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坐像(彩)

 

 

秋津洲甲板

 

 

甲午戰爭黃海大戰中的日本艦隊

　　鴨綠江外的血戰——重返1894年9月17日

　　中國歷史上自毀長城的事雖然屢見不鮮，卻從沒有一群人像清末北洋艦隊官兵那樣，如此關係到這個國家的國運，又遭受到如此多不公、誤解甚至漠視。在眾多參戰、觀戰中外軍人的眼裡，北洋海軍官兵在1894年9月17日以橫飛的血肉，進行了一場幾無勝算、但令人肅然起敬的戰鬥。

　　從旅順到鴨綠江口

　　1894年9月15日大連灣內地旅順港，為中國軍隊運送物資的美國商船「哥倫比亞號」剛剛抵達，美國船員詹姆斯·艾倫就目睹了令人震撼的一幕。

　　「在抵達大連灣時，我們發現該灣艦隻雲集。4艘大的運輸船已經開始裝運士兵，另一艘運輸船也在我們之後到達。戰艦排列整齊壯觀，共有12艘，除兩三艘外，均屬北洋艦隊。此外，還有4艘魚雷艇。」當時，日軍進攻入朝中國軍隊，迫使中國再次向朝鮮增援。考慮到此前豐島海面日軍擊沉運載北洋陸軍的「高昇號」運輸船的慘劇，此次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奉命率艦隊幾乎全部主力艦艇從威海衛軍港抵達大連灣，為運輸船隊護航。

　　就在北洋海軍離開威海衛軍港第二天，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就收到了日本侵朝陸軍發來電報，告知平壤之戰中從大同江清軍一艘船中搜到一封信。此信是平壤守將寫給清軍銘軍統領劉盛休的，日軍由此獲悉，大孤山、大小鹿島(鴨綠江口西南)可能會有大量中國軍隊登陸。幾乎與此同時，日本駐朝鮮公使大鳥圭介也發報指出，估計中國軍隊要取道海路運兵，從大鹿島一帶登陸。

　　北洋海軍根本不知道已經洩露了出航的情報，在此前，北洋海軍的密碼其實已經被日軍破獲，要命的是北洋海軍一無所知，直到戰爭結束都沒有更換密碼。於是中國軍艦還沒出航，日本海軍已經決定派遣艦隊前往大東溝出戰。

　　在中朝界河鴨綠江入海口處，一個大型沖積島嶼將入海口分為東西兩側。西側入海口雖然比東側狹窄得多，河道卻比較暢通，甚至還在中國一側形成了一個小型避風港——大東港，即今天丹東港，這個出海口就被稱為大東溝。

　　此前，中國軍隊海路入朝登陸地點是朝鮮中部的牙山港。但日軍佔領漢城，又在豐島海域擊沉高昇號運兵船，從牙山登陸已不可行。如從陸路越過鴨綠江增兵朝鮮，在不具備鐵路、公路的情況下，路途漫長、勞師費力。於是在大東溝登陸，就成為一個可行的折中方案。

　　然而大東港畢竟是淺水港，運兵船只能在外海依靠小船將人員物資卸載後轉運登岸。北洋大臣李鴻章雖然對此早有叮囑，但邊境中國官員竟相互掣肘，導致派遣的民船嚴重不足，物資、人員登岸極為緩慢。

　　丁汝昌將北洋海軍主力艦停泊在大東溝西南12海里左右的小鹿島附近以保護登陸艦的退路。在大東溝口，由「平遠」和「廣丙」兩艦直接護衛著登陸船隊。跟隨行動的「哥倫比亞號」上，詹姆斯·艾倫再次目睹了中國軍隊登陸時壯觀的景象：

　　士兵們在沿岸臨時搭起了他們的帳篷，16日夜幕降臨時，呈現出一幅粗獷的景色——宿營地的燈火沿著荒涼的江岸向遠處延伸，在恐怖的黑暗中聚集著粗大的人影，在遙遠的地方到處有燈光通明的軍艦的巨大影像。

　　然而，中國陸軍和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並無此雅興觀摩夜景，對於登陸的遲緩，丁汝昌憂心忡忡。豐島海戰失利後，日軍曾傾盡所有艦艇炮轟威海衛，當時北海艦隊並不在港內。朝內反對李鴻章的清流派借此攻擊其下屬丁汝昌，幾乎要取其性命。在李鴻章力保下，清廷嚴令丁汝昌禁止任何一艘日軍艦艇進入渤海灣，並頒布一條正式指令，命他不得出成山頭燈塔到鴨綠江口一線以東巡航。

　　李鴻章的戰略，也認為北洋多年經營不易，不該輕易「浪戰」，而應以巡航海面，「做猛虎下山之勢」，即以艦隊的存在威懾對手，不主張輕易和對方主力艦隊在大洋決戰。這正和西方海軍以爭奪制海權為核心的戰略相反。

　　甲午戰爭時期曾在遠東專門考察中日戰況的英國中國艦隊司令弗裡曼特爾海軍中將後來曾這樣評價甲午中日海戰：「最初日本艦隊只是保衛運輸船，清國艦隊則只允許在渤海灣內巡航，禁止向山東半島成山頭到鴨綠江一線以東出航。因此，兩國都以海軍作為陸軍的輔助，把海軍置於次要地位，這就是對制海權作用的誤解。」

　　但李鴻章此舉也並非沒有苦衷。自從建軍以來，艦隊已經4年沒有增添艦隻，早已不是當年亞洲第一艦隊的實力，艦艇實力上超過北洋艦隊的日本海軍開始採用攻勢。辦過多年洋務的李鴻章遠比高唱「主戰」的「清流派」瞭解中國，更瞭解對手。李鴻章清楚，一旦大戰損耗，他苦心經營的北洋海軍將會如「紙糊的屋子」，一戳即破。

　　在這雙重掣肘下，丁汝昌只先行派出4艘軍艦前往旅順，自帶其餘主力艦艇前往威海東部的成山頭方向巡邏了一番，再轉向旅順和先頭艦艇及運輸船隊會合。這個舉動讓不知內情卻又情報靈通的日軍誤認為北洋海軍再次只派出「超勇」、「揚威」、「平遠」和「廣丙」4艘弱艦前往朝鮮護航。於是沒有出動全部艦艇，只派出主力艦艇「松島」、「吉野」等10艘主戰艦艇和兩艘武裝艦艇「赤城號」和「西京丸號」伴隨。北洋艦隊就此避免了從一開始就毫無勝算的可能。

　　12艘日軍艦艇組成聯合艦隊從朝鮮大同江口駛出，前往清軍登陸地點所在的大東溝海域，目標，正是中國海軍的運輸船隊和護航艦艇。

　　大東溝外海，丁汝昌雖然率領著北洋艦隊幾乎全部主力，但他擔憂的正是日軍主力一旦前來攻擊登陸艦艇，北洋海軍將不得不與日軍決戰。國內不知情的官僚、腐朽的陸軍和空有慷慨的媒體都紛紛攻擊丁汝昌畏戰，卻全然不理會北洋陸軍力量不足的事實，更糟糕的是，無論登陸的清軍陸軍還是丁汝昌都不知道，就在9月16日登陸這天，他們試圖前往增援的平壤其實已經失守。在朝鮮北部的大雨中，中國陸軍已經一潰千里。

　　大東溝外的清晨

　　1894年9月17日4點30分，天還未放亮。大東溝外艦上的北洋海軍水兵們就起床了。4點40分點名前，吊床已被折疊到軍艦兩舷中的舷牆內，為的是戰時能起到一定抵禦彈片作用。4點50分，水兵們開始用被稱為「聖經石」的石塊打磨甲板。5點42分，太陽從東方海面升起。這是一個無風的晴天。

　　6點25分，在打掃完艙面和甲板後，士兵們開始早餐。在升有五色團龍提督旗的定遠艦上，丁汝昌正催促登陸部隊加快速度，令各護航艦艇準備在中午12點左右護衛運輸艦艇返航。

　　李鴻章幕僚姚錫光在《東方兵事紀略》中記載，丁汝昌當時命令全軍在中午12點準備起錨，返回旅順。丁汝昌的緊迫正是擔心與日本海軍大隊相遇，但對於隨時可能出現的日軍艦艇，定遠艦上的英國人泰勒發現，北洋海軍下級官兵卻士氣正旺：「呈欣欣之色者，大率為水手。彼等舉動活潑機敏，以種種方式裝飾其火炮，若不勝其愛護者，其嚮往之情盎然可覺。」定遠艦右舷處的姊妹艦鎮遠艦上，自願加入北洋艦隊的美國人馬吉芬曾畢業於美國安納波利斯海軍學院，他也發現，鎮遠艦上的水兵們似乎不畏懼隨時爆發的戰鬥，「與通常一樣，船員們精神飽滿，熱切期盼著一場戰鬥來為『廣乙』和『高昇』報仇雪恨」。

　　北洋艦隊的高級軍官們多數曾留學國外，但他們和水兵一樣著布制長靴和肥腿褲子，以及半西式的外衣，只以龍條彩紐作為等級標識。中國在學習西方時更多試圖學習其科學技術，而內心極度警惕西方的意識形態，這點和全盤西化、連軍服也仿製英國海軍的日本人大相逕庭。不過泰勒非常瞭解，北洋艦隊的高層軍官之所以「不若水手之歡忭」並非因為怯戰，而是深諳中日海軍當下實力的強弱，更「熟知己方之所拙」。

　　上午例行的炮術操練結束，定遠艦艏部右舷的高級軍官廚房內開始核對菜譜。當天軍官餐桌上有一道重要的菜餚：西式燒鴿子肉。在定遠艦尾部後方，和經遠艦斜向並列的致遠艦上，軍官則在給他們的管帶(艦長)鄧世昌準備特別午餐——9月17日，是鄧世昌45歲生日。艦艇的輪機已經發動，劣質煤炭燃燒產生的大量煤煙籠罩在艦隊上空，返航在即，無人知曉在北洋艦隊泊地以西大鹿島的西南方向27海里處，日軍聯合艦隊卻正在以每小時10海里的速度接近。

　　駛向海洋島的日軍聯合艦隊松島艦上，海軍大尉木村浩吉也注意到這個好天氣，他這樣記錄：「是日拂曉，天氣晴朗，微風徐徐。風自偏西北方向吹來，但煙囪噴出之煤煙卻隨著艦之速力漸漸地飄向不同方向。海水呈綠色，其面平滑。帝國艦隊由12艦組成，皆塗成鼠灰色，前日自大同江之臨時根據地啟程。」

　　或許想像中最多遇到幾艘戰鬥力不強的中國艦船，日軍艦艇上氣氛輕鬆。操練結束，木村浩吉甚至等人在士官辦公室休息，不諳圍棋的木村浩吉甚至和「松島號」會計長淺野下起了圍棋。松島後來回憶，這時有人跑進來說，發現艦隻。

　　日本《廿七八年海戰史》記載的準確時間是1894年9月17日10點20分，「吉野號」前桅桅盤內的瞭望士兵發現了遠處海面的煤煙。3分鐘後，日軍旗艦「松島號」看到了「吉野號」打出的旗語，但發現的其實還只是海上的煙霧。由於海面曲度，日軍尚未看到北洋海軍艦艇船體。僅從煙霧數量判斷，並不只一二艘艦船。從煙霧濃重的黑色來看顯然不是英國艦隊。木村浩吉急忙登上艦橋，觀察東北偏北之天際，「煤煙叢騰，心想必是敵(北洋艦隊)之艦隊」。

　　據《日清戰爭紀實》記載，此時，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佑亨認為，北洋艦隊的艦隻「大概不過是運輸船五六艘，載陸軍在鴨綠江口登陸，三四艘軍艦掩護。若如此，應把敵艦全部擊沉。以此作為我聯合艦隊的作戰對手，頗感微不足道」。日軍水兵們則認為遇上了中國運輸艦船，甚至高興得在甲板上雀躍。數十年來日本國內對於侵略中國的宣揚，以及豐島海戰的勝利，讓日軍上下充滿了狂熱。

　　木村浩吉記載，無論士官還是水兵，都興奮地各自去換上了新衣服。聯合艦隊從司令官以下到士官、准士官，都穿著藏青色普通軍服，佩戴長劍，水兵則穿著工作服。所有人都渴望再次重複豐島海戰，木村浩吉自己也準備好白木棉手帕和望遠鏡，開始等待著戰鬥喇叭響起。

　　然而隨著兩支艦隊距離的接近，出現在聯合艦隊面前的竟然是北洋艦隊全部主力。曾隨同山縣有朋的第一軍入侵朝鮮的日本隨軍記者川崎三郎在《西京丸的戰鬥報告》中寫道：「開始只見煤煙，後來出現檣頂，再靠近，見艦體……敵人卻是包括清國北洋水師全部精銳之大艦隊！」

　　11點40分，吉野艦用信號旗對其他艦艇發出信號：「發現敵魚雷艇和艦隊！」迭次傳來的情報讓緊張瀰散在風平浪靜的黃海海面。日本聯合艦隊司令官伊東佑亨此時「馬上命令本隊下士以下全體就餐，因為很快就要進行戰鬥準備，進餐可以使精神徹底鎮定下來。而且為了讓大家鎮靜，飯後還允許隨便吸煙(軍艦上嚴禁吸煙)」。

　　正午12點5分，松島艦下達戰鬥命令旗語，日軍各艦桅頂都懸掛上了日本帝國海軍艦旗。

遲緩的艦隊

　　此時的北洋海軍還是對已經準備作戰的聯合艦隊一無所知。之所以被日軍先行發現，原因竟然是煤炭！

　　北洋艦隊的燃煤一直由唐山開平煤礦供應。但1894年後曾為醇親王府總管的張翼在李鴻章保舉下接辦開平煤礦後，開始用劣質碎煤對付北洋海軍，原因是北洋艦隊經費日漸缺乏，給價不高。為此，豐島海戰後的7月30日，丁汝昌曾經致信張翼，指責「煤屑散碎，煙重灰多，難壯氣力，兼礙鍋爐」。丁汝昌斥責說，這種低價都賣不出去的煤炭連民船都不用，卻用來「塞責海軍」，如果再將這樣的劣質煤炭給海軍，將全數退回，並把這種情況報給李鴻章。

　　然而清朝的官場，正受到彈劾、不懂得人情世故的丁汝昌顯然奈何不了左右逢源的張翼。大戰在即，北洋艦隊在旅順港補充的依舊是劣質碎煤，丁汝昌想要得到的開灤優質「五槽」煤根本無從得見。日本艦艇使用的卻是無煙煤，這讓北洋艦隊在對手發現自己一個小時後，才看到對手。

　　據隨北洋海軍參戰的德國陸軍軍官、北洋艦隊總察漢納根的海戰報告，上午10點，在北洋艦隊南方天際發現了一抹汽煙。但直到中午12點，此時與定遠艦並排停泊、位於艦隊編隊南側的鎮遠艦瞭望手才發現了更多的煙柱，煙柱下方，全部是塗裝成白色的日軍軍艦。

　　「遠處看見敵艦煤煙！」北洋艦隊參戰美軍軍官馬吉芬在戰後記載。一名軍官衝進定遠艦餐廳，用英語喊道：「The Jiapanese are in sight，sir！(先生們，發現日本軍艦！)」

　　此時大量運輸艦艇和陸軍部隊就在北洋艦隊後方的鴨綠江口。對於力圖避戰的丁汝昌來說，他不能拋棄運輸艦隻於不顧，決戰已不可避免。於是，1894年9月17日12點10分左右，丁汝昌下令北洋艦隊全部起錨，開始駛往大東溝外遠離登陸艦隊的開闊海面迎戰。此時，亞洲最大的兩支艦隊只相距17海里。

　　丁汝昌排出的是以「定遠」和「鎮遠」兩艘鐵甲艦為核心、其餘艦艇在兩翼一字排開的橫隊。日軍則分為第一遊擊隊和本隊兩部分，以兩個首尾相隨的縱隊從北洋艦隊前面通過。丁汝昌的陣法多年來一直為人詬病。北洋艦隊被指以落後於時代的橫隊迎戰日軍採用的當時世界上概念最新的縱隊編隊(但還沒有在當時的時代接受過實戰考驗)。

　　聯合軍隊主要裝備的120和150毫米口徑速射艦炮主要位於艦艇側舷，縱隊編隊能夠讓艦隊最大程度地發揚火力。然而，如果能夠實際登上北洋艦隊的艦艇，稍有軍事常識的人便會發現，丁汝昌的做法也並沒有什麼錯誤。

　　在今天威海灣西北側，一艘19世紀維多利亞式塗裝的鐵甲艦(艦體黑色，艦檣白色)停泊在威海客運碼頭北側岸邊。從艦型上它和今天的戰艦就有很大不同：艦艇首位呈現出圓鈍形，艦首下方則向前突出，下有向前伸出的撞角。艦艇首尾上方各有一座黑色的碉堡形炮塔，一門短粗的150毫米口徑艦炮從射擊孔中伸出。炮塔下方兩條巨大金龍雕飾上方有兩個大字，告訴人們它的名字——定遠。

　　這是按當年北洋海軍旗艦，也是北洋海軍第一主力艦定遠艦仿製的1︰1復原實物。直到2000年之前，中國海軍都還沒有一艘戰鬥艦艇超過100年前北洋海軍這艘主力艦的排水量。定遠艦設計建造技術顧問、海軍史學者陳悅向本刊記者詳細介紹了定遠艦的結構和火力：「你只要親自登上戰艦，就會發現，許多對於丁汝昌指揮無能的質疑是有失公允的。」

　　定遠艦排水量雖然高達7000多噸，但由於裝甲厚重，艦身設計成短而寬的形狀，兩側並沒有太多空間佈置太多橫向火炮。除了艦艇首尾的150毫米火炮，最主要的武器是艦首後方兩側的兩座雙聯裝305毫米克虜伯巨炮。除了這4門主要火炮，定遠艦側面裝備了一些小口徑火炮。如此，只有當以軍艦艦首對準敵方艦艇時，定遠和同級別的姊妹艦鎮遠才能最大程度地發揚火力，同時還保有撞擊敵艦的可能。陳悅說，北洋艦隊多數艦艇都購置於1884年之前，艦炮火力主要集中在艦首。既然任何一種作戰方式歸根結底要受到武器的制約，丁汝昌排出的橫陣並非倉促慌亂之舉，而是北洋海軍既定的慣常戰陣。

　　然而這個作戰編隊還是從一開始便出現漏洞， 但這並不是軍人們的責任。

　　位於北洋艦隊橫陣最右方的是採購於1881年的「超勇」和「揚威」兩艦。在定遠艦內地陳列室內，可以看到每一艘北洋艦隊戰艦的精緻模型。採購之初，這兩艘戰艦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無防護撞擊巡洋艦。陳悅告訴本刊記者，這兩艘軍艦最初命名為「金牛座號」和「白羊座號」，正是取這兩個星座動物有角，可以撞擊作戰之意。但不幸的是，19世紀八九十年代是世界海軍艦艇和艦載裝備發展最為迅速的時代。僅僅過了13年，曾經是世界最先進的戰艦已成為北洋艦隊中最老的兩艘艦艇。不但動力設備遠落後於日本艦艇的新型鍋爐，頻繁使用導致的老化讓其最大速度只有8節，甚至遠遠落後於北洋艦隊其他艦艇。如此一來，要進行正常編隊作戰，則只能讓北洋艦隊其他艦艇降低航速屈就。

　　艦船的速度是機動性和戰鬥力的核心。日軍海軍軍令部《廿七八年海戰史》記載，當時日軍第一遊擊隊司令坪井航三和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都不明白北洋艦隊為何採用如此慢的航速作戰。「獲得此次海戰的勝利結果，完全取決於這第一回合的戰鬥。然而對實現這一點產生了懷疑，原因是敵陣沒有運用戰鬥的速度，而採取了慢速。」

　　航速一失，以艦首對敵作戰的前提便失去了一半。親身參與過黃海海戰的日本軍艦設計家、戰後官至造船中將的近籐基樹寫道：「該艦隊之運動則不是一味前進，而是屢屢變換航線及方向，專以艦首朝向我陣，盡量使用其艦首炮及沖角，似欲橫斷我之單縱陣形，然(航速太低)終未如願。」

　　即便如此，北洋海軍官兵們仍舊充滿了戰鬥激情。「一群群膚色黝黑的水兵將髮辮盤在頭上，將袖子挽上手肘，一群群地聚集在甲板上的火炮旁，迫不及待地準備決一死戰。」鎮遠艦顧問馬吉芬後來回憶，北洋官兵早已把戰艦準備到臨戰狀態。

　　定遠艦上，維多利亞式塗裝中白色的艦檣已經在出航前改成灰黑色。根據豐島海戰的經驗，「所有的舢板都被卸除，每艘軍艦僅留6槳輕便划艇一隻，以防軍艦遭遇不測之災並防止向敵軍投降的行為」。遮蓋定遠305毫米口徑克虜伯大炮1英吋厚的重炮罩也被拆去，為的是避免中彈時把火炮卡住，「而且它太薄了，除了機關炮彈外，什麼都擋不住，反而很容易成為一個牢籠。因為炮彈有可能在無阻擋的情況下直接飛過露炮塔上方，如果遇到此，炮罩就會穿透之，然後爆炸，令這個封閉的空間裡充滿破片與火焰。甚至連甲板都鋪沙蓄水以防止火災。

　　「易碎物體一律拆除或扔掉，如舢板等全部卸走。因為我等一旦不幸落海，日軍絕對不予營救，如果彼等遭到同樣命運，我等亦絕不相助。」北洋艦隊軍人從此前豐島海戰日軍擊沉「高昇號」運兵船，並屠殺落水中國軍人的暴行中，意識到和日本人的海上對決，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當時在來遠艦上有一名叫陳學海的三等水手，在海戰62年後，他依稀回顧了大戰爆發那一刻：「11點半開晌飯，飯菜剛在甲板上擺好，日本艦隊就露頭了。定遠艦上有個水師學堂的實習生，最先發現日本船，立時打旗語通知各船。丁統領掛『三七九九』旗，命令各艦實彈，準備戰鬥。於是，咱這10條艦排成雙縱隊，一會兒又擺成人字陣式，向敵艦直衝。」

 

 

清兵

 

 

致遠戰沉

 

 

松島水兵三浦虎次郎的浩歎

 

 

定遠

　　蒙冤的提督

　　1894年9月17日12點50分，在中日艦隊相距將近6000米的距離上，定遠艦主炮發出了第一發炮彈。10分鐘後，日本聯合艦隊記錄了戰爭爆發這一刻海面的天氣：「當日，風力微弱，晴雨計在30英吋以上，平均濕度約76度，晴朗無浪，天氣甚好。」黃海上空只有微微的卷積雲，海面風平浪靜，幾乎是最理想的作戰海況。

　　在日軍艦艇高千穗上，分隊長小笠原長生在《海戰日錄》中記載，定遠艦這枚305毫米口徑炮彈從日軍第一遊擊隊上空飛過，在艦隊左舷落入海中，「海水頓時騰高數丈」。松島艦上的海軍大尉木村浩吉記載：「其他諸艦隨之(射擊)，敵彈往往落在我遊擊隊諸艦之近旁，海上各處形成噴水水柱。令人感覺敵國炮手之技術亦不可小覷。尤其接近「浪速號」右舷後部落下之炮彈，令余頗感憂慮。」

　　日軍沒有還擊，只是加快速度從北洋艦隊前方衝向其右翼，以便讓北洋艦隊陷入側面射擊的障礙區。日軍主要艦炮為120和150毫米口徑速射炮，射速雖高，射程卻較短，伊東佑亨命令，在3000米距離上才允許開火。

　　第一艘被擊中的軍艦是日本旗艦「松島號」。12點55分，松島艦320毫米口徑的巨型主炮被北洋艦隊一發150毫米口徑艦炮擊中。川崎三郎在戰後報告中寫道：「12時55分，敵彈命中我32厘米炮塔。」

　　為擊沉令日本海軍生畏的「定遠」和「鎮遠」巨艦，日本海軍特別任命法國設計師在國內建造了三景艦，以著名的日本三景「松島」、「橋立」、「嚴島」命名。「三景艦」的特點是各裝備一門口徑320毫米大炮，超過「定遠」305毫米口徑，但裝甲卻薄弱得多。日軍有將領評價這種賭博性質的軍艦是「手持利刃的赤身裸體兵」。這發150毫米口徑炮彈，讓日軍寄重望於擊穿「定遠」和「鎮遠」兩艦裝甲的320毫米巨炮之一在一開戰就失去了旋轉能力。

　　在單方面的炮擊中，日軍終於按捺不住，在抵達3000米距離之前開始射擊。幾乎是在海戰開始不久，一發日軍120毫米口徑爆破彈也在北洋艦隊旗艦定遠艦飛橋(艦橋，即軍艦指揮觀測平台)附近爆炸。

　　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是，定遠艦305毫米主炮第一次射擊時就震塌了其年久失修的艦橋，導致上面北洋艦隊主帥丁汝昌開戰即跌成重傷，艦隊失去指揮，以此證明北洋之腐朽。然而，從複製的定遠艦上很容易發現，其飛橋根本就不在305毫米艦炮正上方。

　　陳悅帶本刊記者進入到艦體兩側兩座雙聯裝305毫米口徑克虜伯巨炮炮塔內，巨大的炮身和旋轉機構幾乎將炮塔空間佔滿。陳悅說，在北洋海軍此次出航前，為作戰起見，已將巨炮頂部炮罩拆下以開闊射擊視野，也避免火炮發射煙霧影響射手作戰。士兵們完全可以看見飛橋，就此也可以否定另一種陰謀論的說法——定遠艦管帶劉步蟾有意趁丁汝昌在艦橋上時，命令炮手開火。

　　定遠艦兩座巨炮炮塔之間是一個狹窄的鋼製管型艙室，即軍艦指揮室。一條縱貫艦艇甲板上部的鋼木製天橋從上面經過，天橋甲板上有一個開口可以直接下到指揮室內。陳悅告訴本刊記者，戰時定遠艦管帶劉步蟾就在這個指揮室內指揮艦艇。當時艦長的主要職責就是指揮操縱駕駛艦艇，保持艦艇編隊，這也是那時海戰最重要的一環。艦隊提督(艦隊司令)丁汝昌則和漢納根站在天橋最前端，如日軍西京丸上參戰的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一樣，實際只能起到激勵艦隊士氣的作用。艦隊的實際指揮需要通過旗艦上發出的旗語來進行。

　　真實的情況，松島艦上的海軍大尉木村浩吉也有觀測：交戰之初，懸掛五彩提督旗的定遠艦檣上部(飛橋)就被日軍炮彈打斷，此乃12時58分。丁汝昌左腿被破碎的甲板壓住而無法動彈，炮彈引發的大火點燃了他的衣服，最後水手們不得不把他燃燒的衣服撕去，但他右臉和脖頸已經被嚴重燒傷。

　　重傷後的丁汝昌仍然坐在主炮後方的甲板上，以鼓舞往來作戰的水兵的士氣。當時漢納根的顧問、英國人泰勒日後在其回憶錄《中國紀事》(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中寫道：「提督坐一道旁，彼傷於足，不能步立；惟坐處可見人往來，見則望之微笑並作鼓振之語。」泰勒被丁汝昌的勇氣所感動：「予過之，用半通之華語及英語，互相勉力。終乃與作表示同情，崇敬，且欽佩之握手，淒然前行，心中尤念及不幸之丁提督所處地位之可哀。」日軍速射炮彈火力、射擊的精確甚至是某種運氣打傷了丁汝昌，他卻被很多人以「無能」二字輕易地定下結論。

　　日軍的炮彈幾乎在同時還打斷了定遠艦前桅桿，導致定遠艦無法用信號旗指揮。於是剛一開戰，北洋海軍主帥就身負重傷，旗艦失去指揮通信能力，陷入到不利的局面。

　　黑火藥和「黃色火藥」的對決

　　定遠艦305毫米克虜伯主炮後膛兩側有一對豎起的鐵尖。陳悅告訴本刊記者，北洋海軍的火炮射擊還延續較為複雜原始的六分儀「水平測距法」，需要軍艦桅桿上的觀測人員手持儀器進行觀測測距。但戰場上的煤煙、硝煙、爆炸激起的海浪和橫飛的彈片，都會極大地影響實際操作。如果距離很近，炮手則可以通過炮膛進行直瞄。

　　日本最新銳的吉野艦上卻已經裝備了劃時代的先進測距儀，操作者只需像使用望遠鏡那樣對準目標，讓目鏡合焦，就能快速顯示出目標距離。吉野艦本由李鴻章為北洋海軍訂購，卻因為海軍衙門經費被挪用(並非北洋海軍軍費)，最終為日本舉國募集經費搶購，成為甲午海戰中的勁敵。

　　從戰後中日兩國軍隊炮火對射的數據看，日軍火炮的發射速度是中國軍艦的3倍以上，但從兩國戰後戰損的詳細統計，北洋海軍的射擊命中率竟然高於日本海軍。考慮到雙方火炮裝備上的技術差距，雙方射擊水平可能差距更大。這或許是由於多數中國水手都在同一艦艇服役超過4年，對裝備的熟悉和運用程度強於迅速擴充建成的日本海軍。

　　13點8分，吉野艦上的日本聯合艦隊第一遊擊隊司令坪井航三感到艦體發生一陣震動。北洋艦隊一發炮彈擊中吉野艦後甲板，引爆炮位附近的彈藥。這次爆炸產生一陣黃色煙霧，明顯不同於傳統炮彈爆炸後的黑煙。馬吉芬發現，日軍使用了苦味酸炸藥！因為它爆炸產生的有毒煙霧可以很明顯和黑火藥爆炸區分開來。

　　19世紀80年代不但是世界海軍艦艇大發展的時期，也是世界軍事裝備技術革命性的時代。1883年TNT炸藥被發明，1885年，法國人發明了爆炸力強於TNT的苦味酸炸藥，即「黃色火藥」。在1891年，日本人下瀨雅允就通過仿製，研製出靈敏度極高、燃燒能力極強的苦味酸炸藥「下瀨炸藥」。盧毓英在《盧氏甲午前後雜記》中如此描述這種炸藥的威力：「『超』、『揚』火，烈焰騰空，左顧『定』、『鎮』亦燃。蓋敵人火藥甚異，無論木鐵，中炮之處隨即燃燒，難於撲滅。」下瀨炸藥具有極強的燃燒性，甚至能夠燃燒鋼鐵，與北洋海軍炮彈使用的黑火藥相比，完全是劃時代的差距。

　　不僅是炮彈裝藥，在發射火藥方面，日軍海軍速射炮已經使用了無煙火藥。這種發射藥不但射程更遠，發射後也基本沒有黑火藥發射時瀰漫嗆人的煙霧，不必等待煙霧散盡再進行第二次射擊，提高了實際發射速度。北洋艦隊依舊使用鈍化了的黑色火藥，每次發射都會產生大量白色刺鼻濃煙，影響射擊視線和射手身體。

　　北洋艦隊炮彈雖然多次命中日軍松島、吉野、高千穗、赤城等艦艇，並曾引發日軍艦艇彈藥殉爆，但遺憾的是，黑火藥的威力實在太小。而且，即便是這樣只裝填了黑火藥的爆破彈，數量也實在太少，北洋艦隊主要彈種，還是填有砂土的實心炮彈。

　　海戰的第一小時，日軍比睿艦從北洋艦隊隊中冒險對穿駛過時，鎮遠艦左側305毫米巨炮在很近的距離兩次擊中了它。此時如果炮彈中裝的是日軍下瀨火藥，比睿艦可能當即爆炸沉沒，黃海海戰的結局將為之改變。然而，第一發炮彈雖然炸死日軍十餘人，並嚴重破壞了比睿艦後甲板艦體結構，但第二發炮彈卻是一枚不能爆炸的實心炮彈。

　　電影《甲午風雲》中，北洋艦艇水兵拔下炮彈彈頭倒出砂土的鏡頭，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清朝腐朽至極的證據。陳悅告訴本刊記者，這又是一種誤導。北洋海軍建軍前後正是海軍武器迅猛革新的時代，爆破彈開始迅速取代實心彈，而後者正是幾個世紀以來長期通用的彈種，內部本來就是填充砂土等物，以打擊艦艇水線附近導致敵艦大量進水作為攻擊手段。

　　北洋艦隊最初購買艦艇時隨艦進口了一批爆破彈，建軍後炮彈主要由天津機器局負責提供。然而由於天津機器局技術能力的局限，一直無法生產大裝藥的爆破榴彈，只能製造填充砂土的實心炮彈。北洋建軍後，由於戶部禁令停止購買外國軍火，北洋海軍急迫裝備新式爆破榴彈彌補多年來消耗導致的不足。但天津機器局應急仿製的高爆榴彈因技術不足，質量低劣。

　　天津水師學堂駕駛班一期畢業生，曾留學英國格林尼治海軍學院、專攻火炮技術的沈壽地在甲午海戰時是定遠艦槍炮大副。他在戰後呈文中指出：「中國所制之彈，有大小不合泡湯者；有鐵質不佳，彈面皆孔，難保其未出口不先炸者。即引信拉火，亦多有不過引者。」

　　長時間炮擊中，日軍火炮射擊速度和爆炸威力的優勢開始顯現。運送中國軍隊的美國哥倫比亞號商船在卸完物資後率先出港，在戰鬥爆發一個多小時後從戰場海域附近經過。它隱蔽停泊在海岸上一個小海灣內，船員們則登陸，借助高倍望遠鏡，在海岸最高點目睹了中日軍艦的戰鬥。

　　「一團團又大又濃的黑煙，沒有風把它吹散；透過煙霧，那些巨大的戰艦搖搖晃晃的樣子隱隱呈現，難以分辨清楚，它們猶如許多發怒的巨龍在噴吐火焰；此外還有幾艘軍艦也在燃燒，因為它們已經中炮著火；而壓倒一切的是大炮聲震人心弦，如同雷電交加，響聲不絕……」

　　海戰持續到下午，北洋海軍已經有超勇、揚威兩艘艦艇沉沒。當戰鬥持續到下午15點10分時，日本海軍「扶桑號」的240毫米口徑大炮擊中了定遠艦前部的軍醫院。這發炮彈幾乎改變了整個戰場的命運。

　　由於戰前的預測，北洋海軍並沒有把沒有防護的軍醫院當做戰時醫院，所以那裡並沒有大量傷員。但日軍炮彈強大的燃爆能力將擁有大量木製構件和傢俱的軍醫院點燃，濃煙幾乎讓定遠艦聚集了絕大多數重炮的前部無法射擊。日軍艦艇迅速接近定遠艦準備近距離施以最後的攻擊。

　　北洋海軍最新銳的巡洋艦「致遠」此時出現在「定遠」之前，保護正在燃燒的旗艦。致遠艦雖然擁有北洋艦隊最高的航速，卻沒有重型裝甲防護。在日軍圍攻定遠數艦的炮擊下，致遠艦最終爆炸沉沒。但在北洋艦隊損失了數艘戰艦的時刻，他們依舊出現了一線扭轉戰局的機會：擊沉「松島號」。

 

超勇炮房

 

 

甲午海戰

 

 

馬吉芬

 

 

降軍

　　松島的命運

　　從戰爭開始，北洋海軍便把日軍旗艦松島號當做最主要的目標。

　　日軍旗艦松島號第一次受重創是被平遠艦260毫米口徑主炮擊中，「該亂彈在穿過中央水雷室時，使艦內各室發生猛烈震動，硝煙瀰漫，人近咫尺難以辨認，令人窒息。發射管員4名因窒息而死，血肉噴濺在衣服上，淒慘可見」。

　　「中央水雷室內，炮彈碎片及牆壁碎片狼藉，無論鐵、木悉難以移步，或鋪散沙子，或清洗甲板，始得步行。」松島號魚雷長、海軍大尉木村浩吉在戰後回憶松島號內部的慘狀，「彈片四起，室內周圍壁上噴濺著骨肉碎末，甲板上流淌著血肉相混之水，難以步行，散佈遍地皆是，在上面行走猶如洗刷地板一樣。當時，在中央發射指揮官井手少尉的附近被敵彈炮擊，使得發射電路斷絕，同時，又有兩三名士兵戰死。之間少尉胸部以下一片血跡模糊，後背沾著厚厚的肉漿，少尉抖落下落在身上的人肉，正當準備下達命令時，又一敵彈炸死兩名發射士兵……」

　　隨著致遠艦的沉沒，北洋艦隊太需要擊沉一艘敵艦。如果這艘戰艦是日軍旗艦松島號，則戰況或許將會扭轉。果然，下午15點30分左右，鎮遠艦再次發射兩枚305毫米口徑炮彈，命中松島號左舷下甲板。這枚炮彈擊中4號火炮炮身，繼續穿過上甲板和右舷側。另一發炮彈命中4號炮的鋼盾，把120毫米阿姆斯特朗火炮炮身彎曲拋出，並引爆了附近的彈藥。「該炮台指揮官志摩大尉為首之士官，下士卒28名，多是四肢分裂，或僅存身體上部或者下部。其他受重傷後死去者22名，免於死者僅30餘名。」

　　如果北洋海軍使用了新式鍋爐、使用了新式炸藥，或者哪怕北洋海軍使用的都是爆破榴彈而不是實心彈，黃海海戰的結局，甚至此後整個中國的命運或許都可能改變。擊中松島號的第一枚305毫米炮彈正是一枚實心彈，傷害有限。第二枚炮彈雖然裝填了90磅黑火藥，但造成如此大威力，完全是因為引爆了日軍艦艇上裝有下瀨炸藥的炮彈。

　　日軍的艦炮主要是以射速較高的120毫米阿姆斯特朗艦炮為主。為了方便戰時的高速射擊，同時避免北洋水師攻擊彈藥庫的可能性，開戰前日軍水兵將大量炮彈和發射藥包堆放在炮位四周，將彈藥倉全部清空。然而下瀨火藥的缺點是容易被引爆。松島號引發的大火，讓艦上乘員的衣物幾乎瞬間燒光成為裸體，「頭髮化為灰燼」。木村浩吉走到士官辦公室，發現被燒焦的日軍「橫在桌子上下及沙發上，室內充塞，無容腳之地」。

　　下瀨火藥的燒殺能力，從一個側面也印證了丁汝昌被嚴重燒傷的傷情與日軍炮彈有關。在被臨時作為醫院的士官辦公室，木村浩吉發現受傷者多因蒸燒全身膨脹，幾乎漲破衣服。「一水兵忍著痛苦，吃力地指點小刀之所在，希望將其上衣及褲子割開。余應其要求，為其割開上衣、褲子，將粘著皮膚之衣服一併滋滋剝下，只有任其裂開。如是一來，中度和受重傷者六七人很快喪失了性命。」

　　松島艦恐怖的大火和置人於死命的濃煙，讓一直士氣高昂的日軍水兵竟然也無一人敢進入船艙救火。如此蔓延下去，松島艦必沉無疑了。然而就在此時，一直風平浪靜的海面上，一陣突如其來的風吹入松島艦爆炸產生的大洞，將艦內毒氣吹散，日軍救火隊終於得以進入船艙撲滅大火，挽救了聯合艦隊的旗艦。

　　又是濟遠艦

　　幾乎就在「定遠」和「松島」被擊中的15點30分，一直在海戰中躲在北洋艦隊編隊後方的濟遠艦突然掛出「我艦艇已經重傷」的信號旗，轉舵離開戰場。濟遠艦的舉措帶動了僚艦「廣甲號」也離開戰場。更糟糕的是，濟遠艦在慌亂中撞上了由於大火導致舵機失靈的揚威艦，導致揚威艦下沉擱淺。

　　濟遠艦上的德國顧問哈富門回憶，當時「我艦雖受傷，並無大礙」。這次撞擊果然導致濟遠艦返回旅順後被發現「頭裂漏水」。在豐島海戰就棄運兵船不顧的濟遠「重傷」疑點還有很多。哈富門回憶，濟遠艦海戰中一共發射了35發150毫米口徑炮彈，但戰後統計，濟遠艦上竟然少了100發150毫米炮彈、53發210毫米炮彈。而該艦在戰場一共只停留了2小時30分，根本不可能發射如此多的彈藥。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宣稱，艦上18門火炮都被日軍擊壞，但實際統計，濟遠艦卻僅中彈15發。

　　方伯謙在戰後被處決前，北洋艦隊一些高級軍官拒絕其求情，還有軍官憤怒地表示在豐島戰後就應該殺他。但事實是，豐島海戰拋棄運輸艦高昇號的惡劣事件當時竟然未能撼動方伯謙，讓他得以率艦參加關係中國命運的黃海決戰。方伯謙果然再次逃離，濟遠艦第一個逃回旅順軍港。北洋海軍10艘艦艇，已有超勇、揚威、致遠、經遠被擊沉，靖遠、來遠因重傷而撤往淺水區自保，濟遠和廣甲的逃離，導致只剩下定遠和鎮遠兩艘主力艦艇被日軍5艘戰艦包圍。更糟糕的是，此時兩艦艇上的炮彈只夠打15分鐘了。

　　鎮遠艦上的美國人馬吉芬回憶，日軍本隊突然又退回來，將定遠、鎮遠包圍，「進行射擊，這是當天最猛烈的射擊」。

　　但日軍指揮官發現，雖然長時間的圍攻炮擊，但似乎永遠沒有將定遠和鎮遠擊沉的可能。《日清戰史》記載在日軍圍攻下，北洋二艦官兵們英勇應戰的情形：「我本隊捨其他各艦不顧，舉全部五艦之力量合圍兩艦，在榴霰彈的傾注下，再三引起火災。『定遠』甲板部位起火，烈焰洶騰，幾乎延燒全艦。『鎮遠』前甲板殆乎形成絕命大火，將領集合士兵救火，雖彈丸如雨，仍欣然從事，在九死一生中依然將火撲滅……」

　　定遠和鎮遠厚重的裝甲是生存力的關鍵。戰鬥中兩艦各中彈數百枚，卻無一發炮彈能擊穿核心裝甲，破壞要害。在漫長的圍攻下，松島艦內腹部受了重傷的三等水兵三浦虎次郎詢問他人：「定遠艦怎麼還打不沉啊？」

　　當時在遠東觀戰的英國中國艦隊司令菲利曼特爾評價定遠和鎮遠艦的價值時說，日軍之所以不能夠徹底消滅中國海軍，正是因為有了這兩艘鐵甲艦的緣故。當時日軍第一遊擊隊在擊沉受傷的經遠艦後，追上了重傷的靖遠和來遠艦。但17點45分，日軍第一遊擊隊的信號兵突然發現遠處聯合艦隊松島號上升起的一組旗語。在長時間圍攻定遠、鎮遠艦而無功的情況下，伊東佑亨擔心夜幕降臨，北洋艦隊魚雷艇藉機發動偷襲，於是掛出「停止戰鬥」、「返回本隊」信號。

　　定遠和鎮遠艦的頑強抵抗，最終避免北洋海軍全軍覆沒。而當時兩艦大口徑炮彈已經打完，此時，吉野艦還剩餘120和150毫米炮彈1251發，各種機關炮彈6095發，彈藥仍舊極其充裕。

　　(參考書目：《碧血千秋：北洋海軍甲午戰史》陳悅；《沉沒的甲午》陳悅；《日藏甲午戰爭秘錄：<征討清國策案>與<甲午海戰記事>》；《菊紋龍旗之戰——1894年甲午海戰及分析》劉怡 / 閻京生；《北洋海軍研究探微》孫建軍；《日清戰爭》籐樹道生；《梁啟超評李鴻章》梁啟超；《龍旗飄揚的艦隊》姜鳴；《甲午戰爭中日傷亡比較分析》王者祥；《北洋文庫》網站)

　　中日甲午戰爭大事記(1894～1895年)

　　1894年

　　(清光緒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朝鮮高宗三十一年)

　　5月4日，朝鮮農民軍集結白山，朝鮮甲午農民戰爭爆發。

　　6月2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向朝鮮派兵，並解散眾議院。

　　6月7日，中日兩國相互照會出兵朝鮮。

　　6月22日，日本外相向中國公使遞交第一次絕交書。

　　7月23日，日本軍隊佔領朝鮮王宮，扶植大院君執政。

　　7月25日，日本海軍在黃海豐島海面偷襲中國海軍艦艇和運兵船，擊沉「高昇號」運兵船，中日甲午戰爭首開戰事。

　　7月29日，日本陸軍和清軍在朝鮮成歡作戰，次日日軍佔領牙山。中日甲午戰爭陸戰爆發。

　　8月1日，中日兩國宣戰，中日甲午戰爭正式開戰。

　　9月16日，日軍攻克清軍據守的平壤，朝鮮清軍全線潰敗，退回鴨綠江中國一側。

　　9月17日，北洋艦隊在黃海大東溝海域與日本聯合艦隊展開大規模海戰，日本聯合艦隊獲勝，就此掌握了黃海制海權。

　　11月21日，日軍第二軍佔領旅順後為報復中國軍隊此前的抵抗，屠殺旅順全城，幾乎殺盡旅順中國軍民。

　　1895年

　　(清光緒二十一年，日本明治二十八年，朝鮮高宗三十二年)

　　1月20日，日軍山東作戰軍在威海榮成龍鬚半島附近的榮成灣登陸，基本未遇抵抗。

　　2月1日，中日兩國全權代表在廣島會談。

　　2月2日，中日兩國全權代表會談破裂。在攻克威海衛南北幫炮台後，日軍第二軍主力當日最終攻克威海衛防禦圈，佔領威海衛。

　　2月12日，北洋艦隊在劉公島向日本海軍投降。

　　2月19日，清政府任命李鴻章為和談全權代表。

　　3月16日，日本任命參謀總長小松宮彰仁親王為征清大總督。

　　3月23日，日軍比志島支隊在台灣澎湖列島登陸。

　　3月24日，日本人小山六之助開槍行刺李鴻章，導致李鴻章身負重傷。

　　3月30日，中日簽訂停戰條約。

　　4月17日，中日在日本馬關春帆樓簽訂《馬關新約》，即《馬關條約》。條約的簽訂標誌著中日甲午戰爭結束。

　　戰後

　　4月23日，俄、德、法三國對日進行干涉。 5月4日，日本內閣決定放棄要求中國割讓遼東半島。

　　5月10日，日本天皇任命曾督戰黃海海戰的日本海軍軍令部長樺山資紀為台灣總督。

　　5月29日，日軍在台灣北部登陸。

　　10月21日，台南陷落，中國軍民在台灣有組織的抵抗結束。

　　中日甲午海戰前海軍實力對比(以1887年數據為參照對比)

　　清朝一共建設了四支海軍：北洋艦隊、南洋艦隊、廣東水師、福建水師。其中福建水師隸屬福州船政局，以訓練為主，在1884年中法海戰後幾乎全軍覆沒。廣東海軍有魚雷巡洋艦兩艘，其中一艘「廣乙號」參加了豐島海戰並被擊沉。南洋海軍實力同樣很弱，缺乏能在大洋作戰的艦艇。這三支海軍實力之和，尚不如北洋艦隊一支。所以中日海戰，實際是「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舉國之師」。

　　1887年，中國海軍總噸位6.9843萬噸，居世界第10，但超過日本海軍總噸位。

　　據《德意志海軍年鑒》1891年統計，1887年日本海軍擁有戰鬥艦艇27艘，共3.9682萬噸。但此後7年，到1894年中日海軍開戰前夕，日本海軍總噸位已經達到6.1373萬噸。而北洋水師則在4年中沒有添置一艘新型軍艦。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海軍此時第一線主力艦為13艘，總噸位3.72萬噸。這些艦艇在航速、火炮數量、火炮口徑、射擊速度和彈藥威力上幾乎全面超越了北洋水師過去引以為驕傲的艦艇。

　　甲午海戰中日實力及損失對比

　　1894年，甲午戰爭中黃海海戰激烈的戰況

　　1867年，日本長崎港口景象。在19世紀，長崎已成為日本和西方之間的重要貿易中心

　　在軍艦上練習擊劍的日本水兵(攝於1900年前後)

　　李鴻章(約1880年前後留影)

　　日本秋津洲艦上的日本水兵在準備裝填炮彈

　　上圖：1894年，甲午戰爭黃海大戰中的日本艦隊；下圖：北洋艦隊超勇艦炮塔

　　甲午海戰前，英國訓練官與北洋艦隊致遠艦官兵合影。中間舷梯下站立者為管帶鄧世昌

　　1894年，清兵搭乘運兵艦前往朝鮮半島，準備與日軍作戰

　　伊東佑亨，甲午戰爭時以海軍中將銜任聯合艦隊司令官

　　日本松島艦上的小口徑速射艦炮

　　日本橋立艦上的320毫米口徑主炮

　　丁汝昌

　　定遠艦爆後殘況

　　在德國建造時的定遠艦

　　致遠艦沉沒

　　1895年10月，劉公島上被俘的清軍

　　日軍繪畫。「松島號」水兵三浦虎次郎詢問：定遠艦怎麼還打不沉啊？

　　甲午戰爭116年回顧

 

長崎

 

 

李鴻章

　　中國為什麼會輸？

　　◎舒可文

　　甲午戰爭的結果

　　甲午海戰結束後，戰爭賠款使清政府的獨立財政幾乎破產，大量舉借外債，使中國的財政、經濟和新的通商口岸以及內河新航線進一步被外強控制，半殖民地的狀況急劇加深。被寄予希望30年的洋務運動進入了死胡同：堅船利炮連一向不以為意的日本都應對不成，迫使中國重新檢討和確定富國強兵的方向；而隨後的「戊戌變法」又遭失敗，徹底把中國逼向了革命的方向。而這筆賠款在日本則充當了現代工業的起爆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危險，推動日本成為一大強國，並從此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影響延續整個20世紀。

　　甲午戰爭後，日本大藏大臣甚至主張向中國要求10億兩賠款，又擔憂失之過苛，會引起西方列強的插手和干涉。為確保日本獲得最大限度的利益，日本內閣會議通過的中國賠償軍費條款，要求中國賠償軍費庫平銀3億兩。

　　作為戰敗者，李鴻章的艱苦談判無力可依，最終，日本還是根據西方列強對談判的反應，為緩和列強的不滿情緒，將3億兩的賠款減少1/3。

　　《馬關條約》第四款規定，中國將2億兩庫平銀交給日本，作為軍費賠償，分8次交清。第一次賠款交清後，其餘未付之款要按年加5%的利息。由於《馬關條約》中遼東半島的條款引起了俄國、德國、法國的不滿，三國以損害了其在華權益為由以武力強迫日本放棄侵佔遼東半島，為此，日本再向清政府要求3000萬兩庫平銀作為補償。《另約》中又規定，賠款交清前，日本在威海衛駐軍費用，由中國每年支付50萬兩庫平銀。

　　戚其章先生的《甲午戰爭賠款問題考實》做了更細緻的計算：庫平為清政府所規定的國庫收支銀兩的計算標準，日本以庫平銀成色不一為由，提出要庫平實足，並要求中國在倫敦的銀行用英鎊支付賠款。因為連年以來，金價上漲，銀價跌落，已成不可逆轉的趨勢，故英鎊兌換比率雖偶有波動，但鎊價上揚的勢頭是難以遏止的，這就形成了鎊虧。「鎊虧」一項日本又多得1494萬兩，「庫平實足」一項多得1325萬兩。加上賠款之外掠奪的艦船、武器、彈藥、機器等及金銀貨幣，約為庫平銀8000萬兩。總計，日本從甲午海戰中所得合庫平銀3.4億兩，折合5.1億日元，等於當時日本工業資本總額的5倍多。

　　當時日本的外務大臣說：「在獲得這個賠款以前，日本的財政官廳從未談到過數萬萬元的大數字。國庫收入僅達8000萬日元。因此，3.5億日元巨款流入國內，在朝在野的人都認為是無盡的財富。國營也好，私營也好，各方面都因此實行大大的擴張了。」

　　這筆巨款被用於發展工業、軍事以及國民教育。「二戰」前日本最著名的鋼鐵生產基地八幡制鐵所，1897年開創時所用的1920萬日元即來自甲午戰爭賠款。1901年開工，第一年的產出就占日本生鐵總產量的53%、鋼總產量的83%。被張宇燕等經濟學家引用的一份材料顯示，從《馬關條約》簽署到1903年的8年間，日本的公司總數由2844家增至8895家，投資金額由2.45億日元增至9.31億日元，僱用10人以上工廠總數由3740家增至8274家，日均開動紗錠數由38.2萬錠增至129萬錠，鐵路營業里程數由2039英里增至4495英里。日本農商務省公佈過的統計中，1891年農業人口在總人口中占70%，到1903年便降至64%。顯示出日本的產業結構發生了迅速變化，整體國力大幅度提高。

　　戰前，中日兩國都還使用銀本位的金融制度，歐美國家則實行的是金本位。當時的紡織業等工業設備和原料，軍需品和軍工生產設備都需從金本位國購入，銀本位制度對日本發展工業的限制可想而知。1871年明治政府的《新貨幣條例》已經規定採用金本位制，但一直因資金匱乏不能啟動。經由英國支付的中國賠款，為日本的幣制改革提供了資金，1897年10月完成了金本位的貨幣制度，便迅速進入世界經濟體系，使它得以在世界市場上與列強角逐競爭。

　　佩裡公園與傳統

　　日本旅遊指南中，對神奈川縣橫須賀市的推介地點是佩裡公園。公園裡樹立的佩裡紀念碑建於1901年，碑文「北米合眾國水師提督佩裡上陸紀念碑」出自日本第一位內閣首相伊籐博文。在這個公園每年都有名為「黑船祭」的開國紀念活動。從佩裡登陸到甲午海戰，時隔40年，日本地位已全然改變。佩裡紀念碑真可以作為理解日本現代化起點的一個有意味的結構。

　　美國海軍准將馬休·佩裡，1852年就任東印度艦隊的司令官，被授予「日本開國」的指令。1853年7月8日，被日本描述為「黑船」的美國軍艦編隊，到達了橫須賀南面的浦賀海面，帶來了美國總統國書。幕府通過國書瞭解到，美國對日本的要求是以日本為淡水、煤炭補給地，並要求與日本開展貿易。當時統治日本的幕府已經鎖國200年，冒著黑煙架著大炮的黑船造成了一片混亂，武士忙於備戰，寺院鐘聲齊鳴，人們擁進神社，禱告神靈，幕府感到了從未有過的恐慌，黑船造成的壓力迫使幕府採取了拖延策略，等待時機。但1854年，佩裡再次到來，武力威脅下，幕府與美國簽訂了《日美神奈川條約》，這是日本第一個不平等條約。

　　根據1854年的這個條約，1856年，美國向日本派出了外交官哈里斯。7月哈里斯乘美國軍艦來到日本下田，自稱是美國政府派駐日本的總領事，負責日美之間的外交事務。談判新的通商條約時，幕府向諸藩通報了條約內容，有人提出應該請天皇批准，可以作為一個新的拖延策略。經過兩年談判，1858年幕府官員通知哈里斯，條約要經過京都的「天皇」許可，哈里斯首次聽說在日本除了將軍之外還有一個天皇，但很快他又瞭解到，「天皇是一個既無財力又沒實權的沒有價值的人物」。他在日記裡記下了當時天皇的地位：「幕府官員告訴我說，派往京都的使節定會成功地獲得天皇的許可，一旦對外宣佈已經獲得了天皇的許可，那麼所有的反對意見都將自然平息。即便是最極力反對條約的人，只要一聽到天皇已經許可，都會表現出：這是神的旨意，我們服從吧。可這種說法與日本人平時對待天皇的態度完全矛盾。日本人在平時談到這位君主的時候，總是表現出不屑的態度。」

　　因為這時的天皇被冷落的歷史已數百年，德川幕府自然從未有過需要天皇批准一個決定的先例。他們也並沒有真的去稟報天皇。1857年荷蘭商人就曾以「亞羅號事件」導致英法聯軍佔領北京的事例警告日本，當哈里斯向幕府通報了英法聯軍與清政府簽訂了《天津條約》的消息後，幕府才意識到外夷到來的情勢史上未有，之前長州、薩摩藩等地的武士與西洋軍艦開戰，一概大敗，此時如果拒絕「外夷」的要求將帶來戰爭、割地的結果，嚴重程度讓幕府及諸藩都難以承擔，才立即派出代表和貴重的禮物去京都請示天皇。而天皇無權、無兵，他所做的只是前所未有地向幕府提出了一個條件，要求幕府派兵進駐京都，保衛京都。

　　1858年，幕府與美、俄、英、荷、法五國簽訂了《安政五國條約》，內容涉及開放港口、領事裁判權、居留地等。這時的日本也同中國一樣面臨著淪為半殖民地的危險境地。

　　尊王攘夷運動也從這時開始。14世紀日本曾有過君主的中興企圖，雖然沒成功，但在那時的契機中寫下的日本史，為近代的尊王運動提供了思想基礎。作為封建領地的幕府是國家更有實際功能的政治單位，但它對其他200多個封建領地並沒有一般的行政權力，比如稅收，幕府雖行使國家行政，卻只能依靠在自己領地的稅收維持。19世紀時，幕府政權下的日本各階級都已經積蓄了廣泛的社會問題，屈辱的條約更帶來了了日本社會改變幕府統治的要求，各階級都要求改組社會，但社會學家貝拉分析說：沒有一個階級因此而攻擊傳統的中心價值系統，也不存在所謂的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反而是要「使中心價值能展現應該具有的面貌」，這個中心價值就是武士道以忠為核心的道德秩序，在尊王中發展為國家倫理。「尊王顯示出日本社會在危機中對傳統中心價值的依戀更強，而不是削弱。」於是，孝明天皇被推上了政治前台。

　　1867年2月，15歲的睦仁天皇繼位，1868年初天皇召開御前會議，倒幕派皇族、大名、武士出席，宣佈「五政復古」，成立新的中央政府，改號為明治，恢復天皇親政，廢除幕府，責令幕府將軍德川交出領地和財產。德川則調集兵力抵抗，天皇組織了討幕軍，德川被迫投降。王政復古後，日本的封建領地仍由各行其內部行政，全國性的維新不可能推進。明治天皇的日本新政府命令各藩將土地和軍隊歸還給天皇，並廢藩置縣，把日本分為3府72縣，終止了封建割據狀態，建立起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

　　1881年，明治天皇發詔書，承諾推行憲法。伊籐博文被派往普魯士研習憲法，回國制定了日本憲法。1885年實行內閣制，1889年頒布憲法，1890年召開第一屆國會。明治政府迫於外夷的侵擾，富國強兵是維新的首要動力，所以在法律上給予軍隊更大的權力。雖然史學家一再提示：這個內閣制度是為天皇的現世權力而創立，而立憲製作為天皇法權的事實形式，並不是自下而上的市民政府，是傳統政治體系內部的重新改組。但是，儘管地方勢力尊王倒幕各有其私，但由於促成了天皇的中央集權，自上而下的制度維新正好得以在傳統體系中迅速完成。

　　自上而下的明治維新成功了，而中國的戊戌變法失敗了。對比兩國現代的起點，此時的日本剛剛完成天皇的中央集權，雖然也存在反對維新的勢力，並且不乏革命的煽動，但都被來自天皇的權威壓制和剷除。而中國皇帝的集權早在2000年前就已完成，改朝換代到19世紀，這種集權不僅不能控制地方勢力，地方勢力卻足以阻撓進而剿滅自上而下的改良。中國被逼到了革命的角落，可自下而上的中國辛亥革命也失敗了，日本思想史家竹內好對此的評價是，「敗就敗在它是一場革命」。

　　也許，對竹內好而言，革命與傳統相比，傳統更有整合與重組的力量。但與中國不同，在日本，傳統文化以另一種面貌顯示著力量。

　　甲午海戰後，清朝開始向日本派送留學生，渴望到日本留學的魯迅，到了嘉納先生所設立的東京的弘文學院留學，在這裡學習基礎的生物醫學，他記述了在某一天裡發生的令他奇怪的事：「學監大久保先生集合起大家來，說：因為你們都是孔子之徒，今天到御茶之水的孔廟裡去行禮吧！我大吃了一驚。現在還記得那時心裡想，正因為絕望於孔夫子和他的之徒，所以到日本來的，然而又是拜麼？一時覺得很奇怪。」魯迅所奇怪的，也許正是竹內好所指出的維新成功的另一個原因，即「沒有個性便是日本的個性」，「日本對歐洲沒有表示出文化上的抵抗，就在於日本文化結構上的這一性質，日本文化總是面向外界的，等待著新的東西到來」，如同早年對大唐文化的學習模仿。日本的國學派雖然拒絕了中國，在明治維新時，漢學一度被剝奪了教學權，不久又得到恢復。但竹內好也發現，日本把外來的東西作為一種痛苦，總是在抵抗中接受，更新自身。這種經驗對日本不是第一次，但19世紀的痛苦與更新因為與一個更大範圍的歷史格局聯繫在一起，並且使日本變成了世界性的強國，這種經驗顯得更為深刻。

　　在這種日本式的歷史經驗中，佩裡公園的黑船祭顯示出了獨特的面貌。

　　緊箍咒與脫亞

　　中日兩國都因為被迫而捲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1853年，佩裡到日本，1856年，中國發生第二次鴉片戰爭，1859年，日本開放口岸，1857年，印度正式成為英國殖民地。1860年，英法聯軍佔領北京，1863年，日本薩摩藩和英軍開戰失敗。中國依然以華夷邏輯對待時，日本卻在當時就把這一系列事件放置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應對。

　　1898年的《武士道》一書，就顯示出針對歐洲文明的抗辯：「他們有著高高在上的律師乃至法官的地位，而我則可以取被告的姿態。」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說，以日本一面尊崇著傳統歷史，一面實現著新興的現代國家的情勢，被告是唯一的優勢，因為這種抗辯的背後是來自黑格爾對東亞的否定性視線。

　　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裡，以中國的政治形態為代表的東亞，是持續維持著歷史原生形態的國家，它無始無終，停滯不動，象形文字被他當做這種停止性的象徵。所以這個東亞被置於世界史之外，或者說它處於世界史發展的彼岸。發生於希臘的世界史則是不斷發展的，它源於人的內在精神的認識過程。黑格爾對中國的敘述始終強調著，中國缺乏主觀的內在性，無論法律、道德，還是學問都不是在心裡內在性地接受，而是被外在的力量所規定，被動地接受，所以他說這裡的人根本沒有獨立性，只會依賴自然界的各種現象，依賴外在的權力。這裡的人更不會從內心問罪，沒有道德感，只會強調外在懲處。因此，這裡沒有推動歷史發展的精神動力。總之，在黑格爾眼中的東亞形象缺乏「屬於精神的所有東西，如自由的實體精神，道德心，感情，內在宗教，科學，藝術」。黑格爾描述的這個亞洲形象大致確定了歐美對東亞的理解。

　　19世紀之前，在文化意識上，日本長期地包括在中華文明圈的世界之中，子安宣邦說；「這種意識發生變化出現在18世紀。」在日本學者看來，這個變化最初與清王朝相關，異族王朝的建立降低了中國傳統帝國的權威，鼓勵了日本的文化覺醒和自主性的主張。17世紀的時候，日本歷史學、文學、宗教豐富起來，編撰於那個時代《大日本史》對日本後來的歷史影響重大，在這部史書中論證了天皇的源源不斷的血脈，以及天皇曾經直接統治日本的時代。它以此抨擊中國的改朝換代，批判孟子為改朝換代賦予的道德正當性。同時它也還講授中國的聖哲學說，和中國的道德倫理，而且這本書是用中文寫就。到了18世紀德川末期，國學派再度關注這些課題。這時的國學派顯示出了明顯的擺脫中國文化圈的政治含義，國學派創始者賀茂真淵把這個含義完全清晰化：「中國在過去多年間一直受各個不同王朝的統治，而日本則忠實於萬世一系的天皇。中國的歷代王朝均構築在反叛和弒君之上。」它把日本的「政治權力落入臣下之手，而最高的天皇成了無足輕重的角色」的問題歸咎於沾染了中國的風習，為了排斥中國的風習，國學派在極力排斥儒學時，轉向了日本的古老宗教，神道。源自日本歷史傳說的神與人兩性一體的天皇，原稱是大王，592年改稱天皇。天皇制實質是一種分封制，被封的將軍們對天皇尊貴地位與肉體生命的延續有守護的使命。在被守護中，天皇遠離了現世權力，神格得到加強，世代流傳在日本人的精神血脈中。1875年福澤諭吉撰寫《文明論概略》，論述了天皇的精神性至高無上、軍人擁有事實權力這種二重結構的政治權力，是中國所沒有的。他從中發現了日本社會新發展的傳統契機，也以此來表明日本與中國的差別。

　　1885年福澤諭吉寫《脫亞論》時，中日差別已不在話下，他把日本作為新興的文明國，明確地把日本與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關係，描述為文明與非文明的關係，彷彿以黑格爾對亞洲的描述為模本，區別是日本不在那個亞洲之內了。福澤在香港看到過英國人怎麼對待中國人，從他的一段話裡似乎透露了脫亞論的情感基礎還是黑格爾的東亞描述，他說：「雖說厭惡壓制乃人之心性，而人之厭惡壓制自己者，若自己壓制他人則人世最高之快樂也。」「何時，日本一度光耀國威，制御印度人，支那人，不但倣傚英人，而且辱其英人，而將東洋權柄掌握於吾國手中。」所以，日本學者把黑格爾的東亞形象看做日本的緊箍咒，這使現代日本一直夾在兩套觀念之間：用歐洲文明擺脫亞洲，用亞洲立場對付歐洲勢力。

　　雖然東亞從來沒有被黑格爾當做一個地理概念，日本接受了這個新概念其文化用意在於，以這個新的感念來代替中華文明圈預設了地域內部的多元發展，使用它正是為了擺脫它。明確日本與中國的差異作為一種自我證明，這是明治時期文明史論的重大課題。

　　甲午海戰後的1896年，日本文明史名著《二千五百年史》出現，它對這個課題進一步推進，其中說道：「象形文字雖如巨石壓卵一樣威壓日本文明，但日本全然沒有被壓倒，發明了獨特的聲音文字，其背後有著腓尼基文明之潮流。」它從文明的根本區別上論證了日本文化是與歐洲同樣的海洋文明，日本文字也是表音文字，現代日本的成功依然是海洋文明的勝利，日本也就成為亞洲的例外，不屬於亞洲文化，因此日本被描述為這個地域的文明代表，以此身份參與文明世界對非文明東亞的征服。

　　日本通過參加第一次大戰主動進入世界秩序，通過大量生產軍火賣給歐洲，不僅推動工業體系的成熟，也積累了強大的勢力。1930年後，日本重提東亞概念，它的「東亞協同體」、「東亞共榮圈」無不是脫亞論的後續延展，他們認為，「日本在大陸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中心點上成立其國，不斷融會東西方文化，終於成了東洋的中心勢力」，因此有資格「團結東亞、南亞，驅逐英美的東亞侵略」，重組亞洲新秩序。子安宣邦追述這個觀念的形成過程是，隨著侵華戰爭的進展，「日本知識分子急需對事態從理論上做出正當性論證。有關東亞協同體的著述汗牛充棟，幾乎全部都是追隨於國家意識的隱秘意圖」。而「新秩序」一說出自1938年日軍佔領武漢後，日本首相的聲明。隨後，日本就打出了「世界新秩序」的理念，這個理念針對的是歐美發達國家支配世界的「世界舊秩序」。當時日本的歷史學家、政治學家、浪漫派文學家、馬克思主義派的知識分子，紛紛動員起來參與了重新解讀這個「新秩序」的工作。因此，日本上下才可以理直氣壯地把侵略亞洲國家的戰爭理解為所謂「聖戰」。子安宣邦確認，這些解讀，「的確是日本在亞洲實施帝國主義戰爭的理論產物，但是，同時也是現代日本眾多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參與的亞洲問題理論構建的歷史體驗」。

　　直至1945年戰爭結束，東亞新秩序瓦解。但在20世紀結束之際，一本《國民的歷史》提出「戰爭沒有結束，日本還在繼續戰敗」，作者西尾乾二提出：「戰後的戰爭中日本敗在了語言上」，「什麼自由了，正義了，人道了，好聽到語詞都被戰勝國拿了過去，他們彷彿與欺詐、殘忍、背叛沒有任何關係」。所以，日本的一些人認為，必須再次重新敘述自己的歷史：日本文明的優越性在於，日本是個「諸神之國」，而非一神，而且「日本與西歐均繼承了軸心時代的理念和思想，以多樣的姿態成功地對文明的基因進行了重組」，日本與西歐「幾乎在同時期的15、16世紀」開始了近代文明。

　　現代日本對自己的敘述與現代中國對自己的敘述如此不同，這並不是回顧現代史的落腳點，與敘述相對應而展開歷史實踐更意味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