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捷克，使毛澤東對蘇聯的霸權更警覺

自60年代初以來，面對蘇聯構築的對華戰略包圍以及中蘇邊界地區蘇方的軍事重壓，毛澤東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統一戰線的國際戰略的同時，實際上就已經開始注意將中蘇關係與國家安全利益、與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結合到一起思考，著手在對兩條戰線的作戰中將主要矛頭逐漸轉向蘇聯。

毛澤東在1963年和1964年會見外賓的談話中，一是反覆強調赫魯曉夫的蘇聯有核武器，又是大國，又是社會主義國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彈在美國和蘇聯，「它們經常拿在手上晃著嚇唬人」；一是不斷指出蘇聯在壓中國屈服的各種措施都不能奏效後，「還有打仗」這一條。毛澤東還多次在會見外賓時提出：「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派兵佔領新疆、黑龍江，打進來，甚至內蒙古」，「有可能沒有可能」?並表示對此「我們要準備」。

中共中央在1964年便針對越南戰爭升級作出了準備打仗和加強三線地區建設的重大決策。1965年9月18日至10月12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批准了「三五」計畫中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佈局」的基本方針。由此，中國經濟建設的中心從解決吃穿用轉變為備戰。這種變化並非只是對美國升級越戰的反應，其中已含有極大的對蘇備戰的成分。毛澤東要與蘇聯的霸權主義抗爭到底。

對於中國國內和中共黨內的形勢，毛澤東認為黨內已有了赫魯曉夫的人，他們等待時機，總是想復辟，而全國想復辟的地主資產階級已有3500萬人。他特別強調「要警惕赫魯曉夫那樣的野心家，防止壞人篡奪黨和國家各級領導權」。於是，在對外戰略重點從反對美帝國主義轉向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同時，毛澤東把國內階級鬥爭的重點從防止美國的和平演變轉向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的重演，並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在中蘇關係繼續惡化的過程中，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國立即指出蘇聯已經走上了社會帝國主義的道路。蘇聯霸權主義的行徑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在他看來，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不只是「放空炮」，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已取代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位置，成為中國及全世界各國的頭號敵人。這樣，中國與美國在國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語言，有了可以聯手抗衡蘇聯的基礎。

60年代末，面對蘇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頻繁挑釁，邊界衝突的不斷升級，毛澤東提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問題，其考慮就更加深遠了：就解決國內「文革」問題而言，有利於穩定混亂的局面；就國際鬥爭而言，則有利於讓全國人民認清對中國的威脅究竟來自何方，有利於引起世界各國對蘇聯的侵略性及中蘇關係現狀的關注，有利於在國際緊張局勢的壓力下調動國內一切積極因素，造成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巨大聲勢。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鑒於中國共產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都要制定和宣佈新的大政方針，因此召開「九大」所選擇的時機就顯得特別重要。顯然，毛澤東關於國內國際戰略的調整方向已經確定，而且即將公諸於世了。

珍寶島衝突的爆發不是一次孤立事件

中國對於蘇方不斷挑起的邊界事端，的確有一個忍讓、準備和反擊的過程。

七里沁島流血事件之後，1968年1月24日，中央軍委電示瀋陽、北京等有關軍區，加強中蘇邊界東段邊防警戒的重點部署，邊防部隊要嚴格遵守針鋒相對、後發制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並要求邊防部隊注意選擇政治上有利的時間、地點和情況，多設想幾種可能，擬定行動方案，有重點、有計畫地打擊蘇軍的挑釁，力爭做到「不鬥則已，斗則必勝」。同時強調邊防鬥爭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鬥爭，邊防上每一行動都要考慮全局，按政策辦事，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

這樣，從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衝突程度的嚴格控制及調整下，中國邊防軍在蘇聯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作出有限的反應，始終採取了忍讓和克制的態度。

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龍江省軍區才提出了珍寶島地區反干涉鬥爭的方案，設想以3個連左右的兵力參加該地區的鬥爭，以一部分兵力上島潛伏，並在珍寶島附近的邊防檢查站設立指揮所。對此，瀋陽軍區基本同意。

2月19日，總參謀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總參在給瀋陽軍區和黑龍江省軍區的復電中要求選擇重點，預有準備地堅決予以自衛還擊，速斗速決，不予糾纏。周恩來還強調對蘇邊防鬥爭「既要掌握好進行政治鬥爭的邊防政策，又要準備好重點進行自衛反擊鬥爭以為後盾」。中共中央同意選擇珍寶島作為自衛反擊的重點。3月2日，中蘇珍寶島武裝衝突終於爆發。

事件發生後，蘇共給東歐黨發出的內部情況通報反映出，蘇方對中方行動的最初反應是目瞪口呆，而且滿腹狐疑。通報還說，情況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國政府已做了長時間的準備（該通報說，據對蘇方死亡士兵屍體的檢查，傷口來自於近距離的槍擊或刀扎）。儘管蘇聯的這個通報不乏消除東歐各國在蘇侵捷後產生的恐懼感的成分，但蘇聯軍方對中國的反擊缺乏準備還是事實（在3月15日凌晨開始的戰鬥中，蘇聯邊防軍根據當時情況要求指揮部派坦克和炮兵進行增援時，蘇方卻由於勃列日涅夫和國防部長格列奇科的出訪而無人能作出相應的決定，直至中午與最高領導人聯繫上以後，蘇軍才向邊防軍派出增援部隊）。然而，根本的問題並不在於衝突的雙方在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準備，也不在於誰先開了第一槍。

畢竟，珍寶島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蘇邊界長期衝突的繼續，是中國對蘇聯不斷挑釁的反擊，而且事件發生在中國的領土上。作為歷史研究的著眼點，關鍵問題在於這次事件選擇的時機，它表明中蘇邊界爭端已成為中國對國際戰略問題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構成了中國調整對外戰略策略的一個關鍵性環節。

中蘇交戰，「給美國出了個好題目」

珍寶島事件的後果是直接促成了70年代毛澤東對外戰略的調整。

1969年，中蘇邊界衝突升級對於歷史研究的重要性還不在於事件本身，而在於事件的後果，在於中國對這次事件所做出的異乎尋常的反應。第一，珍寶島戰鬥之後，中國在首都北京和全國城鄉組織了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遊行，強烈抗議蘇聯侵犯中國領土珍寶島。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時間裡，參加示威遊行的軍民已達4億人次以上。

第二，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針對蘇聯的戰備高潮。1969年3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聽取珍寶島地區戰況匯報時指出：「讓他打進來，就使我們動員起來。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我們是後發制人。」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召開，林彪在代表中央作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決不能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強調要做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早打，打常規戰，打核大戰。

4月28日，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提出「要準備打仗」，並說：小打就在邊界上打，大打，我主張讓出點地方來。他進來了，我看比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圍中間。此後，蘇聯繼續擴大中蘇邊境地區的挑釁活動，並於8月13日在中國新疆裕民縣列克提地區製造了帶有報復性質的嚴重流血事件。面對持續緊張的局勢，中國的戰備工作開始進一步超出常備規模，從政治、軍事上進入了突擊性臨戰階段。

第三，毛澤東針對蘇聯的舉動是做給美國看的。毛澤東看完一份關於珍寶島事件的報告後說，中蘇交戰「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還說由於中蘇分裂，美國由打「兩個半戰爭」縮減到打「一個半戰爭」了，美國將根據與中蘇各方的利益來考慮並決定自己的外交取向。「九大」以後，毛澤東交給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四位元帥一項研究國際形勢的任務。四位老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從6月7日至10月進行了近20次戰略務虛討論，向中央提交了《對目前形勢的看法》等書面報告。報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矛盾鬥爭，提出中美都各以蘇修為敵，蘇修不敢同時進行兩面作戰，不會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陳毅還提出了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

第四，1969年初以來，美國也開始向中國發出緩和關係的信號，中國對此不失時機地作出了積極反應，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華沙會談翻開了新的一頁；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接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讓他站在自己身邊一起檢閱遊行隊伍，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與斯諾在一起的巨幅照片，向美國傳遞了緩和的信息。毛澤東作出了打開中美關係僵局的重大決策。

中國對珍寶島邊界衝突的反應，一方面是對蘇聯的大規模軍事威脅及核威脅作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態；另一方面，也是向全世界特別是美國公開顯示中蘇兩國已經走到戰爭邊緣，雙方關係的惡化已無法挽回，通過利用國家關係中最敏感的邊界問題，公開表明中國與美國已具有了共同的國家安全利益。這即為中美聯合抗衡蘇聯的對外戰略調整做了充分的鋪墊。

毛澤東在國際戰略格局大變動中掌握了主動權

珍寶島衝突硝煙初散後，蘇聯認為毛澤東已抱有向西方尋求援助的意圖。故此，蘇聯一方面對中國實施核威脅，一方面又表示願意同中國恢復協商，積極謀求緩和雙方關係。

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與柯西金舉行了「機場會談」，雙方達成了簽訂一個關於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等四點臨時措施的協議。會談中柯西金還提出了在鐵路和航空交通、高頻電話通信等方面聯繫正常化；建立和發展雙方的經濟聯繫，擴大貿易往來，簽署當年並次年的貿易議定書，確定目前五年計畫（1970—1975）期間雙方經貿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議。周恩來答覆說，將就這些建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柯西金同時還以蘇聯政府的名義請周恩來向毛澤東轉達希望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願望。

9月18日，周恩來秘密緻函柯西金，建議雙方都承擔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進攻對方的義務。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覆周恩來：建議「實行嚴格的監督以遵守蘇中兩國間的空中界線」，並建議簽訂一個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的國家間的專項協定。這就等於在兩國關係最緊張的時候，向中國作出了不會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正式保證。

然而，蘇聯領導人的口頭保證並不能消除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的實際壓力，更無法消除對中國進行「核手術」的威脅，何況毛澤東也不可能僅憑與蘇聯的一紙協議就更改剛剛開始調整的對外戰略方針，從而造成國內和國際間認識上的混亂。

因此，9月11日晚7時柯西金剛飛離北京不久，中國外交部就電話通知蘇聯駐華使館：次日將發表的經雙方商定的關於兩國總理會談的消息文稿須作一些改動，刪去「會談是有益的」一句。對於柯西金提出的諸項建議，中國方面也基本沒有響應。全國對蘇備戰的緊張氣氛依舊持續升溫。10月中旬，全軍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從中央到地方都處於臨戰狀態。

10月20日，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後，蘇方拒絕討論「機場會談」達成的協議草案，不承認中蘇邊界存在「爭議地區」。另外，柴成文在《周恩來領導我們進行邊界談判》一文中介紹說：經對此概念反覆探討，最後柯西金講：「爭議地區，就是你們說是你們的，我們說是我們的地區。」甚至否認雙方所達成的諒解，中國認為蘇方態度有所後退。此後至1978年6月，由於雙方在邊界問題立場上的分歧，談判雖然持續未斷，但也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

中蘇雙方在會談、談判上的交手從另一個方面表明，蘇聯擔憂中美聯合抗蘇，從而在保證不會對中國發動進攻之後，想避開邊界問題上的爭執。但是長期存在的蘇聯對中國的強大壓力已經使毛澤東選擇了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新戰略，對於蘇聯方面的種種建議自然就不會、也無須再加以注意。毛澤東已經用邊界問題在對蘇政治鬥爭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國得以在國際戰略大格局的變動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動權。

1970年毛澤東打破了中美20年長期交惡的局面，1971年展開對美「乒乓外交攻勢」，1972年2月毛澤東與美國總統尼克松「第一次握手」。在中美聯合抗衡蘇聯威脅的態勢初步形成後，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澤東又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思想（「一條線」是指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一大片」是指這條線周圍所有的國家），最後完整地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策略，明確了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霸、首要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統一戰線的主旨，最終完成了對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策略的調整。

毛澤東從維護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出發，以高瞻遠矚的戰略目光和靈活機智的策略技巧，動一子而活全局，打開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改善了中國的國際環境，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取得了中國外交的突破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