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這篇文章被視為當時中國一個重要的「政治宣言」，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性大討論，繼而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新京報》記者採訪了該文的主要作者胡福明先生，談撰寫此文的歷史背景及相關情況。

　　開欄的話

　　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我們30年的改革開放，不光在中國，在國際上也有深遠的影響。現在按照GDP來算，中國在世界上佔第四位。按照PPP（購買力評價），據世界銀行公佈的數字，中國是世界第二。現在中國擁有的外匯儲備已經達到14000多億，已經佔到世界第一位。所以有這個變化，都是因為改革開放的結果。為了回顧這段具有歷史意義的偉大壯舉，本版即日起對改革開放30年進行系列鉤沉，歡迎廣大讀者不吝賜稿，提供新聞線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今天本版刊發該文作者胡福明接受媒體訪談該文出台內幕……

　　批「兩個凡是」 準備坐牢

　　記者：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報》發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掀起了真理標準大討論，已成為時代轉折和改革先聲的符號，為什麼是你寫這篇文章？是偶然的嗎？

　　胡福明(以下簡稱胡)：我在南大是搞哲學專業，擁有專業的敏感性，這也是我對「文化大革命」災難的反思的結果。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先被打倒，後來成為逍遙派，一路看過來，變成觀察者。為什麼後來我寫文章？因為我痛恨「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６月上旬，我被作為匡亞明（時任南京大學校長，當時被劃為「修正主義分子」）黑幫分子打倒，所有的「黑幫」待遇我都受到了。女兒那時只有２歲，被人罵為「黑崽子」，哭著跑回來。這不僅是我一家的遭遇。我後來能夠批判兩個凡是，與「文化大革命」災難太普遍有關，老百姓窮透了，苦透了。

　　記者：那又怎麼成為觀察者的？

　　胡：江青、林彪這夥人，我一開始就很反感，林彪叛逃死後，上面通知參加黨員大會。氣氛很神秘。每人發一張票，排隊參加，一個支部一個支部地清點人數。妻子問我，什麼事？我說黨內出大事了，林彪反黨！

　　結果進禮堂坐下來，不出我所料，上面通報第一句話就是：「關於林彪反黨……」我當時就笑了。（笑）所以我當時預測，江青一夥肯定也逃不了。

　　記者：但是「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出籠是你沒有料到的吧？

　　胡：是的。江蘇省批判「四人幫」的大會我第一個發言。我認為中國歷史轉折的時機到了，當時寫了很多文章，以為春天來了，應該撥亂反正了，鄧小平要出來工作了，中國要一心一意搞現代化建設了。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兩報一刊發表了「二七社論」，「兩個凡是」出籠，批判「四人幫」突然降溫，撥亂反正工作開始變得寸步難行了。後來我才弄清楚是「兩個凡是」在作怪。

　　記者：所以你想到寫文章批判。

　　胡：我仔細研究，覺得這樣的提法不好，「兩個凡是」等於說「文化大革命」的理論路線政策都要維護，都要貫徹，那麼人民群眾要求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就不可能了啊，那麼許多冤假錯案都不能平反了。

　　所以，大概到１９７７年４月，我開始醞釀寫文章了，觀點已經明確了，就是要批判「兩個凡是」。

　　記者：當時擔心被整嗎？

　　胡：我不曉得「兩個凡是」是華國鋒提的，我只知道是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文化大革命」以來，中央最高領導人的意見一直都是通過兩報一刊社論來傳達。所以批判兩報一刊的社論就會被指責為反黨反中央嘛，這個罪名可大了。

　　而且「兩個凡是」打著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子出現，那我批判「兩個凡是」就會被指責為否定毛主席，在中國沒有比這個罪名更大了。所以當時心裡有點虛啊，要準備坐牢的。

　　趴在木凳上寫出文章

　　記者：當時擔心家人被牽連嗎？

　　胡：我不能和家人同事商量。越是這個題目，越是不能商量，一人做事一人當，千萬不能跟他們商量。一旦事發，肯定牽連。

　　「兩個凡是」是兩報一刊發表的社論，當然不能把「兩個凡是」寫在標題上，公開「宣戰」。

　　記者：那你是怎麼做的？

　　胡：我懂了，要有鬥爭策略。因此我千方百計迴避「兩個凡是」，我決定將林彪的「天才論」和「句句是真理」作為替身來批「兩個凡是」，這些與「兩個凡是」本來就是一個東西嘛。讀者一看就能夠明白，我就達到目的了。我的選擇就是從理論上、哲學上徹底否定「兩個凡是」。

　　記者：成文過程聽說也頗費周折？

　　胡：是的，１９７７年６月底，正要動手寫文章了，妻子被查出患了腫瘤，開刀住院。我在病房外的走廊裡陪護，蚊子很多，也很熱。整個晚上睡不了覺，我就找個木凳放在走廊裡，趴在上面，查資料、寫提綱，花了好幾個晚上。７月，妻子出院，正好放暑假了，我把文章寫出來了。然後一遍遍地改，改得密密麻麻地再重新抄，改了好幾遍。

　　文章是獨立思考的結果 未受人指使

　　記者：後來有人認為你寫文章是受指使，配合鄧小平復出的需要。

　　胡：那是憑我的獨立思考的結果。當然後來我知道小平早在１９７７年５月２４日就批了「兩個凡是」。但是那時只有很小範圍內知道這事，那時我們省委書記都不知道，我更不可能知道。

　　記者：文章是怎麼發表出來的呢？

　　胡：文章寫好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是找誰發表呢？此前，《光明日報》哲學組組長王強華來南京參加江蘇省委黨校的一次理論討論會，會議休息期間，王強華通過別人跟我認識，他當時要我給他們寫文章，我說好。

　　所以，９月份我將稿子寄給了他，但是幾個月都沒收到回信。

　　記者：當時可能是話題敏感，他們不敢發？

　　胡：我不知道。文章寄過去後三四個月沒有回信，到了１９７８年１月，我終於收到王強華的信和文章小樣。說要我寫得嚴謹一點，不要給人家抓住小辮子。這樣前後又修改了幾次。

　　記者：最終發表的過程是什麼樣的？

　　胡：１９７８年４月下旬，我到北京去參加全國哲學討論會，在《光明日報》見到了當時的總編楊西光、理論部主任馬沛文，還有孫長江、王強華。

　　楊西光告訴我，本來準備在４月２日的《光明日報》哲學版上發表，但是他看了這篇文章，覺得很重要，發哲學版太可惜，他要把它放到頭版作為重要文章發表，不過他強調說文章要修改，加強它的戰鬥性。

　　我住在《光明日報》招待所，繼續修改。我在修改文章的過程中吸收了楊西光、馬沛文、王強華、孫長江、吳江提出的意見。孫長江在文章的修改上，花了很大工夫，提高了文章的質量，作出了貢獻。我最初定的文章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後來，我改為《實踐是檢驗一切真理的標準》，以後我又把「一切」二字去掉。最後，楊西光加上「唯一」二字，成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後來知道，文章是要先由胡耀邦親自審定。最終決定先由《理論動態》發表以後，《光明日報》第二天再公開發表全文。

　　記者：文章發表後，你遇到的壓力大嗎？

　　胡：這篇文章出來後，有一段時間很緊張的。到了６月初，一天早晨我在廣播裡面聽到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裡面講到了理論與實踐統一，我只要聽兩三句就懂了，當時感覺就很輕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