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麼比餐桌和廁所更能讓人可以對一個民族的個性一目瞭然。

中國人的圓餐桌聚集了推杯換盞的熱鬧、替鄰座盛湯夾菜的體貼和十幾雙筷子在同一個盤子裡翻轉乾坤的靈巧；西方人的方餐桌則勾勒出像刀叉一樣一板一眼的規矩、像餐碟一樣各自為政的距離和像紅酒一樣淺嘗輒止的客氣。

中國傳統的敞開式蹲廁訓練出國人直面他人和自己泰然自若的淡定和捲起褲腿，踮起腳尖，常在坑邊走卻能不濕鞋的遊刃有餘；而西式廁所格子中間的坐便器、免費的廁紙、洗手液和烘手機，圈出的是不可逾越的個人空間和對方便和舒適習以為常全無感激之心的漠然。

但相對於餐桌，廁所在展示文化差異的舞台上承擔的戲份似乎更重。因為用餐時的禮數和習俗很容易在美食的誘惑下被拋到腦後，而在如廁這個枯燥的過程中，閒置的大腦會更敏感，更容易捕捉到差異帶來的新奇。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老外們對中國的廁所總是「情有獨鍾」——不只一個到過中國的老外朋友向我展示他們拍的廁所照片，好像我才是只見過坐式馬桶沒見過蹲坑的「老外」。

無論是蹲式還是坐式，不同的廁所文化下長大的人對自己習慣的如廁方式的依賴就像是對自己用了多年的枕頭，稍微換一個樣就可能導致失眠。我剛開始在南京工作時，曾有一個美國老友來訪，她可以在仲夏的「大火爐」中和我擠在沒有空調的集體宿舍，但每次上廁所都不惜長途跋涉走去20分鐘之外的麥當勞。而幾年後，我在紐約的唐人街又遇到不少已經在美國住了幾十年，卻仍然固執地堅持蹲在坐便器上如廁的老華僑。

但對於初來紐約居住的中國人，最難適應的倒不是如廁姿勢的改變，而是到哪兒去找廁所，因為公共廁所在這個號稱無所不有的大都會基本上是稀有物種。市屬公園裡按照法律規定必須設廁所，但這些廁所的開放時間一律是和政府部門工作時間高度一致的朝九晚五，下班後大門緊鎖，過時不候。大商場裡的廁所一般都設在最隱蔽的角落，門口的標識好像對自己的職位很不情願，恨不得長出手來捂著已經很不起眼的臉。大中型餐館按法律也必須設廁所，但幾乎每家門上都冷冰冰的掛著「廁所只對顧客開放」 的牌子。

麥當勞、肯德基、星巴克這些客流量大的連鎖店，乾脆把廁所門鎖上，想不經過掌管鑰匙的工作人員的許可溜進去偷偷方便一下，基本上不可能。在中國隨處可見的街頭廁所在這裡更是稀罕。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開始討論的街頭廁所工程，到去年才剛剛為紐約帶來了第一家街頭收費廁所。但相對於由五個區800萬人口組成的紐約，位於曼哈頓的麥迪遜廣場花園前的這個孤零零的收費公廁實在顯得力不從心。

我剛來紐約讀新聞時，在一次關於市政建設的課堂討論上好奇地提問：紐約人在街上怎麼解決內急的問題？教授好像看到了月亮背面，興奮地安排我就此做採訪報道，但這個心存私念的選題並沒有讓我學到期待中的獨門秘笈——原來，即使是土生土長的紐約客，除了厚著臉皮去問快餐店服務員要鑰匙或上街前少喝水，也沒有別的竅門。

對於一個在十九世紀末就意識到公廁緊缺問題的城市，紐約的公廁現狀嚴峻得令人感到難以置信。事實上，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公廁短缺並不是問題，單在捷運站裡就有超過近2000個公廁。但隨著治安的惡化，公廁裡衍生出的罪案，讓這些廁所逐漸被關閉，也使新建廁所計畫屢次因為成了選址附近居民和商家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而流產。再加上在權益氾濫的紐約，公共廁所經常成為人權官司的導火索，婦女、殘障人士、變性人都曾經因為公廁在設計上沒有考慮到他們的權益而興訴，也讓市政府失去了增建的動力，乾脆把洗腳水和孩子一塊倒掉了事。

與紐約的裹足不前相比，中國的大城市這些年在廁所建設上倒是花了不少心思，五星級公廁、花香廁所這些名詞不斷出現。在北京奧運之前，建坐廁還是建蹲廁也成了熱點話題。不過，大部分的街頭廁所似乎仍然保留著古樸的式樣和風格，我最近回國時，在忘帶廁紙時的尷尬和與等位的人面對面時的不知所措中鬱悶地意識到，自己與母語文化也產生了距離。

不過，中國的街頭廁所仍然讓我覺得自豪，雖然靠鼻子做嚮導就能找到它，但至少你需要它時，它一定就在不遠處等你，單憑這個就足夠讓紐約汗顏——舒服又舒心的廁所當然好，但方便永遠都是公廁的第一職能，也應該是評判公廁的最高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