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皇帝的馭人之術是有一套的。他作皇子時(當時還是叫「胤禛」，為方便起見，本文且一律叫「雍正」)，建立了智囊團，養了一群謀士。一般來說，對自己的智囊，應該是溝通無間、坦誠相待，這樣才能讓他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但雍正對這些「奴才」，保持了很深的城府，對他們的忠誠建議和「金玉良言」，不僅不輕易贊成，甚至還時時敲打他們、加以訓斥，以顯示自己的高明和賢良。

　　他常常是那樣底氣充沛、義正辭嚴，簡直就是聖人的化身。這當然是一種假象，但我們可別小看這種虛偽。在權謀社會中，這有時也是一種力量，可以給人帶來好名聲、帶來更多的支持者。雍正對戴鐸「十啟」的處理，可視為他矯情地呵斥下屬的經典案例。戴鐸是雍正豢養的一個謀士。這個人在歷史上名聲不顯，現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但這個人做了一件讓歷史不會忘記的事，就是他在自己的主子還是皇子時，給主子上了「十啟」(十份建議)，勸主子去奪取皇位，並獻上了自己的一些對策辦法。

　　對這些建議，雍正是怎樣表現的呢?這位高明的主子表現出一副高深莫測的樣子。戴鐸上第一啟的時候，是康熙五十二年，正是各皇子爭奪皇位的關鍵時期，在這份折子裡，戴鐸說了許多表忠心、拍馬屁的話，同時提出了四點建議:一是要搞好父子、兄弟之間的關係。「孝以事之，誠以格之，和以結之，忍以容之，而父子兄弟之間，無不相得」。二是要和臣僚、下屬搞好關係，廣積人脈。三是不要摻和是非，不要計較小利。四是要多獎掖提拔優秀人才，為自己的未來打造一支隊伍。

　　雍正內心裡非常想當皇帝，對於這幾條忠懇建議，卻表現出一副很淡漠的樣子。他的批覆大意是:這些話雖然是金石之言，但對我卻一點用也沒有。我若有當皇帝的心，斷不會這樣行事的，況且這(當皇帝)是一件苦差事，避之都惟恐不及，哪裡還會主動去追求?至於君臣利害、終身榮辱的關鍵，根本不在於這個事情(當皇帝)。我只想無禍無福，至終保任，所以你就為我放心好了。像你這樣的居心和言語，以後不可再有，慎之慎之。

　　雍正內心裡非常想當皇帝，對於這幾條忠懇建議，卻表現出一副很淡漠的樣子。他的批覆大意是:這些話雖然是金石之言，但對我卻一點用也沒有。我若有當皇帝的心，斷不會這樣行事的，況且這(當皇帝)是一件苦差事，避之都惟恐不及，哪裡還會主動去追求?至於君臣利害、終身榮辱的關鍵，根本不在於這個事情(當皇帝)。我只想無禍無福，至終保任，所以你就為我放心好了。像你這樣的居心和言語，以後不可再有，慎之慎之。

　　這段話說得很藝術，既把自己想當皇帝的心思掩埋起來了，又教訓了下屬。如果傳到外面，還可以讓人們看到他淡泊功名利祿的聖人形象。這對於他自身的發展來說，實在是一股力量，有很大的推波助瀾作用。戴鐸的第七啟也寫得頗有意思。這一啟寫於康熙五十六年，大意是，雍正要成就當皇帝的大業，必須找一處練兵屯糧之所。戴鐸自陳願意去台灣，「替主子屯聚訓練，亦可為將來之退計」。

　　對於這個建議，雍正更是大義凜然，將其駁斥了一通。雍正說:「我以國士待你，比罵我還厲害。你若如此存心，不是非災，必遭天譴。我勸你好好做你的道罷。」顯然，雍正對戴鐸這個折子裡的建議很不以為然。但他難道真的不想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嗎?其實，他早就在西北邊陲放置了自己的心腹大將年羹堯，哪裡還用得著你戴鐸?這借勢一罵，又給自己的公眾形象加了分。

　　再來說說戴鐸的第九啟。這一啟寫於康熙五十七年。這一年，康熙的寵臣李光地被從福建召回，傳聞是為了商量立太子的事，戴鐸怕別人當了太子，仗著與李光地相熟的面子，秘密地向李光地探聽消息，並向其建言，誇耀自己的主子「聰明天縱，才德兼全，且恩威並濟，大有作為」，同時還對李光地許諾，「大人如肯相為，將來富貴共之」。

　　戴鐸此啟主要就是向雍正匯報這件事，藉機還分析了幾個王爺的優劣和當皇帝的可能性，他的本意當然是無比忠誠地希望自己主子當上皇帝。雍正的反應怎樣呢?只見他批道:「我在京時，如此等言語，我何曾向你說過一句。你在外如此小任，驟敢如此大膽。你之死生，輕若鴻毛;我之名節，關乎千古。我作你的主子，正正是前世了。」

　　這段話批得很口語化，一副生氣的樣子活靈活現地表現在眼前。這種生氣當然是裝出來的，他這一罵，把自己不想爭皇位的姿態罵了出來，既可以讓自己的兄弟們放鬆警惕，還可以讓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中國文化講究不爭名利、以義為重，雍正對下屬這樣的訓斥正好迎合了大眾心理。雍正繼位後，讓人把戴鐸的「十啟」彙編成冊存盤，其意大概是想讓後人知道，自己並不想作皇帝，你看戴鐸這廝當年不斷地勸我當皇帝，我不都是在罵他嗎?

　　雍正玩權術的手段很多，自然不止於對「十啟」的批判。康熙晚年時，內心裡極度渴望皇位的雍正愛上了佛教，把自己搞得神神道道的。這實際上也是一種掩飾，以在眾兄弟面前表明自己無意逐鹿皇位，鬆弛對手們的戒備。待繼位並把異己排除乾淨後，他不僅拜了喇嘛高僧為師，還自己選刊佛學書籍，展現出虔誠的模樣。但在現實中，他的苛酷嚴刻卻是出了名的。各種武俠小說描繪的「血滴子」，各種史料中記載的文字獄，無不訴說雍正時代的嚴厲與毒辣。因此，他信佛也不過在掩飾自己的殘忍，假托慈悲而已。佛學在這裡也變成了雍正的一件道具。

　　應該說，虛偽是一些人的生存常態，確實幫助一些人達到了自身的目的。唐朝詩人白居易寫過一首《放言》:「贈君一法決狐疑，不用鑽龜與祝蓍。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偽復誰知?」現實還真是這樣，假如雍正沒當上皇帝呢?我們是不是也以為他說的那些是真的?—就是當前，還有多少人在我們的身邊作著虛偽的表演呢?但我們卻茫然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