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中共「六大」代表們是在極其秘密的狀況下前往蘇聯莫斯科的。

　　1928年5月9日，中共中央指定李維漢、任弼時、羅登賢三人留守國內，臨時主持工作。而5月上中旬，中共中央的許多負責人紛紛經滬前往蘇聯，一百多名中共代表也陸續來到蘇聯。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六大」在國外召開，是一個例外。「一大」「二大」「四大」在上海召開，「三大」在廣州召開，「五大」在武漢召開。由於國內一片白色恐怖，「六大」不得不在當時的「紅色堡壘」蘇聯召開。

　　中共「六大」自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郊區茲維尼果羅德鎮銀色別墅（原先的一座貴族莊園）召開。6月12日，中共「六大」召開之前，斯大林接見了中共主要負責人。斯大林的談話，為中共「六大」定下了基調，即批判瞿秋白的「左傾」盲動主義。一年前的中共「五大」，則是批判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

　　莫斯科近郊中共六大會址

　　陳獨秀和瞿秋白都是知識分子，一個「右」，一個「左」，被視為知識分子的「動搖性」。共產國際再一次強調，必須由工人成分的人物擔當中共領袖，因此選中了向忠發。這除了向忠發是位老工人之外，還由於他率中國工農代表團以來，跟共產國際，跟斯大林、布哈林有了密切的接觸。於是，向忠發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

　　中共「六大」選出的政治局委員有向忠發、蘇兆征、項英、周恩來、蔡和森、瞿秋白、張國燾。其中向忠發、蘇兆征、項英、周恩來、蔡和森五人為常委。政治局候補委員為李立三、關向應、羅登賢、彭湃、楊殷、徐錫根、盧福坦。

　　項英進入政治局，因為他當年是織布工人。他原名項德隆，1922年加入中共，是京漢鐵路二七大罷工的領導人之一，從事工人運動。他擔任過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中共中央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進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羅登賢，也是從事工人運動的，曾參與領導了香港工人大罷工。楊殷1922年加入中共，領導了粵漢鐵路總工會、廣九鐵路總工會、廣三鐵路總工會。1925年，他參加領導了省港大罷工。

　　因為斯大林批評說，中共還是瞿秋白、張國燾等幾個「大知識分子」起領導作用，應當更多地選拔工人到中央來。於是，中共「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36人（中央委員23人，候補委員13人）中，有21人是工人。惲代英、劉少奇等未入選。

　　共產國際也意識到自身工作的失誤，意識到中共領袖的錯誤，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犯了錯誤，誠如陳獨秀之「右傾」跟羅易、鮑羅廷的「右傾」大有關係，而瞿秋白的「左傾」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羅明納茲的「左傾」。

　　布哈林這樣指出：「共產國際的代表並不是個個都經過考驗的，在指導中國大革命中，他們有這樣那樣的錯誤。共產國際執委會討論了這個問題，認為不派代表比派那些犯錯誤的代表好些。」

　　因此，共產國際作出了新的決定，即由中國共產黨派兩個代表到莫斯科，共產國際通過這兩個代表與中國共產黨聯繫。

瞿秋白

　　經過研究，把瞿秋白、張國燾這兩位「大知識分子」留在莫斯科，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這樣，已被排除在政治局常委之外的瞿秋白，又完全脫離了國內的領導崗位，從此結束了他在中共黨內的第一把手地位。

　　除了瞿秋白、張國燾兩人之外，鄧中夏、余飛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王若飛任中國農會駐農民國際代表。不久，陸定一又出任中國共青團駐少年共產國際的代表。他們在莫斯科組成了中共代表團。

　　後來，共產國際還是派出代表前往中國。不過，共產國際聲稱，代表不再對中共起領導作用，而是起聯繫人和傳達者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