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偶然看過一部關於和尚的電影，叫做《少林寺》，最有印象的是一場為和尚剃度出家的鏡頭：老和尚說出家人必須遵守佛家的「八戒」，其中的一戒就是「戒淫慾」。然而，最近又看了一些關於元代時期的資料，方知道元代的和尚不僅不戒淫慾，而且爭相蓄娼養妓，以至成為當時的一大時尚。真是大千世界，無奇不有!

和尚不吃「素」

　　元朝之前的宋朝就是一個娼妓業繁榮的時代，而南宋雖然偏安一隅，但娼妓業則更上一層樓，竟把杭州打造成一個繁華之都，錦繡之地，溫柔之鄉，被世人稱之為人間天堂。「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娼妓業的繁榮昌盛由此可見一斑。

　　自蒙元大汗率大軍兵過黃河，飲馬長江，攻打南宋至南宋覆滅，由於連年征戰，社會凋殘，娼妓業因此受到了重創，直到元朝統一後才得到了逐漸恢復。

　　蒙元宮廷樂舞制度多仿漢制，除設太常禮儀院，並於屬下設有女妓外，又置教坊、儀鳳二司，主要掌管樂工藝人，供奉宴享娛樂等事務。並多次從民間拘刷樂工藝妓充實這些機構。同時對民間的娼妓業也採取放任縱容態度。

　　據元代記載女伶事略和藝術修養的重要的文獻《青樓集》記載：「我朝混一區宇，殆將百年，內而京師，外而郡邑，皆有所謂構欄者。辟優萃而隸樂，觀者揮金與之之。……天下教舞之妓，何啻億萬。」

　　元代樂籍藝人的規模小於唐而大於宋。從《元史·祭祀志》中可以看到，僅在每年二月十五日舉行的祓除不祥、禱迎福祉的宗教活動中，有一次教坊司和儀鳳司就曾出動一千零二十四名樂工。妓女隨儀仗隊周遊皇城內外，其規模、人數都是南宋時期所難以比擬的。除京師之外，其它各地方城鎮的樂人、妓女也要多於宋代。

　　元代的樂戶世襲制和買良為娼都一如宋代，尤其是元滅南宋後，許多官兵先掠娶江南良家女子，玩厭以後再賣入娼家。

　　據當時中書右丞相脫脫所修的《元史·世祖本紀》記載，至元十五年，即公元1278年春，元世祖下詔：「禁官吏軍民賣所娶江南良家子女為娼者，賣買兩罪之，官設其直，人復為良」。

　　元代施行民族歧視政策，漢人、南人的社會地位居蒙古、色目有後，而樂人、娼妓又多為漢人、南人充當，因而倍受賤視，等同奴婢。殺死娼女比照殺他人奴婢量刑。

元代更強調樂人、妓女籍內通婚，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即公元1278年，元武宗至大四年，即公元1311年，朝廷曾先後下旨規定：「樂人嫁女體例」，只許「樂人內匹聘」。官人和其餘的人等如娶樂人為妻，不但要治罪，還要離婚。

　　元代在服飾上對樂人、妓女也有嚴格規定。《元工部律令》規定：樂人、娼妓、賣酒等類人不得插戴釵釧。元仁宗延佑元年，即公元1314年，元順帝至元五年，即公元1339年，先後下令規定：禁止倡優著盛裝，娼家出入，只能穿黑褙子，不得乘車坐馬。

　　由於程朱理學從元代開始被奉為官方哲學，這對官員嫖妓起了一定的抑製作用。所以到了元朝及明清時代一般的官僚蓄妓已不如唐、宋普遍。

　　但元代的蒙古王公貴族，以及位高權重的官員卻並不受程朱理學約束。他們在肆無忌憚地蓄娼養妓以便隨時任意玩弄的同時，還常常為所欲為地強佔良家婦女。最典型的當推當時手握兵權的樞密院使燕帖木兒。

　　燕帖木兒秉國專權時，肆意妄為。他「取泰定帝后為夫人，前後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禮三日遂遣歸者，而後房充斥不能盡識。一日宴趙世延家，男女列坐，名鴛鴦會。見座隅一婦色甚麗，問曰：『此為誰?』意欲與俱歸。左右曰：『此太師家人也。』」他還常常「擇美姬溫軟少骨者，枕藉而寢，謂之香肌席。脂紅粉白，羅列左右，隨其所取，以為花嬉玉樂」。由於荒淫日甚，燕帖木兒結果身體羸弱而死。

　　元代不僅蒙古王公貴族，以及位高權重的官員不受程朱理學約束，任意蓄妓納妾。元代的和尚也可公開地蓄娼養妓，甚至娶妻納妾。

　　元代統治者崇信佛教、特別是西藏的密宗佛教。元順帝時以「宮妓」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十六人所表演的著名的《十六天魔舞》，表演的就是密宗的思想內容。

　　據《元史·哈麻傳》記載，西蕃僧人伽嶙真善演揲兒法，即房中術，禿魯帖木兒將伽嶙真推薦給元順帝。元順帝習而喜之，「乃詔以西天僧為司徒，西蕃僧為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女婦，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為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君臣宣淫，而群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丑聲穢行，著聞於外。」

　　由此可見，當時的宮妓，不僅要表演歌舞，侍奉統治者，還要充作君臣和僧徒們施行房中術的工具。據《元史·星吉傳》記載：「有胡僧曰小住持者，服三品命，恃寵橫甚，數以事凌轢官府，星吉命掩捕之，得妻女樂十有八人。」

　　元世祖忽必烈曾命惡僧楊璉真伽為江南釋教總統，他竟然「受人獻美女寶物無算」。更有甚者，當時的西番和尚竟敢公開入民宅姦污婦女，「泰定二年，西台御史李昌言：『曾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捨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姦污女婦。』」

　　為什麼元代的和尚有如此千夫所指的可惡行徑?這當然是元代朝廷崇信宗教，縱容番僧的結果。在原來金、宋管轄的地區，都曾產生了大批的僧侶地主。僧道的上層，佔有田地出租或役使下級僧道耕作。元朝統一後，僧侶地主又有進一步的發展。

　　元朝以吐著薩迦派的佛教領袖世代為帝師，總領全國的佛教。喇嘛僧人，即所謂「番僧」因而獲有種種特權。江南地區，南宋時禪宗的臨濟宗在江浙一帶盛行。元朝滅宋後，公元1280年，餘杭徑山臨濟宗禪師雲峰妙高曾來大都，為禪宗爭得繼續傳教的權利。天台、華嚴、律宗等宗派在南方各地也還有流傳。元世祖忽必烈以僧人楊璉真伽為江南釋教總統。楊璉真伽佔有田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二萬三千戶，仗勢勒索金銀珠寶。各級僧官也都佔有不等的地產，隱庇平民，不輸租賦。一些僧官甚至凌駕官府，受理民訟，多方勒索，形成特殊的勢力。

當時佛教寺院遍佈各地，也都佔有大量的田產。元世祖忽必烈敕建的大護國仁王寺，在大都等處直接佔有的水陸地和分佈在河間、襄陽、江淮等處的田產，共達十萬頃以上，此外，還有大量的山林、河泊、陂塘。大承天護聖寺，在文宗時一次賜田即達十六萬頃。順帝時又賜十六萬頃。一般寺院也都佔有數量不等的田地。大德《昌國州圖志》記全州共有田土二千九百餘頃，其中一千餘頃為佛寺道觀所佔有。江浙行省寺院林立，佔有田地數不可知，行省所管寺院佃戶即有五十萬餘戶。各地寺院還佔據山林為寺產。許有壬《乾明寺記》說：「海內名山，寺據者十八九，富埒王侯」。寺院田土山林，雖然屬於寺戶，不為私人所有，但實際上為各級僧官所支配。大寺院的僧官即是披著袈裟、富比王侯的大地主。

　　佛教寺院所佔的大量田產，除來自皇室賞賜和擴占民田外，也還來自漢人地主的托名詭寄或帶田入寺。元代寺院道觀可免除差發賦稅，因而漢人地主將私產托名寺院，規避差稅。有的富戶使子弟一人出家為僧，便可將全家田產托名某僧所有，不再納稅。有的地主將田地捨入寺院，再向寺院承佃，這樣，便可不再向官府交稅和不再負擔差役。也還有一些地主，名義上佈施家產入寺為僧，但仍與妻妾同處，占田出租，與不出家沒有什麼區別，但因此便可逃脫賦役和官府的一切煩擾。至元二十八年，即公元1291年，宣政院奏報全國僧尼多至二十一萬三千多人。實際上還要超過此數。仁宗時，浙西土豪沈明仁，創立白雲宗，托名佛教，強佔民田二萬頃，糾集徒眾十萬人，蓄髮娶妻，自有田宅，形成一個托名佛教的地主集團。

　　元代和尚爭相蓄妓養妾，元代的道士也不甘落後，紛紛倣傚，使當時許多道觀成為藏污納垢之地。

　　道教在元代也具有很大的勢力，據說男女道徒有三十萬人。道教的信徒主要是漢人。江南道教以龍虎山張天師為首，世代相承。據《歷代名臣奏議》卷六十七「鄭介夫奏議」等史料記載，張天師「縱情姬妾，廣置田莊，招攬權勢，凌轢官府，乃江南一大豪霸。」北方道教原有全真、真大、太一諸教派，而以全真為最盛。全真道創始於金代，原來即是一些拒不仕金、逃避現實的漢人地主的結集。由於丘處機受到成吉思汗的召請，全真道最先獲得特有的優遇，一度大有發展。元初全真道雖然受到佛教的排擠打擊，但元成宗時又給予優容。道士得與佛徒一樣可免除賦稅差役，但又可合法地蓄髮營田，與妻子同居，縱情享樂。元初名儒，如王鶚、姚樞、王磐、竇默等也都與道徒往還。道土地主成為漢人地主中的特殊的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