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6月至9月，因推行較為激進的「立三路線」，李立三在六屆三中全會上做了自我檢討並離開了領導職位，但共產國際堅持要他到蘇聯接受批評。1930年底，他被派到蘇聯國際列寧學校研究班學習。1933年初秋的一天，李立三來到在共產國際工作的中國朋友楊松家做客，一個俄羅斯少女敲門走了進來。這個活潑可愛的俄羅斯少女名叫葉麗扎維塔·巴甫洛夫娜·基什金娜。「叫我『麗扎』好了，」少女向李立三微笑著說。

　　李英男告訴記者：「第一次見面，母親說她對父親並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只是覺得他是個話語不多的中國青年。後來，恰逢十月革命紀念日到來，父親邀請她和很多中國朋友一起歡度節日。在餐桌上，父親與大家有說有笑，氣氛很熱烈。母親雖然不懂中文，但深切地感受到他對周圍人的影響力，被他的魅力深深吸引。不久，他們就確定了戀愛關係。」

　　當年在莫斯科，很多人一聽到李立三這個名字就很警覺，避而遠之，唯恐沾上「機會主義」的嫌疑。麗扎身邊的很多朋友聽說她的交往對象就是曾經犯過『大錯誤』的李立三時，都勸告她不要和這個人接觸。「媽媽說，其實她早就知道爸爸的身份了，但從未把他的錯誤與他們的戀愛聯繫在一起。」李英男一直記得母親的話：「人的一生誰都有錯，何況立三已經認識到了自己的錯誤。在我的眼中，他只是一個誠實可愛的青年。」

　　1936年2月初，在莫斯科共產國際「柳克斯」公寓一間13平方米的小房子裡，李立三和麗扎舉行了婚禮。婚禮很簡單，只有陳雲、瞿秋白夫人楊之華和女兒瞿獨伊等十幾名來賓參加。按照蘇聯的傳統，女人出嫁後改用丈夫的姓氏，「父親根據母親的蘇聯名字『麗扎』，給她取了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名字——李莎。」1943年，她們的女兒李英男在莫斯科出生了。

　　1945年，中共七大舉行，李立三再次當選中央委員，當李立三把這個消息告訴妻子時，李莎既高興又擔憂，因為李莎知道，這意味著丈夫要回到自己的祖國。

　　李英男至今還記得，1946年1月16日父親回國時的情景。那天，李莎抱著3歲的李英男到火車站送別丈夫，「我從母親的懷裡跳了下來，喊著『爸爸，抱我』。爸爸抱著我說『英男，你要聽媽媽的話，過段時間我來接你和媽媽去中國……』」

　　1946年9月20日，李莎收到了丈夫寄自哈爾濱的信，信中李立三說，東北戰火將起，讓李莎帶著女兒速到中國。經過十來天的顛簸，李英男和母親來到了哈爾濱，「父親因為開會沒有到車站接我們，但他穿著整齊的軍服站在家門口等著我們母女。」李莎回憶，「我跑到父親身邊，跳進他的懷裡，親了又親。父親也高興得像個孩子一樣。他對著母親的耳朵輕聲說，『李莎，我們兩個又結婚了』。」

　　這是李立三一生中的輝煌時期。李英男收藏著一張珍貴的歷史照片：「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父親就站在毛主席旁邊，中間只隔了一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照片中的父親都被『截』去了，好在『文革』後還原了歷史。」

　　母親的頑強堅守

　　來到中國後，在李莎的多次要求下，組織安排她到哈爾濱俄語專科學校任教。1948年，李立三和李莎的第二個女兒李雅蘭出生。在哈爾濱平靜生活3年後，1949年3月，李立三全家遷往北京。

　　這是李立三一生中的輝煌時期。李英男收藏著一張珍貴的歷史照片：「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父親就站在毛主席旁邊，中間只隔了一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照片中的父親都被『截』去了，好在『文革』後還原了歷史。」

　　開國大典結束後，李立三被任命為勞動部部長，享受副總理待遇。李立三全身心地投入了工作，被陳雲稱為新中國的「坦克車」。「那時，我常常見不到父親，他總是很忙，母親也忙於北京俄語學院的教學工作。但她總要抽出時間陪伴父親，跟著他參加一些外事活動，並要管好家裡的事情，當好『後勤部長』」。在北京安定下來後，李莎先後從莫斯科和湖南接回母親和婆婆。 「為了照顧好兩位老人，家裡分別給她們做一些不同口味的菜餚，給姥姥多吃些奶製品，給奶奶往菜裡放點辣椒」。

　　20世紀50年代末，中蘇兩國的交往緊張起來。李英男說：「這個時期，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抓住父親在蘇聯的事大做文章，他們說母親是蘇修特務。那個時候，有很多幹部的外國妻子都因為國籍問題和丈夫離婚，回到自己的國家。周總理找到父親，建議讓母親轉為中國國籍。」1964年，在李立三的動員下，經周恩來總理批准，李莎加入中國國籍。李英男說：「這是母親最艱難的選擇，有誰不愛自己的祖國呢?」

　　更大的風暴接踵而來──「文革」爆發了，李立三首當其衝，被批為國內「蘇修特務頭子」，通過李莎和國外聯絡，組織了龐大的「特務集團」，「一直搞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勾當」。受批鬥、戴高帽、「坐飛機」，成了李立三的家常便飯。李英男回憶：「紅衛兵強行駐進我家，割斷父親與外界的聯繫，並以學習毛澤東思想為名，天天對他進行長時間的審問。母親也一起被拉去掛牌陪鬥。」李英男說，那一段時期，母親以驚人的毅力承受著一切，每天都安慰父親要堅強。「平時熱鬧的家裡變得寂靜起來，沒有人再敢到我家串門，為了我們不受牽連，父母都讓我們住校。」

　　1967年6月19日，李立三被造反派從家中帶走。兩天後在華北局的一次批鬥會上，李莎被押上台，沒想到在台上卻見到了自己的丈夫，夫婦倆用目光互相安慰。批鬥會後，他們被押上汽車，汽車剛開到府右街，李莎就被拽出車子。李立三伸出手來和她告別，語重心長地說了一句：「你多保重!」李英男說：「這是父親和母親的最後一次見面，第二天，父親吞下了大量安眠藥自殺了，去世前還有一封給毛主席的信，未寫完。」

　　李英男含淚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父親離世的當天下午，母親就被看管起來，不久被送到公安部，關進秦城監獄單人牢房。第二天，我和讀高中的妹妹李雅蘭也以『談話』為名，被騙到德勝門外功德林監獄軟禁起來，同年10月被正式逮捕轉入秦城監獄。」

　　「其實，專案組手裡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實際材料。他們得不到口供，就不斷施加壓力，輪番審訊。母親在審訊室被連夜提審，不許坐下，回牢房時已經天亮，起床鈴一響就不能上床了。吃飯時，送來的窩頭粗飯不夠填肚，恐怕是想用失眠和飢餓來摧殘她的精神。但她不顧一切，一直支撐著，保持了清醒的頭腦和堅定的意志。她堅持不撒謊、不說違心的話，不承認莫須有的罪名，更不去誣賴他人。無論是口供、筆供，字字句句都要仔細斟酌、再三考慮，以免失真。」李莎以實際行動抵制了專案組「逼供信」的圈套，她在獄中寫出了幾十萬字的材料，沒有一字是假話。

　　1969年「九大」以後，開始落實「可教育子女」政策，李英男、李雅蘭出獄，先到「五七」干校接受鍛煉，然後陸續回到北京。1975年5月，她們被批准去看望李莎。「探監前，專案組宣佈了幾條紀律：不許把父親去世的消息告訴母親，不許說親友中誰受牽連，也不要抱頭大哭等等」。

　　「雖然有些心理準備，但沒有想到媽媽的變化會如此之大：原本健康活潑、充滿朝氣的媽媽，變成了一個動作遲鈍、表情麻木的老太太。那時她剛過60歲，頭髮已經全白，而且脫落得厲害，穿一身黑色衣褲，幾乎分不清男女。媽媽開口就問：『你們見到爸爸沒有?我想他也在這裡。下次你們來看他，不要忘記給他帶一條好煙。他從來都是抽煙比吃飯還要緊。』」李英男只能默默地流淚，沉默不語。

　　幾天後，李莎被押送到山西運城。1976年春節，李英男姐妹到運城探望母親，在李莎的逼問下，李英男終於把爸爸去世的消息告訴了她。「聽完，母親眼睛直直地望著我和妹妹，表情十分痛苦，但沒有落淚。她緩緩地對我們說道：『你爸爸不在人間，其實我心裡已經料到了』。說罷，她扭過臉，久久不做聲。」

　　這是李立三一生中的輝煌時期。李英男收藏著一張珍貴的歷史照片：「開國大典，毛澤東主席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父親就站在毛主席旁邊，中間只隔了一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照片中的父親都被『截』去了，好在『文革』後還原了歷史。」

　　為父母申冤平反

　　1978年，粉碎「四人幫」後，在一些老同志的建議下，李英男找到了李立三的朋友胡克實家裡，向他探討父母的問題應如何解決，胡克實建議李英男直接去中組部反映情況。

　　1978年4月初，李英男來到位於西單的中組部所在地。在傳達室，她鼓起勇氣說：「我是李立三的女兒」。「反革命修正主義頭子李立三」的稱號在李英男頭上已經壓了10多年，她好久好久不敢這樣大聲說父親的名字了。李英男向中組部相關部門詳細敘述了自己一家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也介紹了母親的近況，希望組織上重新審理父母的冤案，盡早作出公正的結論。

　　1978年12月5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李英男接到了中組部的電話，「中組部的同志告訴我，耀邦同志已在我的信件上作了批示，同意李莎馬上回北京，重新做結論。他們要我立即動身去山西，把母親接回來。」12月下旬，李莎回到了北京，被安置在北京外國語大學筒子樓的一間宿舍裡，許多朋友都聞訊趕來探望她。

　　在李莎和女兒們的努力下，1979年12月27日，中央正式為李立三同志恢復名譽、平反昭雪。1980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在中山公園中山紀念堂為李立三舉辦了隆重的悼念儀式，鄧小平、胡耀邦等領導同志親切會見了李莎及其子女。「那一天正好是母親66歲的生日。在這場遲到了13年的追悼會上，沒有遺體，也沒有骨灰。黨旗覆蓋下的骨灰盒裡，是父親生前用過的一副眼鏡和一枚印章……」

　　和諧的國際大家庭

　　李立三平反後，一些報刊先後發表了回憶他的文章，李立三的子女也聯名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長篇紀念文章。

　　李英男告訴《環球人物》雜誌記者，父親李立三一生共有過四次婚姻，他的屢次婚變與那個時代的背景和革命家動盪不安的生活相關。第一次婚姻是李立三的父親親手包辦的，妻子林杏仙為他生下了兒子李人紀，不久便患風癱去世。第二位妻子叫李一純，兩人共同生活5年後，李一純離開了李立三，他們生有一子李人俊。李立三的第三位妻子李崇善是李一純的妹妹，她和李立三生了3個女兒：李競，李力和謝志佩。李莎是他的第四位妻子。

　　現在，96歲的李莎住在國家分配的專家樓裡，李英男每週都會帶著子女去看望母親。「母親很健康，她每天都在看書看報，還一心一意地寫有關父親的回憶錄，這本書傾注了母親對父親的所有思念，馬上就要出版了。」

　　「建國初期，除了三姐謝志佩，其他失散多年的兄弟姐妹都來到父親身邊，他們都管我媽媽叫李莎媽媽，媽媽待他們非常好。」李立三生前很注重子女的學習，他把兩個兒子送到外國語學校讀書，大女兒、二女兒也被送到大連學習。「我和妹妹從小就在蘇聯大使館辦的學校學習俄語。我們家裡經常用俄語交流，收藏了許多俄文書，說我們家是『俄語教研室』一點也不誇張。」

　　1974年，李英男開始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俄語學院任教，妹妹李雅蘭也成了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的一名俄文教師。現在，姐妹倆都有了各自的家庭，而且她們的丈夫都是俄羅斯人。李英男笑著說：「我們家一切都是中西合璧的，裝修是歐式的，傢俱是中式的，牆上掛的有油畫，也有書法。」在這個國際大家庭裡，一家人其樂融融。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1年回國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分別在武漢、上海和廣州進行工會活動，先後擔任1922年「安源大罷工」總指揮，1925年「五卅運動」總指揮。1927年任中共中央常委，1928年「六大」後成為我黨主要領導人之一。1930年犯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稱為「立三路線」。1931年被派到蘇聯學習，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兼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共產國際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國時報》主編。1945年當選第七屆中共中央委員。1946年回國，歷任軍調部東北三人小組成員、中共中央東北局委員、敵工部長、城工部長等職。1948年任中共中央東北局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書記。

　　建國後，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務委員、勞動部部長。1955年後，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第三辦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副部長。1960年任中共中央華北局書記處書記，是中共四至八屆中央委員，六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三、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在「文革」中遭到「四人幫」殘酷迫害，1967年6月22日離世，終年68歲。1979年底，中共中央正式為其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