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倡議國家官員的薪金不超過熟練工人的工資，他本人身體力行，在執政期間，大體上堅持了這一原則。斯大林擔任總書記之後，社會主義政府逐漸演變成了「高價政府」。

在十月革命前夕，列寧（1870-1924）多次談到巴黎公社原則，主張革命一旦勝利，立即實施這些原則。其中的一項就是「取消支付給官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上的特權，把國家所有公職人員的薪金減到『工人工資』的水平」，通過這一措施，建設「廉價政府」。

徵收累進所得稅是縮小貧富差距的一項重要措施。十月革命後，列寧主張實行累進所得稅，他在一個報告中說：「從社會主義的觀點來看，惟一正確的稅收是累進所得稅和財產稅。」他主張「一切收入和工資，毫無例外都應當徵收所得稅」。列寧本人當然也不例外。1919年9月13日，列寧收到莫斯科第一所得稅稽徵所發來的1918年個人收入報表。

列寧申報收入

列寧對此認真對待，當即給人民委員會辦公廳主任邦契-布魯耶維奇去信，請他找人抄錄他的1918年薪金和稿費的明細賬目，並請有關人員簽名作證，此外還請他計算出房租。與此同時，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也請求辦公廳主任代查她的收入情況。

收到邦契-布魯耶維奇提交的資料後，9月20日，列寧親自為申報表寫了說明。說明不長，現引錄如下：

我1918年的收入包括以下兩項：

(第4項)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薪金。

由於薪金的數額在一年中有變化，所以我委託人民委員會辦公廳將我1918年領取薪金的明細賬目摘抄一份，現隨此件附上。

(第5項)稿費：我定期從負責黨的出版社工作和與作者結算工作的弗拉基米爾·德米特裡耶維奇·邦契-布魯耶維奇處領取數量不等的稿費。隨此件附上有相關人員簽名的、根據1918年稿費領取總額憑證出具的證明。

對第4項的補充。實物收入是，年初在斯莫爾尼宮(彼得格勒)內得到一套住宅，後來，從政府遷到莫斯科時起，在克里姆林官(莫斯科)內得到一套住房，內有4個房間，1個廚房和1個保姆間 (家庭人口——3口人，加上一個保姆)。這套住房按當地價格值多少錢我不清楚。

從列寧本人寫的說明我們可以知道，列寧申報了3個項目：薪金、稿費和住房。具體數字為：

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薪金：9683盧布33戈比。

稿費：15000盧布。

住房：1套共4間，加1間廚房和1間保姆間。

報表中所列的其他收入，包括貨幣資金、不動產、商務活動和手工勞動的收入、來自各種定期收益權的收入，列寧均填「無」。

這就是列寧在1918年全年的收入情況。這些收入是什麼概念呢？

1917年12月1日，人民委員會曾作出規定，人民委員（相當於政府部長）每月最高薪金為500盧布，有未成年子女者每個子女加100盧布，對高級職員徵收特別稅，削減一切過高的薪金及退休費。1918年1月2日，人民委員會再次發佈關於薪金的決定，「確認人民委員會成員月薪為500盧布的法令是指最高薪金的大致標準，至於付給專家更高的報酬不在此限」，同時要求財政人民委員部提出報告，說明是否已採取堅決措施徵收所得稅和杜絕逃避繳納所得稅的現象。

不過，在是否給專家以高薪問題上，1918年春在黨的領導層有過一場爭論，那時，為了吸引專家參加蘇維埃國家的建設，決定給予專家月薪2000-4000盧布。當時的左派共產主義者布哈林說：「有些人收入4000盧布，應當把他們拉到牆角下槍斃。」列寧反駁說：「這是不對的，我們正需要這樣的人，而我們這裡能夠領取4000盧布的人並不多。」不過列寧承認，這是違背巴黎公社原則的。按照巴黎公社原則，公職人員應當領取相當於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1918年7月，工人的平均工資是420盧布左右。

列寧的年工資9683.33盧布，月平均工資為807盧布，為專家的工資4000盧布的五分之一。807盧布的月工資是一個平均數，當時國庫的收入是靠印鈔機日夜加印紙盧布解決的，因此盧布不斷貶值，年初的500盧布，購買力同年底的是大不一樣的。1918年列寧的月薪金超出500盧布，大概就是這個原因。

順便說一下，蘇聯時期有過三次幣制改革，第一次是1922-1924年，實行切爾文盧布，第二次是1947年，第三次是1961年（10盧布舊幣等於1盧布新幣）。由於通貨膨脹和幣制改革，所以不同時期的工資的絕對數字很難進行直接比較，比較能說明問題的，是同時期或同年的最高工資與平均工資或最低工資的比較。

列寧的稿費收入比工資高，1918年收入為15000盧布。這完全是他勞動應得的報酬。列寧的所有著作都是他本人親手所寫，而不是由秘書或者寫作班子代筆的。

關於住房，當時有一個規定，人民委員家庭成員的住房每人不得超過一間。列寧在克里姆林宮有一套房子，共4間，3人共住：人民委員會主席列寧、教育人民委員部部務委員克魯普斯卡婭，第三人是誰不清楚，可能是列寧的妹妹，後來與列寧同住的是他的兩個兄弟。當時還不興給領導人配備別墅，列寧因病需要休養的時候，住到莫斯科郊外哥爾克一個舊莊園。列寧病逝的時候，布哈林恰巧因感冒也住在那裡，他是在現場給列寧送終的惟一領導人。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哥爾克當時並不是列寧專用的別墅。不像後來，領導人的別墅遍佈全國各地，尤其是在南方避暑勝地。

可以說，列寧執政期間，在分配上大體上是堅持了巴黎公社的原則的，在黨內並沒有實行高薪制。1920年9月，俄共第9次代表會議關於黨的建設的決議中明確規定：「黨員負責工作人員 （即黨員領導幹部——引注）沒有權利領取個人特殊薪金、獎金以及額外的報酬」，「必須規定切實有效的辦法來消除『專家』、負責工作人員同勞動群眾之間的不平等 （生活條件、工資數額方面，等等）。這種不平等現象是違反民主的，它會瓦解黨和降低黨員的威信」。

領導幹部的高薪制

變化發生在1922年4月斯大林（1879-1953）擔任總書記以後。

這年8月，黨的第12次代表會議決定採取措施改善黨員幹部的物質狀況。「黨的指揮人員」起初確定為15235人，包括中央和區域機構、省黨委和省團委幹部、縣委（或區委）和縣團委、鄉支部和大企業支部書記，他們領取不同級別的工資，享受住房、醫療以及子女教育的保障。這些措施由中央委員會實施。領取最高等級工資的，有俄共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中央各部部長、中央區域局委員、區域委員會和省委員會書記。此外還允許給某些人特別提高工資。

此前，1922年7月，中央組織局通過「關於改善黨的積極工作人員的生活」的決定，其中明確規定各級黨的工作人員的工資等級。最低級黨的工作人員——企業和村支部書記的月工資為300盧布，中央委員、中央監委委員和省委書記為430盧布。在蘇維埃和經濟機關工作的領導人員的工資大體相當。同時規定，有3名家庭成員的黨的工作人員工資提高50%，有兼職工作的加50%的工資。高工資的扣稅完全是象徵性的，從645盧布起征。斯大林作為中央委員的工資應是430盧布。但他還有兼職，是民族人民委員，應當再加50%。而1922年夏，工人的平均月工資約為10盧布。

對領導人來說，工資和收入不是一個概念，除工資外，領導幹部及其家庭成員還獲取黨提供的糧食配給、無償的住房、醫療服務，有時還有專門的交通工具。例如，蘇維埃中央機關黨員領導幹部在1922年夏每月獲得12公斤肉、1.2公斤糖、4.8公斤大米等等。省一級的幹部定額略少一些：4.6公斤肉或魚、1公斤油脂、400克糖、162支香煙、3盒火柴等等。這對一個剛剛走出饑荒的國家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數量。

還要補充一點，最高領導幹部每年還可以到國外休養度假（1至3個月）。這種國外療養，經常帶著家庭成員和治病醫生，均由國庫開支。根據1922年5月5日中央書記處的決定，支付100金盧布作為去休息或治病的路費，100金盧布作為第一個月在療養院的開支，還有100金盧布作為「安頓和零花錢」，以後每月支付100金盧布。金盧布是沙皇時期的盧布，每盧布含純金7.774235克，不受蘇維埃紙幣貶值的影響，1金盧布大體相當於1922-1924年幣制改革後的1切爾文盧布。

1923年下半年，中央組織局開始編製高級職務名冊，一共制定了3個「職務名冊」，規定這些職務的任免權歸中央組織局及其分配登記部，這樣就把當時叫做「負責工作人員」的高級幹部明確化了，其人數起初大體在10000名左右。1922年4月—1923年4月為10351人，1923年4月-1924年5月為6088人，1924年5月-1925年12月為12227人。蘇聯末期開始流行的「在冊權貴」（номенклатура）一詞指的就是登記在「職務名冊」上的領導幹部，這些人不僅擁有相應的權力，而且還享有明文規定或沒有規定的各種特權，例如在莫斯科就有相當著名的特供商店——「小白樺」商店，裡面各種優質的國產和進口商品應有盡有，且價格低廉，就是專門為他們服務的。

1932年，斯大林廢除了黨員幹部工資最高限額的規定，大幅度地提高了高級幹部的實際工資。高工資和特權實際上是一種收買。有一個文件說，斯大林經常給省委書記發去大致如下內容的便條：「卡巴科夫，懇請在代表大會上支持一下。斯大林不會忘記你的。」

斯大林的「共產主義」伊甸園

2003年1月俄《總結》週刊發表一篇文章《從工資到工資》，介紹了蘇聯不同時期領導人的工資情況，據這份資料，斯大林的月工資如下：

1921年到1935年為225盧布。1935年500盧布。1936年翻一番，1200盧布，是當時工人平均工資的5倍。衛國戰爭末期為2000盧布。1947年底，大概由於政治局委員等高幹家屬的吃穿不再由政府包干，斯大林把自己的工資加到10000盧布，其他領導人的工資則為8000盧布。當時工人的月平均工資為480盧布，最低工資為220盧布。文中1921-1935年的數字可能是經過換算的，應是幣制改革後的切爾文盧布，所以同上文1922年規定的430盧布對不上。

斯大林時期還有一個發「紅包」制度。由於公開提高工資不太方便，於是採取另一種途徑，每月發給高級幹部一個專門的「紅包」，內放工資外的「獎金」，是按照級別和「貢獻」發放的，通常為月工資的1-2倍。這一制度，直到1956年才被赫魯曉夫取消。

對斯大林來說，從上個世紀30年代初開始，工資多少對他已經沒有實際意義了，他本人連同家屬的一切開銷均由政府包干，他再也沒有需要花錢的地方。他的女兒斯維特拉娜回憶說，1947年貨幣改革後，政治局委員的親屬的吃穿，不再由國家開支，斯大林開始給她錢，但他並不知道新幣值多少，或者物價是多少。他只知道革命前的舊價值，那時候給100盧布已經算得上慷慨解囊了。所以，當他遞給女兒2000或3000盧布的時候，並不知道這筆錢能用多久，還以為給的錢值100萬呢。他讓他的工資袋在書桌上堆得高高的，都沒有打開過。他從來不花錢——沒處花，沒有需要購買的東西，他所需要的一切全由政府開銷，包括他的吃穿、別墅和服務人員，等等。克格勃專門成立一個部門管這件事，設有專門的會計室。斯大林的工資都到哪裡去了，他本人並不知道。 對斯大林來說，早已生活在「共產主義社會」了！

和斯大林一樣生活在「共產主義」的還有蘇聯的第二把手莫洛托夫，其職務最高時為人民委員會主席，即政府總理。他同丘耶夫談話時說，他不知道自己到底領多少工資，「不知道，我從不關心這個問題。幾乎沒有限制，按需要領。夠用，僅此而已。就是這個限度。」「到我們這一級就特殊了，一切由國家包了，還可以拿工資。實際上國家什麼都包了。我現在無法準確說出我多少工資，因為變了好幾次。而且戰後根據斯大林倡議，採用了紅包制。用這種封口的信封給領導人們送錢，很多的錢。數目不僅太大，而且過分。斯大林得多少，誰都說不清。他有幾所別墅……怎麼算得清得多少呢？斯大林僅在莫斯科郊區就有4座專用別墅！」

直到被逐出「共產主義」伊甸園後，莫洛托夫才關心起養老金來，知道他起先每月養老金是120盧布，1967年提到250盧布，後來又增加到300盧布。這時他的別墅已經被收回，他妻子波林娜給領導寫信，結果把位於茹科夫卡地方的部長會議的別墅給了莫洛托夫。每年可以在療養院休養26天。有食品卡，每月付60盧布，可以在克里姆林宮食堂吃午飯和晚飯。塔尼婭 （莫洛托夫家的保姆）每週去一趟，領回干的食品，是午餐和晚餐折成的，當然領的食品實際上大大超過60盧布，至少超過1倍。塔尼婭由國家付工資。

赫魯曉夫執政後，曾經想改變一下這種不得人心的狀態。他廢除了斯大林的「紅包制」，降低工資，他本人的工資從任中央書記時起至下台一直是800盧布 （幣制改革前為8000盧布），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收入。後來的勃列日涅夫雖然也堅持800盧布的月工資，但他從寫作3本書《小地》、《墾荒地》和《復興》獲得了巨額稿費和列寧獎金，據統計，他執政18年共獲得收入50萬盧布，這相當於一名鄉村教師500年的工資！

十月革命前夕和革命勝利以後，列寧倡議國家官員的薪金不超過熟練工人的平均工資，他想實現巴黎公社的「廉價政府」的理想，他本人身體力行，他領導的黨和政府也曾經為此努力過，可惜在他去世後，社會主義政府逐漸演變成了「高價政府」，巴黎公社的原則終於蕩然無存！

相關鏈接：毛澤東一家的日常開銷

晚年的毛澤東有位鮮為人知的管家。毛澤東時而稱他「同志」，時而稱他「我那盞不滅的燈」。這位管家姓吳名連登，江蘇鹽城人氏，陪伴著毛澤東度過了整整12個春秋，直到1976年9月將這位領袖的遺體護送到人民大會堂為止。

從天安門城樓走馬上任

1964年國慶，天安門城樓大廳。

「主席，您要找的吳連登同志來了。」毛澤東的護士長吳旭君領著吳連登，向正坐在沙發上抽煙的毛澤東報告。毛澤東望望吳連登，對他笑笑說：「我們見過，就是那個鹽城人嘛！」原來，早在1960年，吳連登就由家鄉調到中央辦公廳服務處，分配在人民大會堂工作。這個19歲毛頭小伙，個頭不高、開口就笑，洋溢著窮人家孩子那種勤快和淳樸。久而久之，毛澤東也就記住了這位鹽城人。

「我請你到我家裡幫幫忙，行不行啊？」毛澤東商量的口吻很隨和。

「我……我……做得不好，要請主席……多批評。」毛澤東擺擺手：「我那裡要說事情多，有時也真的多，有時也沒有多少事情。」「我一定好好工作！」他立即保證。

吳連登到主席家「幫幫忙」的頭幾年，僅是做一些雜務：搞搞衛生，收拾收抬主席臥室的衣物啦，整理整理主席的圖書啦，再就是管理主席家惟一的雜品房，也就是吳連登稱之為的「倉庫」。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這個「中國一號倉庫」，比今日縣委書記們的儲藏室還要寒磣。一沒金銀首飾，二沒豪華服裝，更沒有外國元首贈給毛澤東的任何一件禮品。「倉庫」裡排著幾隻木櫃，裡邊放著這樣四部分物品：一是毛澤東的舊衣舊鞋舊襪和幾套供換洗的衣服；二是毛岸英的一些書籍及衣服等遺物；三是江青的一些衣物；四是一些很小的布頭、破毛巾、小球毛線等。

吳連登是1968年擔任毛家管理員的。他管理啥呢？這麼說吧，在主席家，幾乎沒有他不管的事。他要負責管理毛澤東、江青的工資及日常支出；他要負責毛澤東的衣食住行，保證安全；他要跟隨毛澤東巡視大江南北，不離左右；他要管理江青和孩子們的家務雜事……

他剛到主席家，就聽毛澤東說：「我們相互之間要稱同志。這種感情比什麼都深。」平素有事，毛澤東總是一口一個「吳連登同志」，江青則叫他「管家的」。按主席家家規，李敏、李訥等叫他「叔叔」。

主席家也曾有「整風」

吳連登初進主席家，雖說國家已度過困難時期，但日用品依然嚴格按計畫供應。別的都好湊和，就是這肥皂———吳連登每月僅有可憐巴巴的半塊，洗臉洗澡洗衣都得用，實在不夠。當然，若以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的身份去搞點，別說半塊，就是10條也不費吹灰之力。可是，這是被毛澤東嚴令禁止的。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耳聞：他身邊工作人員收了地方一些諸如水果、茶葉、絲綢等土特產。這天，他將跟隨他長征、時任江西省副省長的汪東興召上廬山，指示道：你回來吧，主管第一辦公室。你回來的第一件事就是整風！汪東興回到中南海後，對毛澤東身邊工作人員認真進行整風。通過調查研究、批評和自我批評，摸清收受土特產問題，形成一份材料呈報毛澤東處置。

「我的話你們就是不聽，遇到暫時困難都過不去，脫離了群眾。你們統統給我滾蛋，還是回到人民群眾中去！」毛澤東大發雷霆，說到做到。不久在汪東興的主持下，大刀闊斧地進行了人員調整。事情到此並沒有打住。毛澤東根據那份材料統計的情況做出決定，凡是他身邊工作人員收受的土特產一律作價，從他的稿費中向有關省市退賠，共計3萬多元。工作人員們雖然沒掏腰包，但毛澤東這一有理有節有情有義的舉措，對他們乃至吳連登這些後來者的教育卻是延綿不斷的！

說起毛澤東的大發雷霆，還有一次也讓吳連登記憶深刻。那是在前蘇聯同我國關係緊張的歲月裡，前蘇聯大兵壓向阿爾巴尼亞邊境，隨時都有出兵的危險。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後，在臥室裡好長時間一言不發。忽然，他一臉嚴肅地叫來秘書，提出：「我要馬上見蘇聯大使。」工作人員勸主席刷刷牙、洗洗臉，換身衣服，然後到會客廳。毛澤東依然一臉嚴肅，說：「就在這兒見。」既沒刷牙也沒洗臉，更沒換衣。

後來秘書偷偷告訴大家：主席這次火可發大了！指著蘇聯大使的鼻子，毫不客氣地說：「你們不是要出兵阿爾巴尼亞嗎？歐洲離我們這裡很遠，我們不會去。但是，我們跟你們有那麼多的邊界線，去哪裡都可以，戰爭真正打起來是沒有邊界的！」結果，蘇聯沒敢對阿爾巴尼亞打一槍，很快撤了兵。

毛澤東在臥室裡接見外國人，這是惟一的一次。開始，吳連登好生不解，事後一想，這是主席他老人家對霸權主義的一種藐視！他「窮」得硬氣，誰都不怕！

主席家入不敷出難煞管家

毛主席自60年代初將工資降為3級、每月404.8元後，一直到1976年他老人家去世，一直沒有調過，主席常常捉襟見肘，入不敷出。

那麼，吳連登是怎樣將主席的工資花得盆清碗淨呢？

憑心而論，毛澤東的工資在當時是挺可觀的，可幾下裡一分就不見影兒了。黨費10元，房租水電、地毯傢俱80多元，這是每月必交的；每月伙食100元左右；還要負擔李敏、李訥、毛遠新及江青的姐姐李雲露的生活費，開始每人15元，慢慢加到25元，最後是30元。孩子們因事派公車，他要付車費；再加上有時招待民主人士、故舊老友及家鄉親戚的飯費、車費、住宿費、醫藥費等，就已經超過了300元。

毛澤東還有兩項花費：吸煙和喝茶。

他吸煙比較厲害。有時一天要吸兩三包熊貓牌香煙，每月煙錢至少得幾十元。這在當時是一項不小的開支。70年代初，毛澤東改抽雪茄。生產雪茄的煙葉由北京捲煙廠選配料，用白紙和漿糊糊成一盒盒，毛澤東抽得津津有味，有時候一邊看書一邊就一根接一根地抽，一天下來要兩三包。過量的吸煙，使得晚年的毛澤東咳嗽，氣管發炎。醫生出於健康原因建議少抽或不抽煙。談何容易！這位老人畢竟抽了好幾十年啊，開始身體很不適應，就時不時地從茶几上拿起雪茄，聞一聞，放下；又聞一聞，又放下，終於狠了狠心，將煙灰缸、火柴盒統統收起來，以驚人的毅力於1975年戒了煙。

毛澤東喝茶同樣嚇人。每個月他要喝1斤多甚至2斤多茶葉；又得從他的工資中支出30多元。

毛澤東每年還有一筆不菲的支出。早在共產黨創建初期，時任國民政府教育總長的章士釗曾借給他幾百塊銀元，資助革命事業。毛澤東謹記心間，耿耿於懷。進城後的每年春節的前兩三天，他都要親派秘書前往章府送上從個人稿費中取出的2000元，年年如此，一直堅持到章老在香港逝世。

在吳連登的記憶中，毛澤東很少請客，偶爾為之時，幾乎是清一色的民主人士及同窗好友，沒有請過共產黨的各級幹部。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在豐澤園開會到深夜，他會說：「今天會開晚了，我請大家吃飯———麵條一碗。」只要聽到他發話，吳連登等頓時忙裡忙外，將一碗碗炸醬麵或打滷麵端了上來。「你們吃你們的，不影響開會。」毛澤東望著眾位戰友吃著麵條，接著說話。不用說，這頓麵條，毛澤東會堅持在他的伙食費裡支出。

1972年，李訥生下了兒子效芝。她的工資僅有幾十元，要買柴米油鹽、要請保姆、要買奶粉，再怎麼省都不夠。其父早有現矩，孩子們參加工作，拿到工資，他就不再補貼。他的理由是：「人民給了你待遇，你就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

從來沒向父親伸過手要錢的她束手無策了，只好找張耀祠求助。張耀祠覺得，李訥的要求合情合理，就寫了張條子請主席批准。毛澤東問後，不覺動了情，說：「不要批了，你說該給多少錢？」張耀祠哪好說個准數，就說：「這回李訥開銷小不了，給個幾千塊吧。」毛澤東這次出手大方，同意從稿費中給8000元。吳連登沒有將這8000元全部給李訥，擔心她萬一用過頭，再開口要就難了。他以李訥名義存進銀行5000元，交給她3000元。

很明顯，毛澤東幾乎每個月都要「拉饑荒」。吳連登不得不過一段時間就得給他寫個報告，並當面匯報收支情況。毛澤東總是揮揮手，意思是不用說了，然後畫圈批准從其稿費裡提出1萬元來補貼家用。

當1976年9月吳連登將毛澤東遺體護送到人民大會堂供人們瞻仰時，在這位老人的身後，除有幾套毛式中山服外，沒有一分錢的存款，沒有一套高檔服裝，沒有任何金銀珠寶，沒有給子女留下任何財產的遺囑；在這位老人的身後，只有他終生酷愛癡迷的8萬多冊書籍！只有海外出版他的著作所付、歸「中辦特會室」管理的稿酬120多萬元人民幣。後由有關部門安排，他的子女每人僅分到8000元。

這就是領導了近10億人口、時間長達27年的共和國領袖的家當！

31.5公斤燕窩中的7兩

「主席，這些禮品都是送給您的，吃了用了都是應該的。」吳連登勸道。

毛澤東耐心解釋：「這個問題不是那麼簡單。黨有紀律，這些禮物不是送給我個人的，是送給中國人民的。如果說，你在我這個位置上，人家也會送給你的。」「中國不缺我毛澤東一個人吃的花的。可是，我要是生活上不檢點，隨隨便便吃了拿了，那些部長們、省長們、市長們、縣長們都可以吃了拿了。那這個國家還怎麼治理呢？」

毛澤東處置禮品既有原則又有分寸。凡屬貴重禮品一律歸公，專門陳列起來。對於沒法保存的土特產，是水果———送幼兒園；是幾包茶葉———送身邊工作人員。吳連登從來沒聽毛澤東說過將水果、茶葉送給江青，送給自己的孩子們；逢到土特產品量大時，他就讓工作人員拿到中南海食堂去賣掉，然後附上一封講明黨關於不准送禮的規定和紀律的信，將錢寄給送禮的單位和個人。

金日成對毛澤東懷有特殊的感情，幾乎每年都給他送來幾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蘋果、梨和無籽西瓜，大的西瓜重達五六十斤，退回去肯定不合適。他就讓秘書開列一個名單，將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領導人。

大約在1964年，印度尼西亞掀起了迫害我僑胞的浪潮，我國政府義不容辭地出面保護了他們。有僑胞為了表達感激之情，送給毛澤東的燕窩重達31.5公斤。燕窩之珍貴人所共知。且不說今日每500克需萬元以上，就是在當時也得四五百元一斤，相當於毛澤東一個月的工資。

毛澤東毫不猶豫地指示：「把它們全部送到人民大會堂招待外國人。」秘書徐業夫試探地說：「主席，是不是家裡留點……」毛澤東擺擺手，打斷道：「不用留，一點都不用留，全部送走。」於是，這31.5公斤燕窩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會堂。

斗轉星移，日月如梭。10多年後的1975年，年邁的毛澤東已經行動不便，咳嗽哮喘，外加心力漸漸衰竭，身體日漸衰弱。吳連登就向張耀祠提出要給毛澤東增加營養，最好能弄點燕窩燉湯。張耀祠找到人民大會堂黨委書記劉劍，這才發現當年的燕窩尚有7兩。經汪東興批准，由吳連登打了收條才取回中南海。每次瞞著毛澤東在湯裡加一點。直到這位偉人離世，也不知道他自己終於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窩中的7兩。

身邊有盞不滅的「燈」

毛澤東說吳連登是他身邊的一盞「燈」，是說他的服務到了無微不至的程度，而吳連登為此付出的艱辛更是常人難以想像的。

毛澤東的飲食起居有很大的隨意性。正如吳連登所言：「在他老人家看來吃飯是為了延續生命。主席有時看書審閱文件忘記了飢餓，連續20多個小時不吃飯。」當然，也有規律可循。通常下午一二點鐘起床，先喝一杯隔夜茶，再喝一碗用開水煮的麥片粥，算是早餐；晚上9點至12點當人們紛紛就寢時，正是他老人家開午飯的時候；清晨6點前後，卻是他吃晚飯的時間。同平常人整個倒了一個個兒。

無論酷暑嚴冬，毛澤東總是蓋毛巾被（冬天蓋兩條），在一段較長時間裡要開半扇窗戶。一旦睡不好覺或睡一會就醒，他首先就問「開窗子了沒有」。如果吳連登忘記開窗子，他醒來會不高興地說：「屋裡氧氣不夠，把我憋醒了。」所以，吳連登等不敢有絲毫大意和怠慢。

毛澤東如此與眾不同的飲食起居，使管家吳連登始終處於高度緊張狀態中。飲食上，他在中南海機關食堂就餐。給毛澤東開飯時，他只是先吃上一口，鹹淡如何，是否安全。起居上，毛澤東工作時，他要隨時聽從召喚。毛澤東休息後，他還要騎著單車上街買菜，江青和孩子們的事情也得不時地管一管。他一天24小時幾乎連軸轉，根本就沒有時間睡上一個安穩覺，多數的日子只能瞅個空兒打個盹。睡覺得請人甚至讓中南海總機話務員準時叫醒他。人們認為世上最痛苦的莫過於飢餓，吳連登會告訴你，累得抬不起眼皮又不能睡覺時，其痛苦的程度並不比飢餓差。

毛主席吃東西很隨意，沒有什麼特殊要求。他常年一天兩餐，葷素搭配，每餐最多四菜一湯，量特小。他不讓浪費，有時飯粒掉在桌上自己揀起來吃。他喜歡吃河溝裡的小魚小蝦，吃糙米雜糧，特別喜歡吃玉米、紅薯，尤其是他到了晚年特別喜歡吃小時候吃過的東西。毛主席除了愛吃豬肉外，一生特別喜歡吃魚。江湖河海池塘裡的魚，紅燒清蒸油煎干燒都吃。他曾對工作人員說：「我死後，你們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大海裡餵魚，回報它們。」

至於吳連登對自己的那個小家、對妻兒的照應，不說也能估計到。他家離中南海也就不足一站地，走路10分鐘就到，他楞是幾個月回不了一趟家。這也罷了，妻兒知道他在中南海忙著。反正一切都習慣了，從不指望他分什麼憂、解什麼難，只盼他別累著、別委屈、別出什麼事就謝天謝地了。最讓妻子焦心的是他的突然失蹤，沒有書信，沒有電話，音訊全無，有時競長達七八個月，讓她牽腸掛肚，寢食不安。

所以說，毛澤東稱他是「我的那盞燈」，吳連登當之無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