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后妃為何不願生太子?只因一個要命的祖制
立太子前,先賜死其生母。這種殘忍的傳位方式,史學界稱之為「立子殺母」或者「子貴母死」。開此先河的,是漢武帝;形成制度的,卻是拓跋氏。漢武帝「立子殺母」,在西漢僅此一例;而拓跋氏的「子貴母死」,卻在北魏沿襲成勢。
翻開《魏書·皇后傳》,關於「子貴母死」的記載,讓人觸目驚心: 「道武宣穆皇后劉氏,後生明元……後以舊法薨;明元密皇后杜氏,……生太武……泰常五年薨;
太武敬哀皇后賀氏,……生景穆,神麚元年薨;景穆恭皇后郁久閭氏,……生文成皇帝而薨;文成元皇后李氏,生獻文,……依故事……薨;獻文思皇后李氏,……生孝文帝,皇興三年薨;孝文貞皇后林氏,生皇子恂……後依舊制薨;孝文文昭皇后高氏,後生宣武……暴薨」。
這份死亡名單中,有一個很奇怪的問題:文成元皇后李氏,可以稱「依故事」死;孝文貞皇后林氏,可以稱「依舊制」死;而排在最前面的劉氏,為什麼也稱「以舊法」死?帶著這份疑惑,筆者仔細翻閱了《魏書·序記》,既沒有發現這種「故事」的明確記載,也沒有找到此類「舊法」的殺人事件。這就說明,北魏「子貴母死」制度的制定者,就是開國皇帝拓跋珪;而拓跋嗣的生母劉氏,無疑是這種皇位傳承方式的第一個犧牲品。那麼,北魏「子貴母死」制度是怎麼產生的?拓跋珪為什麼要制定這種殘忍的制度呢?
普遍認為,拓跋珪是在學習漢武帝,其實不然。眾所周知,「主少母壯」和「女主顓恣亂國家」,是漢武帝「立子殺母」的主要原因。其中,前者是基礎,後者是病症。當時,劉弗陵只有七歲,尚在沖齡;其生母二十六歲,青春年少;漢武帝六十九歲,風燭殘年。漢武帝自知時日不多,賜死鉤戈夫人正是為了防止其成為呂後第二。相比之下,北魏劉氏死時,拓跋珪三十九歲,正值壯年;拓跋嗣十六歲,血氣方剛,且北方遊牧民族男子成熟較早,拓跋珪十六歲時就已經建國創業。再者,拓跋珪之死純屬意外,如果不是非正常死亡,他完全能夠再活個十年八年,拓跋嗣也會變得更加成熟穩重。可見,「子貴母死」決不是對「立子殺母」的簡單模仿。筆者認為,北魏「子貴母死」制度的產生,幕後另有重大隱情。
北魏建國前,拓跋鮮卑還處在氏族公社解體時期。《魏書·序記》把婦人比作「天女」,以及「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的諺語,說明父系氏族社會時,婦女地位還相當高;而「昭成……議不決。後聞之……乃止」和「平文崩,後攝國事,時人謂之女國。後性猛妒忌,平文之崩,後所為也」,則反映了當時的婦女既干預朝政,也專權弄權。再者,作為東胡的一支,鮮卑人的血管裡,難免攜帶著「先母而後父」和「怒則殺其父兄而終不害母」的基因。北魏要成為專制帝國,實現「父子家天下」,就必須要對阻礙封建化進程的落後習俗,尤其是對根深蒂固的「母權制」進行血腥變革。筆者認為,拓跋珪通過賜死劉氏,使拓跋嗣擺脫母權干擾,成為獨裁皇帝,是形成「子貴母死」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歷史遺留問題,現實情形也讓拓跋珪感到憂心。拓跋部能夠復國,北魏能由弱變強,除了母族賀蘭部的鼎立相助,還得益於妻族獨孤部的大力扶持。然而,隨著敵對政權一個個的被征服,隨著北魏國勢的日漸強盛,對中原歷史頗有研究的拓跋珪,敏銳地嗅到了外戚勢力對北魏的潛在威脅。拓跋珪是政治家,是開國皇帝,而且受過滅國之苦,為了保住這份失而復得的基業,他必須要未雨綢繆,防患於未然。拓跋嗣一旦繼承皇位,其生母劉氏,這個來自獨孤部的皇太后,就可能成為獨孤部外戚染指北魏皇權的橋樑紐帶,那麼,王莽篡漢的歷史悲劇就會在北魏再度上演。筆者認為,拓跋珪通過賜死劉氏,達到離散外戚部落、杜絕外戚介入、防止皇權旁落的連環目的,也是產生「子貴母死」制度的重要原因。
當然,如果北魏沒有婦人的坐鎮,這種來自「外家」的威脅也就不會存在。在歷代皇帝中,有拓跋珪這種獨特視角和憂患意識的,實不多見。為了讓制度順利實行,為了消除婦人干權,拓跋珪需要一種無形而又高壓的力量,來堵住悠悠之口。於是,他謊稱拓跋部有「後宮產子將為儲貳,其母皆賜死」的祖制,將劉氏「以舊法」處死。《魏書·太宗紀》記載了拓跋珪對兒子的教誨:「昔漢武帝將立其子而殺其母,不令婦人參與國政,使外家為亂。汝將繼統,故吾遠同漢武,為長久之計。」既然「子貴母死」不同於「立子殺母」,拓跋珪為什麼又要搬出漢武帝呢?筆者認為,北魏正傾心漢化,拓跋珪「遠同漢武」,就把表似神非的兩種概念鉤掛在一起,從而為「子貴母死」披上了一件合乎禮法的外衣。
在「子貴母死」的陰影下,到了元恪時期,竟然出現了「椒掖之中,以國舊制,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願生太子」(《魏書·皇后傳》)的局面,墮胎現象也屢見不鮮。再者,皇后高氏「性妒忌,宮人希得進御」,元恪面臨著絕後的政治危機。後來,胡氏不懼「子生身死」,艱難地為元恪生下了元詡這根獨苗,因功「進為充華嬪」。為皇統大計,元恪廢除了「子貴母死」制度。始於天賜六年(409),止於延昌元年(512),「子貴母死」在北魏沿襲七代,歷經百年,見證了拓跋鮮卑的興衰。這一制度,是氏族社會碰撞封建專制的產物,是北魏推進制度轉型的催化劑,所以,它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舉。它雖然有一定合理性,但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婦人干政問題。(劉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