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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蘇聯在朝鮮戰爭後怎樣助朝
朝鮮經濟重建的場面，畫面背景是拔地而起的嶄新建築
1953年8月5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制定了重建工作的規劃，決定分三個階段完成國民經濟的恢復：第一階段是準備時期，計畫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第二階段執行三年計畫（1954-1956年），使國民經濟各部門恢復到戰前水平；第三階段實現五年計畫（1957-1961年），建立工業化的基礎。本文將梳理1953-1960年中國援助朝鮮的過程。
準備時期（1953-1954）
朝鮮停戰協定剛剛簽字，金日成首先想到的尋求經濟援助的對象是蘇聯。1953年7月31日，金日成交給蘇聯使館一份報告，詳細說明了戰爭造成的損失情況以及恢復工業所需要的蘇聯的幫助。同一天，朝鮮政府正式提交了一份照會，請求蘇聯派遣62名專家到朝鮮，幫助制訂經濟恢復工作和最重要的工業企業設計任務的計畫。照會詳細列舉了所需專家的清單和恢復項目的主要參數，並強調說，聘請蘇聯專家「十分必要，因為朝鮮人自己無法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8月3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做出決議，決定向朝鮮提供10億盧布的援助，用於國民經濟的恢復。金日成得到消息後，立即在8月5日召開的朝鮮勞動黨六中全會宣佈：「蘇聯政府已經通知，決定給我們10億盧布的援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國政府也都做出了關於提供援助的決定。在這些國家已經掀起了一個幫助朝鮮恢復和發展經濟的群眾性運動。」
莫斯科的熱情並沒有朝鮮人期望和宣傳的那麼高。早在停戰協定簽字前，蘇聯政府就要求在朝專家向朝鮮人建議，「在確定工業恢復計畫時，要以朝鮮國民經濟最必要的需求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恢復的內部潛力作為出發點」。但8月7日蘇聯使館報告，根據情報，朝鮮政府的打算是請求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政府對恢復其遭到破壞的工業企業提供全面援助，而蘇聯要承擔的是「幾乎全部被破壞的大型企業」。具體辦法是蘇方提供工程技術人員、設備和材料，朝方則負責當地建築材料和勞動力。從朝鮮的現有計畫看，其「主要考慮不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內部潛力，而是指望從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獲得最大援助」。
金日成於9月初訪蘇，經過協商，蘇朝政府於9月19日簽訂了援助協議。根據協議，蘇聯將在兩年內向朝鮮提供10億盧布的無償援助，其中6億用於工業企業的修復擴建，如金策制鐵所、城津煉鋼廠、南浦冶煉廠、水豐發電廠、興南肥料廠、平壤紡織廠和一部分電氣鐵路等；4億用於新建項目，如平壤絲織廠、沙裡院拖拉機修理廠、平壤紅十字中央醫院、中央廣播電台等。蘇方負責設計方案、施工圖紙、設備供應和安裝及培訓朝方技術幹部。此外，對於此前蘇聯給予朝鮮的2.98億盧布貸款推遲了歸還期，即從1957年起10年內以商品償付，利息也從原來的2%降為1%。朝鮮在戰爭期間所欠非貿易付款債務（約0.73億盧布）被免除50%，其餘部分從1957年起兩年內歸還。對於專項貸款也推遲了還款日期，縮減了還款數額。這個援助力度未能滿足朝鮮的要求。回到平壤後，金日成一方面派商業相李周淵赴東歐各國求援，一方面準備親自前往中國。
然而，金日成在中國卻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穫。由於戰爭期間中朝領導人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出現的分歧和衝突，朝鮮對中國並沒有人們想像中的那種信任和感激。據蘇聯外交部的觀察，戰後中朝關係有一種「不正常現象」：志願軍司令部「居住條件很差，朝鮮領導同志也極少去那裡」；在戰爭展覽館的12個戰績展廳中，只有一個專門給中國人看的展廳集中講述了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功績，而在其餘所有的展廳中，只宣傳朝鮮人民軍的作戰，根本沒有關於志願軍的內容；如此等等。在這種氛圍下向中國伸手，朝鮮人多少有些尷尬。
讓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北京兩個星期訪問所得，竟然遠遠超出了在莫斯科的收穫。關於對朝鮮的援助，中方提出簽署《中朝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等七個文件，金日成完全接受。根據已經公開的材料，中國的援助包括：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國援助朝鮮的72900億元（合14.5億盧布）全部免於償還；在4年（1954-1957）期限內，再提供80000億元（合16億盧布）的無償援助，其中1954年提供30000億元（合6億盧布），這些款項將用於供應工業原料、建築材料、機器設備、糧食和其他用品，以及修復鐵路和橋樑；在3年（1954-1956）期限內，中國自費收養22735名朝鮮難民兒童，並贍養負責教育這些兒童的7186名朝鮮公民及其家庭成員。此外，中國在其他方面給予朝鮮的援助條件，也比蘇聯優惠的多。根據中朝協議，對於赴朝工作的中國專家，朝鮮政府只需支付他們在中國所領取的同等工資（含出差和補助費）、醫療費、住宿費和交通費，不承擔其他任何費用。而按照蘇聯派遣專家的要求，除此之外，朝鮮政府每年還要支付每個專家相當於在蘇聯一個月工資額的旅行費、休假補貼費、相當於兩個月工資額的補助費（高等院校），特別是每月要按照專家的技術等級向蘇聯政府支付2000-4000盧布的原單位損失費。來華實習的朝鮮員工，可以享受與中國同等技術人員或技工相同的待遇，包括公費醫療，只需支付住宿費。朝鮮政府僅承擔實習人員來往的差旅費。而按照蘇聯關於接受實習人員的規定，所有的費用都要朝鮮方面承擔，此外還要支付指導實習的費用，平均每人每月100-150盧布。對於朝鮮留學生，中國只向朝鮮政府收取發給學生的助學金和國內旅費，而蘇聯則要收取包括教學、住宿等在內的一切開銷的50%。比較中蘇對朝鮮的援助力度，蘇聯外交部遠東司感到相形見絀，所以建議與財政部一起向部長會議提出修改有關蘇朝協議的條款。
如此看來，在朝鮮經濟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國做出的無償援助承諾，在金額上已經超過了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總和（蘇東合計不超過22億盧布，而中國則超過30億盧布）。後來人民幣與盧布的折算方法有變，蘇聯對朝鮮無償援助的金額也因為免除朝鮮歸還貸款而有所增加。但無論如何，考慮到中國本身在剛剛結束的戰爭中所蒙受的重大損失，那麼這樣的援助力度和決心，確實是超乎尋常的。有學者認為，這一現象表明此時中蘇在援助朝鮮方面已進入了一種「競爭」狀態。這樣理解未免過於超前，需知當時中蘇關係還處在上升時期，況且中國戰後的經濟恢復也要仰仗蘇聯的大規模援助，又怎麼可能有意去同蘇聯競爭？對於中國這種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援助他人的行為，合乎情理的解釋是：毛澤東深知中國在戰爭期間得罪了朝鮮，而中國是亞洲革命的領導者，又在歷史上與朝鮮頗有淵源，為了恢復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就必須做出非常的努力和犧牲。
在朝鮮經濟重建初期，兄弟國家的援助起到了決定性作用，其提供的資金在1954年朝鮮國家財政預算中至少占31.6%。蘇聯援助的主要是工業項目，尤其是重工業。截止到1954年10月1日，蘇聯幫助恢復和新建的工業企業達100個（其中新建項目22個，大型工業企業30個）。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安排失當，許多發運到朝鮮的機器設備（尤其是金屬切割機床）未能及時到達企業，而是長期塵封在倉庫裡。如果說蘇聯和東歐國家援助的資金主要用於購買工業設備和原料，那麼中國的援助除工業設備（織布機、蒸汽機車、車皮）和煤炭外，重點是提供生活消費品。僅1954年中國便向朝鮮出口了13萬噸糧食（1953年為20萬噸）、4000萬米棉布（幾乎等於朝鮮1955年的總產量）、60萬雙鞋和30萬套棉裝等。培養朝鮮的技術員和技術工人也是中國的一項重要任務，僅1954年來到中國的朝鮮實習生就有3000多人（以後增加到1萬多人）。
除了資金、技術和物質的援助，中國對朝鮮重建做出的最值得注意且無可替代的貢獻，就是幾十萬志願軍官兵所提供的大量無償勞動力。這一點，在朝鮮勞動力極為緊缺的戰後初期，顯得尤其重要。在停戰後3個月內，志願軍鐵道兵便修復、修整和新建橋樑308座，全長1.5萬米，並修復車站37處，協助朝鮮鐵路員工全部恢復了朝鮮北部原有鐵路線。此外，在城市重建，修築水壩、河堤、水渠，植樹造林，春播秋種，修建民宅，修復校舍等各個方面，志願軍都投入了巨大人力支援。僅1957年上半年，志願軍投入朝鮮經濟建設的人力就達43萬個勞動工日。到1958年全部撤軍前，志願軍共幫助朝鮮修建公共場所881座，民房45412間，修復和新建橋樑4263座，修建堤壩4096條，全長429220米，修建水渠2295條，長達1218.71公里，進行田間勞動8.5億坪，送糞1314.6萬擔，植樹3608.65萬棵，運送糧食物資63853噸。此外，志願軍官兵節衣縮食，以糧食2126.05萬斤，衣物58.9萬件，幫助部分駐地人民渡過災荒，還為朝鮮人治病188.39萬人次。
1954年3月11日朝鮮內閣通過的決定宣佈，「已勝利地完成了一九五三年的計畫，即全面地恢復發展人民經濟所必需的準備工作和整理工作」，並開始執行經濟恢復發展的三年計畫（1954-1956）。
三年計畫期間（1954-1956）
1954年4月22日，朝鮮國家計畫委員會委員長樸昌玉在最高人民會議第七屆會議做關於三年計畫草案的報告，幾天後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公佈了關於三年計畫的法令：到1956年，工業總產量要超過戰前水平，達到1949年的1.5倍（其中消費品生產約2倍）。在農業方面，水稻總產量超過戰前水平19%，雜糧9%。國民收入將比1949年增長30%以上。
在三年計畫時期，蘇聯繼續保證工業設備的供應，而中國對朝鮮的幫助，除少量的輕工業設備和企業的援建外，主要是提供生活用品和工業原料。1954-1957年，中國對朝鮮貿易出口總額9.22億元，進口總額1.27億元，其差額7.85億元，主要以外援平衡。中國提供的主要商品是：糧食（主要是小米）44.9萬噸，大豆17.8萬噸，棉紗3950噸，棉花35590噸，棉布8847.6萬米，煤炭345.6萬噸，焦炭26萬噸，橡膠1.12萬噸；從朝鮮進口的商品主要是海產品、鐵砂、化工原料和蘋果等。在三年計畫施行階段，朝鮮超過80%的工業項目重建是在兄弟國家的幫助下完成的。而完全是由蘇聯、中國和東歐國家負責建設的工業項目（不算軍事項目共90個），占此期朝鮮恢復和新建工廠總數的20%。
朝鮮的三年計畫取得了重大成功。按照朝鮮當局公開的材料，1955年工業的基本建設投資約等於戰前五年和平建設期間工業基本建設總投資的三倍。當年國營和合作社工業的總產值已完成計畫的106％，並超過戰前1949年水平的56％。到1955年底，朝鮮重建或恢復和擴大了290個以上的大、中工業企業，包括機器製造、冶金、採礦等部門。就是說，在工業總產值方面，三年計畫已經提前一年超額完成。然而，被公開報道和媒體宣傳隱瞞的事實是，在三年計畫期間出現的嚴重問題和重大危機，其主要表現如下：
其一，國民經濟基本建設投資過大，造成預算赤字。由於追求高速度，三年計畫不斷加大國民經濟投資。根據蘇聯有關部門的統計，朝鮮國家財政收入總額1954年871億朝元，1955年979億朝元，預算支出總額1954年806億朝元，1955年999億朝元，其中用於國民經濟的投資，1954年439億朝元（占54%），1955年608億朝元（占61%）。1955年出現財政赤字20億朝元。更重要的是，財政收入增加108億朝元，而支出卻增加了193億朝元，其中絕大部分是基本建設投資（169億朝元）。從財政來源講，來自兄弟國家資金的減少是收入未能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1954年的外援304億朝元（占財政收入的35%），1955年為234億朝元，減少了70億朝元。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外援在朝鮮經濟重建中的作用和地位。
其二，過於強調重工業，造成經濟發展比例嚴重失調。早在1955年1月蘇聯外交部就建議，有必要提醒朝鮮同志注意，在恢復期間的工業發展方面，「應增加居民消費品各部門生產的比重」，在編製五年計畫時，「要充分考慮國家經濟的實際條件和與社會主義陣營各國進行經濟合作的可能」。但金日成認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中心，在於優先發展重工業。只有在建立了強有力的重工業的條件下，才能保證整個工業、運輸業、農業的發展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據朝鮮國家統計局的公報，1955年生產資料的生產比1954年增長62%，而生活資料的生產只增長了37%。結果導致居民生活呈現出物質匱乏的現象。據蘇聯使館觀察，除了配給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們幾乎什麼也得不到，而當時朝鮮一個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資只有1500朝元，但市場上一米棉布就要300朝元，一條領帶要300-500朝元。儘管如此，當蘇聯提出在援助計畫內增加一部分消費品時，卻遭到拒絕，朝鮮政府堅持還是要工業設備。
其三，最嚴重的問題在於農業。由於農業合作化速度過快引起農民不滿，加上農業投入不足，取締糧食買賣，從而造成普遍的糧食恐慌。朝鮮政府沒有採取有力措施發展農業，而是寄希望於合作化的高潮。生產合作社在短短4個月（1954年9-12月）間從998個（1.87萬農戶）猛增到10098個（33.27萬農戶），嚴重打擊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當年糧食產量低於1953年的水平，不足230萬噸，而計畫是300萬噸。不滿的農民屠宰牲畜，吃掉種子，只是坐等國家的資金幫助。各地上報的糧食收成大約每町步（約15畝）30-35公擔，但實際上不到20公擔。由於虛報糧產，再加上過高的實物稅（23-27%），農民實際繳納的糧食已經超過其收成的50%。1955年春天，出現了餓死人的現象，乞丐和流浪者的人數迅速增加，搶劫和犯罪行為也大大增多。強制性的徵收以及禁止糧食出售，還導致一些地方出現了反政府傳單和農民抗糧抗稅的情況。
中國在1954和1955年分別提供的13萬噸和15萬噸糧食以及蘇聯緊急援助的5萬噸小麥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朝鮮解了燃眉之急。面對蘇聯的批評和建議，朝鮮政府也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使危機得到一定緩解，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955年的糧食總產量244萬噸，雖然超過了1954年，但還遠未達到1949年的水平（280萬噸）。蔬菜、棉花只完成了計畫的54%和34%。侵佔、盜竊、揮霍國家和集體財產的現象仍十分嚴重，這類案件占當年刑事案件的70%。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揮霍的資產就有40億朝元，而同期撥款給國家機關的全部開銷是30億朝元。針對黨內出現的不滿情緒和不同意見，在1955年4月召開的勞動黨第十次中央全會上，金日成激烈批評延安派的樸一禹、金雄、方虎山等人，指責他們搞宗派主義小集團。糧食危機則歸罪於主管經濟工作的樸昌玉（莫斯科派）和金一（遊擊隊派），要他們為此承擔責任。金日成在會議結束時提出：蘇聯和中國都不會永遠幫助我們，我們應該準備自己應付一切困難。金日成如此說法，其主要原因在於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幹部分別引用蘇聯和中國的經驗批評朝鮮黨所犯的錯誤，而這無疑是對金日成權威的挑戰。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金日成提出了「主體思想」。1955年12月28日，金日成對宣傳鼓動工作人員發表講話，嚴厲指責莫斯科派的許嘉誼（又譯許哥而）、樸昌玉、樸永彬和延安派的樸一禹。金說：「從蘇聯回來的人主張學蘇聯的方法，從中國回來的人則主張學中國的方法。這種爭吵是毫無意義的。」「我們正在進行朝鮮的革命，而不是別的國家的革命。朝鮮革命，這就是我們黨的思想工作的主體。因此，必須使一切思想工作服從朝鮮革命的利益。」為了突出「主體」，朝鮮領導人很少在公開場合提到兄弟國家給予的大規模援助，更不能把經濟建設的成就歸結到這一點上。金日成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是維護自己在黨內的權威和領導地位，並非有意冒犯蘇聯和中國。金日成非常明白，朝鮮的經濟發展，無論如何也離不開蘇聯和中國的援助。所謂「主體」，只是政治上和政策上保持自立，並不排除經濟上依賴外援。所以，儘管在內部講話如此激昂慷慨，在考慮未來的五年計畫時，金日成首先想到的還是要向莫斯科和北京尋求援助。
1956年2月參加蘇共二十大期間，內閣副首相崔庸健請求蘇聯政府延緩貸款的歸還日期並免於歸還到期款項。此外，還要求提供進一步的援助。樸昌玉後來告知，朝鮮希望在未來的五年計畫期間再得到10億盧布的物資援助，並估計中國也會答應給予同等數量的援助。5月出訪莫斯科之前，金日成向蘇聯大使重複了這些要求，只是把無償援助的金額降至5億盧布。同時，朝鮮希望東歐國家（主要是東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同意免除朝鮮的一切債務，還打算向東德借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