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因斯坦

愛因斯坦是個充滿矛盾的人：他是個和平主義者，可是他卻努力勸說羅斯福總統加緊原子彈的研製，後來又強烈要求他不要使用原子彈；他是個沒有盡到責任的父親，但他卻花了大量時間接待和幫助別人的孩子；他是個懷疑論者，但他對電視傳教士富爾頓·希恩主教卻十分讚賞；他曾說自己的臉皮像大象一樣厚，絕對不在乎別人怎麼看他，可是他卻拒絕接受俄國人給他的和平獎，因為他不願被人當成布爾什維克。

美國聯邦調查局保存了一批有關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的檔案材料，這些材料的收集工作早在1932年就開始了，在1950年發展到驚人的地步。它的總量至少有1800頁，遠遠超過了愛因斯坦的任何一部傳記——而且充滿了大量虛構的成分。

為什麼聯邦調查局局長埃德加·胡佛要在一個和國家安全毫無關係的人身上耗費這麼多的時間和金錢？更加令人不解的是，有一件直到最近才被發掘出來的事卻躲過了聯邦調查局的眼睛，這件事涉及愛因斯坦和一位迷人的前蘇聯女間諜之間的戀情。這位女間諜曾試圖招募他，而胡佛和他的情報人員們對此卻一無所知。

正如他的親密朋友多次證實的那樣，愛因斯坦是個有話直說的人，不論是在大庭廣眾之下，還是在親朋好友之間，他怎麼想就怎麼說，從不試圖掩蓋自己的政治觀點或政治活動。

可是胡佛卻懷疑愛因斯坦過著一種雙重生活。他懷疑愛因斯坦在柏林期間就是一個危險的共產黨間諜網的頭目，在移居美國之後又開始秘密地研製「死光」武器，有了這種武器，一小股匪徒就能控制整個國家。

關於這種懷疑的詳細依據最早出現在一份1942年的聯邦調查局報告中。該報告提到，一位沒有透露姓名的自稱為「愛國者」的情報販子提供了以下情報：1938年11月1日，一個名叫『音樂男孩』的組織在紐約市的比爾特莫爾飯店開會。該會議稱：愛因斯坦正在試驗一種射線，它將幫助我們摧毀一切武裝抵抗——不論是飛機、坦克還是裝甲車。有了它，10來個人就能打敗500個人；有了它，5％的人就能統治一個國家。

弗雷德·傑羅姆在《愛因斯坦檔案：埃德加·胡佛對世界最著名的科學家發動的秘密戰爭》一書中確認。在胡佛的秘密情報來源中，有些是從美國人手裡領取報酬的納粹特務。那個沒有透露姓名的「死光」情報提供者很可能是納粹雇來誹謗愛因斯坦的，當時的德國政府把愛因斯坦視作它的頭號公敵。

納粹同情者們通過一家美國雜誌散佈謠言，說愛因斯坦是共產黨，還說他出席了在俄國召開的共產黨代表大會。事實上，愛因斯坦根本就不是共產黨人，也從來沒有去過俄國，更不用說參加什麼黨代會了。

當時胡佛正千方百計試圖抓住愛因斯坦的把柄以便證明他是個危險的共黨分子。他跟蹤和記錄愛因斯坦和查爾斯·卓別林、黑人歌唱家保羅·羅伯遜、建築師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等著名左翼人士的友情往來。這時他似乎並沒有對所謂的「死光」實驗給予特別關注。

可是到了1950年的夏天，「死光」的幽靈又浮現出來。這一次謠言經過一個夢想成為科幻作家的報館編輯加工改造，變得更加活色生香。有個聯邦調查局的探員發現了這篇文章，他隨即向胡佛報告：「根據1948年5月21日的《阿林頓日報》，愛因斯坦教授和『10位前納粹科研智囊』舉行了一次會議，會議期間，他們穿上石棉衣服觀看了一種射線。文章說，在短短的一瞬間，一大塊鋼就被熔化了。這種秘密武器能夠裝在飛機上，從空中將整個城市毀滅。文章還說，和這種新武器相比，原子彈只不過是『小孩的玩具』。」

胡佛沒有先去找那家報紙的編輯瞭解這篇報道的來源，而是叫陸軍情報部的C.C.布萊克尼上校去調查這件事。調查證明愛因斯坦無罪。

任何一個瞭解愛因斯坦的人都會告訴胡佛那篇報道是如何荒唐：對於納粹，愛因斯坦唯一想做的就是消滅他們，他是永遠不會和納粹或前納粹在任何事情上合作的。愛因斯坦當時確實擁有二十幾項發明，但它們都是無害的，就像電羅經和電冰箱那樣。

聯邦調查局為愛因斯坦設立的整個檔案就像是一鍋奇特的大雜燴，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密報，以及由形形色色的憤世嫉俗者、道聽途說者、偏執狂患者和持有各種偏見的人所提供的惡毒的捏造。所有這些都使有關愛因斯坦的神話變得越來越離奇。在他們那被狂想搞得視覺錯亂的眼睛裡，愛因斯坦是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神奇而邪惡的人物，一個魔鬼。沒有一個認識他的人會在這個可怕的形象身上看到一絲一毫和他相似的地方。可是聯邦調查局卻似乎對它信以為真。

至於說愛因斯坦是共產黨間諜網的頭目，那就更離奇了。愛因斯坦從來就沒有加入過共產黨。他是個社會民主主義者，他提倡一種國際性的政體以及和平主義的外交政策。雖然他厭惡任何形式的獨裁專制，但他確實同情許多共產黨人的目標和事業。

聯邦調查局在對愛因斯坦的調查上為什麼表現得如此笨拙？我們可以從邁阿密國際大學的英文助理教授理查德·艾倫·施瓦茨那兒獲得一部分解釋。施瓦茨是利用信息自由法案最先接觸到聯邦調查局愛因斯坦檔案（或者說部分檔案）的人。

施瓦茨寫道：「也許最令人困惑不解的，是聯邦調查局無視歷史的做法。對聯邦調查局來說，大蕭條、納粹的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一切好像根本就沒有發生過。30年代的經濟危機至少代表了資本主義的暫時失敗，有些人也許會在這次危機或共產主義傳播的影響下支持共產主義。可是聯邦調查局根本就不考慮這一歷史背景。他們認為，過去的共產黨人或共產黨嫌疑必然是今天的共產黨人，因此必然是對美國制度的威脅。該檔案裡的1500頁資料（另外300 來頁最終也開放了）顯示，這種思維方式的影響力是多麼強大、多麼普遍。說到底，這些材料不僅提供有關愛因斯坦的情報和對他的種種影射，而且記錄了20世紀 50年代初聯邦調查局的心態。」

胡佛甚至相信，愛因斯坦很可能有個兒子住在俄國。

l946年7月，在莫斯科的美國大使沃爾特·比德爾·史密斯給國務院發了一個備忘錄，說有人從猶太人的圈子裡聽說，俄國科學家彼得·卡皮查已經邀請愛因斯坦移居前蘇聯。這份文件隨即被轉交給胡佛。據說卡皮查給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說他們倆可以在前蘇聯「這塊建立了真正的民主、擺脫了私利的污染、不受資本主義社會阻礙的土地上」共同開展科學研究。他還說，不論愛因斯坦需要什麼樣的資金、實驗室、建築、設備、書籍和助手，前蘇聯都將立即滿足他的全部要求。

據說愛因斯坦用希伯萊語給斯大林本人而不是卡皮查寫了封回信，他說，在考慮是否接受這個邀請之前，他有幾個問題要問斯大林：猶太科學家是否被禁止持有固定的職位？為什麼要對猶太科學家和研究人員施加顯然是不必要的限制？為什麼一些傑出的猶太醫學教授（列出名單）沒有被選入最近成立的醫學科學院？

據說莫洛托夫否認反猶主義傾向的存在，並再次向愛因斯坦發出移居前蘇聯的邀請。一些重要的前蘇聯官員因反猶主義被解職，愛因斯坦在信裡提到的那些醫學教授也被選入了醫學科學院。

「大使館無法確定這件事的真實性，」比德爾·史密斯寫道，他認為這些傳聞「反映了前蘇聯境內的猶太人對他們受到的歧視感到不安。」

這是個純屬虛構的故事，單憑愛因斯坦用希伯萊語寫信這個情節就可以斷定它是虛構的。當然，他從來就沒有因任何理由去過前蘇聯。

愛因斯坦確實給斯大林寫過信，不過是為了人道主義的目的。差不多每天都有人給愛因斯坦寫信、打電話或登門拜訪，尋求他的幫助。在他幫助過的人中，有在康奈爾大學攻讀物理學的蓋伊·馮·達德爾。馮·達德爾的兄弟拉烏爾·沃倫伯格在1945年突然失蹤。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幫助成千上萬的猶太人逃脫被送往納粹集中營的厄運。他最後一次露面是在俄國士兵的「保護性拘留」之下。應馮·達德爾的請求，愛因斯坦給前蘇聯最高領導寫了封信：

親愛的斯大林先生，我以一個猶太老人的名義請求您盡一切可能尋找瑞典人拉烏爾·沃倫伯格並將他送回自己的國家。在猶太人遭受納粹迫害的艱難歲月裡，拉烏爾·沃倫伯格是極少數自願幫助我的猶太同胞的人之一，他冒著生命危險設法營救了幾千名猶太人。

聯邦調查局的愛因斯坦檔案材料指出，一個月後，根據前蘇聯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報告，斯大林收到了這封信，但是俄國人沒能找到沃倫伯格。他的命運至今仍是個謎。

沒有任何跡象表明，聯邦調查局裡有任何人讀過愛因斯坦寫的和他的人生哲學相關的文章，不然的話，他們就會知道他們找錯了目標。正如弗雷德·傑羅姆指出：「總的說來，聯邦調查局的檔案很少引用愛因斯坦本人的看法。除了他在1947年寫的小冊子《要原子戰爭，還是要和平》和幾段零碎的話，檔案裡沒有任何他本人寫的文章或對他本人的訪談錄。」

當然，這並不是說所有關於他的報道都是不真實的。如《紐約時報》1937年2月5日刊登的一篇報道提到，愛因斯坦表示，他為那些拒絕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民主國家感到羞恥。

還有，「陸軍軍事情報部的記錄顯示，有關部門建議允許愛因斯坦『進入有限的需要他服務的研究領域』。這個建議得到了海軍的同意，但是在一封1940年7月26日的信中，陸軍情報部的喬治·維齊·斯特朗將軍聲明，陸軍不能允許愛因斯坦參加研究」。

另外，「愛因斯坦在1947年說過，法國共產黨是法國唯一擁有堅實組織和明確綱領的真正的政黨。在這篇刊登在法國共產黨報紙的公開的聲明中，愛因斯坦批評了美國的軍事政策，他表示，國際審察並不足以維持和平」。

胡佛一直懷疑愛因斯坦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是柏林共產黨間諜網的總頭目，這個怪念頭他從未放棄過。為了把懷疑變成事實，從而把愛因斯坦定為美國安全的隱患，聯邦調查局夥同陸軍情報部從1951年開始對愛因斯坦進行了長達四年的調查。他們沒能在愛因斯坦身上抓住任何把柄。於是胡佛又把調查的重點轉向愛因斯坦的秘書兼管家海倫·杜卡斯。他懷疑她是個神通廣大、有辦法搞到原子彈秘密的人。她的檔案也隨即猛增到幾百頁。聯邦調查局的人秘密地檢測她的來往信件，希望能發現暗藏的密碼或用隱性墨水寫成的信文。可惜這些努力都失敗了。聯邦調查局又開始竊聽她的長途電話。結果又是白忙一場。

最後，聯邦調查局新澤西紐瓦克分部的兩個偵探試圖查明她是否在1928年到1933年在柏林為愛因斯坦工作期間為俄國人當過間諜。他們到默瑟街112號找杜卡斯談了一次話。她熱情地接待了他們，而且表現得非常合作。在一份於1955年3月9日寫給胡佛的報告中，他們寫道：「在訪談中，杜卡斯對我們非常友好，回答問題時也顯得頗為坦誠。她沒有顯出任何迴避和含糊其辭的跡象……談話是遵照局裡所建議的小心謹慎的方式進行的。我們給杜卡斯的解釋是，這次談話是想讓她幫助我們瞭解1928年到1933年期間柏林的一些活動。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她意識到這次調查和她本人有關。」

報告還說：「值得注意的是，杜卡斯說，從1928年起，她就是愛因斯坦博士唯一的僱員。從這點看來，G-2的情報來源所提供的關於愛因斯坦辦公室擁有一大幫秘書和打字員的情況是不可信的，關於他的資深秘書和前蘇聯情報員有聯繫的說法也是不可信的……所謂的秘書長或資深秘書極可能就是愛因斯坦的妻子埃爾莎·愛因斯坦，現已去世，或者是他的繼女，姓名不詳，也已去世。」這裡所說的繼女是指伊爾絲，很可能是杜卡斯告訴他們的。

杜卡斯談到愛因斯坦的健康狀況很不好，他在冬天患了嚴重的感冒，他的貧血症迫使他一連幾個月呆在家裡。

報告還說：「值得注意的還有，杜卡斯談到了愛因斯坦孩子的情況。如此看來，關於前蘇聯人可能將他的孩子作為人質留在鐵幕後面的情報是值得懷疑的。」

在那次友好的長談中，杜卡斯告訴兩位偵探，除了反對希特勒，她對政治沒有什麼興趣，也沒聽說有任何在德國的共產黨人試圖打入愛因斯坦博士或他的科技界朋友的辦公室。她強調說，她在生活中唯一關心的就是愛因斯坦，她完全遵循他的願望，沒有他的允許，她是絕對不會參加任何外界活動的。

兩位偵探相信她說的都是實情，他們建議結束調查，理由是「時間間隔太長，缺乏確鑿的證據，與此案有關的人都散佈在不同的國家，其中許多已不在人世（事實上，這些人根本就沒有存在過）。因此，紐瓦克分部將結束杜卡斯和愛因斯坦的案子……除非總部另有指示，將不再重開此案」。

就這樣，胡佛終止了他對愛因斯坦的追獵。聯邦調查局1955年5月2日的備忘錄寫道：「對檔案的審核表明，不存在邏輯意義上與此事相關的重要線索，鑒於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已經死亡，已經沒有必要對此事再作進一步調查。此案就此結束。」

值得思考的是，在這長達20年、耗費了納稅人大量血汗錢的調查中，聯邦調查局的決策者從來就沒有對愛因斯坦有過絲毫真正的瞭解。更令人驚奇的是，偵探們如此高強度的調查卻漏掉了愛因斯坦和一個真正前蘇聯間諜的來往。他們萬萬沒有想到，從1935年到1945年，愛因斯坦和一位非常迷人的前蘇聯女間諜保持了長期的聯繫。她的名字叫瑪格麗塔·科南科娃，41歲，是前蘇聯著名雕塑家謝爾蓋·科南科夫的妻子。瑪戈把瑪格麗塔介紹給56歲的愛因斯坦時顯然不知道她是間諜。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任務是勸說愛因斯坦、奧本海姆以及其他在普林斯頓的科學家向她透露有關原子彈的機密。不過她沒有獲得任何成功。愛因斯坦事實上沒有什麼東西可以透露，因為美國軍方不允許他參加曼哈頓計畫。她確實勸愛因斯坦和前蘇聯副領事帕維爾·米哈伊洛夫見過一次面，不過什麼結果也沒有。愛因斯坦當時也在為美國海軍做顧問，為開發新武器提供意見。不過這些武器仍處在初始階段，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和瑪格麗塔或米哈伊洛夫談過這項工作。

愛因斯坦的密友托馬斯·布基說，愛因斯坦從來不知道他處在聯邦調查局的監視下，不過即使他知道了，「他也會一笑了之」。

實際上他是知道的。作家弗雷德·傑羅姆談到，1948年，在保加利亞駐美公使尼森·馬約拉博士舉辦的一次晚宴上，愛因斯坦對波蘭駐美大使維尼耶維奇說：「我相信您現在一定意識到美國已不再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不用說，我們的談話正在被錄下來。這個房間已經安裝了竊聽器，我的房子正受到嚴密的監視。」果然，他的這番話出現在聯邦調查局的愛因斯坦檔案裡。

亞伯拉罕·佩斯暗示，聯邦調查局的做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告訴愛因斯坦的傳記作者傑米·塞延，物理學家們大多知道，他們「受到監視」。

瑪格麗塔偽裝得非常高明，她顯然騙過了聯邦調查局。她的身份是雕塑家的妻子，而她的丈夫正在創作一尊愛因斯坦的半身像，這件作品如今就放在高級研究院的大門外。

有兩樣東西可以證明愛因斯坦和瑪格麗塔的戀情：1998年夏天，聖彼得堡為前蘇聯的俄羅斯女間諜——她們大多非常美貌——舉辦了一次展覽，那裡有一張瑪格麗塔的照片；同年，紐約的索斯比拍賣行拍賣了愛因斯坦寫給瑪格麗塔的九封情書。

1945年，在瑪格麗塔和她的丈夫回到莫斯科之後，愛因斯坦在信裡對她說：「每一樣東西都使我想起你：Almar（由兩人的名字A1bert和 Margarita合併而成，意指他們兩人的東西）的披巾、詞典、那個我們以為丟失了的漂亮煙斗，以及我房間裡所有其他的小東西，還有那個空蕩蕩的窩（他在高級研究院的辦公室）。」他在另一封信的結尾寫道：「有空盡快給我寫信，讓你的愛因斯坦吻你一下。」在第三封信裡，針對她對五一節慶典的熱情描述，他寫道：「我滿懷憂慮地注視著這些過分誇大了的愛國情緒。」

索斯比拍賣行書籍手稿部的副總監塞爾比·基弗說，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瑪格麗塔招募了愛因斯坦，「他的本性決定了他不會跳進那個陷阱」。也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或聯邦調查局懷疑她是個間諜。專家的看法是，雖然他愛上了她，但他並沒有成為她的俘虜。愛因斯坦不是叛徒。

顯然，瑪格麗塔既沒有把愛因斯坦變成一個叛徒，也沒有使他相信她對前蘇聯國內狀況的虛假描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