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世人皆知國民黨統治大陸時期異常腐敗。但對其具體如何腐敗，卻往往不甚瞭解。

本期專題，擬從黨、政、軍三個方面，對國民黨大陸統治時期的腐敗做一個立體化的介紹。

黨：地方各級黨部無實權、沒有錢、不管事

如果把「腐敗」限定為狹義的「貪腐」，那麼國民政府在「黨」這個方面，因其地方各級黨部力量異常薄弱、地位異常低下，其實並不具備大規模「貪腐」的條件；但若把「腐敗」的定義擴大到「不作為」、「反作為」的程度，那麼，國民政府在「黨」這個方面，因其地方各級黨部幾乎毫無作為，可以說是非常「腐敗」的。

1939年前：黨員數量很少，地方黨部「毫無實權，絕不能過問當地任何政務」

雖然國民黨於1927年開啟「訓政」，自命為中國唯一的執政黨，但其黨員數量，卻並未因其對政權的掌控而高速膨脹。就國民黨國內普通黨員數量而言，1927年4月的統計數據是約60萬；稍後經血腥「清黨」，1928年3月的統計數據是約22萬，到1937年1月的數據統計，仍不過是52萬餘人。1935年，國民黨黨員與全國人口的比例為1：990；與之可以形成對比的是，1958年，同樣建政8年有餘的中共，其黨員與全國人口比例為1：52。國民黨大陸統治時期其「黨力」之薄弱，由此可見一斑。地方黨部建設層面的數據也能說明國民黨「黨力」之薄弱——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已成立了7個年頭，但仍只有不足40%的省份建立了國民黨省黨部，只有不足17%的縣，成立了國民黨縣黨部。直到1936年全面抗戰爆發前夕，豫、皖、閩、雲、貴、川、陝、甘、寧、青、新等省區，連正式的省黨部都沒能建立起來；其餘如山西省黨部受閻錫山排擠，直到抗戰中期才恢復；山東省黨部被韓復矩迫入地下活動，直到韓被處死才得以恢復；東北、華北地區公開的國民黨組織活動則幾乎銷聲匿跡；兩廣地區黨務，則在桂系及胡漢民等人的操控下自成體系，完全獨立於南京政府之外。至於縣以下的農村基層社會，則幾乎見不到國民黨黨組織和黨員的身影。這樣的數據，除了說明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時期「黨力」非常薄弱，國民黨對民眾嚴重缺乏吸引力之外，從腐敗問題的角度，還說明國民政府在「黨」這個層面，「腐敗能力」相當有限。

黨政分開原則，進一步削弱了國民政府在「黨」的層面的「腐敗能力」。按照國民黨訓政制度設計者胡漢民的理念，「黨部斷斷不能干預行政。因為干預行政，政府、黨部就變成了雙重衙門。黨部的責任只在深入民間，去指示人民、領導人民以輔佐政府之不及。」在1928年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上，蔣介石也明令「黨員黨部決不能直接干涉或處理行政」。這種黨、政分工非常特別，譬如地方自治，按上述分工，辦理地方自治的具體事務，是政府的工作；宣傳鼓動、使人民懂得自治的道理，則是黨部的責任。換句話說，各級黨部應該充當政府和人民之間的橋樑和紐帶，而不應該成為「衙門」，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地方基層黨部連招牌都不許懸掛，以免給民眾造成黨部也是一個官府機關的壞印象；各級黨務人員也都不算公務員。但現實與理想往往很難合拍，胡、蔣諸人希望各級黨部遠離行政權力，但黨務人員卻沒有深入到底層民眾中去的覺悟，而是只想著與政府搶奪地方行政權力，蔣、胡等人的理想最終淪為幻想。自國民黨1927年執政以來，地方黨部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權力爭鬥，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以至於蔣介石沉痛感歎：「這是本黨十幾年來無事可成的一個最大的原因」。但至少在國民黨中央這個層面，針對地方黨政糾紛而譴責的對象，往往是地方黨部。故而，在行政權的爭奪上，至晚到1931年，地方黨部已不敵地方政府而最終敗下陣來。到1934年，已有地方黨務人員在《中央黨務月刊》上刊文，憤怒聲討「一黨訓政」的有名無實：「豈知三數年來，本黨名為訓政，實無殊於退聽……各省市縣黨部坐擁虛位，毫無實權，絕不能過問各當地任何政務，偶一置喙，誹謗隨之。」

從薪俸數據上也不難看出地方黨部的地位之低下，抗戰爆發前，一個省政府委員的月薪是500元，外加辦公補貼，可實得一兩千元，而一個省黨部委員的月薪則僅有150元，辦公補貼則近乎為零；一個縣長的月薪為250-300元，一個縣黨部書記長的月薪則只有40元。抗戰爆發後，待遇懸殊有增無減，如1941年，雲南省政府委員的月薪為560元，而省黨部委員會的月薪，僅170元。以至於「縣黨部的委員，天天相當縣長；省黨部的委員，天天想當省政府的委員」，社會上亦流傳「學而優則仕，學而不憂則黨」的說法。權力懸殊、待遇懸殊，人員編制自然也很懸殊，40年代一個省政府的員額編製多達五六千人，而一個省黨部則一般只有數十人，多者亦不過百餘人。 [詳細]

1939年後：黨員數量暴增，黨員素質暴跌，地方黨部依舊很窮，地位依舊低下

據1939年的統計數據，戰前的52萬普通黨員，因戰爭的衝擊，已只剩下28萬餘人（1940年，中共已有40萬黨員）。為挽救瀕臨崩潰的黨組織，國民黨決定開始大規模吸收新黨員。1939-1945年間，國民黨普通黨員平均以每年30萬-40萬人的速度增長，至1945年，已增至264萬人之多。同時，其組織建設也得以強化，據國民黨中組部的統計，到1945年底，全國29個省都建立了國民黨的正式省黨部，縣級黨部從1939年的1128個增長到1992個；區黨部由1939年的546個增長到9397個；區分部由1939年的13188個增長到78681個。換句話說，此一時期，國民黨的黨組織觸角，貌似已經大規模地深入到了縣以下的基層社會。

但也僅僅是「貌似」。國民黨黨組織的延伸，依賴於黨員數量的暴增；但黨員數量的暴增，實際上是以黨員素質的暴跌為代價的。此一時期，國民黨中組部每年下達黨員徵收數量指標，如1940年給後方18省的徵收指標是178萬新黨員，但到上半年結束，18省僅徵收到14萬人。如此高指標所導致的結果，必然是各種不擇手段的濫竽充數。中央稍好一些，如蔣介石1939年訓令全國所有公務員一年內必須集體入黨，否則有官者免官，有職者免職；到了地方，則是各種手段五花八門，如邢台以發糧食為餌引誘窮人入黨導致某些地方全村都是國民黨；直接拿保甲長的花名冊填寫上報、把學生年齡增加10歲集體入黨、甚至直接閉門捏造名單上報，在當時都是極普遍的現象；以至於許多人直到49年後才知道自己入了國民黨，才不知道自己成了國民黨基層黨組織的幹部。更荒唐的是，擴張到最後，連國民黨中組部也搞不清誰是黨員誰不是黨員了，1942年中組部任命周天賢為湖南省黨部委員，結果被人告發周根本不是國民黨黨員；1946 年國民黨中央鄭重決定「永遠開除宗維泰黨籍」，決議下發後，中組部卻發現宗根本就不是國民黨黨員。

如此，也就不難理解1945年所謂的264萬國民黨黨員，究竟是怎麼回事了，正如1946年湖南的一位國民黨代表公開抨擊的那樣：「近年來，下級黨部吸收新黨員，每因限於上峰規定之數目必須如期征到，往往浮繳廣收，濫竽充數，結果腐化分子得以趁機潛入，不僅對黨毫無貢獻，反使社會優秀分子以加入本黨為恥。」而各級地方黨部依舊留不住真正的人才；依舊非常窮——某些縣市黨部每月的辦公費僅夠支付郵費一項開支；而一般的區分部每月經費，則僅相當於兩塊燒餅的價錢；依舊地位非常低下；依舊毫無組織能力，「號稱數百萬黨員，……但大多數是掛名黨員，平日決不發生任何組織上的聯繫」，據1942年的統計數據，70%的區分部連定期開會都做不到。 [詳細]

政：用人全靠裙帶，官吏普遍貪腐

雖然南京國民政府號稱「一黨訓政」，但如前所述，「黨」實際上既無力「訓」民眾，也無力「訓」政府。較之「黨」層面的「無力腐敗」，政府層面的腐敗，自始至終都異常兇猛。

用人「不問黨不黨，才不才，只問親不親，派不派」

1939年以前，在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公務員中，國民黨黨員始終不佔主導地位。如1929年，國民黨黨員在中央機關公務員中所佔比例是36.3%；1933年只有22%。再如1929年，南京市政府公務員中，國民黨黨員所佔比例僅10.9%；1930年上海市政府公務員中，國民黨黨員所佔比例僅17.2%；同年，江蘇吳縣政府公務員中，國民黨黨員比例僅8.8%。1939年，因中央機關公務員被蔣介石一紙命令強制集體入黨，國民黨黨員在中央機關公務員中所佔比例提升到45%，1941年又升至64.4%，但這些高數據顯然沒有什麼意義，國民黨黨員自始至終未能控制各級政府；而且越到基層，其控制力越弱。即便是縣長這般重要的地方一把手，國民黨黨員所佔比例也不算太高，1935年的調查數據顯示，湖南各縣縣長只有49.3%是國民黨黨員，湖北各縣縣長是國民黨黨員者也不過61.4%。

黨員無力壟斷政府內部的各級政治資源，與國民政府的用人制度密切相關。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王子壯曾抱怨說「黨人只能辦黨而不入政途，已屬畸形」，而蔣介石則多次批評黨內同志「不應專為獵取政府中的高位」。不讓黨人壟斷政府，固然是好，但國民政府精心設計的用人制度——考試院——實際上並不能發揮作用，政務官不歸其任命，事務官也不歸其選拔。前者控制在蔣介石個人手中，後者則控制於各部門和各機關的主管之手。政府各機關的用人，完全靠裙帶關係。1936年出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的何廉對此有切身體驗：「院中大小官員的任免幾乎都是通過個人關係來解決的。儘管在考試院的督導下，實行著一種考試制度，但大小官職都不是通過這種制度來替補的，要有也只限於那些比較低微的職銜。……考試院對任何人推薦的任命極少否決過。」

這樣一種用人環境下，主管官員一旦卸任，新人上任，下屬官員也必然隨之大換血，「不問黨不黨，才不才，只問親不親，派不派」。裙帶之風盛行，賣官鬻爵也隨之而來。據《唐縱日記》記載，1932年河南省安陽縣縣長舞弊被民眾告發。省主席劉峙提訊，指責其貪污應該治罪。縣長回答：「縣長是由錢買來的，若不弄錢，豈不蝕本？」並取出其省政府秘書長張廷休收條一紙呈上。劉峙問張「有無此事？」張說「姨太太手中有賬可查」。劉亦無奈。此類事件，當時可謂比比皆是。[詳細]

政府官吏普遍貪腐，蔣介石「聞之慚惶無地，不知所止」

國民政府官員的腐化，是從1927年建政開始的。外國人喬治·索凱爾斯基1928年觀察到：「那些在革命前連一個小錢都沒有的窮官吏，很快就成了富翁。他們在首都市區建起了漂亮的住宅，用轎車按送子女上學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不少生活優裕的官僚嫌南京的娛樂生活死氣沉沉，而定期到上海去享受舒適生活。他們在上海的租界裡蓋了房子，在那兒呆的時間很長——『週末』常常從星期五持續到下星期二。」1930年，《大公報》刊文尖銳批評國民政府，認為其當務之急不是剿共，而是在全國範圍內懲治一萬名貪污的文武官員，可見此一時期，國民政府官員的貪污，已經成為一種社會公憤了。到1944年，國民黨人趙和亭在三屆三次國民參政會說：「山西十幾個縣裡從一月檢舉，就查出一千多件貪污案子。山西一隅如此，全國各地合計起來還了得！」基層貪腐之普遍可見一斑。

為治理貪腐，國民政府於1931年建立了監察院。但執行情況卻令人失望，自建院至1937年，監察院處理的案件涉及貪官污吏69500人，其中僅1800餘人有起訴書，這1800餘人中，僅268人被判斷有罪，這268人重，僅13人被罷官，41人受輕微觸發，其他人未受任何處罰。出事官員往往以調至外地繼續任職而告終。甚至於即便是蔣介石個人，也無法運用自己的獨裁權威來懲罰貪腐。1944年，國庫局局長呂鹹以「調劑同人戰時生活」為名，獲中央銀行總裁孔祥熙批准，由國庫局員工以「官價」購入5千餘萬元「同盟勝利美金公債」（簡稱「美券」）。當時美券一元的最高市價已飛漲到國幣250元，而國庫局同人卻仍可以20元低價購得。5千餘萬元美券，市值125億國幣，就此被國庫局少數「同人」私吞。呂鹹取得合法手續後，首先孝敬孔祥熙美券350萬元，其後，又用以票換票、買空賣空的辦法貪污美券近800萬元。兩項合計，共1150餘萬元，折合國幣約26.47億元。這起轟動全國的「美券貪腐案」，讓蔣介石極度震怒。但震怒之餘，對貪腐之源頭孔祥熙，卻是毫無辦法。蔣在日記中給孔祥熙的評語是「不能為黨國與革命前途著想，而徒為本身毀譽與名位是圖」，又在日記中痛罵孔祥熙拒不認賬百般狡辯實在無恥：「彼總想口辯掩飾為事，而不知此事之證據與事實俱在，決難逃避其責任也。余以如此精誠待彼，為其負責補救，而彼仍一意狡賴，可恥之至！」乃至最終覺得「此人之貪劣不可救藥，因之未能午睡」，到了如此地步，蔣介石還必須指示此案「即令速了，以免夜長夢多，授人口實」，政府的全方位腐敗已經完全綁架了這個政府，即便是最高領袖蔣介石，也無力扭轉這一趨勢。抗戰勝利後，政府官員這種全方位的貪腐更加劇烈，尤其以變「接收」為「劫收」最為典型，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寫道：「魏德邁來見，告我以中央派往華北人員之如何貪污不法，失卻民心，聞之慚惶無地，不知所止。」其無可奈何可以見一斑。 [詳細]

軍：經商走私已成常態，空額索賄變本加厲

國民黨軍隊的腐敗，主要集中在兩大塊，一是軍隊經商；二是軍隊走私。與這二者始終相隨的，是軍隊將領當中氾濫成災的中飽私囊，用蔣介石的話說，是「尤以高級將領，凡軍長以上者，幾乎多是貪污……」

軍隊經商走私：「借口合作社名義來經營商業，……各戰區都不可免」

民國軍隊經商，自北洋時代就有。但真正普及，則是抗戰開始後國民黨允許、倡導成立「軍隊生產合作社」之後。「軍隊生產合作社」，類似於古之屯田，是當時國力不足而抗日必行下的無奈之舉，目的在於改善士兵生活。其內容包括耕種、加工農產品、製造衣襪、被褥等日用品、以及勞務輸出（如修築公路）。與「軍隊生產合作社」相配套的，還有「軍隊消費合作社」，該組織成立的目的，是「避免中間商人的搾取，直接向生產者批購貨物，分配給社員」，簡而言之，就是各部隊籌集資金，成立專門組織，謀求以最合適的價格為士兵購進改善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但結果與初衷相反。按國民政府的本意，軍隊辦合作社，非為牟利，而在改善士兵生活。但絕大多數軍隊對參加生產毫無興趣，對採購士兵日用必需品業毫無興趣，而紛紛以「軍隊合作社」的名義投入到經商當中，尤其是到了抗戰中後期，軍隊已然普遍經商，其經營貨物，大多與改善士兵生活無關，而純屬為了牟利。對此，蔣介石深惡痛絕，在1942年9月9日痛批道：「來我們提倡軍隊設立合作社的原因，為改良官兵生活，這種良法美意應該推行盡利，但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現在我們軍隊當中竟有借口合作社名義來經營商業，僅作為營私舞弊的淵藪，尤以沿江沿海附近一帶交通衝要的駐軍為甚。……現在軍人經商的流弊恐各戰區都不可免，希望各位司令長官與總司令嚴切取締與禁絕，如有經營商業販賣仇貨的，一律視作通敵論罪。」

與軍隊經商相生的另一弊病，是軍隊走私。這些走私，也往往以「軍隊合作社」的名義進行。其擾亂當地正常商業經營相當嚴重，如1936年江西公路營運專員熊大惠曾制定過一份《整理江西公路營運管理計劃》，其中明確說到須取締軍隊消費合作社私運貨物：「本省各駐軍隊，多有消費合作社之設，其原意本良佳。但邇來時有私運貨物聞，影響本處正當營業殊甚，故為維持本處營運業務計，實應呈請省府，轉咨各軍長官，嚴飭所屬消費合作社，嗣後不得再私運貨物，致妨本處營業之進展也。」但軍隊走私的問題，莫說江西省政府管不了，即便是南京中央政府，也是沒有辦法。當時軍隊參與走私的，多是一些大宗的國際走私貨物，輸出以桐油、水銀、礦砂為主，進口則有香煙、鴉片，往往與前線駐軍聯結進行。曾任遠征軍高級將領的陳誠在遺稿中就說到，雲南各地駐軍不僅經商走私，而且聚賭，吸食鴉片，盜賣軍械。可見，軍隊的這類商敗情形，國民黨軍政領導機關全然瞭解，只是無可奈何而已。有的還要從下屬經商走私中分肥；如此上下勾結，形成惡性循環，頑症終難除去。國民政府雖在政策上壓力打擊走私，但在行動上卻少有作為，1939年11月18日，孔祥熙向中央轉報馬鴻逵公開包庇走私，內稱：軍閥馬鴻逵曾召集寧夏商會負責人秘密指示：「你們別看我出的禁止走私佈告，因為那是中央的命令，我不能不這樣。實際上，你們還是可以照常走私，因為如果停止，別說蘭州的要人太太們沒有用的，就是我的軍隊也沒有辦法。」[詳細]

吃空額索賄賂：「雖有蔣介石親批手令領械．不賄賂也一支（槍）領不到」

「吃空額」是歷來軍隊的頑疾，國民黨軍隊也不例外。其通常情形是：由上級默許各部隊虛報兵額若干，通常連長可報兩人，營團長依次加倍虛報，各部隊軍官空缺後可按情況不同緩報一二個月，其薪餉即由主官截留。抗戰後期，吃空額現象已相當嚴重，此一時期，軍隊一個師一般只有6700人，但領軍餉時都報足額1萬人，虛報3300人的空額軍餉大部分就落進主官腰包。對這種情況，蔣介石本人知之甚詳，他在1941年12月9日說：「我前方部隊兵額之空虛，已為全國盡知之缺點。各級層層蒙蔽，至有一師之中缺額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視為故常。平時領一師之餉，臨時不能作半師之用，及至事後申報戰役經過則又任意浮報，動稱一師死傷五六千人。」

索要賄賂同樣橫行，如李宗仁回憶：「軍隊需要補充武器彈藥時，也必須向上級官員和兵站行賄才能得到補充。雜牌部隊，尤其如此。若不行賄就一點得不到補充。即使蔣介石批准補充一批械彈，兵站倉庫官員也要勒索賄賂，沒有賄賂，兵站就以庫存已盡來搪塞。因此，有些部隊長官就千方百計賄賂兵站甚至侍從室官員以獲得武器彈藥，保存實力。如第5戰區新編王認曲師，獲準得新槍1000支，就賣掉200支，以所得款賄賂兵站倉庫官員。而第29集團軍總司令王贊緒，雖有蔣介石親批手令領械．不賄賂也一支領不到。」[詳細]

參考資料：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上海書店出版社；易勞逸《流產的革命》，中國青年出版社。

結語

國民黨大陸統治時期的腐敗究竟有多嚴重？蔣介石應該最有發言權。1948年11月24日，蔣在日記中寫道：「黨、政、軍幹部之自私、無能、散漫、腐敗不可救藥。若要復興民族，重振革命旗鼓，能捨棄現有基業，另選單純環境，縮小範圍，根本改造，另起爐灶不為功，現局之成敗，不以為意矣。」其絕望之情，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