，兩個月就基本搞定朝鮮，其實力可見一斑，且明朝正在對西北用兵，國庫空虛，所以，如果大明出兵援朝，實在難以說有取勝的把握。許弘綱就說：「藩屬國只是天朝的護衛。只聽說藩屬國給天朝當衛兵，沒有聽說天朝給藩屬國當衛兵的。朝鮮雖忠順，然而自己不爭氣，國王治國無方，敵人一來就望風逃竄，國家已經土崩瓦解，還有什麼值得救援的?某些大臣想在外國立功以流芳千古，希望陛下不要受到他們的蠱惑。」

　　兩派各執己見，相持不下。作為皇帝股肱的內閣大學士們，吸取張居正生前權傾朝野、死後受到清算的教訓，凡事依違期間，誰都不敢出頭。神宗也猶豫不定，拖了兩個多月，遲遲無法定奪。鑒於朝鮮戰局日益惡化，朝鮮國王又多次派出求救使者，在石星、宋應昌等人的一再要求下，神宗才採取了一些象徵性的救援舉措。7月，神宗終於決定出兵援朝，但決心並不大。明知日本傾巢出動，而神宗只派了一名中級軍官率兩千兵馬前往平壤，隨後，又派兩三千人渡過鴨綠江增援。這幾千人馬很快遭到挫敗。消息傳到北京，朝議為之震動。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絕大部分朝臣終於被逼達成出兵援朝的共識。神宗遂以宋應昌(1536—1606)為經略，抽調正在寧夏平叛戰場的東北名將李如松(1549-1598)為提督，率大軍4萬3千人東征。經過充分準備，12月，明軍渡過鴨綠江，浩浩蕩盪開赴平壤。

　　4月14日，日軍在釜山登陸，隨後勢如破竹，朝鮮已經危在旦夕，而神宗卻拖到7月才派少許兵力入朝救援，足足拖了3個月。如果從12月李如松率大軍入朝參戰算起，那麼明朝參戰距離戰爭爆發已達8個月之久。神宗反應之遲鈍，令人咋舌!

　　三、戰爭中——戰和猶豫，政策遊移

　　1593年1月7日(一說是8日)，經過周密部署，明軍進軍平壤，與日軍的精銳部隊3萬人遭遇。經過慘烈激戰，明、朝聯軍成功奪回平壤。此戰共殲敵1萬餘人，俘虜、逃散無數，從根本上扭轉了朝鮮的戰局。隨後，在明、朝軍民的一致努力下，朝鮮國土大部分獲得光復。得知李如松初戰大捷，神宗大喜，勉勵李如松繼續奮戰。但是2月27日，李如松輕敵冒進，在碧蹄館(王京附近一個驛站)遭伏擊，損傷慘重(明朝說損失3千，日本說是上萬，而朝鮮方面記載明軍投入戰鬥的只有4千人左右)。儘管明朝軍隊銳氣受挫，但精銳尚存，且很快得到新的補充。相反，日軍雖取得小勝，但水土不服，被朝鮮義軍襲擊，糧倉又被李如松派兵燒掉而陷入困境。可惜的是，明軍不敢進攻，白白喪失戰機。

　　明軍在碧蹄館戰敗的消息傳來，神宗對日本的態度開始動搖。雖然朝鮮國王極力要求復仇，但明朝內部以石星為首的主和派佔了上風，神宗遂開始與日本和談。和談從1593年3月起，前後拖延了近4年。1593年5月，應明、朝方的要求，半島上的日軍大部分退到了釜山一帶，神宗估計日軍不會再有大的軍事活動，遂下令大部分明軍在1593年8月回到國內，只留下1萬人駐守。然而，豐臣秀吉卻不斷地利用和談時間補充兵力，運送武器給養，積極籌劃再戰。

　　和談中，明朝與日本的封貢問題頗為重要。日本既要封(即冊封豐臣秀吉)，又要貢(即進貢。按照慣例，對於來天朝進貢的外國使臣，天朝需要給予更為豐厚的回報，並允許其在某地進行自由貿易)。當時代替了宋應昌的總督顧養謙上疏，請神宗同意封貢，而明朝對倭寇在東南沿海的滔滔惡行記憶猶新，因此絕大多數大臣主張只封不貢。面對兩種意見，神宗起初也舉棋不定，最後同意支持後者。是年冬天，明朝使臣抵達日本大阪，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

　　日方如何應對?這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豐臣秀吉聽說只封不許貢，便勃然大怒，摔詔書於地，並怒逐明朝使臣。但使臣回國後卻說豐臣秀吉接受了冊封並同意和談條件。另一種說法是：當時因為戰爭準備沒有完成，儘管豐臣秀吉十分不情願，但也只能忍氣吞聲地接受了明朝政府的冊封，並款待使者。此時，明朝的遼東官員已經知覺豐臣秀吉蠢蠢欲動，並向神宗作了報告。然而神宗卻非常天真，他以為冊封之後，日本就會從朝鮮撤軍，於是，他只是督促朝鮮國王「搞好自己的內政，對日本作一些讓步」，便以為萬事大吉了。

　　1597年1月(一說是2月)，當駐遼守軍和朝鮮來使幾乎同時向神宗報告日本再次進攻朝鮮時，神宗才發覺和談已經失敗。日軍來勢洶洶，援還是不援?朝臣再次分為對立的兩派。反對援朝的一方認為當時內政混亂，民生疲敝，實在無力進行大規模國際戰爭，且5年前東征的士兵已經盡數撤回。當初南兵撤離時，還因朝廷拖延賞賜，發生了士兵鼓噪被殺1300人的重大事件，所以若再論出戰，士兵必然意見很大。御史周孔教等人則針鋒相對，指出朝鮮與遼東接壤，在我臥榻之側，出兵朝鮮，不但關係朝鮮命運，且關係我明朝安危，即使花費再大，犧牲再多，也義不容辭。最後，神宗拍板：倭寇背信棄義，罪不容誅，7萬大軍開赴朝鮮(日本方面認為援朝明軍為14萬左右)。

　　明軍再次入朝之時，由於日本12萬陸軍進展迅速，朝鮮已經再次喪失大片國土，不但朝軍無法與明軍協同作戰，就連糧草都無法向明軍提供。而當時首批入朝的明軍僅有3萬，就在這種艱難形勢之下，明軍起初還是收復了一些失地。神宗聞訊，下令嘉獎。不料嘉獎令還未送到前線，明軍即在蔚山戰役遭到慘敗。

　　1598年正月，明軍全部撤退至王京，朝鮮戰事再次陷入了相持局面。儘管朝鮮水軍在李舜臣指揮下逐步掌握制海權，但陸上雙方仍是拉鋸戰，互有勝負，均未有決定性意義。於是，北京城內的大臣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爭論：有的認為師久無功，國庫告罄，且擔心國內空虛，讓奸人有機可乘，遂提出撤兵，內閣首輔趙志皋甚至還開始張羅和談;有的堅決主張安內先攘外，支持繼續積極進剿，摘取戰爭的最後果實。神宗再度失去判斷能力，這無疑會影響到前方將士的鬥志。幸好，就在1598年11月，福建巡撫金學曾奏報豐臣秀吉已死，預言日本國內將發生內亂，建議乘機征討。同時，兵部的總結也向神宗顯示：往年碧蹄館之敗後我方停止進兵，絕對是一次錯誤的決策，它使我方失去了轉敗為勝的大好機會，現在我方不可以再重蹈覆轍。於是，神宗決定乘勢再戰，爭取最後勝利。

　　原來，早在1598年8月，豐臣秀吉就已經去世，日本大臣們決定：密不發喪、自朝鮮撤軍。9月5日，五大老以豐臣秀吉名義，指示前線將領「爭取最體面的議和」。豐臣秀吉去世的消息終於傳到朝鮮，日軍頓時士氣低落，陣腳大亂。11月，日軍大規模從朝鮮撤退，明、朝聯軍乘勢追擊，斬獲頗多。

　　1597年1月(一說是2月)，當駐遼守軍和朝鮮來使幾乎同時向神宗報告日本再次進攻朝鮮時，神宗才發覺和談已經失敗。日軍來勢洶洶，援還是不援?朝臣再次分為對立的兩派。反對援朝的一方認為當時內政混亂，民生疲敝，實在無力進行大規模國際戰爭，且5年前東征的士兵已經盡數撤回。當初南兵撤離時，還因朝廷拖延賞賜，發生了士兵鼓噪被殺1300人的重大事件，所以若再論出戰，士兵必然意見很大。御史周孔教等人則針鋒相對，指出朝鮮與遼東接壤，在我臥榻之側，出兵朝鮮，不但關係朝鮮命運，且關係我明朝安危，即使花費再大，犧牲再多，也義不容辭。最後，神宗拍板：倭寇背信棄義，罪不容誅，7萬大軍開赴朝鮮(日本方面認為援朝明軍為14萬左右)。

　　明軍再次入朝之時，由於日本12萬陸軍進展迅速，朝鮮已經再次喪失大片國土，不但朝軍無法與明軍協同作戰，就連糧草都無法向明軍提供。而當時首批入朝的明軍僅有3萬，就在這種艱難形勢之下，明軍起初還是收復了一些失地。神宗聞訊，下令嘉獎。不料嘉獎令還未送到前線，明軍即在蔚山戰役遭到慘敗。

　　1598年正月，明軍全部撤退至王京，朝鮮戰事再次陷入了相持局面。儘管朝鮮水軍在李舜臣指揮下逐步掌握制海權，但陸上雙方仍是拉鋸戰，互有勝負，均未有決定性意義。於是，北京城內的大臣們又開始了新一輪爭論：有的認為師久無功，國庫告罄，且擔心國內空虛，讓奸人有機可乘，遂提出撤兵，內閣首輔趙志皋甚至還開始張羅和談;有的堅決主張安內先攘外，支持繼續積極進剿，摘取戰爭的最後果實。神宗再度失去判斷能力，這無疑會影響到前方將士的鬥志。幸好，就在1598年11月，福建巡撫金學曾奏報豐臣秀吉已死，預言日本國內將發生內亂，建議乘機征討。同時，兵部的總結也向神宗顯示：往年碧蹄館之敗後我方停止進兵，絕對是一次錯誤的決策，它使我方失去了轉敗為勝的大好機會，現在我方不可以再重蹈覆轍。於是，神宗決定乘勢再戰，爭取最後勝利。

　　原來，早在1598年8月，豐臣秀吉就已經去世，日本大臣們決定：密不發喪、自朝鮮撤軍。9月5日，五大老以豐臣秀吉名義，指示前線將領「爭取最體面的議和」。豐臣秀吉去世的消息終於傳到朝鮮，日軍頓時士氣低落，陣腳大亂。11月，日軍大規模從朝鮮撤退，明、朝聯軍乘勢追擊，斬獲頗多。

　　四、總結與評論

　　如上所述，戰爭爆發前後，明神宗的決策出現了三次重大失誤:第一，戰爭前，無視情報，疏於防範，不但自己不做好戰爭準備，連督促朝鮮備戰的言辭都沒有，以至日軍突然進攻，朝鮮潰如山崩，明朝也進退失據、措手不及，更不可能在第一時間對朝鮮組織有效的增援。第二，朝鮮求援後，面對朝臣是否出兵的爭議，神宗反應遲鈍，竟然在戰爭爆發後8個月大軍才入朝作戰，貽誤了痛擊日寇的最佳戰機，不能及時挽救朝鮮人民於水火之中，也給明、朝聯軍收復失地增加了難度。第三、出兵朝鮮後，戰爭順利，即支持出戰，一遇挫折，便滋生畏敵情緒，傾向議和而不能繼續再戰，政策遊移不定，影響前方再失攻敵良機，和談更是讓敵人取得了備戰時間，無異於縱敵為患。當然，這些重大失誤，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作為口含天憲、乾綱獨斷的決策者，神宗無疑應該負主要責任。他決策嚴重失誤，是導致戰爭時斷時續、拖延至7年之久的主要原因。

　　結合當時明朝國內形勢，神宗以及明朝方面之所以犯下這些錯誤，也是有著深刻的原因。首先，神宗自身缺乏應對危局的能力和魄力。朱翊鈞長於深宮，養於婦人之手，10歲即位。前十年，有兩位太后和張居正的約束，尚能循規蹈矩。張居正死後，他野馬脫韁，生活奢靡，躲在深宮，迷戀酒色財氣，怠於臨朝，與外廷隔絕三十年。他不可能具有乃祖朱元璋、朱棣那樣經天緯地之才，面對大規模的國際戰爭，自然不可能迅速決斷，更缺乏把握全局的本領。

　　單說用人一項，第一次援朝戰爭，派遣戰績顯著且熟悉朝鮮情況的名將李如松帶領遼東軍赴朝參戰是絕對英明的，然而所用於制約李如松的經略宋應昌卻無法與李如松合作，神宗不能及時解決這一問題，任由二人處處掣肘，喪失了很多殲敵良機。更令人歎氣的是，他所用於和談的使者劉維謙，原是市井無賴小兒，以國事當兒戲，左蒙右騙，誤國甚矣。

　　其次，當時明朝已經面臨嚴重的統治危機。明中期以來，政治、社會危機日益加深。萬曆前十年，在兩位太后的支持下，張居正勵精圖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為大明王朝注入了一支強心劑。但是神宗親政之後，立即清算張居正，將張居正的改革措施又顛倒回來，且強化皇帝權威，導致內閣與九卿大臣因循守舊，一個個碌碌無為，務實乏人。他自己身為皇帝，卻急於斂財，派出礦監稅使到處騷擾百姓、與民爭利，而又吝惜官俸，致使官署空缺，政府機構運作失常。各地官吏貪贓枉法、賣官鬻爵，百姓生活艱難，各地民變不斷發生，階級矛盾空前尖銳。所以，每次都有朝臣以財政匱乏、民生疲敝為借口反對出戰，戰爭一遇挫折，主和派更加猖獗，他們的行為都不無道理。

　　再次，朝臣黨同伐異，爭鬥激烈，高層變動頻繁，嚴重影響決策效率和執行效率。嘉靖以降，世風日下，士大夫投機鑽營者比比皆是，於是朝廷門戶漸開，各派勢力爭相攻訐，紛紛擾擾。如果是為國為民而坦誠布公倒也罷了，但是其中很多爭執是意氣用事、毫無意義的，凡你所是，我必非之，凡你所非，我必是之。哪怕是以道德立身於世的東林人士，也不乏此種現象。作為最高負責人的神宗，不勝其煩，加之其能力有限，其判斷自然也受到嚴重影響。整個戰爭過程裡，無論是北京中樞，還是前線高層，均發生多次重大人事調整。如援朝最高文官，先是宋應昌，接著是顧養謙，然後是邢玠、楊鎬並重，最後楊鎬被調回，才由邢玠單獨負責。高層更替頻繁且朝廷干預前線，不僅使決策遲鈍，更造成了對執行的動輒掣肘狀態，援朝的經略、提督顧慮重重，恐生變端，雖領兵在外，然偷窺於內，不能進退自如，甚至手足無措，坐失良機，導致戰期延長，數年無功。

　　總之，這場戰爭暴露了明朝許多體制性的缺陷。再次審視這場長達7年的戰爭，我們可以發現：我們原本可以贏得不那麼艱難——倘若明朝統治集團不那麼腐朽，不那麼無能的話。

　　作者：朱聲敏 來源：《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