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時，身邊有一位叫黎天才的人物，曾十分引人注目，但至今卻似乎已被淡忘。

　　一 黎天才引人注目的原因

　　最早注意到西安事變中有黎天才在起作用，可溯至1936年。蔣介石被扣西安尚未釋放，當時的上海《新聞報》就連日刊登文章，點出了張學良身邊的黎天才，並往事變的起因上掛疑：

　　他（指張學良——引者注）所信任的黎天才，本來是共產黨徒，在北京大學讀書時，就是一個共產黨的活動分子。張作霖曾經要殺他。張學良見他聰明，能寫文章，就留下來，做他的私人秘書。黎天才投降了張學良以後，改變了思想沒有，外人不得而知，不過在張學良任行營主任時，黎天才的一個屬員（指潘文郁，見本文第三部分，引者）是共產黨，洩漏了軍機槍決的。從這件事上看起來，黎天才還是和共產黨有往來，仍舊替共產黨做工作，是無疑的。只因張學良很服從蔣委員長，黎天才還是不敢慫恿張學良赤化。到了陝北以後，黎天才一定看透了張學良的隱衷，乘機進言，張學良就上了他的圈套了，這或許是這次叛變原因之一。

　　從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黎天才受到注意，不僅是因為他當時任西北「剿總」政訓處的少將副處長，職位頗顯，更是因為他「本是共產黨徒」，又「還是和共產黨有往來」。

　　而更早注意到張學良的左右有前共產黨人滲透的，還是中共領導人和中共特科。1936年4月9日夜間，周恩來在延安秘密會見了張學良，後又聽取李克農、劉鼎匯報了東北軍的相關情報，隨即於4月11日向中央發出報告，說到張學良「言他的左右有一些研究法西斯主義的人，其中有幾個共產黨人（脫離黨的叛徒）」。這裡所提到的那「幾個共產黨人」，顯然是指黎天才等，因為能稱得上是張學良的「左右」且是「脫離黨的叛徒」者，只有黎天才為首的一批前共產黨人，他們大多是被中共六屆四中中央開除的反對派「中央非常委員會」（以下簡稱「非委」）的重要成員。直到今日，當年在東北軍中工作過的老共產黨人提起黎天才時，脫口而出的還是「叛徒」。

　　事變後期，蔣介石也注意到了黎天才的特殊作用，故而在扣押了張學良之後，隨即扣押了來探望張氏的黎天才。戴笠曾就扣押黎天才之舉做過解釋，「天才兄恢復自由……一時尚不能辦到」，「主要原因」乃「最高當局」懷疑西安事變的發生，黎天才「頗有暗中鼓動之嫌」。不久，蔣發表了《西安半月記》，開篇「痛切誡斥」的第一人又是黎天才：

　　十二月十一日

　　早起在院中散步，見驪山上有二人，向余對立者約十分鐘，心頗異之。及回廳前，望見西安至臨潼道上，有軍用汽車多輛向東行進，以其時已屆余每日治事之時間，即入室辦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來求見，事前未約定，殊覺突兀。黎談話時，對剿匪方針表示懷疑，與漢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轍；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誡斥之。是晚招張、楊、於與各將領來行轅會餐，商議進剿計畫。楊、於均未到。詢之張漢卿，則知彼亦於今晚宴來陝之中央軍政長官，楊、於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間餐畢，將邀諸人同往也。漢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恍惚，余甚以為異。殆以彼昨來見時受餘責斥，因而不快歟？或彼已聞余訓責黎天才之言而不安歟？臨睡思之，終不明其故。以時遲，亦遂置之。

　　此後的十餘年間，蔣介石的那部「日記」被選入民國的中小學生讀本，黎天才幾乎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

　　國民黨退踞台灣後，蔣介石明說了西安事件確與共產黨無關係，島上的、海外的史學界才「放鬆」了留在大陸的黎天才；而大陸一方，則因黎天才的特殊經歷與叛徒身份，每每在論及兵諫起因時便迴避和淡化之。時至今日，一度名聲顯揚的黎天才的名字，在一般的民國人物詞典裡是很難找見了，僅在某些文著中偶被提及；黎天才和少帥的關係，當年在「兵諫」中黎起何作用，也是鮮有論述；至於黎天才與共產黨組織的隱秘關係，更是諱莫深焉，甚至其家鄉的有關部門都不知其人其事。

　　距西安事變已近60年之時，黎天才終於被史界重新關注了。王效挺、黃文一主編的《戰鬥在北大的共產黨人》裡，對黎天才（李渤海）有短短數百字的介紹。 1994年，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的史建霞女士以《李渤海》為題，作黎天才小傳，自啟蒙入塾到蒙冤瘐死，介紹了這位傳奇人物的一生波折。最能引起人們注意的，對黎人才其人加以關注並發表了獨到見解的，是西安事變研究學者張魁堂先生。90年代初，張先生曾認為「在張學良身邊，黎天才是唯一主張造蔣介石反的人」，此說載於他臨終前的最後一篇論文中，距西安事變已近60年。以張先生的一貫慎言，如此評價一位前共產黨人，乃基於多年的研究：張先生接觸並研究過未公開發表的《黎天才自傳》及50年代黎被關押於上海公安局時的交代材料，注意到他的前共產黨人身份，以及黎和其他的前共產黨人輔導張學良學習共產主義理論等舉動；張先生專訪過羅章龍先生，並曾與旅居海外的李希逸先生取得聯繫。羅先生是歷史上著名的前共產黨人，當年事變爆發時，他早巳易名羅仲言，在開封的河南大學任教。雖然迄今為止，並未有任何公開資料提及他同西北發生的事件有何牽涉，但羅先生與黎天才早在20年代初作為北大校友就相交頗深，在領導工人運動時也有過成功的配合，《黎天才自傳》中又特別提到曾把羅作為馬列主義學者推薦給張學良，張魁堂拜訪羅章龍顯然與這些線索有關。李希逸也是一位老資格的前共產黨人，與黎天才的關係可溯至20年代中，同為中共北方組織重要人物，李希逸被奉系拘捕入獄，恰是經黎天才手釋放，西安兵變之時，李早已進入東北軍機要，與黎天才合作有時。張先生與李希逸聯繫，不僅因為李亦為西安事變的親歷者、見證人，他的前共產黨人身份及與黎天才不一般的關係顯然是更值得追索的。張魁堂先生似乎已經注意到了應該從前共產黨人的角度對黎天才進行新的審視。不幸的是，1994年底張先生匆匆離世，給西安事變的研究、黎天才的研究都留下了遺憾。

　　張魁堂先生去世不久，羅章龍先生也以百歲高齡告別了人世。在此前後，筆者從羅的後人處，陸續見到了羅老留下的與西安事變有關的一批資料，其中多處提及黎天才，憶及當年羅章龍本人與東北軍中的黎天才等前共產黨人參與策動兵變的過程：北方「非委」的李渤海（黎天才）等二十多人，先後「轉展進入東北軍內建立地下支部進行革命工作」。最終成為「張學良的智囊團」。儘管這些內容令人震驚，但僅為一家之言，不見旁證，且張魁堂先生著作中，雖對黎天才言之甚詳，卻從未涉及羅章龍先生的參與，故難以判斷羅章龍先生遺稿的史料價值。直至1999年春，筆者見到了《黎天才自傳》的抄件（黎天才於1949年下半年在上海撰成原稿後，抄寄共同經歷了西安事變的老友高崇民，雖歷經波折，幸被高先生家人保存至今），發現其中除張魁堂先生已引用的部分外還特別提到了推薦羅章龍給張學良參與東北軍的政治工作等重要環節。《黎天才自傳》撰寫於1949年夏秋之交，於次年初抄送當年一同經歷了西安事變的摯友，此時海內外親歷事變的人士大多健在；羅章龍的回憶文字先後撰寫於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此時有關事變的隱秘材料多未披露；羅、黎二人自1936年之後天各一方，音訊互絕，兩位主要當事人各自的回憶材料中，重要環節相互吻合，相互為證，為研究西安事變中前共產黨人的作用，提供了彌足珍貴的資料。也為進一步研究黎天才其人其事，提供了新的思路。

　　二 黎天才的一生及其與張學良的關係

　　黎天才，山東蓬萊縣人，1900年（一說1901年）生，原名李伯海也稱渤海，黎天才初為筆名，後為常用名。黎自「五四」起投身政治：先與天津的韓麟符（後為中共黨員，國共合作期間任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1933年為孫殿英軍政訓處長，孫軍兵敗後隱居鄉間遇刺身亡）、劉清揚，北京的李大釗、羅章龍等熟識；漸與韓交好，同組織「澄社」，取義於「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曾以論屍子哲學的文著往見胡適先生，得到特許進入北京大學文科學習。羅章龍的回憶錄《椿園載記》中，列出了「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發起人及部分會員名錄」，其中有「李渤海」。羅先生未刊用的回憶錄中提到黎天才，說黎「為人有才幹 」，「亦有文采，工書法，書宗北魏」。1923年二七大罷工後，北京舉行元宵節大遊行以聲援，韓麟符任遊行總指揮，黎任副總指揮。此後黎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共黨員，介紹人為高君宇、何孟雄。加入組織後，黎天才任職頻多，黨、團、工會之間，屢有調動，曾往開封接洽駐軍，曾回山東襄理黨務，曾到鐵路系統巡視工運，短時間裡，學運、工運、軍運都曾參與。黎天才於1926年秋調回北京，負責市委宣傳工作，又兼國民運動委員會書記。此時李大釗已匿居蘇聯使館，使館內中共組織包括大釗先生同外界的聯繫，多靠黎奔走，進而由他代理李大釗所兼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北京分會主席一職。李大釗等遇難後，黎天才接任中共北京市委書記。

　　1927年夏秋以後，「左」的組織方針和工作方式，給北方黨組織造成新的損失，黎天才也於是年秋被張作霖部逮捕。剛入獄，黎便遭受雙重意外：外面的同志關係不肯搭救他，胡鄂公與楊度等還棄他南下；裡面同案的新任市委書記王某很快出賣了他。加之當局動用酷刑，黎天才招認了。因黎天才曾寫過一篇關於北京市國民運動的報告，1.2萬餘字，為李大釗賞識，此報告後被北京當局編入李大釗案的所謂「蘇聯陰謀文證」中，所以張作霖和楊雨霆識黎為人才，留在北平公安局政訓部任秘書兼宣傳科長，從此他叛向奉系，替東北軍效力。張學良繼任後，黎天才逐漸被重用，直到成為張倚重的心腹謀士。於此同時，黎天才與中共的地下組織北方特科，與山西實力派閻錫山，以及國民黨的復興社等均有聯繫，上至蔣介石，下至各黨各派各色特務，遊刃於方方面面間。

　　黎天才和張學良相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段，從他始為奉系服務，並擔任張學良私人秘書起，到張學良回國在武漢行營任職時止，前後約三年，大體上可稱為北平–瀋陽時期。黎天才初次為張學良出謀劃策，是應詢提交了「易幟後的東北黨務計畫」，深得張學良賞識。「九一八」之後，黎迅速幫助張學良建立起東北淪陷區情報網，主辦對日、偽情報，同時在全國各地也有情報站。黎在北平的最後一年，適張學良下野出國，他繼續負責東北網及各地情報工作，沒有因蔣介石的親手拉攏而倒向南京方面。第二段，張學良回國，黎赴碼頭迎接，張出任豫鄂皖三省「剿總」職務，黎最先召到武漢，並受命組建張學良的機要處，出長機要。這一段可稱為武漢時期，前後達一年半。其間，黎表現得不顯山不露水，卻幫張學良處理過幾樁棘手的「內部」事務，更秘密的是，他暗中迎合張學良對共產黨的革命理論產生興趣，並設法滿足張學習理論的渴求，物色專人（先薦潘文郁，繼為吳雨銘，均為前共產黨人）輔導。最後一段是西安時期，大約15個月，表面上黎是多了一個西北「剿總」政訓處副處長的頭銜，應付與防備南京方面對西北數十萬大軍的滲透，骨子裡他在勸導張學良「做獅子，不做綿羊」，背著黨國「領袖」，大力推行他自己的主張。黎天才按張學良用意，找「研究馬列主義的學者來西安」，正式推薦了羅章龍等，「以講學為名，實際請他們來參加我們（指東北軍——引者注）的政治工作」，為前共產黨人滲透開展「組織」活動，提供了便利。黎天才還根據張學良的授意，秘密策劃「獨立政黨活動」方案，包括「什麼黨綱政策以及戰時政府組織」，都由黎寫具體方案，而黎也是會同身邊的前共產黨人集體商議，由吳雨銘和李希逸往返於西安–開封，直接和羅章龍密議，瞄準「兵變 」尋思謀略。此期間活動的史實，至為重要，有待認真探討。

　　西安事變爆發後短短的十多天裡，黎天才的公開任職為「設計委員會」委員，再兼「宣傳委員會」常務委員（即召集人），三天後為迴避陝北的中共要員自請調任；受張學良之命起草了八項通電，會同高崇民等人斟酌敲定，實際上是西安事變公開的政治綱領；臨潼行動時繳獲了蔣介石公私文件共6箱，張學良令現場指揮劉多荃師長用卡車速送至黎天才私寓，交黎負責審查；當張學良陪蔣介石上飛機時，黎經授意去和周恩來、秦邦憲談話，卻未透露張即刻將起飛的半點消息；張學良送蔣不歸，西安方面的將領們不放心，公推黎天才赴京探視，遂至被南京方面軟禁，成為西安事變中繼張學良之後遭此厄運的又一人。幾件事足以看出黎在諸方人物眼中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今之所見對這幾件事的歷史記述中，卻大多避而不談黎天才其人。

　　1936年12月30日，黎天才不顧危險飛往南京，代表西北三方探視張學良，隨即被戴笠等軟禁。全面抗戰後才保外就醫，逐漸恢復自由。此後他堅持不西撤，留居上海，化名王文德，無正式職業，亦脫離政治。抗戰勝利後，黎重新介入社會事務：初為某造紙企業顧問，後經營小店，1948年應周偉龍（後去台灣，以通共罪被處置）之邀，兼任上海交警局顧問；是年秋開始與中共地下黨人員接觸，工作積極無誤；次年上海解放前夕，陪同地下黨人員面見他的老關係，時任原市政府秘書長的茅以升（橋樑專家），佈置保證水、電、交通及保存檔案等大事；共產黨得天下，黎天才選擇留居上海，「工作關係由市公安局轉交華東聯絡局 」，數年間任某公司董事長，繼為經理，還被特邀為靜安區人民代表，任區抗美援朝支會副主席。

　　1955年5月，黎天才被捕入獄，滬市檢察院批准逮捕的罪名是「叛徒、反革命」，實質是受潘漢年案株連，審訊的重點是同汪偽的關係，1958年被判無期徒刑，1961年8月7日死於獄中；1981年上海市地方法院撤銷原判，予以平反。（改判書的大意為：根據中央文件精神，對李渤海歷史上的問題按「既往不咎」的政策對待，重新審理判決，改為撤銷原判，按起義投誠人員對待。

　　三 黎天才同北方的兩個秘密組織

　　1927年10月，黎天才被捕，不久便叛向了奉系當局。但後來他重新認識到自己仍可為革命做些有益的事，進而在民族危難中有所作為。究其原委，被人注意的往往是中共「北方特科」對他的影響。原北方特科負責人吳成方先生，晚年曾說黎天才早已叛變了共產黨，又被他們通過潘文郁「拉」出來，仍然願意為黨工作。張魁堂先生等研究者也都認同這種說法。

　　細究黎天才與中共北方特科的關係，必然牽涉到另一位前共產黨人潘文郁（問友，聞友）。潘先生曾參加過莫斯科的中共「六大」，回國後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同李立三關係密切」，向忠發倚為「文膽」，王明上台後被派往北方，於「九一八」之前在北平被捕，投向了東北軍，隨即被中共中央開除了黨籍。黎天才在潘「落難」之時安排其生活，鼓勵他翻譯出版了《資本論》的部分章節。張學良從歐洲回來，黎天才又介紹潘文郁到了張學良的身邊，成為張的政治書籍的伴讀老師。此時的潘文郁雖已成叛徒，但中共特科仍在利用他。負責抓住潘這條線的是北方特科的吳成方和周遺。據吳先生回憶，他與特科設計，通過潘文郁「拉出」黎天才，讓黎再為黨服務，用吳的話講，「我們在政治上影響張學良還是由黎天才出面」。1935年初，南京方面發現了潘與共產黨的聯繫，逼令張學良處死了他。黎天才也遭到南京方面的猜忌，幸賴張學良挺身保護，最後黎承擔了用人不當的過失，才得以過關。

　　黎天才與潘文郁「共事」之時，已與「北方非委」有了聯繫，他十分清楚「非委」與新的中共中央勢不兩立，也知曉潘是新中央的人，自然不可能把自己與「非委」的絲絲縷縷亮給潘文郁；而潘文郁因秘密工作的限定和自身的特殊經歷，也不可能將自己背後的北方特科的底子交給黎天才。可以說，黎天才與北方特科之間，是一種間接的互相利用的關係，加之吳成方、周遺先後調離，潘文郁被殺，這一短期關係也就完全斷了。至於1935年春天以後，黎天才和東北軍中前共產黨人的活動，更和北方特科毫無干係，倒是應該追究他們和另一秘密組織「北方非委」的關係。

　　黎天才年輕時加入共產黨，一直在北方區組織範圍內工作。北方的中共組織，從建黨之始就由李大釗先生領導，組織系統內部比較團結穩定。但1927年以來連連受挫，李大釗犧牲，陳獨秀去職，新的中央不斷派人北上推行「左」的路線，為害日深。北方黨組織剛剛以王仲一、韓麟符、黎天才等形成又一茬骨幹，人稱新的「三塊石頭」，便連續遭受打擊排擠（「三塊石頭」原是史文彬的比喻，指中共早期北方組織的領導人李大釗、羅章龍、張國燾三人，如支起大鍋的三塊石頭）誠如周恩來在西安事變中與黎天才交談時所坦言的：「黨以往對北方工作的領導，曾發生錯誤。」

　　1931年的1月，中共黨史上的「非常委員會」事件在上海發生，羅章龍是「非委」的主要領導人。「北方非委」也隨即成立，並成為「非委」最大的下屬組織，當時絕大多數基層黨支部都傾向於「非委」，黎天才當年的黨內同志也大都參加了「北方非委」。羅章龍關於「非委」事件的回憶中，詳談了這方面情況，其中能見到「李渤海」的名字。轉來轉去，難出老關係，黎天才又悄然成了「北方非委」的特殊成員。當時四中全會的中央有一份給共產國際的正式報告，其中講到順直省委（北方黨組織改組後的主要機關）時，說機會主義根基較深，反對派的領袖們集中在天津。「非委」在南方、北方先後遇到重大打擊，勢頭銳減：1月中旬有上海的「東方飯店事件」，大批骨幹在龍華犧牲，其中包括黎天才的入黨介紹人何孟雄；2月間，「北方非委」遭到嚴重破壞，領導人連續被捕，黎天才的老關係韓麟符、王仲一、吳雨銘、李希逸等人，都在這一時期入獄。張學良將這些涉及共產黨的要案悉交黎天才設專門機構審辦。自1931年以來，北方地區特別是平津地區被捕的數百名共產黨人，絕大多數以各種形式獲釋，其中黎天才的作用不可忽略。1933年春，張學良被迫下野出國，行前令黎天才經辦，釋放了北平獄中的一批政治犯，其中的韓麟符、李希逸等人都是「非委」骨幹。表明黎天才身居奉系，心在「非委」。幾年間，「非委」組織雖迭遭破壞，部分倖存骨幹展轉進入東北軍，隨之建立起秘密支部，全得力於黎天才。

　　西安事變前夕，「非委」領導人羅章龍已進入開封河南大學教書，但同原北方區黨組織淵源不斷，依然和當年的同志們保持著秘密聯繫；北方唯余的「非委」組織——東北軍「非委」支部中的一批前共產黨人，以黎天才、吳雨銘、李希逸為核心，接受羅章龍的領導，繼續從事政治鬥爭。據黎說，他們「處處照顧到我黨當時的政策」，輔導張學良研讀馬列，為他講解國際和中國工運史，同時又抓住這與數十萬大軍合作的機會，鼓勵張學良謀求西北獨立的大局，並於西安事變的前數月，制定了行動方案，其中包括近期的兵變計畫和西北獨立政府的遠景設計。

　　張學良雖然清楚黎天才等一批人原先的共產黨員身份，卻未必清楚他們在共產黨內的遭遇——早已被視為叛變者了。不諳中共內部曲折的張學良，後來在同劉鼎、李克農以至周恩來的交談中，無所顧忌地透露出自己早已暗用共產黨人於左右了。作為中央特科領導人的周恩來立即以他特有的警覺，一面向中央匯報張學良身邊有「脫離黨的叛徒」，一面立刻做出佈置，制定具體措施防範這批前共產黨人。中共中央把「反蔣反政訓處的鬥爭」定為「爭取東北軍的主要關鍵」，這是因為，東北軍的最高政訓處中，由蔣介石派來的正處長，在軍中難以施展，而黎天才雖任副職，實為政訓處的核心人物，幾位「非委」骨幹人物也都掛職於政訓處。受周恩來直接領導的李克農、劉鼎等，在東北軍工作中貫徹了上級的意圖。被劉鼎看重的孫銘九等人一度曾對黎天才飛短流長，恐非個人行為，怕也不是少壯派與老派的一般摩擦。

　　西安事變前夕，在黎天才多重政治身份中，「非常委員會」東北軍支部的領導人，是最隱秘的「要職」，他和這批前共產黨人在民族危難中的義舉，可視為「非委」最後的組織行為。

　　四 黎天才與羅章龍在青島會晤

　　黎天才後來回憶往事時，曾提到西安事變前他有過一次負氣而走的家鄉之行：

　　到西安之後……孫銘九一夥人，常以不肖之心來衡量我，有時在張面前飛短流長，使我無法忍耐下去……某次，我趁張去南京開會，一怒而歸返故鄉，此（後）張返陝，知我已去，曾對這種人大發雷霆，乃函電交馳，催我回去，初期我不表示任何態度，後來張竟連電催促……

　　細究起來這一「事變」頗為蹊蹺。當時黎天才執掌著東北軍幾十萬人馬的軍政事務，又與「非委」圖謀正緊，再說與他過去所經歷的場面相比，不應該突然應對不了幾位「後起之秀」，這「一怒」令人費解。

　　在羅章龍的回憶中，可以找到黎天才此行的背後文章：

　　一九三五年，文虎（羅章龍筆名，引者注）在河南大學任教，暑假期間往青島避暑，寓匯泉山東大學，北大舊同學孛爰夫婦（即李渤海與夫人孫菩緣，引者注）來訪……

　　羅先生另一次說起青島見黎天才的事，見於他的「自傳」：

　　一九三五年暑假，文（羅章龍筆名，引者注）為了備課，前往青島，當時同往者有何文、夢平，住在匯泉山東大學。附近有繡球花圃。每日課餘時間步行到海水浴場，盪舟遊泳，有時過棧橋渡舟至小青島摘黃花滿懷而歸……

　　文在青島遊覽時間，一天在海水浴場遇見多年不見的李渤海。

　　兩人回憶中的地點會於山東，唯時間難斷。

　　黎天才雖未點明返鄉時間，但根據所言線索假之於史料，不難判斷出此行當在1936年的夏天。先看黎所憶「趁張去南京開會」的環節，查《張學良年譜》（張友坤、錢進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東北軍1935年秋後移師西北，1935年的10月至12月間，張曾赴南京參加國民黨的四屆六中全會和五大，並數次來往於寧滬間，而此行黎天才作為隨員陪同前往；1936年初的1月底、2月底，張有過兩次南京之行，時間都不長，數日便歸，也不是開會；值得注意的應是7月間的南京之行，這個月的10日至14日，國民黨的五屆二中全會在南京召開，張學良7月6日飛抵南京，出席二中全會。會後，張又在上海會見了李公樸等人士，返回西安時間不詳，到20日才有在西安處理公務的跡象。這次張出行時間較長，以後再未去南京開會。再看東北軍內部，孫銘九等人的張揚行事在1936年春天開始步步升級，黎天才的「無法忍耐」當然不會早於此。所以說黎天才的「趁張學良去南京開會」而歸返山東，最大的可能就是在 1936年的7月間。

　　但這一推斷顯然與羅章龍所言的1935年夏天有整整一年的時間差。問題何在？

　　羅章龍回憶中的何文當時是河南大學經濟系學生，建國後住北京。1995年秋，何女士看到了羅老師的「自傳」打印稿，特意將其中「一九三五」的「五」圈改為「六」，她清楚地記得是畢業的那一年（1936年）暑假，羅老師請她一起去青島的，當時，羅老師托她照管好「侄女」——其實是從老家來度假的女兒夢平，輔導其外語等功課；還將羅老師記憶有誤的她妹妹的名字做了訂正；後又告訴筆者，當時在青島，她寄宿山東大學女生宿舍，羅老師另住別處，對于先生的單獨活動，自己作為學生既不知情由，也不便多問。

　　羅章龍正式出版的個人詩集《椿園詩草》（岳麓書社1987年版）中有「嶗山吟」一篇，詩的短序言「一九三六年偕魏文、孟平同登嶗山作」，嶗山即青島嶗山，魏文就是學生何文，她曾用此名，孟平即夢平，時間則確定於1936年。羅先生私家舊照片中，有何文與夢平的合影，註明「一九三六年青島站（應為棧——引者注）橋」，是羅夢平早年的手跡。

　　細讀羅章龍的遺稿，其中多處出現時間、地點、人名前後矛盾，不甚統一的疑點，或錯筆少畫、漏字空行的闕誤，如將李渤海、孫菩緣寫為「孛爰」，明顯是有心所為。訪之於羅老後人，原來羅老寫回憶錄時「有意改動一個字，是擔心抄家」，「有些顧慮，怕資料被抄走後會惹出麻煩」。

　　看來，羅章龍回憶中「誤」記的「一九三五年」，應訂正（或曰恢復）為「1936年」才是。

　　可以確認，1936年7月黎天才的山東之行與羅章龍有過會晤。羅先生彌留之際（1994年底），他的家人透露出策動西安兵變的內情，後又對老人的回憶文字做了補充說明，「羅去青島是事先有準備去與李見面的」。至於會晤的內容，黎天才隻字未提，羅章龍則筆端、口頭多次憶及。

　　在《大革命時期中共軍運工作紀略》一文中，羅章龍有專談「西京兵變」的章節：在青島期間黎、孫夫婦二人「來訪」於匯泉山東大學（羅當時借寓此校），並說「原來孛爰此番來青訪文主要是報導東北軍方面同志工作情況」，他倆此行，是東北軍中「非委」支部的核心成員黎天才、吳雨銘和李希逸「三人商議結果決定推孛爰出關一行」，這就是他們「來青島的使命」。黎天才所談的要點是「漢卿為人通達事理，近來傾向革命，主張打破現狀，亟思沖決網羅，為革命出力。察其為人，可與共事。他現有精兵30萬，武器精良，訓練良好，久戍思歸，夢寐不忘北大營，但不知計將安出」。羅章龍的意見則是「宜從政治思想、組織宣傳各方面下一番功夫，方能水到渠成」。並說「事宜迅速以赴事機，同時應計策萬全以防內奸，你回去代我致意同志們，選定好一個大題目，定能做出一篇好文章來」。羅章龍在「自傳」中還說黎天才再次邀請他「駕臨東北大學講學以慰眾望」，此言與《黎天才自傳》中的張學良「並對我表示要請幾位研究馬列主義的學者來西安，以講學為名，實際請他們來參加我們的政治工作，記得當時曾推薦了羅章龍等人」正相吻合。看來，黎天才同羅章龍在青島會晤，是「非委」謀劃西北大局的一步棋。

　　至於黎天才當年為何捨近求遠，選擇青島與羅章龍會面，多年後回憶此事為何又隱去了真相，都是不難理解的。當時的西安軍中，開封城裡，各種勢力各方特工暗中活動，羅章龍與「非委」同仁的活動不宜暴霹，黎天才目標太顯，沒有理由隨意離開西安，因而找了和孫銘九等人的矛盾為借口，選准了張去南京開會的時機，「名正言順」地走，又「名正言順」地回來。此行事關「非委」的活動，而中共對「非委」已是定論不變，黎天才回憶起這一段，當然只能避實就虛了。

　　五 黎天才在「兵諫」前後

　　黎天才與羅章龍在青島的會晤，是否與西安事變有所關聯？筆者不敢妄加揣測。但黎在「兵諫」前後的舉止，卻備受人們關注，這正如高崇民所說：「西安這樣一個天翻地覆的大事變，名都教天才兄一人享了。」此話雖為戲言，所道卻是實情。

　　1936年的夏秋之際，西安古城已是山雨欲來，「艷晚事件」發生，張學良擔心國民黨省黨部特務抓人是蔣介石所指使，矛頭針對自己，所以決定趕在前面下手。半夜時分，黎天才忽然接到張學良的電話，召他前去。黎趕到時，院子裡的卡車已經發動，滿載全副武裝的士兵，大廳內譚海、應德田、孫銘九等人已領命待發，張學良憤激而言準備殺幾個省黨部的特務，手令已下，要聽一聽黎天才的表態。劍拔弩張之中，黎天才相當冷靜，他反對張學良洩「一朝之忿」的魯莽行動，並進一步分析利害：如果有更偉大的計畫，借此而起義反蔣，響應綏東，實行抗戰，殺幾個人也無妨；如尚無下一步計畫，只為痛快，那只能與人以借口，陷自身於不利之境，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張學良聽罷，收回了手令，又拉著黎天才的手問眼前的一幕如何收場。黎天才為他出主意：省黨部的特務部門仍去搜查，文件還要搜檢，特務照樣抓來，全案交軍法處辦理，但要避免直接行動殺人。張學良按照黎天才的意思，派人搜查了省黨部，解救了當晚被捕的馬紹周等人，抄得了特務的秘密檔案，更摸到了CC系統密報南京的內容。

　　12月11日的西安城裡，張學良調兵遣將安營佈陣，已是成竹在胸。下午，蔣介石忽然要召見黎天才。與張學良商量後，黎天才於傍晚時分到達臨潼。蔣介石又一次說到數年來始終把黎看作是自己的同志，是自己的學生，然後便單刀直人地發問：「你知道張副司令究竟是何居心？要幹什麼？」黎天才不露聲色的回答：「 張副司令對委員長居心無他，他近來的抗日主張，乃由於其所屬幹部一般的情緒反應……東北軍中各階層之軍官，近來因為綏東為百靈廟戰役所受刺激極深，人人都有奮起抗戰之熱誠，據我所知，他們義正詞嚴的對張有過表示……張副司令國難家仇，為環境所迫，他今天也有些進步了。」蔣憤怒地反問：「進步了，進步的意義何解？把共產黨引到西安來，這就叫進步嗎？西安的報紙可以隨便批評我，共產黨的刊物，可以自由發行，我走遍全中國，沒有一個省份的報紙來批評我，我不想在我最信任部屬管轄區域，居然有此等現象發生……西安管制宣傳品檢查郵電的是何人負責？」黎天才率直以告張學良命自己負責。蔣更為惱火，面紅耳赤的斥責道：「你在負責，現在一個好好的西安城，鬧得這樣烏煙瘴氣，我問你，你在替誰負責？你負什麼責？」蔣介石不僅追問被通緝的高崇民的下落，還逼問「他們這一種勾結共產黨為非作歹的人，都是哪幾個人留在西安？是不是都住在張副司令公館裡？」按照張學良、楊虎城的約定，當時東北軍方面與高崇民的聯繫，正是由黎天才秘密進行的，但此刻黎天才一律答以「不知道」，這更激怒了蔣介石：「不知，不知，儘是不知，你不知我知，我倒可以供給你點情報，我這裡有張名單，你看看，我願意聽取你的意見，對這批反動分子你認為應該怎麼辦他們？」黎天才看了蔣介石手中的黑名單，首先斷然否認他們是共產黨人，又提出把他們送出國去讀幾年書。蔣介石當然是大為光火，教訓黎天才道：「我明白對你說，打不完共產黨，就談不到打日本帝國主義，國家的力量，都在我手裡，你們附和共產黨的宣傳陰謀，對國家是嚴重的犯罪。那麼你對這個問題，是什麼態度？」黎坦然陳詞：「往年『委員長』在南昌的時候，常常強調『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說法，我認為時至今日客觀情勢和以前不同了，今天應該九分政治一分軍事便夠了，綏東敵方既已開始行動，我們應該有整體性的應戰計畫，我看到飛機場停著那樣多的飛機，我認為都應該開到綏東前方……」蔣介石問道：「你的說法，同張漢卿前天對我講的如出一轍，不知是你受了他的影響，還是他受了你的影響？」顯然，蔣已經對黎產生極大懷疑。

　　蔣介石與黎天才談話長達一個半小時以上。黎離開臨潼時，已是晚間8點多了，這樣一次特殊背景下的長時間對話，與幾小時之後發生的「兵諫」之間有什麼關係，自然會成為事發之初，或是事變平息之後人們所關注的熱點。尤其是蔣介石返京後整理出版的《西安半月記》中亦談到與黎天才談話的情形（如前述），越發引起了對這一談話內容和背後文章的關注。黎天才被軟禁後，戴笠就曾多次向他詢問此次談話的內容，都被黎天才搪塞過去了。從蔣介石召見黎天才訓話到「日記」的內容，至少有一點是可以明顯看出的——蔣氏十分清楚黎天才對張學良的不一般意義。

　　12月11日晚，黎天才離開臨潼回到家中，不久就接到張學良的電話，他趕到張公館時已是10點多了，張學良開門見山地表明自己的決心：「你前些天，不是勸我要做獅子，不要做綿羊嗎？我現在回答你，從今天起，我要做獅子了。」張學良授權黎天才負責整個行動的宣傳工作，並當即決定在12日凌晨3點多鐘的時候，要發出對全國各地方當局的通電、給國民黨委員會的電文及給國民黨政府的電文，其中應提出幾項行動綱領——對時局的主張，要求黎天才立即動手起草。黎天才可謂成竹在胸，短短的一兩個小時裡，先完成通電的草稿。隨張學良等前往新城大樓後，又會同高崇民等人斟酌行動綱領的內容，仍由黎天才執筆，完成了著名的張楊通電，提出了救國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切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事變的當天，便向全國發出。

　　正是「八項通電」這一明確的政治綱領，使西安事變在政治上立於不敗，誠如李濟深先生所論，「漢卿通電各項主張，多為國人所同情者，屢陳不納，迫以兵諫，絕不宜以叛逆目之」。事變後趕來西安的周恩來由衷讚許通電和八項主張顯示了西安事變的歷史意義——「如果沒有這種內容的通電及其八項主張，事變的意義，將來在歷史上更混沌了。」據黎天才自述，當周恩來得知起草者是黎天才後，曾向他說：「很好很好，幸好你在這裡。」

　　12月25日下午，張學良送蔣的同時，周恩來正在張公館的A樓與人談話，在場的除了博古還有黎天才。談話的內容卻是令人不解的「敘舊」：周恩來對黎天才起草「八項通電」大加讚許，然後談及過去中共內部的恩恩怨怨，回顧過去在北方地區的工作失誤等等。不難判斷，這一談話非周氏所安排。因為周恩來在中午就忙於通知博古，約張學良商談要事，故斷無同時再約見黎天才的理由，即便相約，也無閒暇聊天敘舊。而在黎天才一方，本來對陝北方面明顯是存有戒心，避之猶恐不及，而這一次卻送上門去，談些不關痛癢的話題，特別是他心中十分明白咫尺之隔的高公館正在發生的一幕，卻不露半點口風，直到別人來報，飛機升空，張學良穩穩當當脫身送蔣而去。張學良送蔣的同時，設計委員會正由高崇民主持討論如何放蔣的問題，消息傳來，人人愕然。當時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杜斌丞、申伯純、王菊人、盧廣績等10餘人都在場，惟有黎天才未露面，卻在與周恩來談話。這一切，大概不會是出於巧合吧。

　　張學良抵京後的第二天，即12月27日，曾給楊虎城、黎天才一電，短短的三條電文中第二條是專給黎天才的：「天才兄可勿離陝，切實統制幼稚言論。 」這一囑咐令人好生思量，必是張黎間有一番商議，約定了黎天才將「離陝」，否則就無需做「可勿離陝」的指示；必是所約「離陝」的時間甚急，否則就無需在到南京後立即通知。黎天才要離陝，將何去何從？李金洲的回憶，揭開了這一疑團：「張副司令離西安時，曾命隨員人等，搭民航機隨後赴京，直至十二月卅日，歐亞公司首次復航，以北平軍分會辦公廳主任鮑文樾為首，黎天才兄，西北總部駐京辦事處長楊煥彩，及作者四人，同機飛京。」原來張學良離開西安前有交代，令隨員隨後赴京。當時接受這一命令為誰？從其後飛赴南京的人來看，不難判斷是其中的黎天才。至於為何要黎氏隨後赴京，為何張本人到京後又急匆匆電令「 可勿離陝」，個中原委又是另一段文章，而張學良送蔣前與黎天才有過約定，上述情節亦可為證。

　　12月29日，黎天才代表西安三方將赴京探視。黎行前電告張學良，很快就收到了回電，張學良在電文中暗示京中情況險惡，反對前往。因為所用電碼正是張離開西安時新編的密碼，所以黎天才判斷張當時還沒有完全失去自由，便於12月30日與李金洲、鮑文樾等飛往南京。可見張與黎之間對送蔣的「預後」，是有慮有備的。

　　作為心腹之人，黎天才從不辜負張學良對自己的一番倚重，在關鍵問題上是一定要忠言以告的，「艷晚事件」便為一例。這一回黎天才不僅沒有堅持反對「送蔣 」，反而認同了張學良的選擇，默默地配合了張學良告別東北軍的最後一次行動。或許因為他比別人更多地與南京方面打過幾回交道，更容易揣摩出蔣氏的幾分心理；或許因為他懂得張學良是一位軍人，是一位意氣有加的性情中人，卻不是「政治家」，此番選擇更多的是「東方文化」式的性格因素使然；還有，作為一個前共產黨人，黎天才對中共及共產國際的政策和策略必有更深的認識。權衡度量之下，他不僅成為張學良送蔣的知情人、得力者，並在幾天後如約飛赴南京探望張將軍，即被扣押，成為東北軍中繼張學良之後被南京方面軟禁的又一人。

　　據李金洲說，戴笠回答李拘禁黎天才的原因為兩點：「一、天才兄擔任西北政訓處副處長，未能弭患於無形，有虧職守。二、雙十二事變之前一日下午，蒙最高當局召見，曾受嚴厲申斥，翌日黎明即發生事變，渠頗有暗中鼓勵之嫌。」

　　蔣介石的《西安半月記》發表後，黎天才更是被嚴加管束。他曾兩次上書，請求去溪口與張學良同處，恰逢戴笠不在京中，其手下的鄭介民出於好心，扣下了黎天才的信，又勸道：「你的責任，總不像他（指張學良——引者注）那樣重大」，「如果真把你送入溪口，那你只有隨著張先生的命運去了。」直至全面抗戰爆發，黎天才轉至上海後才逐漸恢復自由。

　　黎天才以其冷靜的頭腦與過人的才幹，特別是遊刃自如的應對能力，為張學良所倚重也是情理中事。上述西安事變前後的幾件事足以看出黎在諸方人物眼中，尤其是在張學良身邊舉足輕重的地位。而今之所見對這幾件事的歷史記述中，卻大多避而不談黎天才其人其事，多少是一點遺憾吧。

　　黎天才的一生，確實是經歷複雜，難以一語評之，倒是他本人不無自信地說過「只問我們對國家人民忠不忠」。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至今仍被海內外所關注。黎天才和他的前共產黨人同伴們在其中的作為，不僅表現出他們獨到敏銳的政治目力，也促發了張學良挽危救亡的義舉。隨著時間的推移，有關黎天才的史料如能更多更詳地公開利用，將有助於對這樣一位人物作出客觀公正的歷史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