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查理檢查站，1982年。林市中心弗裡德裡希的著名邊境過境檢查站。只有外國人可以從這裡過境，在東德和西德之間穿梭。

 

 

　　圖：查理檢查站，2007年。以前的過境檢查站現在已經是熱門的旅遊目的地。遍佈兜售日常用品的小販和汽車租賃站點。

 

 

　　圖：「邊境！止步！」， 1984年：阿斯巴赫圖林根鎮的邊界標識。

 

 

　　圖：足球場，2006年。邊界柵欄小時，這裡現在是一片寬闊的足球場。

　　整個20世紀80年代，約根-裡特（Jurgen Ritter）幾乎將所有的業餘時間都用在了東德邊境的攝影上。在柏林牆倒塌數年後，他又手握相機回到相同的地點。近日，他接受《明鏡》採訪，並分享了該地區當年和現在的對比照片，以下是訪談的部分摘選。

　　「自由」這個詞曾經很迷人

　　我一直都想通過做一些什麼來表達自己對這條邊界的抗議。1981年3月上旬，我有了這個主意。當時我買了兩個短波無線通話機、各種詳細的地圖、當然還有我的照相機，乘坐妻子開的車來到薩克森州的施納肯堡小城，這裡位於東德和西德的邊界附近。我從那裡出發，沿著邊界石和白色邊界線一路向南。

　　在那之前，我一直都在面對這條邊界——作為一名學生、作為一名軍人，以及各種政治討論的參與者。這條分裂國家的邊界線每天都存在於我的腦海中。現在，我決心沿著走完整條邊界線。從早上到晚上，我有足夠的時間去面對它。沒有任何人來打擾我的思緒，只有我和這條邊界。

　　對於東西德的邊界，我從小就知道，那時候我經常四處溜躂，父母總會警告我說：「不要去邊界處，那裡太危險，會有人開槍打人。」這讓我對那裡充滿了恐懼和好奇。從那以後，我也常常帶著一個疑問：「為什麼他們會開槍打人？」大人們說，德國的分裂是戰爭的結果，是世界政治格局的結果，可是對此我搞不明白。

　　70年代初，我成為了德國社會民主黨（社民黨）的成員。當時，我和黨中的一些成員對於德國的分裂感觸良深。對於我來說，文獻中的「自由」這個詞在當時真是太迷人了。但是在會議討論上，黨內的同志讓我認清「這個觀念已經陳舊了，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和『那邊』談判」，這聽上去就好比「在這方面我們能做的實在不多。」

　　「為什麼？」我有很多問題想不明白。在布拉格之春時期（編者按：1968年1月-8月，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變得更寬鬆自由），我加入了軍隊，但那時我還是在不斷提出疑問：為什麼他們會向自己國家的人民開槍？人民想要的其實只是自由而已啊！

　　所以，當我站在這條邊界面前時，當我沿著邊界一路遠足時，當我用手中的相機記錄下這裡的一切時，我希望可以更加接近它，更接近真相。當然，我也會覺得緊張。在臨行前，我曾向海關辦公室報告了我的計畫，並詢問了聯繫方式。我和妻子分別持有一個無線電通話機，我將地圖上的不同地區標上編碼，每半個小時，我就會用無線電與妻子聯繫一次，告訴她我的具體位置，一旦聯繫中斷，妻子就會立刻去往海關當局尋求幫助。

　　兩年間的奇妙之旅 從波羅的海到捷克邊疆

　　這次的行程非常順利，每到一個地區的邊界，我都會向當地的海關辦事處申報。曾今還有一位海關人員有興趣與我同行。他們對於自己領土的情況瞭若指掌，會告訴我很多經驗，讓我受益良多。我每到一處都會利用相機記錄那裡的情景，邊境周圍的環境、人物，一切我覺得重要的信息我都不想放過。

　　週末大多數時間裡我都會沿著邊境徒步而行。根據不同的天氣狀況和地形，我每天大概會走20-30公里。晚上在青年旅館住宿，第二天又從前一天的終點處出發。沿途經過森林、沼澤、亂石堆、荒野、長滿蕁麻的山坡和雜草叢生的小徑，我嘗試過爬圍牆、趟小河、在濕地泥漿中跋涉……兩年後，我終於完成了整個「死亡地帶」的旅途：從波羅的海到捷克斯洛伐克邊疆。這是多麼奇妙的感覺！

　　第二年，我去到了柏林牆附近，多次拍下了這裡的幾處景點，並將這些照片展覽出來與人們分享。

　　80年代的照片展覽

　　那時，我所拍的德國邊境照片中包括被拆分的街道、河流、鐵路房屋、教堂，以及邊防人員。這些照片在15個城市展出，參觀者約達85,000人。當時我將展覽稱之為「德國-德國的現實」。

　　有人向漢堡市市長建議應該把我的照片放在市政廳中展覽。在經過了幾個月的討論後，市政廳中的展覽最終得以舉行，但只展出了一小部分大尺寸照片。沒有大張旗鼓的宣傳，沒有開幕式，沒有任何新聞稿，也沒有市長的展覽前發言。這次展覽的名字也做了改變，叫做「德國之傷」。

　　然而，1986年以後，我找不到地方可以參展了。打電話給市議會，得到的答覆是：「你的作品很好，裡特先生，可是非常遺憾，目前我們正在努力與東德的城市結盟，不能展出這種類型的照片。」

　　我在暗室裡聽到柏林牆倒塌的消息

　　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下。當時我正在暗房洗照片，當聽到廣播中說「柏林邊界開放」時，我正在洗一疊邊境圍欄的照片，我當時真以為是廣播員在跟大家開玩笑。於是我繼續處理照片，廣播裡不停地放著同樣的消息。到晚上我終於上樓打開電視，才發現原來這是真的。

　　第二天，我和朋友們一起去往柏林。我在勃蘭登堡門拍攝照片，這裡已經沒有人會被槍擊了。我對自己說，我的任務完成了。不人道的建築已經消失了。

　　我曾經被認為是個「危險分子」

　　之後，我經歷了一次東德的陸路旅行，在這之前我都是乘坐飛機。因為薩克森州內政部曾提醒我，作為西德的攝影師，在東德陸路旅行存在很大風險，很有可能會被捕。

　　他們的提醒是有必要的。後來我在一份東德秘密警察的國家安全文件中發現了我的名字。之前我一直都不知道這一點。文件中將我描述成為他們國家的敵人。說我與西德邊境服務顧問有密謀，假扮成攝影師，與一名電信工人都是為西德情報機構服務的間諜，密謀對東德邊境進行襲擊。在他們眼裡，原來我是個危險分子！

　　但最終，我的工作並沒有在1989年真的結束。邊界開放15年來，我重返當年的很多地區，重新拍攝下今日的新貌。我為我的工作感到驕傲，可以讓沒有經歷過那段歷史的新一代更瞭解這條邊界。在我的照片中，你能看到過去，能看到現在，以及自由對於我們所有人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