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史上的奇怪現象:被貶謫的官員反而一舉成名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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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史上的奇怪現象:被貶謫的官員反而一舉成名

2017年01月17日 野史秘聞 暫無評論 閱讀 96 次

  導讀:宋朝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對於許多因直言而遭到貶謫的官員,儘管生活境遇一落千丈,但在士大夫中間的聲譽卻常常與日俱增,他們因貶官而成名,有的甚至「一貶成名」。

  范仲淹的「三光」

  范仲淹就曾經因為貶謫而名揚士林。事情是這樣的,宋仁宗繼位時,年僅十三歲,少不更事,由劉太后垂簾聽政。天聖八年(1030年),宋仁宗已經年逾二十,可以親政了,劉太后卻絲毫沒有還政於宋仁宗的意思。當時,范仲淹只是秘閣校理,身微言輕,但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上書《乞太后還政奏》,請劉太后「卷收大權,還上真主」,讓「春秋已盛」的仁宗親政。這簡直是以下犯上,與最高權威叫板,因此觸怒了劉太后,被貶為河中府(今山西永濟市)通判。范仲淹貶官後,同僚士大夫們非但沒有對他另眼相待,反而成群結隊到城門口為他餞行,讚揚他說:「此行極光。」

  明道二年(1033年),親政後的宋仁宗希望有所作為,提拔了一批劉太后「垂簾聽政」時受到壓制的官員,范仲淹就是其中之一,他被召還,提拔為右司諫。然而,范仲淹並沒有因為宋仁宗提拔了自己而裝聾作啞,做皇帝身邊的老好人,當宋仁宗因為寵幸尚氏、楊氏二妃,準備廢黜郭皇后時,范仲淹馬上上書說郭皇后不可廢,甚至多次與御史中丞孔道輔一起,率領所有諫官到垂拱殿門,要求皇帝接見,讓他們訴說皇后不可廢的理由。宋仁宗非常惱怒,不僅沒有接見他們,反而把范仲淹貶去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士大夫們又結伴為他餞行,讚歎說:「此行愈光。」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時任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當時,呂夷簡任首相,培植親信,拉攏朝官,以維護宰相的個人權威。范仲淹最恨用人不公,便把一些要員的晉陞情況繪製成《百官圖》,呈宋仁宗閱,並指著上面開列的百官晉陞順序說:「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呂夷簡知道後,氣得七竅生煙,反在仁宗面前狀告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范仲淹因此落職饒州(今江西鄱陽)。士大夫們又為他餞行於郊外,盛讚說:「此行尤光。」范仲淹越是因言獲罪,士大夫們越是對他欽佩,貶得越遠,名氣越大。

  唐介得名「真御史」

  宋仁宗時代因直諫而成名的大臣,除了范仲淹、歐陽修、包拯等人之外,還有一個「真御史」唐介。

  宋仁宗皇祐年間(1049—1054年),唐介出任殿中侍御史。御史是個言官,可以糾百官之失。宋代言官還握有一項特權,可以「風聞彈事」,哪怕是對於沒有真憑實據的事情,也可以進行彈劾。皇佑三年,唐介「風聞」宰相文彥博巴結宋仁宗寵幸的張貴妃,便以「陰結貴妃,專權任私」為由,彈劾文彥博。唐介上書彈劾的同時,還在朝會上,向宋仁宗當面「揭發」文彥博,說他當年任成都知府期間,曾贈送「蜀錦」賄賂張貴妃,斷言文彥博提拔為宰相是「走夫人路線」的結果。眾目睽睽之下,唐介歷數宋仁宗最信任的宰相文彥博的不是,這既是彈劾文彥博,又是指責皇帝用人不當,尤其是一句「因貴妃而得執政」,讓宋仁宗這位平日裡輕易不發火的皇帝非常氣惱,他憤憤地說:「上疏談論大事是唐介作為御史的職責,但說文彥博靠巴結嬪妃當上宰相,這是什麼話呢?!」並威脅要貶唐介的官。唐介絲毫不怯,針鋒相對地說:「臣忠義憤激,鼎鑊不避,何懼貶官?」於是,唐介被貶為英州(今廣東英德市)別駕。

  唐介「鼎鑊不避」的精神,深深感染了士大夫們。唐介遠謫之際,他們紛紛寫詩送行,讚譽之聲,不絕於耳,其中有兩首詩最為著名,不僅轟動士林,而且廣為流傳。一首是太常博士梅堯臣寫的,當時,他與歐陽修齊名,並稱為「歐梅」。在唐介遭到貶謫之時,他感憤之下,洋洋灑灑寫了一首五百四十字的長詩《書竄》,不但在詩中聲援唐介,而且把文彥博結交貴妃的行徑,大大譴責了一番,其言語之直白,態度之鮮明,當時詩作中少見。二是天章閣待制李師中的《送唐子方之貶所》(唐介,字子方),詩曰:「孤忠自許眾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成為士大夫爭相傳閱的佳作。尤其一句「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給予唐介極高的評價,唐介因此獲得了「真御史」的雅號,非但沒有因貶謫毀譽,反而聲名鵲起。

  胡銓奏斬秦檜

  紹興八年(1138年)三月,宋高宗任命秦檜為宰相。秦檜任相後,繼續推行投降、主和政策,安排親信王倫出使金國,與金商談和議之事。金國派使臣張通古、蕭哲與王倫同來臨安。雖說是議和,但金國的態度卻特別傲慢,條件極不平等,要求宋朝承認金為宗主國地位,宋為金國的藩屬國,宋高宗須以臣子之禮,跪拜接受金國君主的詔書。對於常常以「中央之國」自居的宋朝來說,對夷狄金國俯首稱臣,簡直是奇恥大辱。然而,南宋小朝廷的皇帝大臣們,早已被金國的金戈鐵馬嚇破了膽子,雖然深覺屈辱,但又不敢反對。於是,在主和的宋高宗和秦檜的謀劃下,這一條件竟也「創造性」地實現了,即宋高宗以宋徽宗剛剛去世為由,改皇帝跪拜接詔為宰相秦檜跪拜接詔,取得了金國使臣的同意,讓人不得不驚歎南宋皇帝和大臣的「聰明」。至於其他賠錢割地、花錢消災的條件,當然更加容易,一概滿足了金國的要求。

  如此一來,滿朝沸騰。時任樞密院編修的胡銓,激憤之下,向宋高宗上了奏章《戊午上高宗封事》,要求宋高宗把秦檜、王倫等人斬首示眾,表達了與投降派勢不兩立、誓死捍衛國家尊嚴的信念和決心。他這篇鬥爭「檄文」一出,士大夫爭相傳閱,一時洛陽紙貴。

  然而,宋高宗和秦檜既以屈膝求安為旨,一切反對議和之言都是雜音、謬論,當然剪除而後快,胡銓首當其衝。於是,秦檜以胡銓鼓動士大夫反對皇帝為由,反過來彈劾胡銓,把他降職為監廣州鹽倉;紹興十二年(1142年),又以胡銓恣意議論,把他除名,安置於新州管束;紹興十八年,再以詩詞中有譭謗譏刺朝政之辭,流放到更遠的吉陽軍,即今天的海南三亞。

  胡銓因為反對和議,深受秦檜的報復性打擊,貶謫十餘年,越貶越遠,身心備受摧殘。然而,他的境遇雖然越來越差,但他在士大夫間的聲譽卻與日俱增。當年,他上書《戊午上高宗封事》,宜興進士吳師古把他的奏章刻書印行。胡銓貶謫廣州,監登聞院陳剛中以啟為賀,讚揚他說:「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他貶謫新州,著名詞人張元干為他餞行所作的《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把對他的欽佩之情,表達得淋漓盡致。胡銓捨生忘死、與投降派鬥爭到底的精神,也因張元干的詞而廣為人知,胡銓因此揚名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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