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的綏遠抗戰，轟動一時。此役起也快，落也快，從11月中旬打響，到12月中旬驟停，前後僅不足一個月的時間。但由於過去有關檔案披露得比較零散，因此關於此役如何發生及經過情形，何人主導，何方參與，乃至結束的原因，也就有了種種不同的說法。有認為傅作義受中共宣傳影響而揭旗抗日者，也有認為戰役乃由蔣指揮，並有中央軍直接參戰者。由於綏遠戰役打響後蔣急匆匆趕赴西安，結果遭遇事變，綏遠抗戰亦停止於同時，於是也就有了關於西安事變是否影響了綏遠抗戰進行的猜測。而隨著台灣蔣中正檔案和閻錫山檔案相繼開放，綏遠戰役為蔣介石幕後主導一事已經證實，台灣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研究貢獻頗大，惟已有的研究對於蔣介石意圖的說明尚嫌粗放，解釋上亦有不盡周延之處，對史料的把握和理解也頗多分歧。基於上述原因，筆者特再綜合徐永昌日記，以及閻錫山和蔣介石個人檔案，做另一種詮釋和解讀。希望筆者的解讀能夠更貼近歷史的原貌，對解釋和澄清綏遠抗戰發生的原因，特別是對蔣介石發起和中止此次戰役的目的的說明，能夠更為準確。

　　一、蔣介石估計日軍西進的目的在於對蘇聯造成合圍態勢，並期待蘇日關係破裂

　　1935年，日本接連製造察東事件、河北事件、張北事件和豐台兵變、香河事件，逼迫南京政府先後與其達成「大灘口約」、「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繼佔據中國東北三省與熱河省之後，不僅進一步取得了對中國河北、察哈爾以及平津等部分地區的實際控制權，而且極力推動華北各省脫離南京中央，實行自治，為製造第二個「滿洲國」創造條件。此即所謂華北事變。

　　華北事變清楚地顯示了日本軍方試圖製造「華北國」，逐漸蠶食和分裂中國北方各省的強烈野心，而日本官方這時公開堅持的日「滿」華三國提攜共助、共同防共的所謂「廣田三原則」，更是使正在致力於完成國家統一的南京政府受到空前嚴重的挑戰。因此，面對日本步步進逼，要求南京迅速承認華北自治的強硬態度，一向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對改善中日關係抱有期待的蔣介石，已不得不借國民黨五全大會之機，委婉地表示中國不會總做無限制讓步與妥協，同時暗中開始加緊對蘇接洽，準備萬一了。

　　進入1936年以後，此前曾在日本華北駐屯軍策動下，一度風聲鶴唳、高度緊張的平津地區一時歸於平靜。而屬於日本關東軍目標範疇之內的察綏地區，卻再度陷入危機之中。深受「滿蒙計畫」影響，以控制經營整個滿蒙為目標的日本關東軍，在實際控制了察哈爾東部地區之後，又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蒙政會）委員長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動德王在內蒙古造成獨立局面，進而統一內外蒙古，建立蒙古國。為此，日本不僅加緊向察哈爾全境，乃至向綏遠地區實行滲透，而且接連運用偽軍李守信等部製造事變，逼迫中國方面撤出了察哈爾省長城以北地區。到1936年初，李守信偽蒙軍已經侵佔了察東的張北、寶昌、康保、尚義、沽源、商都、化德、崇禮等8縣，並控制了察東的正蘭、鑲白、正白、鑲黃、太僕寺等8旗，在張北設立了偽司令部。德王隨即與李守信公開合流，在察東成立了「察哈爾盟公署」和「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自任總司令，李守信任副總司令。4月間，在日本的推動和幫助下，德王在錫盟烏珠沁右旗索王府召開了名為「內蒙古王公全體大會」，實為「蒙古建國會議」的分裂會議，公開提出了建立蒙古國的政治目標。5月12日，德王與李守信等更公開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了所謂「蒙古軍政府」，德王親任總裁，掌軍政大權，李守信兼參謀部長，並聘日本人村谷彥治郎、山內、稻茨、山本信親、崛井德五郎等分任主席顧問及軍事、財政、外交、教育等顧問。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日本關東軍和偽蒙軍自然要把奪取內含西部內蒙古的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中國綏遠省，視為完成「蒙古建國」的下一階段戰略目標。察綏一帶局勢，自然漸趨緊張。

　　蔣介石還在華北事變之際，就已經注意到日本有西進之勢。但他當時估計，日軍西進的主要目的，在造成對蘇聯合圍的態勢，以應對蘇作戰之需。因此，最初蔣對綏遠防禦問題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他相信，以綏遠的地理條件和軍隊的佈防，守難攻易，如果真有日軍來攻，幾乎沒有全面堅守之可能。因而他明確告訴對晉綏負有守土之責的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說：「綏遠守棄方針，弟意小敵來擾，則迎頭殲滅之；若其大敵正式來攻，則扼要據守，並擇最重要幾個據點固守之，如能固守三個月之時間，則事無不成。故綏遠不可全部放棄，亦不宜處處設防」。蔣所以相信只要扼要固守三個月「則事無不成」，就是估計日軍西進的目的，絕不是因為這塊土地具有怎樣重要的價值，日軍的主要目標其實還是為了奪取外蒙，並對付蘇聯。所以，蔣深信蘇聯對此也心知肚明，絕不會眼見日本的陰謀得逞而無動於衷。在蔣看來，「倭勢西進愈力，則俄取攻勢亦愈速」。3月29日蘇聯與外蒙簽訂互助條約，更印證了他的觀察。他因此甚至開始考慮如何設法從日蘇衝突中獲取實際利益，即就勢向日本要回東北主權的問題了。蔣的計畫是：「俄蒙協議宣佈之日，實即倭俄戰局完成之時。俄之狡詐疑忌，倭之狹隘橫暴，決不能長此隱忍而不破裂也。」一旦日蘇關係破裂，「如倭能還我滿洲之權，則先與商談對俄協議，此為最大之希望；其次，則取消塘沽協議，與冀東察北戰區，則允其資源之接濟，不然概作為懸案。」

　　二、日蘇戰爭未能如期望爆發，蔣介石反而發現國民黨內部各派系分離趨勢加劇，華北有脫離中央的危險

　　但是，蔣介石對日偽西侵意圖和日蘇戰爭前景之估計，始終未能得到事實的印證。相反，注意到日蘇形勢「始急終緩」，德王竟公然召集「蒙古建國會議」，以後又受到6月初爆發的兩廣事變的刺激，發現深處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魯守將宋哲元、韓復渠等也或明或暗地在與兩廣反蔣派相應和，蔣不能不擔心華北諸省有脫離中央的嚴重危險。其對綏遠的方針明顯地開始強硬起來。

　　5月26日，蔣介石公開任命陳誠為晉陝甘綏邊區剿匪總指揮，意在加強中央對整個西北地區的控制。蔣同時明確要求閻錫山調遣兵力對整個包綏地區增兵佈防。他為此親自致電閻錫山，說明此舉對山西安危之利害。電稱：「弟意於此省府改組以及四省邊區名義發表時，一面應對包綏從速增兵佈防，以示決心，則彼必不敢輕窺綏遠，至少亦有交涉之地位。否則，彼必待我佈置未完，即向綏急進。萬一包綏動搖，則晉失屏蔽，雖有天險，亦無以為計。預請當機立斷，迅即增防」。

　　蔣此番佈置，都是基於這樣一種考慮：「內蒙德王獨立，為時間問題，果不能設法消弭乎？冀魯叛變，圖謀脫離中央，將成事實，或可及時消弭乎？」顯然，對日蘇戰爭的期待，漸漸不再置於其對綏遠守棄策略的中心了。他清楚地意識到，綏遠與冀魯，兩者其實是互為作用，同等重要。德王若盤踞綏察，宣告獨立，冀魯之地位以及整個軍心民心，亦必徹底動搖。問題是，山西剛剛在中央軍的協助下，才將由陝北渡河東進的紅軍擊退，不僅餘悸未了，而且相當兵力不能不向西防禦。受此實際情況的影響，閻錫山深感兵力不足。與眾將領反覆商量的結果，仍「以為如此增兵綏遠，使山西空虛，非固根本計也。」故雖獲蔣電，閻錫山方面卻遲遲不能有所決定。

　　至7月間，因偽蒙軍進犯的規模越來越大，中央許諾之防務撥款遲遲不見蹤影，原增援山西的中央軍關征麟等部也因兩廣事變南調離境，晉綏兩省頓感兵力捉襟露肘，故閻錫山和綏遠省主席傅作義這時頻頻向蔣告急，擔心「偽蒙圖綏」，「恐短期間內有卒然發動之可能」。但蔣這時因應付兩廣事變，分兵無術，難以馳援晉綏，不得不密電閻錫山，要其克服困難，火速增援傅作義。他在電報中苦口婆心，反覆說明要避戰必先迎戰的道理。稱：「對綏部署，弟以為必須速在第一線多置兵力，一以示我決心，一以使其不敢輕犯，萬不可作勢防禦，錯視對方犯綏之戰略也。」「此時應敵必須深測其惟一心理，即彼不敢犧牲一語是也。如要有犧牲代價，則彼必不為。故我要避免犧牲，當先示其犧牲之決心」。「若前方只用稀小兵力示弱於人，則此非避戰之道，實為引倭來犯，無異釁由我啟也。」況且，「如我有備，萬一彼果來犯，只要我前方能沉著應戰，吾料其不到數日，彼必知難而退，借口於偽軍無理衝突而非其倭軍之本意。此乃必然之結果。萬望吾兄從速決心增加綏防五師之兵力，則戰可必免」。蔣為此甚至告訴閻錫山說，如山西再不從速大量增兵綏遠，「下月中綏遠必非我有，而晉亦不保矣。」

　　三、蔣介石要求閻錫山對綏遠增兵，並主張應主動出擊，乘機予敵以重大打擊，但未能得到晉綏將領的支持

　　當然，身為軍人的蔣介石，亦深知即使有此部署，亦未必真的就能夠消彌戰禍。8月初，南京方面得到消息，稱日人準備乘兩廣事變，桂系進軍廣州之際，推動察北偽軍攻綏，然後宣告冀察自治。察綏這時的情報也顯示，偽蒙軍正蠢蠢欲動，有內外響應進佔綏東之計畫。這說明，綏遠的形勢不僅相當危險，而且其影響將直接威脅整個華北的安危。但隨後外交部報告的消息卻說明，日本駐華大使川越明確表示，綏蒙問題全由日本關東軍負責，關東軍過去敵視綏遠守將傅作義，近已改變態度，「有意與之妥洽」，故綏遠衝突，「日本軍隊不會加入」。這對蔣介石無疑是一個利好的消息。注意到英國這時恰好與蘇聯達成借款協議，蔣介石頓生聯想，不僅要閻增兵防敵進攻，而且主張應主動出擊，乘機予敵以一大打擊。

　　蔣介石在給閻錫山的電報解釋說：「英俄借款簽約，此實為國際外交形勢劃一新時期。近來日更現恐慌之象，誠有岌岌戰慄之勢。料其對我國之外交當必漸轉，彼本外強中乾，於此再加一當頭棒，則鬼態畢露矣。對綏增兵實不可猶豫，華北得失與存亡全在此舉，務懇增足五師兵力於綏遠前方，以挽危局。」之所以不應猶豫，是因為「川越由間接懇切表示綏遠即使發生衝突，但彼中央軍部意旨，決無令其日軍參加作戰或侵入綏遠之意，以弟所見，其言頗有價值，足供參考也。」換言之，蔣深信目前很可能是平息綏遠敵擾的千載一時之機。過去之所以對察綏叛亂之武裝不能徹底興師剿滅，除重視不夠以外，最主要的還是基於華北事變的經驗，擔心引起日軍的干涉。如果關東軍真的有此態度，加強綏遠兵力，乘機採取攻勢防禦，要沉重打擊德王等偽軍，自然不成問題。只要一舉將其擊痛，必能使其短期內不敢進犯，綏遠就可以保持一長時間的安寧。他因此告訴閻錫山稱：「弟意欲使匪偽不敢再來擾亂綏遠，則我軍僅主守禦，不能達我目的，必須於其擊潰之時，或偵知其後方司令部與結集所在地，我軍出其不意猛力襲擊，與其一大打擊後，實時退回原防固守，則匪偽以後必不敢輕來矣。此兄必操勝算與一勞永逸之計。」

　　在蔣介石再三催促之下，閻錫山等反覆會商後，終於決定向綏遠增兵了。據閻電稱：「此間自前次接奉鈞電後即在雁北綏遠佈置三十五軍傅作義之六團、七十師王靖國之六團、六十八師李服膺之七團、獨立第七旅馬延守之三團、又補充團兩團、騎兵六團、炮兵兩團，共三十二團，內除王靖國之四團暫在雁門關上擔任工事，綏境一有事故，三兩日內即可加入外，其餘均到綏同一帶。有此兵力，似可作當頭之棒。而晉綏軍兵力亦只能如此佈置也。」但實際上，晉軍這時很大部分兵力仍舊集中於晉西與陝北，在做兩面防禦的準備，故其對綏遠用兵實難做到全力以赴。特別是注意到張國燾、徐向前所指揮的紅四方面軍由川康北上甘肅之後，閻錫山更加擔心紅軍匯合陝甘後會重演2月東征山西的戰略，因此他堅持要求蔣介石調中央軍援綏。其電稱：「陝甘匪氛近復日熾，朱（德）徐（向前）既侵入甘境，毛（澤東）彭（德懷）等部又日漸恢復。一旦合股，勢更猖獗。將來在陝北晉西之中央軍及晉軍各部，能否如期轉用，尚難預定。前蒙允為晉綏軍後盾之關（征麟）胡（宗南）等師又均開往豫湘，晉東及太原附近更不能不稍加佈置以有限兵力，深難期周到。擬懇鈞座早為統籌之計，或命關胡等部逐漸北開，或另指派他部擔任援助。總期適時接應，方有勝算可操。」

　　相對而言，這個時候傅作義對蔣介石主動出擊的建議，倒要比閻錫山積極一些。根據偵察後的情況，他知道察北偽蒙軍並不具有很強的實力。李守信在張北有騎兵四個師，炮兵一個團；偽軍包桂亭有六個團駐化德和尚義；偽軍王英部亦有三個師並兩個旅駐商都。除此之外，於志謙、馬子禎、胡貝勒、李子靜、呂存義、金甲三，以及卓世海的偽保安隊，都只是些土匪而已。所有這些兵力，全部加起來也不過12000餘人。而且，他「判斷敵之發動，日方仍不露面，先驅使匪部分路進犯，不攻我堅陣，亦不與我大部拼戰，取擇隙竄擾，有空即入之手段，以分我兵力，疲我應付。成則將匪西推，日偽佔地；否則所損為匪與彼無傷。」唯一的問題是，綏遠的地理條件有利於敵偽竄擾，卻不利於大軍圍擊。若尊蔣意「取攻勢直搗察北，掃其巢穴，比較易作，又恐時機未至，有直接對日之慮。」因此，傅作義這時的計畫是，組織有經驗之無職軍官老兵參加境內各縣村圍堡之守備，另組乘汽車的機動部隊準備在敵偽來襲時「迎頭痛剿」。

　　面對晉綏將領對自己建議的猶豫態度，蔣介石表現出相當的不滿。他一面向閻錫山保證「俟桂事解決即可抽兵北上協防」，一面在內心裡批評他們「無定識與定力」，進而甚至要求外交部在對日交涉中不得退讓，必須堅持他7月在五屆二中全會上所宣佈的最大讓步限度不動搖，稱「如逾此限度，當不惜決戰。」他相信：「對倭方針，在現時非萬不得已，不可放棄忍痛一時之策略，但應抱定犧牲抗戰之決心，所謂忍痛，非屈辱之謂也。蓋余始終認定倭寇不敢與我正式戰爭，不久彼必覓旋轉之途徑矣。」因為他注意到，倭寇現在純粹是外強中乾。「蓋彼用其全力，持久三年，決不能亡我中華，我之危險，已較前減少過半矣。況彼內在之矛盾，與其國際環境之孤立，而樹敵太多，決不允許其如五年前之荒偽放浪。」

　　四、軍事上主動出擊的時機已失，蔣介石決定暫緩「察綏進攻計畫」，嘗試與日本達成外交緩和

　　由於不能得到晉綏將領的贊同，再加上隨著8月24日和9月3日先後發生日人被殺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府的態度頓趨強硬，軍事上乘機出著的條件已失，蔣亦只好決定「暫緩」他的「察綏進攻計畫」，轉而指示外交部長張群加緊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談判，以成都、北海兩地日人被毆殺事件為由，說明目前國人對日本情緒之激憤，強調中日兩國緩和關係之緊要，試圖再次嘗試與日本達成全面解決中日關係問題的方案。

　　中日南京談判從9月15日開始，接連幾次交涉之後，雙方之分歧就已經顯露無遺。19日，日方以最後通牒方式要求中方承認共同防共、協定關稅、聘用日本顧問、開通福岡至上海航空線以及引渡不法朝鮮人等。23日，中方則答以五條希望事項：甲、取消上海停戰協定；乙、取消塘沽停戰協定；丙、取消冀東偽組織；丁、取締走私；戊、取締日機之自由飛行。結果可想而知。鑒於雙方條件明顯沒有接近之可能，蔣相信事態可能趨於嚴重。為此，他一方面分電各方軍政長官何應欽、吳鐵城、韓復渠、沈鴻烈、閻錫山、劉峙、周至柔等，要求他們務必做好應變準備，說：「據昨今形勢，對方已具一逞之決心，務令京滬漢各地立即準備一切，嚴密警戒，俾隨時抗戰為要。」另一方面，則決定趕回南京，親自接見日本大使，做最後之努力。他在25日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對倭方針，在現時非萬不得已不可放棄忍痛一時之策略。但應抱定犧牲抗戰之決心，所謂忍痛，非屈辱之謂也。蓋余始終認定倭寇不敢與我正式戰爭，不久彼必覓得旋轉之途徑矣。今川越與張群談判，形勢已等於決裂，且彼只有片面要求，不許我提條件，是則不可忍者。余決回京，親與川越周旋。」

　　但隨後的情況似乎不如想像中之嚴重。10月5日，蔣回到南京，接外交部報告稱：彼要求華北特殊地位、共同防俄及根絕反倭行動與思想，但又「謂不能實行者不必強允，可暫作懸案」。日本政府如此表示，是否顯示其已從原有強硬態度上退縮？至少「此其意或不敢再以軍事威脅乎？」蔣因此重又樂觀起來，不僅繼續堅持「華北之行政必須及早恢復完整」，而且馬上電告閻錫山：「外交形勢轉變甚快，綏東等事或可和平解決，對於全般外交及與綏遠有關者亟待妥商，請派重要同志來京商決一切」。

　　實際上，這時有關中日關係的各種消息和情報頗為矛盾，並非多為好消息。就在蔣回南京前夕，軍情部門以及綏遠前線就有大量有關日本關東軍要在綏遠展開更大規模軍事進擾行動的報告送來。

　　戴笠接連報告說：「化德日特務機關於養日（九月二十二日）召開軍事會議，到有特務機關長田中久、關東軍田中隆吉少將、偽蒙總顧問田川及德王、卓世海、李守信、王英等。決議：一、王英部編為五千人，所屬騎兵六團，即由王英率領經百靈廟向五原推進。二、李守信部擔任沽源經萬全尚義一帶之防務；德王部擔任由尚義至商都一帶之防務；又王英部步兵六團擔任由商都至百靈廟之防務，並限令相機隨騎兵向綏西推進。」「德王顧問西崎，於十月三日由張北經張垣赴綏。德王即召集李守信、王英及旅長以上軍官討論進攻綏遠問題。」

　　傅作義也報稱：日本關東軍作戰科長田中隆吉貞到化德每日開會，「指導偽軍積極動作」，日軍不僅向多倫和豐寧集中了三個聯隊，且送了五輛裝甲車和若干野炮到張北給偽軍，李守信部也已向尚義集中，綏垣、包頭兩處日人也分批離開，眷屬皆送平津。「總上情況，已甚緊張，有旦夕發動之樣。」傅為此不僅要求晉軍「準備在綏作戰之部隊請早日集結」，盡速開綏，而且建議，應對來犯之敵迎頭痛擊，並乘勢直搗敵穴。他的具體意見是：「敵方發動初期，兵力未必雄厚，且日軍參加者必少，而偽軍心理亦未必真欲拼戰。職意我應趁此機會，本鈞座預定之計畫，以優厚之兵力予敵以猛烈之打擊，並乘機襲擊察北，先將初期之敵殲滅，以振我軍威，揚我聲譽，而喚國人之注意。」

　　然而，注意到外交部的報告，蔣介石顯然傾向於相信這些只是日本關東軍的越軌行動，因而更樂於相信關於日本政府態度的情報，相信還有與日本政府取得妥協的可能。只要談判取得成功，日本政府自會約束關東軍。基於這樣一種考慮，蔣對紛至沓來的有關綏遠形勢緊張的情報明顯不如7月時的反應積極。他雖然也督令軍事委員會研究援綏方案，同時卻電告閻錫山：「可先依傅主席之意見飭屬準備一切，待此次京中交涉之變化如何再定行動時期。」

　　五、日本政府完全無意緩和中日關係，蔣介石決心重提「察綏進攻計畫」，準備在綏遠採取行動

　　10月8日，蔣介石親自出面找川越會談。他沒有想到，川越根據日本政府的訓令，絲毫沒有做出緩和的姿態，明確提出了共同防共、華北特殊化和限時降低關稅等各項要求。蔣對此顯然頗感意外。他除聲明「華北之行政必須及早恢復完整」外，並不與其直接討論日方的各項條件，堅持其他問題仍由張群外長與川越大使繼續商討。會談結束之後，蔣明顯地開始改變方針，決心重提其「察綏進攻計畫」，準備在綏遠採取行動。

　　8日，他通知閻錫山說：日方攻綏在即，王英部騎兵三千人十日內將竄擾綏西，察北偽蒙各軍俟王部到達綏西後即會合襲擊綏東，要閻務必「嚴密注意，並切實防範」。幾天後，鑒於張群與川越的交涉仍舊完全不得要領，蔣介石更進一步加緊策劃對綏遠的軍事行動。12日，蔣介石決定抽調湯恩伯部三個師應援綏遠，並電湯恩伯立即與閻、傅聯繫部隊行進問題。由於有消息稱關東軍調兵兩團加入攻綏偽蒙軍，因此蔣甚至還想增厚援綏兵力。只是他對日本關東軍會否加入攻綏仍感懷疑，同時何應欽也「恐日人偵知為慮不主急辦」，故未付注行動。

　　然而，10月18日傅作義的報告似乎顯示日本關東軍真有介入綏遠戰事之可能。傅電稱：日本關東軍田中隆吉少將轉托關東軍軍官西峙及前東北軍師長郭殿屏前來綏遠見傅，稱：「日本國策對綏遠內蒙必須取得絕對自由，北以防俄，南以切斷中蘇聯絡。惟綏省對此種種作梗，日本為貫徹國策計，不惜以正式國軍佔領綏遠，但傅之環境困難，日人素所同情，在未用兵前，傅如毅然與日合作，日可補助大批款項、軍械，一掃陰霾疑忌之空氣。再者，日人扶植德王，原為其有所成就，惟德王才能不夠，年來已彌有感覺。傅如肯合作，則內蒙及西北，均可由傅掌握，且不致釀成戰爭。惟時機迫不及待，此時傅之決心如何，實關係綏遠之存亡，切盼注意。」據此，傅作義斷言：「綏遠地位特殊，情形複雜，日決不放棄。默察大勢，短時或將發動」。而傅作義的估計是必須增加兵力準備對日。他聲稱：「我之向日以蒙偽為對像之準備，似有速研改變，另作有力佈置必要。」最好能夠改以日軍為對象，「多準備有力部隊及飛機、戰車」，以應大戰之需。

　　關東軍真的會捲入攻綏行動？蔣對此不能不深感擔憂。他特地於20日要張群轉告川越：日方應約束關東軍，切不可擾亂中國政府在綏遠的行動，否則必將會影響南京外交之進行。當天，他還急電西北剿總代總司令張學良，要其速調關征麟之第二十五師至咸陽候命，「準備增援綏遠」。

　　六、蔣介石估計日本政府並沒有做好與中國開戰的準備，認為綏遠是關東軍少數將領的越軌行動，為阻止其弄假成真，蔣介石再度決定要先發制人。但仍未能獲得閻錫山、傅作義的絕對支持。

　　在日本關東軍已經接連佔領了東北與熱河，並部分侵佔察哈爾之後，已經很少有人能夠輕率斷言日本不會進一步尋找借口直接侵佔綏遠了。但蔣介石始終估計，日本政府並沒有做好與中國開戰的準備，關東軍在綏遠的行動，不會是大規模的戰爭行為，更多的還是關東軍少數將領的越軌行動。要阻止其「弄假成真」，中國方面就必須迅速表現出強硬態度，使日方不能不三思而行。鑒於此，蔣介石再度決定要先發制人。

　　21日，蔣致電閻錫山，重提在綏遠採取攻勢，先發制人，以顯示中國方面保衛綏遠決心的建議。其電稱：「本日岳軍（即張群－引者注）與川越談判仍無進步，默察情勢，綏遠敵在必得，預料其攻綏時期當不出下月初旬，我軍不如乘敵準備未完以前，決以優勢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東取積極攻勢，並以有力部隊由豐鎮進至興和，遮斷匪偽南北二路之聯絡，迅速撲滅匪軍，以絕其佔領綏遠之企圖。若此時徘徊莫定，坐令匪勢龐大，交通完成，則我處被動地位，終陷不利也。但擊破匪軍之後，追擊不必過遠，至綏察邊境即可停止，或追擊到察邊後即行退回綏境原防。並望於一星期內出擊，則不致失機。再遲恐反被攻矣。」蔣介石斷言，此役若能一舉擊潰其匪偽，使倭軍增援不及，則其侵綏企圖，受此打擊，一入冬季，至少半年內不能再侵西北也。

　　閻錫山等人的看問題方式明顯與蔣介石不同。蔣是越注意到日軍有捲入的可能，就越是相信必須用強硬的態度使日本人知難而退；閻錫山等人卻越是注意到日軍有捲入的可能，就越是擔心太過強硬反而會惹惱日本人，為其大規模軍事介入提供口實。從這樣一種考慮出發，他們當然會懷疑蔣介石的方案。前山西省主席徐世昌的觀點反映了山西多數領導人的想法，他說：「蓋我工事不夠，準備未周，共匪又近在側背，能再延宕敵人一年，於我最利」。目前惟一可行的戰法，就是乘偽軍王英部進至百靈廟之際，「一舉滅之，並將白靈廟附近之能資軍用等地毀燒之，祗表示不容匪部之入綏境，而表面上不使日人過於難堪」。即便是對這種戰法，眾人也認為應當十分審慎小心。結果是閻錫山的增援行動與作戰計畫遲遲不能出爐，蔣介石不得不接連去電詢問閻錫山：「對匪偽軍之進攻計畫未知能否實行」？並決定親去太原見閻「面商一切」。

　　自10月21日起，中央軍湯恩伯部第四師、第八十九師以及所轄第七十二師已開始由陝北清澗、延川一帶向府谷、神木方向移動，高桂滋第八十四師各部亦奉命向吳堡、綏德、安定地區轉進。蔣並調門炳岳師集結咸陽，隨時準備開赴綏遠。南京政府援綏部署業已展開。負責援綏計畫實施的晉陝甘綏邊區剿匪總指揮陳誠根據蔣令飛往太原，與閻錫山等會商，勸說晉軍將領實行出擊。陳誠到後，提出可由湯恩伯部中央軍化裝成晉軍模樣襲取張北，另由傅作義部攻取商都，閻錫山等仍表示懷疑。閻錫山等人甚至認為：目前「綏境內並無偽匪軍，我軍現已在綏邊之興和、陶林等縣駐有重兵，並做國防工事，其沿邊之紅毛營、玫瑰營、大六號、高家地等處亦並分扎軍隊」，綏遠暫時看不出有太大危險。而主動向察北出擊，一來已經集結甘北的中共紅軍會不會重演2月東征山西之局，乘機打著增援綏遠抗戰的旗號堂而皇之地進入晉綏地區，令人憂慮。二來大戰一起，晉綏工事、部署準備不周，萬一關東軍大舉介入，紅軍又近在肘腋，實難料想最後結局。故他們的意見是：「非萬不得已不可尋敵。」

　　10月底，閻錫山、傅作義等均齊集西安和洛陽為蔣介石祝壽，蔣乘機又反覆勸說閻、傅等加緊準備攻勢。他具體與傅作義討論了在綏遠實施軍事防禦的方案問題，說明我不攻敵，敵必攻我，屆時我將更加被動的道理。對閻錫山所擔心的中共紅軍背後威脅之事，蔣也詳細介紹剿共軍事形勢，保證他有十足把握能將紅軍圍困消滅，斷不致給綏遠抗戰帶來麻煩。但是，閻錫山的態度並沒有改變。他在回到太原後，對於蔣建議「精研」進兵德王在綏之據點百靈廟一事，復電蔣稱：我發動對偽蒙軍進攻，難免會成為德王宣佈獨立之藉口。屆時德王以獨立為由，要求日軍協助抵抗，我「不免有挑動對日真面目戰爭之慮」。考慮到此舉利害關係，他的意見是，既然蔣估計偽蒙軍必會來攻，不如「俟其發動再由政府下令（進攻），較為有詞（可藉）。」

　　七、德王大規模調動偽蒙軍，蔣、閻、傅仍在為"先發制人"還是"後發制人"爭論不休

　　11月上旬，偽蒙軍陸續開始由察北向綏遠境內之百靈廟、商都、南壕塹大舉調動，意在進攻陶林、興和和集寧，綏遠軍事形勢頓形緊張。5日，德王又發歌電致傅作義，聲稱：「自蒙疆設省置縣以來，盟旗之政權日蹙，蒙人之生計日窘。上年迫不獲已，始有要求自治之舉。當時中央以扶植為懷，特准設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綜理自治事宜。」「惟貴省始終猜忌，屢加破壞。」為維持蒙人生計，不能不向貴省提出五項要求。電報強硬要求：「以上五項系為蒙古生存必不得已之要求，貴省以前種種壓迫蒙古之錯誤即應一一承諾，如期實行，否則蒙古雖弱，亦不能不作最後之掙扎。設由此而演成事變，其責任均當由貴省負之也。」14日，王英也打出大漢義軍司令的名義，發表所謂《告全國同胞書》，公開號召打倒國民政府和蔣介石。

　　偽蒙軍的大舉調動和德王歌電，清楚地顯示日偽進攻迫在眉睫。傅作義除當即復電一一反駁以外，特告閻錫山：「彼方於最近其內向我進擾已無疑義，擬請鈞座當機立斷，迅將部隊集結於適當地點，準備使用。彼一發動，即迎頭予以最大打擊，以壯我軍威，寒彼賊膽。」他的看法與蔣相同，即：「倘出以迅捷手段，則日方或不及參加。」

　　眼見德王已擲下戰書，閻錫山也不能不同意此乃偽蒙軍「開釁之先聲」，因而同意迅速集結部隊準備應付。但他依然堅持要後發制人。傅作義11月7日與趙承綬聯名電閻，主張：「綏東必出一戰已無疑義，推敵襲我之期約為真日，我與其被動應付，不如機先襲擊，打破其種種企圖，或可戢敵之正式侵犯，似屬一主動制勝之策。可否，祈速示遵，以便積極準備。」閻錫山卻不為所動。其復電稱：「匪在必動，我宜立於主動地位，俾制機先，所慮甚是。惟主動必要先下手，要在有計畫之下，適時機動便可常站在有利主動地位。現下我軍尚未集中完了，動後即不能自止。目前縱能得一部便宜，恐以後對他方面應付又陷於被動。再我軍處在內線，故應努力在內外線利害轉換上特別活動，目前似不宜遠出，致失有利之形勢。動後即將我計畫暴露，若對一部之敵暴露我整個計畫，以屬不宜。希仍積極準備，俟其正式侵犯時，再依我原定計畫相機應付可也。」

　　就在蔣、閻、傅還在就先發制人，還是後發制人爭論不休之際，商都偽蒙軍已經在13日開始向興和傅作義守軍發炮襲擊，並用飛機向傅部防地投彈。15日，偽蒙軍更正式開始對紅根爾圖傅作義部守軍發動了地面進攻。據傅作義15日報告稱：「日已向我紅根爾圖開始進攻，並用飛機大砲轟擊。」他建議：「戰端既開，我應換得主動或機先制勝之勢，對白（百）靈廟似應奇襲解決，以除後患，且必要時對商都亦應相機攻下，打破敵之企圖。惟此單就作戰有利而言，至對整個外交有否顧慮，須加審慎。如蒙准行，職當相機而行。」

　　鑒於敵偽已先發制人，「正式侵犯」，閻錫山亦再難猶豫。他隨即電告傅作義稱：「敵已進擾，我應以機先制勝甚是。已轉電介公請示。」但他仍主慎重，強調：「我意此事應熟為計慮。希對百靈廟之兵力佈置及工事程度詳為探查，俟湯軍門師全部集中，並得介公復電後，再相機辦理可也。」

　　在得到傅作義電當天，閻錫山即緊急召集各方領導人討論應對辦法。會上仍有爭論。徐永昌堅持不可急於做進攻的決定。他提出：一、我攻百靈廟，德王是否仍不令偽匪由廟方出擾，畢竟德王尚未公開向中央挑戰；二、攻百靈廟是否將雲王府攻在內，因雲王府即在百靈廟左近，而攻雲是否即是攻達爾罕旗；三、能否以三幾團人一攻即下，百靈廟日來佈置虛實如何亦未偵察清楚，況此時綏遠左近兵力能用於襲擊百靈廟者不及一團，故應先請傅作義切實調查清楚，並告以上項顧慮，得其回電後再為決定。但面對偽蒙軍大舉進犯，與會多數亦不敢掉以輕心，閻錫山猶豫再三，還是主張轉請蔣介石來做裁決。

　　蔣介石得到報告，其態度一如既往。他當即回電，毫不含糊地表示：「應即令傅主席向百靈廟積極佔領，對商都亦可相機進取，對外交決無顧慮，不必猶豫。以弟之意，非於此時乘機佔領百靈廟與商都，則綏遠不能安定也。」蔣既有令，閻錫山雖心存猶豫，但亦照轉給傅作義，只是提出：「我意襲擊百靈廟，須以三倍以上之兵力，出其不意，當日完全佔領。否則，必多顧慮。希仍詳偵熟計，俟湯、門兩部集中完備後再相機進行可也。」

　　八、日方表示日軍不介入察綏事件。蔣介石飛抵太原，極力催促閻、傅「出擊日期愈快愈好」

　　17日，為堅定閻錫山等抗戰決心，蔣介石決定親自飛往太原。臨去太原之前，他又得到正在與川越大使談判中的外交部長張群的來電，內中提到，日本有田外相及上海大使館外交官員都明白表示，對察綏事日軍並未介入，亦未援助，中國盡可迎擊。此一消息自然更加堅定了蔣的信心。他特地要張群叮囑日方，中國政府將對綏東事件做具體調查，並將給偽匪部隊以痛擊。電稱：「對於綏東發生之案，我方態度似宜先須查明蒙偽軍攻綏之真相後，方能再定與川越續會之時期示之。並非正式聲明或間接宣傳，察省蒙偽匪部如一日不肅清，則綏遠與西北一日不能安定。我軍以保護主權與領土之職責所在，決不容蒙偽匪部存在察省之內，自當不顧一切對蒙偽匪部抱定徹底消滅之決心等意示之。」

　　17日傍晚，蔣介石飛抵太原。次日上午即出席閻錫山主持的會議，詳談日方態度和舉行綏遠作戰之必要，最終說服了與會者，並確定了徹底解決百靈廟、商都和張北三地之敵的方針。蔣隨即電令南京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使空軍做好參戰準備，派轟炸機和驅逐機各一大隊，以洛陽機場為出發地，在太原或大同加油後參加百靈廟、商都、張北三地之進攻作戰。稱「張北與商都百靈廟各敵皆無空防，我軍若能出其不意，則必可與其一最大打擊。」

　　18日午後，蔣介石返回洛陽，仍繼續不斷去電閻錫山和傅作義，強調「我軍出擊日期愈快愈好」。鑒於傅作義要求出動空軍支持，蔣亦承諾「空軍三日內即可在洛準備完畢，隨時可以候令飛綏作戰。」

　　不意，傅作義於19日電告蔣稱，進攻紅根爾圖之匪被我擊潰後，商都目前已到大部增援部隊，故襲擊商都時機已失，目前只能先攻百靈廟，再行酌情奪取商都。傅作義進而加緊制定奪取百靈廟的作戰計畫。兩天後即通知閻錫山並報蔣稱：「職已完成襲取百靈廟之計畫，預定敬（24）日襲奪」。蔣對此甚感欣慰，他除詳詢部隊行動情況與具體步驟外，仍然提議同時奪取百靈廟和商都為好。他在給閻錫山的復電中說：「對商都與百靈廟二地無論為正攻或佯攻，皆以同時並攻為宜，並須準備充分兵力，而炮兵陣地應預防敵之唐克車在我側背抄襲，故炮兵掩護陣地與掩護部隊又應充實。若能利用夜襲出其不意，則成功之勝算更大，務嚴令前進部隊之行動特別秘密與迅速也。」

　　九、蔣介石認為只要關東軍不介入，晉綏軍對付偽蒙軍實已有餘。閻錫山不以為然，懇請蔣介石再備軍五萬以防萬一

　　這時，中央軍尚未到達綏遠前線。以晉綏部隊已有兵力，攻一百靈廟尚可，同時進攻商都幾乎沒有可能。不僅如此，即使進攻百靈廟，當傅作義要求蔣為部隊提供空中掩護和攻擊幫助時，蔣的態度也與前大不相同。因為他發現不僅空軍準備尚未就緒，最早也要到26日才能飛抵戰場上空，而且在何時及如何使用空軍上，也遠不如早先預想的那樣簡單。閻錫山、傅作義堅持空軍必須給予支援，而空軍毛邦初等則強調若現在就暴露我空軍實力，以後對付敵人空軍反會不利。結果蔣亦只能勸說閻、傅暫時不必堅持空中掩護與支援。在蔣看來，只要日本關東軍不會馬上介入，晉綏軍對付偽蒙軍實已有餘。為此，蔣介石再三向二人通報日方不會介入戰爭的消息。稱：「據許大使來電略稱，外務省無決裂意，海軍亦然。中央軍部如無新刺激，尚無全面決絕痕跡。綏事日方朝野輿論皆稱系我國內政。我方宜向綏遠以討伐內政名義，嚴厲痛剿。一面搜集鐵證留為交涉之資料，一面勿為過於挑動刺激之言論」。蔣同時通報說，日本外務省已公開表示：「綏東戰事純係中國在其本國領土內之國內事件，不致影響滿洲之安全。中國政府處此種情勢，有充分自由，即宋哲元參加防擊內蒙軍，日政府亦覺無反對之理由」雲。「綏東戰事純係中國國內件，與日本無關，縱使有日本人民參加蒙軍作戰，亦應認為個人行動，與日本政府及日本軍隊渺不相涉」。蔣據此判斷稱：「無論熱河川岸旅團有否西移，敢否加入戰線，皆為將來問題。然以中判斷，彼必不敢加入，以其一個旅團參加無濟於事也。此時我軍應即照既定計畫邁進，方得化險為夷也。」

　　閻錫山對蔣的通報卻不以為然。剛得到蔣介石的通報，他就電告蔣介石，說：「昨得密報，日以飛機唐克車毒瓦斯等助偽匪軍作戰，如不得逞即以其正式軍隊加入作戰，必得綏遠雁北為旨，此事似只好信其有，不可必其無，為防備萬一計，應懇鈞座再備五萬人駐紮相當地點，以備應戰」。不僅如此，在晉綏開戰，原非計畫中事，各項開拔、糧草、補給和槍彈消耗的費用都需要大量款項。而以晉綏兩省之力應付起來，不免會有相當困難。故閻錫山還明確要求中央提供600萬經費的補助，以滿足此次作戰行動之初步需要。反覆勸說之後，仍無法使閻錫山痛快出擊，這不能不讓蔣大為不快。

　　不過，無論如何，在蔣介石的反覆督促之下，傅作義所部騎兵孫長勝師、步兵孫蘭峰旅還是在11月24日上午按照預定計畫，一舉襲取了百靈廟。當天，閻錫山即分報各方，稱：「連日匪偽軍大部集結百靈廟，謀犯綏北，昨晚開始向我守軍進攻，我一面派兵迎頭痛擊，一面派出奇兵繞襲百靈廟。雙方夾擊，激戰徹夜，卒將敵擊潰，於今晨九時我軍完全佔領百靈廟。」綏遠抗戰因此乃得以寫入歷史。

　　十、拿下百靈廟後，蔣介石力主繼續給偽軍致命攻擊。閻錫山持相反意見，認為應把防備關東軍的報復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

　　順利地拿下百靈廟，蔣介石更加相信偽蒙軍不堪一擊，因此力主傅作義再接再勵拿下商都和張北，以給偽軍致命打擊，以便能夠在較長時間裡使其不敢再行騷擾和蠶食綏遠，製造內蒙古獨立。但是，閻錫山等卻並沒有因為百靈廟大捷而特別歡欣鼓舞。他當即電告傅作義不要急於進攻察省境內的商都和張北，「對察戰事靜候我公辦理可也。」

　　閻錫山的顧慮不是毫無道理。傅作義這時有報告稱，關東軍發出通告謂：「聞綏遠軍曾於十一月十八日侵入察省境內之互台，十九日侵入三道溝，原來在長城以北之察省區域依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宋哲元與土肥原兩氏之協定，曾有中國軍隊不得侵入該區域之一步之決定，綏遠軍此次之行動顯系違反此項協定。故今後如再有此種行動時，則關東軍不論出任何行動，其責任亦歸綏遠負之。」此則通告顯示對商都，特別是張北發動進攻，將冒相當風險。雖然傅作義根據南京中央和閻錫山的建議，公開否認有此協定，並表示：「際此大軍進剿，當然對該通告應置之不理，以利軍事」，但實際上閻錫山等人還是憂心忡忡。徐永昌就明確表示：「在我準備不足之今日，最忌貪功與浮燥。」閻錫山更顧慮到蔣介石已經準備動用70架飛機參戰，擔心再打下去，戰事勢必擴大，「有惹起中日正式戰爭可能，商（當）設法阻止之。」他甚至後悔當初不該把傅作義要求對日作戰的那封電報轉發給蔣介石。因此，他明白提出：「此時能用政治方法謀彼此停止攻擊纔好。」他的意見是，百靈廟之役後，目前已不是再度擴大戰果的問題，而是應把防備關東軍的報復放在第一重要的位置，「應防其大批飛機轟炸及放毒」和防其「從平綏路進攻大同，截斷晉綏」。

　　對於關東軍的通告，蔣介石的第一反應就是不能示弱。他當即致電外交部長張群，令其就察綏事件起草宣言，「大意以冀察為我國領土，任何人不得干涉，凡非法不正當之任何協議與未經中央正式承認者，概不發生效力。冀東察綏行政主權，中央必求其徹底完成，雖任何犧牲亦所不惜。」準備必要時正式宣佈。同時，蔣密告南京中央的何應欽等，要其做好日軍捲入的準備，即「應預備察綏事態擴大，須準備一切，京滬與滬杭兩方面尤應積極工作，並作進兵吳淞之準備，一面與外交部切商絕交之手續，並與馮（玉祥）程（潛）唐（生智）各同志密議籌備」。他並致電河北秦德純等，提出：「望與明軒（即宋哲元－引者注）兄切商察綏事態擴大後辦法。中意察北應乘機收復，請其積極戒備以防萬一」。他進而電示閻錫山和傅作義稱：「對日本駐晉綏各特務機關人員，應準備監視與搜尋其住宅。對其室內外所用之無線電機，尤應拆除。」顯然，蔣此時並不想就此收手，並且橫下一條心，有意要擺出不惜與日本一戰的架式。

　　25日，蔣介石電示閻錫山、傅作義，堅持要他們乘勝發動對商都的進攻，並表示將派空軍協助，預先實施轟炸。閻錫山自然表示難於接受。其復電稱：「攻商都兵力不夠，且非一二日所能調齊，山意轟炸亦可稍遲舉行。」蔣對此毫不妥協，當即電示：「商都非速即攻取不可，務望從速部署，最好能於三日內佔領，否則綏遠決不能安定。弟意南壕塹亦應同時攻取，如何請立復。」對此，閻錫山亦堅持反對，依舊強調各種困難，並且特別指出，以商都所據位置，縱能奪取，佔領和固守亦是問題。眼見閻錫山等前線指揮官與自己意見分歧，蔣介石亦無可如何。他只能一方面再度派陳誠前往勸說並督陣，一方面再電閻錫山、傅作義，強調：「對出擊商都計畫，能否於明日轟炸商都時同時實行俾易奏效，無論商都佔領或放棄，但以中意，商都之匪巢不能不剷除淨盡，如不便駐守，則佔領即焚燬，再令撤回綏境亦可，否則綏邊仍不能久安。又對於南灤塹匪巢亦應同時掃除也。」陳誠到後，亦極力說明蔣之意圖。但徐永昌等堅持攻商都有弊無利。稱：「縱使攻下，所得甚微，萬一惹起真面目戰爭，則有違我忍辱初衷。」陳誠表示：「取得商、張，亦延巖（宕）戰期之一法」。徐終不以為然，並反問陳誠：「宋（哲元）、韓（復渠）之無準備，山西準備尚差，設有戰事，中央軍能進平津或津保之線作戰乎？」在閻錫山、徐永昌等看來，「日人為準（備）與蘇俄戰，所以設法避免與中國真面目戰。」中國有什麼必要自己找著和日本打仗？因此，他們對百靈廟大捷後，來自社會的呼聲與壓力，尤為反感。稱目前「國力不充實、準備太不夠，共黨仍在橫行，日人正無忌憚，我政府年來努力團結、努力準備，且努力忍辱，此正難能可貴，而社會輿論卻遇事指擇（責），故事攻擊，必使旦暮決裂，俾狙日軍閥之心以為快。」負有政治責任者，斷不應因之而動搖。

　　26日，蔣介石再電閻錫山，堅持：「商都非速即攻取不可，務望從速部署，最好能於三日內佔領，否則綏遠決不能安定，弟意南灤塹亦應同時攻取，如何請立復。」不得已，閻錫山當天傍晚在綏靖公署召開會議，與會者一片反對之聲，直要陳誠去電洛陽，勸蔣介石「從長計議」。陳誠自然表示拒絕，並譏諷山西人不夠勇敢。但閻錫山不顧陳誠的反對，自行起草電文，堅持拒絕進一步發動對商都的大規模進攻。

　　佔領百靈廟後，一連幾天得不到下一步進攻行動的指令，傅作義深感困惑，接連電催蔣、閻，詢問結果。但蔣介石對閻錫山亦無可如何，只能暗自在日記中痛斥「閻錫山怕犧牲，不願進攻商都，只想人危己安，嫁禍於宋哲元，而又借戰爭之名，來索大宗款項六百萬元，其心究何若？」而在公開場合，他卻不能對這種地方實力派領袖有所指責。蔣在27日給陳誠的電報中也只能表示自己所想所急，一切都是為了閻錫山等人的切身利益著想，還要表示毫無強人所難之意。其電曰：「中所希望者在求晉綏安全而已，如商都匪剿與南壕塹之匪若不掃除，竊恐綏東不能安全，即其飛機擾亂亦無法制止。至於外交問題，自當作整個打算，但中料定我軍進佔商都決無問題，即進佔張北，此時倭寇亦決不敢正式啟釁。現其政府與昨日雨宮（日本駐華武官－引者注）等屢此之聲明，可以知之。以此種聲明即可為外交有力之根據，決非尋常普通之談話可比也。且為外交全盤計，更當收回張北為有利也。明軒（即宋哲元－引者注）自無問題，貴嚴到平，已與之切商，以收回察北必仍交還明軒也。如伯公等以為此時各方準備未完，應須慎重計議，其理由自屬正當。請兄與伯公商決後電告為要。」

　　十一、蔣介石表示尊重閻錫山等人意見。綏遠抗戰因此如流星掠空，一閃即逝

　　就在蔣介石已表示尊重閻錫山等人意見的幾乎同時，日本關東軍和偽滿洲國國防部公開發表了談話，威脅說「內蒙戰事如危及滿洲國或共黨危及中國，將採取適當步驟以自衛。」對此，蔣的態度依舊是表示懷疑。他一面表示尊重閻錫山等人意見，一面還是強調日軍不過空話威脅，其必不敢因此對我開戰。奪取商都、南壕塹，對整個晉綏，特別是對綏遠的安全將有極大利益。對此，閻錫山和徐永昌的態度也很坦率，即「余意為不惜與日實時開戰，或決其必與我開戰，則可。不然仍以忍耐為上策。蓋共黨方張肘腋間，我力量不充，工事太差，統一亦未至表裡，相信萬一失利，國家殊有不堪設想者。」為證明自己的擔心不虛，閻錫山還再度向蔣通報了他所得到的日本關東軍正在增援商都的消息。稱「據報某方軍隊約三千人攜有坦克車二十餘輛，飛機三十餘架經過多倫多，向商都增加，日內即可到達。」

　　鑒於此，蔣介石也只好委曲求全了。其29日復電稱：「對於此時政略若對察北問題我方已有可進可退之餘地，攻守皆可自如，至在外交立場言，當以收回察北為有利也。惟以顧慮引起敵方整個之戰爭，則準備當須待時，弟意以後戰略之攻守當決之於兄，而政略之成敗則由弟負其責也。但無論如何，惟須速決為盼。」當然，蔣內心裡還是相信這時是千載一時之機，即使日本關東軍有心干涉，亦需相當時日，若能即時進攻商都與南壕塹，漸次收復張北各縣，不僅對晉綏安全有益，且於外交利益特大。但是，即然蔣已明確表示綏遠軍事上的戰略部署交由閻錫山來決定，閻自然也就懶得多費口舌了。他對蔣的這種看法只是支吾其詞，再不做正面回應。閻錫山態度如此，蔣介石亦無法可想。綏遠抗戰因此如流星掠空，一閃即逝。整個戰役中值得提及的，雖還有紅根爾圖的抵抗以及大廟之乘勢佔領，但真正產生影響並具有軍事價值者，實僅傅作義部襲取百靈廟一戰而已。

　　12月2日，雖然百靈廟爭奪戰一度大規模展開，但注意到張學良要求援綏抗日，東北軍內部不穩，西北剿共將陷停頓，蔣介石也就乘勢改換了方針，據說是：「一、親自駐陝督剿殘匪。二、對倭緩和進行交涉。」其對綏遠戰役的主導權，已經完全放給了閻錫山。而他自己則把重心轉到了西安方面和剿共戰爭上去了。他沒有想到的是，他此去卻引發了一場震驚中外的重大事變。綏遠的戰事，也受到此一事變的影響，意外地停止下來。

　　綜合上述史實，不難瞭解，綏遠抗戰就其主要作戰而言，其實並無中央軍直接參預。但此一抗戰從始至終都是在蔣的主導之下進行的。如果按照蔣的打法，綏遠抗戰應有更大的戰績。無奈晉綏由閻錫山管轄和指揮，閻錫山以及多數山西軍政要員的態度，卻極度擔心對偽蒙軍主動出擊，可能惹惱日本關東軍，引來滅頂之災。綏遠抗戰中途停止，未能達到蔣預想的結果，既非張學良東北軍內部不穩的影響，也非簡單地因為關東軍11月27日夜一紙聲明的恐嚇。它很大程度上是主帥與前線司令官意見衝突，調和不下，而蔣尚無力左右地方實力派的一種結果。

　　那麼，蔣介石是否決心由綏遠戰役而展開全面抗戰呢？似乎也不能輕易得出如此結論。事實上，歸納蔣主戰的言論，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其根本目的不在戰，而在和。其戰亦是為了迫使日本認識和的必要，意在逼其讓步與妥協。用蔣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倭必不敢正式宣戰，而我應準備宣戰與造成形勢。」因為，只有使其知道一經破裂，我必不惜犧牲，則不能使其知難而退。敢於做此賭博，一個原因在於蔣的軍人特質和獨特性格；另一個原因則在於蔣的基本判斷是日方並沒有做好全面戰爭的準備，關東軍即使想要干涉，也難以很快抽調兵力援綏。只要打得快，打得狠，取得先機，關東軍縱使想要報復，也必因失機而需重新計算，權衡利害。當然，要賭就不能怕輸。蔣亦時時在做著破裂的準備。這恰恰是蔣介石區別於閻錫山等人的關鍵所在。閻錫山等人總是擔心因小失大，引發大戰，而蔣介石卻敢做敢當，不惜一搏。這也是為什麼這一年裡每每遇到中日間出現突發事件，蔣都會要求軍事各機關「準備一切」，做好破裂準備的原因。這是因為蔣經歷了東三省、熱河淪陷和華北事變之後，不僅深知自己已讓無可讓，而且已經明白繼續示弱只有滅亡。他因此相信：在中日關係問題上，現在「惟有十分備戰決心，隨時犧牲或可避免戰爭，（並）懾服倭寇。」他始終認為：「倭必不敢正式宣戰，而我則應準備宣戰，造成宣戰之形勢，並暗示一經破裂，則我非抱定犧牲到底之決心不可，使不敢常作小規模之擾亂，則我可轉入主動地位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