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廣西士兵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士兵
1933年11月3日，新桂系三巨頭之一的白崇禧，對桂林學界發表題為《從德意兩國的自強說到學校軍訓和體育》的公開演講，對彼時甚囂塵上的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潮流大加推崇：「德國這些兵，與其說是十萬士兵，不如說是十萬將校……意國之所以能夠像今天的強盛，全是由於慕沙裡尼（墨索里尼）所組織之法西斯蒂黨的組織嚴密，同時全國尤其是學生都能軍隊化所致。」
這次演講正式宣告，新桂系將以全民皆兵的「斯巴達式」軍國主義理念為指導，對廣西進行全面建設。
而以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為首的新桂系集團，則是這其中的翹楚人物。他們所領導的「建設廣西、復興中國」運動，使西南邊陲窮省廣西，短短數年時間發生翻天覆地之變化，一時間成為各地競相模仿之「模範省」。東南亞盟軍司令史迪威在日記中感慨：「廣西士兵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士兵。」而這一切，與「新桂系」首腦們推行的「軍省」主義不無關係。
外憂內患
1931年2月，蔣介石與胡漢民因「約法之爭」交惡，寧粵矛盾激化，以陳濟棠為首的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公然與蔣決裂，一時間蔣介石捉襟見肘、疲於應付。蔣桂大戰失利後流亡海外的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趁機確立了新桂系對廣西的控制，加入了西南反蔣陣線，兩廣和解並宣佈獨立，獲得寶貴的喘息之機。
然而三人所面臨的局勢卻極為嚴峻。自古以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廣西，自然生產條件極為貧瘠，交通落後；加之眾多民族雜居、民風彪悍，「鳴鑼會眾，千百為群，齊持槍械，捨命凶斗」之事屢見不鮮。
更為要命的是，自1925年陸榮廷舊桂系統治崩潰之後，粵軍、滇軍、黔軍等外來勢力先後入境，而省內也是自治軍蜂起，廣西全境陷入無邊戰火之中。晚年李宗仁回憶道：「各自稱王稱霸……鬧得一團烏煙瘴氣」。
對於普通民眾而言，與戰亂並立的災難是匪患。政局失控、兵禍連年，不少人鋌而走險、遂去為匪，時人感慨：「泊乎民十，盜匪蜂起，市井為墟……」。
彼時國民政府行政院在其《廣西農民調查》中描述了普通民眾的慘狀：「誠無日不在驚濤駭浪之中，蹂躪摧殘之下……逃亡的人們是逃亡了，死去的人們是死去了……所剩下的遺痕，不過是枯楊白骨、斷井殘垣……」
84歲的歷史學教授鍾文典，1924年出生於廣西省蒙山縣，他清晰記得這段童年的回憶：「司令滿街走，統領多如狗……那時候真的是非常之亂，老百姓完全沒有安全感。」
民團建設
但是，僅僅在幾年之後，這種土匪橫行，社會崩潰的局面就發生了改觀。1935年，朝鮮人李斗山由廣州踏上去往廣西梧州海關的筏板，開始其為期四個月的桂省之行，到達此行第一站梧州後，李斗山「第一個印象便是滿街滿巷都軍人化了……一切一切的壯男們，除了婦孺老弱的人們之外，都穿著灰色的、黑色的服裝——軍服，都戴著灰色或黑色的帽子——軍帽，而擁擠著、動著、行著……」。
此一番全民皆兵的景象讓抗日誌士李斗山感慨不已，而他或許並不知曉，眼前的見聞和此前外界對於「新的廣西」諸種傳說，正是新桂系集團在若干理念和綱領指導下，大力推行新民團制度的結果。
從1930年9月頒布《廣西民團組織暫行條例》始，至1938年頒布《廣西省民團規程》，新民團制度在廣西省全面推行開來。廣西全境被分為12個民團區，各區內選擇戰略要地設立指揮行營，總部設在南寧，由白崇禧擔任總指揮。
在縣一級，設立縣民團司令部，由縣長兼任司令；而縣以下，村街設民團後備隊，鄉鎮設民團後備隊大隊，區設民團後備隊聯隊。民團的各級組織系統與行政系統緊密聯繫在一起，其負責人均為一人兼職。從上到下，形成網絡狀組織，十分嚴密。這樣就有效保證了軍令的迅速下達與執行。
新民團制度的特點不僅在於組織嚴密有效，還在於它廢棄了舊有的團兵僱傭制，而改為義務制。這是因為僱傭兵成分複雜、良莠不齊。新桂系強制要求廣西境內18歲至45歲男子均有被征為團兵的義務，要求他們必須參加民團訓練，「任何人均不能規避」，廣西日常生活狀態下的居民，大部分捲入民團的網絡之中，這就宣告了廣西自此全民皆兵。
一則時人日記傳神地描繪了這幅圖景：「人們在廣西旅行，早晨到處可聽到喊口號及軍事操演，進入廣西等於進了一所大兵營。」
武化教育
1932年，時年8歲的鍾文典還在蒙山縣讀小學，鍾家是蒙山縣的大戶，經營著兩間分別叫做「怡興隆」和「正昌隆」的雜貨鋪。店員們輪流被抽調去進行軍事訓練，因為只是利用早晚時間操練，並不需要脫產，「大家都對民團的操練非常感興趣，爭著要去。」
鍾教授解釋道：「那個時候，李、白、黃他們的口號非常得人心，所以辦民團得到了民眾的大力支持和擁護。再加上國難當頭，大家的愛國熱情全被激發出來了。」由於軍訓需要穿著統一的軍服，當時他的祖父甚至出錢為店員們訂做軍服，以表示對民團的支持。
不難想像這股涉及全省、聲勢浩大又清新向上的時代風潮，在那些歷經戰火劫難、幾近絕望的普通百姓心中，滌蕩起怎樣的波瀾與熱情。鍾文典清晰記得，包括自家店員在內的壯丁們在蒙山縣的公共體育場進行操練，他時常跑到那裡去看，而前去觀看的普通民眾非常多，經常是裡三層外三層。「與此同時，民眾便也受到了熏陶與教育」，鍾教授說。在他看來，人心受到的鼓舞與希望，在那樣一個時代，尤為彌足珍貴。
寓兵於團
感受到改變的不只是廣西人，1934年3月11日，由中華職業教育社農學團組成的一個國內農村考察團，一行五人來到廣西省武鳴縣，在這裡，他們被廣西民團建設所深深震撼。他們回憶道：「剎時間五六百全副武裝青年壯丁集合在講演台前面操場上，迅速森嚴，比之正式軍隊，有過之不及。」
正是這些比之正式軍隊「無不及」的民團組織，擔負了治安聯防、剿匪滅霸、稽查毒品等任務，古來以多匪聞名的廣西，社會治安與風氣煥然一新。《大公報》記者胡霖君在其《桂遊日記》中感慨：「千里夜行不見匪」。胡適也讚歎道：「廣西……連兵官共有兩萬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無盜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
不僅如此，民團更是建設公所學校、道路橋樑、共有樹林、公共設施等的主要力量，政府的財政投入得到大量節省。民團參與經濟建設的成果還表現為廣西省入超的持續下降，由1931年的1700萬下降至1937年的200多萬。
民團的作用還體現在軍費的大為節省。廣西因經費有限，平時僅保留兩個軍的兵力。根據1943年數字統計，從1930年到1943年，廣西全省壯丁接受軍事訓練總計2，147，918名，約占壯丁總數的87%，而當時廣西省總人口也不過1200萬。而當抗戰爆發後，廣西省在極短時間內集結了六個軍開赴戰場，這便是民團訓練的巨大威力。無怪1935年，山東省政府考察團在考察廣西民團後，在其報告書中感慨道：「雖名為民團，而實則新式之陸軍也。」
寓將於學
不僅僅在民眾中推行民團建設。同時，新桂系還全面推行學生與公務員軍訓制度。這樣做，不僅僅是要「恢復古代文武不分的風氣，使社會上的知識分子有文事兼有武備，以應付現代劇烈鬥爭的環境。」更重要的，按照白崇禧的話說，是要通過這樣的訓練，培養更多的軍事幹部，「寓將於學」。
由是，1931年秋開始，新桂繫在廣西的大小學校中強力推行軍事訓練，範圍包括初中、高中、大學、女校、師範院校……軍訓內容包括軍人精神教育、軍隊紀律訓練、軍事知識、技術和戰術等。
「那時候，廣西青年的精神面貌與外面的截然不同」，89歲的前桂林政協主席魏華齡感慨到：「初中畢業時，必須經過半年的軍訓，才能頒發畢業證；而升高中後，第一個學期也必須進行軍事訓練……也就是說從初中到高中，要經過一年的軍訓。」
「那時候的軍訓，可不像現在這樣玩一玩、走走形式，我們完全和軍官學校一樣，摸爬滾打、射擊、野外演習、夜間演習、修築工事、防毒、作戰理論……不僅如此，我們連『遊擊戰術』都有學。」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的第一年，初中升高中的18歲少年魏華齡整整經歷了一年的軍事化訓練，「必要的時候，我們拉出來就能立刻成為班排長等下層軍官。」他說那時候同學們情緒都非常高漲，認為「廣西是進步的」，而那一年宣傳抗日的「六一運動」更是把這種情緒推向了最高潮。
除了在所有學校推行強制軍訓政策，新桂系還著手建立了自己的幹部培養學校：廣西民團幹部學校。新桂系對這個學校寄予厚望，故由省主席黃旭初親自擔任校長，而黃本人對此不無自豪地說：「現在國內學校最值得人們注意的，一個是本校，一個是共產黨所辦的陝北公學。」
干校招生非常嚴格，無論是體格知識都是同齡青年中的佼佼者。現年94歲的韋甘睦老人，曾經在廣西民團幹部學校受訓，他們被稱為「干訓生」，「民團干校不交費，有錢人、窮人的孩子都有，主要以學歷為主。」「基層幹部都比較年輕，年輕人當基層幹部有朝氣、愛國」，韋甘睦回憶說。
三位一體
1934年，從干校受訓畢業的韋甘睦被派到基層。他身兼三職，不但是當地鎮長，還是國民基礎學校校長和民團後備隊隊長。「三個職務共拿一份工資，月薪約40元，可夠二至四人的小家庭開銷。」韋甘睦回憶到。
傳統中國社會中，正式的基層政權組織與官僚體系只下延到縣級，正如瞿同祖所言：「實際上，在州縣級以下沒有任何類型的正式政府存在。」廣西地處邊陲，基層政府更是形同虛設，在鄉村說話管用的只有鄉紳和父老。政令只能下達至縣，到鄉村便無法傳達，這對於崇尚集權、軍管的新桂系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從1931年起，黃旭初便分別派人赴日本考察市町村制度、赴山西考察閻錫山的閭鄰村治制度、赴河北定縣考察平民教育，隨後推出大規模的基層行政編制改革，至1934年，將全廣西省編為99個縣、201個區、2399個鄉鎮、24897個村街。
類似韋甘睦這樣的經過干校訓練的畢業生，則成為執行和實施這個政策的骨幹力量。對於這套系統，黃旭初不無得意地說：「整個廣西一千二百萬民眾，都歸到這個系統之下，好似一頂很嚴密的漁網籠罩著一樣。」
「三位一體」制的實施，在節省經費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形成了政府對基層經濟、政治、文化、軍事資源的強大控制力與調配能力。這一能力，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後，對新桂系軍隊在抗日戰場的卓越表現起了直接而關鍵的作用。
到前線去
1942年10月的一個上午，「天氣晴朗」， 18歲的桂林中學高中生鍾文典第一次見到了新桂系的魁首李宗仁，「個子不高，但神情堅毅」，「灰軍裝，腳上穿的也是布鞋」，除了肩章能表明身份，看不出和老百姓有什麼區別的李宗仁慷慨陳詞，「努力學習、強健體魄、趕快成才，為抗日、為我中華民族與國家貢獻力量……」。
從上午9點到11點，李宗仁演講兩個多小時，台下青年學子早已是群情激昂、熱血沸騰……
此時，已進入全面抗日戰爭爆發的第五個年頭。國民政府各系軍隊在正面戰場疲於奔命、顧此失彼，淪陷地區由北往南日漸擴大。
然而，就在這萬馬齊喑的局勢中，「新桂系」的軍隊卻表現出與眾不同的風貌。國民黨要員孫科曾歎服道：「你們（廣西）剛入伍的壯丁，可以排成縱隊前進，實在了不得。在別的省份，剛征的壯丁，有的要用繩子綁住手，成串押解，怎能和你們相比？」戴季陶也說：「廣西在抗戰中所貢獻的人力物力智力，差不多是各個戰場的骨幹。」
不僅是徵兵，在交通建設徵調民工方面，廣西的數量也是高居全國首位。以湘桂鐵路為例，新桂系徵調30萬民團負責修築其境內900多公里路段，兩年之內便基本完成，這讓鐵路專家凌鴻勳稱讚不已：「我們覺得桂省民工的組織以及命令的徹底實使人佩服。」
八年抗戰，廣西共徵調近百萬兵員參與其中，人數僅次於四川，按人口比例則居第一位。「新桂系」的軍隊則轉戰於滬、蘇、浙、皖、鄂、豫、湘、桂等地，參加了淞滬、台兒莊、徐州、武漢、桂南、隨棗、桂柳等著名會戰，成為抗擊日軍的重要力量。
難挽狂瀾
儘管廣西軍隊在抗戰初期表現出色，但廣西畢竟基礎薄弱，十年積累經不住長期消耗。新桂繫在勵精圖治一段時間後，也不可避免地走向腐敗。
隨著戰事的延長，無休止的徵兵、征工嚴重影響到了普通民眾的正常生活與生產，抗日愛國的激情便逐漸被民怨所沖淡。到了抗戰後期，甚至出現了暴力「抓壯丁」服役的現象，抓不住人就抓其父母做人質，抓不到家屬就查封家產。
其實早在廣西建設初期，廣西大學校長、著名教育家馬君武便已看出新桂系軍省主義的弊端，他說：「本省四大建設（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好像桌子的四個腳，一個桌子，一定要四個腳都同樣長，這個桌子才能夠站得穩，四大建設也是這樣。但幾年來……沒有平衡的發展……只顧軍事，不顧其他，猶如頭重腳輕，欲行不得……」
隨著抗戰後，整個國民黨從大陸的敗退，新桂系和其所推行的「軍省」主義也一同煙消雲散。白崇禧退往台灣，黃旭初去香港做了寓公，李宗仁去了美國。
1965年，鍾文典第二次看到了李宗仁。這一年，在美多年的李宗仁回歸國內。眼前的李宗仁與20多年前並無太大變化，只是褪去了當初軍人之威武剛毅，氣質完全變得和藹可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