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本借口一名士兵失蹤，發動了它蓄謀已久的全面侵華戰爭。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 七七」翌日，即7月8日的凌晨，中國軍隊打響了全面抗戰的第一槍，盧溝橋事變的消息也於此日傳遍全中國。這一天前方二十九軍將士英勇作戰，國共兩黨同聲禦侮，全國士農工商群情激憤，表現了團結愛國的偉大民族精神，預示著最終的勝利是我們的。這段同仇敵愾的歷史永遠值得回憶，這種團結愛國的精神永遠值得紀念。

這天的前方將士

「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二十九軍的弟兄們，抗戰的一天來到了！……」

這應是事變前方將士的心聲，從軍長到師長到旅長到團長到營長，到一般戰士，都是這樣的心聲。

——副軍長秦德純命令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

秦德純（1893—1963），字紹文，山東沂水縣人。時任二十九軍副軍長，代理軍長職責，並兼任北平市市長，管理冀察軍政事宜。

「七七」之夜，約在11時40分，秦德純接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宗瀚及負責對日交涉的林耕宇專員電話，謂：「據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說，本日有日軍一中隊在盧溝橋附近演習。但在整隊時，忽有駐盧溝橋之第二十九軍部隊向其射擊，因而走失士兵一名，並見該士兵被迫進入宛平縣城。日本軍官要求率隊進城檢查。」秦德純答：「盧溝橋是中國領土，日本軍隊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該地演習，已違背國際公法，妨害我國主權，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負責，日方更不得進城檢查，致起誤會。惟姑念兩國友誼，可等天亮後，令該地軍警代為尋覓，如查有日本士兵，即行送還。」

答覆後夜晚1時，外交委員會又來電話，謂日方對我答覆不滿，要強行派隊進城檢查，否則日軍即包圍該城。秦德純副軍長即將此經過，以電話告知馮治安師長，及駐盧溝橋的吉星文團長，令嚴密戒備，準備應戰。同時命令吉團長，派官長偵探豐台方面敵人動態。到凌晨3時半，接吉團長電話報告：「約有日軍步兵1營，附山炮4門及機關鎗1連，正由豐台向盧溝橋前進。我方已將城防佈置妥當。」秦德純當即對吉指示：「保衛領土是軍人天職，對外戰爭是我軍的榮譽，務即曉諭全團官兵，犧牲奮鬥，堅守陣地，即以宛平城與盧溝橋為吾軍墳墓，一尺一寸國土，不可輕易讓人。」並以此處置通知馮治安師長。

7月8日拂曉約4時，日軍已在宛平城的東面、東南面及東北面展開包圍態勢，先要求其外交人員進城，繼而要求武官進城。秦德純授意吉星文團長與時任宛平縣縣長的王冷齋予以拒絕。

日方武力威脅不成，便向城內炮轟，並掩護其步兵前進。秦德純命吉星文團長，日軍未射擊前，我方不先射擊；待他們射擊而接近我最有效射距離內（300—400米）我們以「快放」、「齊放」猛烈射擊。因此日軍傷亡頗重。

在8日對戰時，盧溝橋鐵橋上駐有二十九軍步兵1連，同日方爭奪鐵橋，備極慘烈。日軍曾將鐵橋南端佔領，二十九軍仍固守鐵橋北端。彼此對峙至9 日拂曉前，秦德純又調遣長辛店的駐軍，協同橋北端部隊向鐵橋南端日軍予以夾擊。是夜，細雨紛紛，敵人疏於戒備，二十九路軍官兵精神抖擻，輕裝上陣，持步槍、手榴彈、大刀，秘密接近橋南端，出敵不意，將該敵悉數殲滅。

——師長馮治安指示，設若衝突，盧溝橋即是墳墓

馮治安（1896—1954），字迎之，河北故城縣人。時任二十九軍三十七師師長。

1937年7月7日夜，日軍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失蹤士兵，駐軍第二一九團第三營拒絕，日方即調動駐豐台日軍第三大隊包圍了宛平城。當地駐軍便向馮治安請示辦法，馮當即指示：「為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寸土都不許退，可採取武力自衛及斷然處置。國家存亡在此一舉，設若衝突，盧溝橋即是你們的墳墓！」8日凌晨4時50分，正當中日雙方代表在宛平城裡談判時，日軍突然炮轟宛平城，我軍當即自衛還擊。當天擊退日軍3次進攻，用鮮血保衛祖國的領土。

盧溝橋事變後，馮治安與秦德純、張自忠等緊急會議，馮積極主戰，獲得全體的贊同。8日下午，宋哲元從樂陵電令先消滅當面之敵。馮於當晚下反攻命令，午夜，三十七師一一○旅從長辛店調來第二營，與第三營配合，首先截斷日軍的後路，並組織大刀隊夜襲龍王廟和鐵路橋上的日本侵略軍，大獲全勝，堅守了陣地。當時日軍兵力單薄，害怕被殲，立即派人疏通，答應撤兵，因而我軍全面反攻命令沒有實施。馮治安、張自忠、秦德純當天又致電南京何應欽，除報告反擊日軍戰況外，還表明決心：「彼方要求須我方撤出盧溝橋城外，方免事態擴大。但我以國家領土主權所關，未便輕易放棄，現仍在對峙中。倘對方一再壓迫，為正當防衛計，不得不與之竭力周旋。」馮還下令北平各城門緊閉，派兵扼守，各重要路口都堆積沙包，隨時準備消滅入侵之敵。

——旅長何基灃揮師血戰，死守宛平

何基灃（1898—1980），字芑蓀，河北稿城縣（今稿城市）人。時任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旅長。

1937年6月，駐豐台日軍頻繁進行演習，引起了何基灃的警覺。為防不測，他令部隊加緊操練。7月7日夜，日軍在盧溝橋附近演習。何基灃立即向軍部報告：發現敵軍集結，假若他們敢衝過橋向我們放第一槍，我們堅決還擊！當日軍向盧溝橋發起進攻時，何基灃怒不可遏，親臨前線，向挑起戰火的日軍猛烈還擊。在他的指揮下，官兵奮勇殺敵，擊斃日軍指揮官松遊少將。惱羞成怒的日軍遂以飛機大炮猛攻宛平。何基灃揮師血戰，死守宛平。日軍傷亡慘重，指揮官田代中將被迫剖腹自殺。日軍在騎虎難下的情況下，提出與中國軍隊談判，以拖延時間，等待援兵。

何基灃臨危受命，與日方代表談判。會上，日方代表櫻井提出中方撤出宛平城和向日方賠禮道歉的無理要求。何基灃聽了拍案而起，怒斥櫻井：「中國人不是好欺侮的！中國的軍隊也不是好惹的！中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讓人踐踏！這次盧溝橋事變完全是你們有預謀、有計畫的侵略行動，是日方集結軍隊向宛平首先開火，明明是侵略行為，應向我方賠禮道歉，並保證以後不再侵略，否則就消滅你們！」話剛說完，何基灃就拔出手槍往桌上一拍。櫻井等人面面相覷，再也不敢開口。消息傳出，國人振奮！

——團長吉星文組織敢死隊，堅守盧溝橋

吉星文（1908—1958），河南扶溝縣人，著名抗日將領吉鴻昌族侄。時任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二一九團團長。

1937年6月，二一九團奉命調往盧溝橋。7月7日夜，日軍向二一九團陣地開炮轟擊。吉星文向馮治安師長請示同意後，立即命令守橋部隊還擊。日軍遭到反擊後，竟然派兵殺害我執勤官兵並將我橋頭堡佔領。吉星文決心與日軍決一死戰。因為盧溝橋一旦失守，整個平津局勢將動盪不安。在這民族危急的關頭，吉星文提出，盧溝橋堅決不能丟。7月8日晚，吉星文進行了精心安排：一、將日軍要進宛平縣城搜查的事，交給王冷齋專員應付；二、宛平縣城防務由姜團副負責；三、自己帶人悄悄出城，直奔三營營長金振中營部，召集連長以上軍官商議。他分析形勢，鼓舞士氣，組織敢死隊奪回橋頭堡。在他的號召下，官兵抗日情緒十分高漲。當時報名參加敢死隊的有300多人。吉星文親自挑選出150名精幹人員，編成5個組，敢死隊每人帶步槍1支，手榴彈兩枚，大刀1把，準備出擊。敢死隊利用熟悉地形的優勢，神出鬼沒，在20分鐘內，將幾十名日本兵全部消滅，一舉奪回了橋頭堡。吉星文立即把盧溝橋事件的真相向上級作了報告。日軍吃了虧，瘋狂向中方陣地炮擊，企圖再次奪回橋頭堡。由於二一九團的堅決抵抗，日軍的陰謀未能得逞。

——金振中打響全面抗日第一槍

金振中（1904—1985），河南固始縣人。時任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二一九團三營營長。

1937年，金振中營駐防宛平城。該營為「四四」編製的特大加強營，轄4個步兵連；事變爆發後，團部又配給1個機槍連，輕重迫擊炮各1個連；該營還收編1個保安隊（連），合計1400餘人，相當於半個正規團。每個步兵班都配有一挺機槍或擲彈筒，彈藥很充足，像這樣強火力的部隊，在中國軍隊中是罕見的。

7月7日晚上10點來鐘，城東鐵路橋涵下走出一隊日本兵，排著4路縱隊，每隊十幾個人，全副武裝整齊地向東門走來。一個小隊長模樣的頭頭走在前面，到城下用中國話叫門稱：「我們演習時丟失一人，要進城搜查！」帶班的馬排長在城上回答：「城裡沒有你們的人，不能開城門！」城下日軍堅持要進城。在劍拔弩張之時，只聽「砰」的一聲清脆的槍聲，一顆子彈從日軍隊伍中射出，擦著城牆飛向夜空。隨著這槍聲，潛伏在鐵路東側的日軍一齊開火，輕重機槍及山炮急風驟雨般射向宛平城，城上守軍被迫還擊。三營長金振中立即登上城頭，直接指揮作戰。敵人火力太猛，為了減輕東城的壓力，金振中營長隨即令十連出西門繞北城向東穿插。十連官兵如猛虎下山，先驅逐瓦窯車站之敵，他們高喊著「寧為戰死鬼，不做亡國奴」的口號殺向敵群，與敵人進行了殊死的搏鬥，奪回了車站。隊伍隨後向南展開，火力直接威脅沙崗子敵指揮部。敵人是沿鐵路向南展開隊形，我軍是從北向南打，正好來了個「穿糖葫蘆」，把敵人打得稀里嘩啦。金營官兵在敵人面前表現出了「氣象猛鷙，獨冠三軍」的英勇氣概，狠狠打擊了日本侵略軍。

當時，二十九軍規定的聯絡信號是用手電筒蒙上紅綠綢子，敵人也是用紅綠燈，造成雙方互相誤會，當隊伍衝上去就混打到一起了，敵後有我，我後有敵。在黑暗中只要不說話，誰也不好下手，因此雙方傷亡不大。翌日凌晨3點鐘，東方有些發白，雙方軍服的顏色還分辨不清，卻發現日軍帽子後邊有個「屁股簾 」，這正是大刀砍的靶子。日軍刺槍術不錯，但不如大刀來得利落，刀起刀落寒光凜凜，殺得敵人不是少胳膊斷腿，就是做了無頭鬼。這一場惡戰殺得日軍鬼哭狼嚎，傷亡慘重；我方也付出了一定的代價。有個19歲的戰士，連砍日軍13人後壯烈犧牲。

——戰士黃勝時帶傷參加肉搏戰

黃勝時1919年生，山東單縣人。時為第二十九軍三十七師一一○旅二一九團三營九連三排九班戰士。當時營長是金振中，連長是張廣慶，排長是張吉甫，班長是王繼善。

黃勝時回憶當時的情況：7月8日下午的戰鬥中，一個日軍欺他個子矮，刺他右下頜。他趁勢砍傷其左小腿迎面骨，又用大刀猛地刺進了對方胸膛，結果了對方性命，奪得大蓋槍一支。隨即又帶傷參加了肉博戰。在那些日子裡，白天他躲在戰壕裡，熱得要命，只有在夜裡才敢出來涼涼風或到永定河邊喝口水，洗個臉。特別是開戰後的7月8日與9日，一場戰鬥退下來，滿臉戰塵，睏倦地翻眨著眼皮，吃飯時才露出白牙，要不是聽說話聲音，朝夕相處的同班戰友也認不出來。

這天的共產黨人

——毛澤東通電全國倡導抗戰

毛澤東知道盧溝橋事變的消息，一點也不晚於蔣介石。

1937年7月7日夜間11點多，新華社電台抄收到國民黨中央社關於日軍要求進宛平縣城尋找失蹤士兵的消息。時任中央黨報委員會秘書、負責新華社工作的廖承志看到消息後，當即吩咐擔任編輯工作的向仲華、左漠野，把消息送到毛澤東住處。當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都住在延安城裡。毛澤東看過電訊後，就叫秘書拿來一張地圖放在桌子上，用一個放大鏡查看。看完地圖後，毛澤東對向仲華說：「你們今晚要繼續抄收這方面的消息，不要遺漏，有什麼消息，隨時送來給我看。你們回去以後，告訴博古（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並兼任新華社社長）和廖承志，請他們考慮一下，我們對這個事件如何表態。」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得知中日已經交火，毛澤東向全國發出了《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同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9人聯名打電報給蔣介石：「廬山蔣委員長鈞鑒：日寇進攻盧溝橋，實行其武裝奪取華北之一步驟。……平津為華北重地，萬不容再喪失。敬懇嚴令二十九軍奮勇抵抗，並本三中全會御亡抗戰之旨實行全國總動員，保衛平津，保衛華北，收復失地。紅軍將士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家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地衛國之目的。」

7月8日，新華社播發《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向全國民眾表明了中國共產黨抗戰到底的決心，發出了戰鬥的號角。

也許正是由於共產黨及時發表了抗日的宣言和主張，戰後一些日本人，據此誣陷說盧溝橋事變是「中國共產黨的計畫」。這也是最為歹毒的謠言。日本人阪本氏在《關於盧溝橋事件爆發的一個史實》的結論部分中，敘述了中共計畫說：第二十九軍在盧溝橋事件的數月之前，就進行了對日抗戰的準備，在盧溝橋附近的該軍，7月6日作了戰爭部署，從7日夜到8日晨向日軍3次射擊。事件一發生，中國共產黨立即於8日向全國發表了對日抗戰通電。由此可以判定，盧溝橋事件的爆發，是中國軍隊根據共產黨的謀略，有所準備，並抓住日軍夜間演習之機，暗中挑起的。

這種觀點顯然是無稽之談。盧溝橋事變是日本蓄謀已久的，根本不是什麼偶然事件，共產黨根本不可能計畫。這種別有用心的編造只能從另一方面說明，中國共產黨在抗日問題是積極的主動的。張國燾在回憶錄中，曾提到七七事變消息傳到延安當天的情況。張國燾擔心抗日會失敗，主張抗日要做好充分準備。但毛澤東、朱德等主要領導人在聽到事變消息後，都義憤填膺，情緒激昂，一致表示迅速動員，組織抗戰，並向國民黨及全國人民發出倡議。

——周恩來欲上廬山，同蔣介石商量抗戰事宜

1937年7月初，周恩來正應將介石之邀從延安出發，赴廬山會商抗日事宜。他與博古、林伯渠於7月7日晚飛到上海，7月8日便得知事變消息。周恩來便立即謀劃廬山會談的內容。他想，現在華北炮火正濃，國內問題更應迅速解決，其最為蘇區改制與紅軍改編之具體措施，他正是帶著這些想法去廬山的。

這天的國民黨人

——蔣介石電令抗戰

七七事變爆發時，蔣介石正在廬山的睡夢中，當時由於通信條件的限制，事變發生的消息很難在短時間內傳到他的耳中。但7月8日的電報讓蔣非常驚愕。

電報是北平市長秦德純打來的。秦當時擔任冀察政務委員長，代理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負責華北方面的軍政事宜。蔣介石接到電報後，很長時間說不出話來，有的說蔣於7月8日早晨起來後，得知盧溝橋事變的消息，是由戴笠打電話報告的，並言蔣接電話時，話筒從手中落下，這可能不是真實情況，因為再沒有其他史料證明戴笠打過這樣的電話。不過，蔣介石接到報告後的確感到震驚，他的一切內政外交計畫都會被打亂。特別是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計畫不可能繼續了。電報是特急電報，到達廬山牯嶺時，蔣介石首先想到的是事態會不會繼續擴大，戰爭會不會全面爆發，於是他在日記中寫道：

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將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

倭已挑戰，決心應戰，此其時乎！

從日記中可以看到，蔣介石並不認為這是一起偶發事件，所謂「挑釁」只是一種蓄謀已久的作為。他一時吃不準的是，日本還是只限於謀求控制華北，還是挑起更大規模的戰爭？實際上，他明白，華北不保，中國自然難保，所以，即使日本人意圖僅在華北，他也不能再作任何讓步。如果日本人要擴大衝突，中國只能應戰。所以，他在日記中「決心應戰，此其時乎」，實際是他作出的決策，很快會變成命令或宣言。

盧溝橋事變，全國人的眼光都集中到了蔣介石的身上。蔣介石也成了日理萬機的大忙人。現在大量資料表明，蔣這一天非常不好過，他恨不能用分身術。從總的看，他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電令抗戰。

1937年7月8日，他致電二十七軍軍長宋哲元：

宛平城應固守勿退，並須全體動員，以備事態擴大。

這一電令具有紀念意義，標誌著中華民國最高統帥蔣介石向日寇發出了宣戰的命令。

這時，宋哲元尚在山東東陵老家休養，事變發生後，秦德純、張自忠、馮治安立即派鄧哲熙前往，催促宋哲元速返北平。當時，宋哲元對事態的嚴重性的估計不如蔣介石充足、準確，他心存幻想，對前來的鄧哲熙說：「目前，日本還不至於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只要我們表示一下讓步，局部解決仍有可以。」所以，他接到蔣介石的電令後，一面電令前線部隊撲滅事變之敵，而一面又指示只許抵抗，不許出擊。於是蔣介石又於8日之後連續兩日密電宋哲元，促其回軍指揮，要求不喪權、不失土。宋哲元於7月9日回電蔣介石，表示：「華北部隊守土有責，自當努力應付當前情況，堅決遵照鈞座不喪權、不失土之意旨，誓與周旋，俟中樞大戰準備完成，則固囿民心理夙夜禱企者也。」7月10日，蔣復電指示：「守土應具決死決戰之決心與積極準備精神應付；至談判，成須防其奸狡之慣技，務其不喪絲毫主權為原則。」

正是由於蔣介石向二十九軍軍下了決戰的電令，所以在七七事變之中，國民革命軍抗戰相當堅決，充分體現了蔣介石電令中「決死決戰之決心」的3個「決」字精神。

——何應欽完成整軍難題，飛返南京研究抗戰措施

1937年7月7日，何應欽正在重慶召開川軍整軍會議。整軍會議重要目的是削弱川軍勢力，所以何應欽的工作受到川軍抵制。他在會議上傳達的蔣介石關於軍政統一的講話，川軍也不歡迎。

正在焦急之際，7月8日，即整軍會議的第三天，重慶的大街小巷上忽然響起了一片同樣的聲音：「號外，號外！7月7日盧溝橋事變，日軍借口演習中一名軍士失蹤，侵入宛平縣城，我盧溝橋守軍吉星文部當即奮起抗戰。抗戰爆發了！抗戰爆發了！」

報童稚嫩的叫賣聲立刻震動了整個山城。《號外》雖比巴掌大一點點，卻承載著一個石破天驚的新聞！這消息不亞於一顆重磅炸彈，落在了僵持整整兩天的川康整軍會議上，形成了強烈的衝擊波。參加整軍會議的將領們本來「各懷鬼胎」，這時卻被這消息震驚激怒，在外侮面前，一切新仇舊怨都已變得不值一提，與會者同仇敵愾，紛紛高吼：「我們願率所部，參加對日作戰！」

面對這一群激動的將領，會議無需繼續，匆匆通過了整軍決議，何應欽宣佈散會。正是因為盧溝橋事變突然爆發，救亡抗日成為火燒眉毛的緊急大事，各方縱有天大私心，也沒有任何借口去討價還價了。於是何應欽順利地宣佈了整軍會議決議，實現了川軍的國家化，這對抗戰起了重要作用。

7月8日這一天，何應欽收到蔣介石的電報，要他徑直飛返南京，主持研討對事變的應變措施和準備對日作戰。

——楊虎城熱望回國抗戰

西安事變後，蔣介石通過新任陝西行營主任顧祝同，要楊虎城「不應提出任何條件」，立即「辭職出洋」，「一提條件，則無復可言矣」；威逼楊虎城致電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辭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及十七路軍總指揮職務。蔣介石即以中央軍委會委員長名義復電「照準」，並催促楊虎城立即至上海辦理出國手續。

1937年6月29日，楊虎城不得不離開上海，告別祖國，遠去他鄉。一行出國6人，夫人謝葆貞和次子楊拯中，參謀樊雨農、秘書亢心裁和那位外交部派來的、底細不清的譯員王麟閣。豪華的郵船上每晚都有舞會，但楊虎城卻無心去跳舞。他常獨自來到甲板—邊，思考中日問題。

7月8日，結識的一位愛國華僑突然匆匆找來，急切地說：「楊將軍，我剛剛從廣播中聽到，日本兵又在北平郊外盧溝橋鬧事，守軍還了槍。」

「守軍還了槍」！楊虎城又驚又喜，趕緊奔回艙裡。參謀和秘書都已睡了，他喚醒他們起來收聽廣播。果然，他們收聽到了。可惜消息太短。還槍的結果如何，全無下文。擠進來的翻譯王麟閣就講：「恐伯是局部事件，偶然走火。」

不等他的話說完，楊虎城已經迅速作出了他的論斷：「恐怕不是這樣。對，西安事變的影響，在盧溝橋見到效果了。還有，周恩來是和我同機飛到上海來的，他轉到南京，一定是談判很成功。正因為談判很成功，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搶先一著動手了。好，國共的二次合作只能成功，不會失敗了。」他說著，想著，是越想越得意，突然朝自己猛擊數掌，自責道，「為啥你還出國？前後只差7天。7天，你就把戰事等上了。7天，你就可以請纓帶兵到盧溝橋畔了，7天，你就可以表明誰是真心抗日，誰是軟骨頭了。遲鈍，可怕的遲鈍！」

楊虎城又給了自己幾掌，而且越打越狠，驚得幾個人又攔又勸：「究竟盧溝橋響槍能起多大的變化，楊將軍，你還是等等看。」

楊虎城搖頭：「不能再等再看了。」他作出決定，立即拍一份電報給宋子文，詢問盧溝橋響槍的經過。

隔了兩天，宋子文由上海拍來一份電文，盧溝橋戰事已停。隔了一天，宋子文又來一份電報：「盧溝橋戰事停而復作。敵由關外調來大隊。我方已準備作戰。」怎麼又是三句話。楊虎城一聲長歎：「抗戰是逼出來了，不打也得打了。可這樣打能打主動？能打勝利嗎？」他焦灼得氣悶，獨自到甲板上去透透氣。

在甲板上轉了幾轉，楊虎城回來了。他拿定了主意：「代我擬一份電文給宋子文。我準備到了舊金山立即回國。我想他會幫忙的。」幾個人都驚住了。這麼精明透頂的楊將軍這會竟會忘記他是被逼出國、變相放逐的。但楊虎城渾身都在燃燒，他想到的是今天抗戰的烈火已經點起，人家作為軍人在盧溝橋抗日，自己身為軍人卻將去國外，於是口授電文，要求在電文中加上「作為軍人，虎城應死疆場，豈能漂流海外」的字句，他是不顧一切，決心回國了。

這天的民主人士

——宋慶齡營救抗日「七君子」

進入1937年7月，宋慶齡一直在為「七君子事件」而奔走。

事件發生於1936年的全國抗日救亡運動之中。1936年5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全國20多個大城市、50多個團體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會。大會發表宣言，呼籲停止一切內戰，釋放政治犯，建立一個統一的抗敵政權。大會選舉了馬相伯、宋慶齡、何香凝、沈鈞儒、鄒韜奮、章乃器、史良、王造時、李公樸、沙千里、陶行知等40餘人為執行委員。7月15日，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陶行知聯名發表《團結禦侮的基本條件與最低要求》，表示贊同中共停止內戰、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對外。國民黨反動派對救國會的活動十分惱火，在1936年11月23日晨，非法逮捕了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史良、李公樸、王造時、沙千里等7人。因為這7人都是「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領導人，並且是社會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為愛國而被捕入獄的，所以人們把這個事件稱為「七君子事件」。

救國會領袖被捕，震動了國內外，全國各界人士紛紛向國民黨當局提出抗議，掀起了聲勢浩大的營救運動。宋慶齡發表聲明，譴責國民黨摧殘愛國運動，違法逮捕沈鈞儒等7人。各地進步團體和愛國人士也來信來電，向沈鈞儒等7人表示支持和慰問，要求國民黨政府恢復「七君子」的自由。

1937年4月3日，國民黨反動政府不顧全國人民要求釋放「七君子」的呼籲，竟然宣佈對他們7人正式提起公訴，並通緝在美國講學的教育家陶行知等7人。隨後國民黨反動派於6月11日和25日在蘇州開庭對「七君子」進行審訊。

在法院對「七君子」案提起公訴和審判期間，宋慶齡發起救國入獄運動。7月5日，宋慶齡與其他救國入獄運動發起人赴蘇州高等法院，自請入獄，並與高等法院院長、首席檢察官進行面對面的鬥爭。宋慶齡的這一激烈行動，立即在國內掀起軒然大波。

1937年7月8日，國內著名的民營報紙《大公報》報道了審訊情況。法院沒有量刑，只言沈鈞儒等7人「危害民國」，但證據尚未調查完備，尚有繼續羈押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規定，將該被告羈押期間自本年7月5日起延長兩月。但在7月8日，宋慶齡與「七君子」一道，提出「羈押為時已久，請求迅予審判」，若無罪，應予釋放，以利抗日。7月31日，「七君子」獲釋。

——胡適準備參加廬山談話會

召開廬山談話會，徵求社會各界代表人士關於抗日救國的意見，是蔣介石的一個重要決定。會議由國民政府主持組織。七七事變前，胡適曾兩次收到國民政府汪精衛要他參加廬山談話會的邀請信。1937年7月7日下午正當他準備動身，這時，北平市長秦德純邀請他和梅貽琦、傅斯年等20餘人到市政府談話，報告局勢緊張情況，交換應付意見，直到夜晚10時才散會。

7月8日，胡適離開北平南下，赴廬山參加戰時咨詢機關「國防參政會」，與周恩來、蔣百里、梁漱溟等30餘人受任為國防參議員，共商抗戰大事。途中，他得到盧溝橋事變的消息。胡適看到全國民眾抗日情緒高漲，意識到自己一直存有的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中日問題的想法很難被接受了；而且蔣介石面對北平的情形和民情的激憤，也必然決定抗戰。因此，在即將召開的談話會上，他只能勸蔣不能放棄河北。不過，如果事態不再發展，還是要力勸蔣介石不能放棄和談，以贏得抗戰準備時間。胡適的這些想法，一周後得到了證實。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主持由胡適、江恆源、朱經農、梅貽琦等人參加的教育組談話會，會上胡適發表了他對戰時教育的意見。同時，胡適又認為國民政府的抗戰準備還不充分，開戰必付出代價。但胡到廬山後，鑒於大家異口同聲倡言抗日，蔣介石也下了抗戰決心，於是只得從眾。上海八·一三戰事發生後，他徹底主張抗日了，終於放棄了「和平的夢想」。

——張瀾寫詩抒發抗日情懷

七七事變發生之時，張瀾正在四川，他一方面瞭解川北災情，忙於救災賑濟工作；另一方面十分關注在重慶召開的川康整軍會議。1937年7月7 日，他發表了《希望於整軍會者》一文，略謂：「川民苦於稅重久矣，當二十四年春間，一年四征；二十六年度預算，田賦收入，猶復列為一年三征。是川民之疾苦，實較國內任何省之人民為甚。……不能使川民為法外過重之負擔，應將一年三征改為一年一征。……若整軍而後，人民負擔並未減輕，……使川民無以喘息，……亦非收拾人心之善策。」

7月8日，張瀾得知盧溝橋事變消息，早已蓄積在胸的抗日激情噴湧而出，他無法按捺心中對日寇的憤怒，向《新民報》投寄了氣勢雄渾的詩作，表達了對日寇侵略行為的無比憤恨和抗戰必勝的堅強信念。詩云：

華北鯨吞謀久蓄，亞東獅吼睡初醒。

寇來便合迎頭擊，直搗黃龍痛飲傾。

「塘沽」「何梅」兩協定，喪權忍辱禍遺今。

此時抗戰須先決，萬騎平郊寇已深。

雄才救國經嘗膽，童子為殤願執戈。

民族復興堪自信，終須還我舊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