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魯迅到北京已經7年有餘，二弟作人來京已兩年有餘，魯迅在教育部工作，同時兼任北京大學講師，二弟作人也成為北京大學著名的文學教授。兄弟兩人工作穩定，經濟寬裕，算是在北京穩穩地紮下根來，因此，魯迅決計把母親和三弟建人也從紹興接過來，在北京置個新家，這樣全家人團聚一起，可以美美地享受天倫之樂。

離開，無奈而又決絕

1919年的2月，魯迅花了3500元大洋，買下了北京西直門內公用庫八道灣11號的一處大院子。

當他搬出這座院子時，心裡滿是傷痛、疲憊和委屈。

可以說，他是被自己最親的人攆出來的。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實在想不通，心裡非常氣懣。身為周家的長子，由於家道中落，父親早逝，他早早就承擔起養家的重任，特別是對小自己4歲的二弟作人，更是疼愛有加。

這是一個三進的大四合院，寬敞豁亮，他早已計畫好，後院留給老二和老三住，那裡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幽靜寬敞，適合二弟安心讀書，也方便小侄子們自由自在地玩耍；中院留給母親和原配夫人朱安住；自己就住到前院的「前罩房」，雖說屋子背光，有些陰冷，可只要全家人能夠其樂融融聚在一起，他已經非常滿足。

懷著兄弟永不分家的美好願望，他投入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興沖沖地營造這個新家。近乎9個月的時間裡，從找房買房、整修房屋到購置傢俱、栽植花木，以及安裝自來水、聯繫搬家等一切事務，幾乎都由他一人包辦。當時，三弟還在紹興老家，二弟則突然向學校請假，帶著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親，一直到8月間才帶著妻兒和小舅子羽太重久優哉悠哉地從日本返回北平。那時八道灣的房屋修繕尚未完工，魯迅又忙著聯繫，臨時安排二弟一家先住在別人家裡，直到11月下旬才搬進八道灣。12月份，魯迅又獨自一人回到紹興，認真安排把母親魯瑞、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建人等舉家遷往北京的諸多繁瑣事宜。對此，魯迅毫無怨言，只是任勞任怨地扮演著一個老大哥、好大哥的角色。

魯迅覺得，一個13口的大家庭，雖說不免有些磕磕碰碰，可只要相互體諒，彼此忍讓，一切都會好的。他是大哥，自然更要起到表率作用。當時，他和作人的工資都不低，兩個人加起來，每月至少有600元左右，而當時一個普通北京市民，每月的基本生活費也就兩三塊大洋。然而，掌管大家庭花銷的羽太信子，花錢卻是大手大腳，甚至到了不可思議的奢侈地步。這位人格和心理都有嚴重問題的日本弟媳，並非出身富家，可是派頭極闊，架子很大。家裡僱用的男女僕人就有十多個，而且往往飯菜不合口味，就要撤回廚房重做。更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她還把自己的許多親屬從日本接來同住，而且一切穿著用度，都要日本貨。如此大手大腳地花銷，經濟自然緊張。許多年以後，魯迅總感傷地對別人談道：「我總以為不計較自己，總該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灣的時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給二太太，連同周作人的在內，每月約有600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來，過日子又不節約，所以總是不夠用，要四處向朋友借，有時候借到手連忙持回家，就看見醫生的汽車從家裡開出來了。我就想：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運走的呢?」

魯迅也曾婉轉地勸說過，卻不料妨礙了這位日本弟媳的權威，惹她「討厭起來了」。二弟作人也勸過、吵過，可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信子，卻有發癲的撒手鑭，於是，「信子一裝死他（周作人）就屈服了」。這位書獃子氣的二弟，「要天天創造新生活，則只好權其輕重，犧牲與長兄友好，換取家庭安靜」。對此，魯迅除了忍耐，又能說什麼好呢？

魯迅能忍，可信子不能。她先是覺得同一屋簷下的小叔子（也是她的妹夫）建人不順眼，因為那時建人剛剛來京，一時找不到工作，沒有收入，便經常遭到她明目張膽的蔑視。魯迅心疼三弟，並幫三弟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當三弟提出要其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時，這位性情近乎變態的姐姐，竟誘勸妹妹說出「不去上海、不離婚，要陪姐姐」這樣絕情的話。

是他們兄弟太軟弱了嗎？以魯迅堅硬的性格，他本是無法容忍，可這都是周家的家事、家醜。面對這樣不講理的弟媳，他又能怎樣？他只是太過疼愛自己這位頗有才華的二弟。便是為二弟著想，他也只有忍。

這位「讀書多而不明理」的二弟，有時實在窩囊。一次夫婦爭吵，結果信子是歇斯底里症大發作，二弟的小舅子、小姨子指著他破口大罵，他卻只會「發愣」。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冒犯，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館去講話。對此，魯迅也只能恨鐵不成鋼地埋怨二弟一句「真昏」罷了。

魯迅還記得，1923年7月19日上午，在沒有任何徵兆的前提下，昏昏的二弟突然給他遞交了一封信，要他「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裡來」，但沒有說出任何可以讓人弄得明白的理由。他想問個明白，「後邀欲問之，不至」。半個月後，他終於明白，兄弟怡怡已成歷史，信子的毒舌，終是在兄弟之間殘忍地拉開了一條無法跨越的鴻溝。他不知道信子說了什麼，但他知道一點，那就是她想讓他永遠地走開，從而獨霸八道灣。

能吵麼？能鬧麼？不能。為了兄弟的安靜，也為了自己的解脫，最後，魯迅無奈而又決絕地搬出了八道灣。後來，他為此特地給自己起了一個「宴之敖」的筆名，並作了解釋：「『宴』從門（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也就是說，我是被家裡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蝸居裡面沒有家

磚塔胡同61號。這座院落，是她自願跟著大先生搬進來的。

她叫朱安，是她尊稱的大先生魯迅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大師母」，所以，她想跟著他，也必須跟著他。當初大先生搬離八道灣之前，曾徵求她的意見時，問她是願意留在八道灣還是回紹興朱家，並強調說如果回紹興，他將按月寄錢供應她的生活。她想了想，說：「八道灣我不能住，因為你搬出去，娘娘（魯迅的母親魯瑞）遲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獨自跟著叔嬸侄兒侄女過，算什麼呢？再說嬸嬸是日本人，話都聽不懂，日子不好過啊。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磚塔胡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的，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她很清楚地知道，大先生不喜歡她，可也離不開她的照顧。因此，1923年8月2日，一個雨後的下午，大先生便帶著她一起遷居磚塔胡同61號。

在那個地方，他們一起生活了差不多9個月。雖說依然分室而居，可這一段時期是她和大先生結婚17年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單獨相處時間較長的時期。這個時期，她是抱著很大希望的。因為她想通過「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順著他」，那麼「將來總會好的」。搬出去不到2個月，大先生的肺結核覆發，她便盡心盡力服侍。病初發時，大先生菜飯不進，她便在廚房裡，精心煮些米汁，或熬點魚湯給他滋補身子。待大先生的病稍有好轉，她又細心地把米碾碎，燒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加上熟肉給他開胃，自己卻從不沾口。這些在大先生的日記裡都有記載，卻並不明指是她所為。雖說這一段時期，兩人同桌吃飯，可飯桌上談話依然很少。她若開口，「無非是問問菜的鹹淡口味是否合適」，大先生的反應，「或點頭，或答應一聲」，然後兩人繼續「靜靜地各自吃飯」。大先生對她冷淡，十幾年來一直如此，她早已習慣，可對她太過刻意的迴避，還是讓她不免傷心。大先生倒是很有辦法，把一隻柳條箱的底和蓋放在兩處，箱底放在他的床下，盛放需要洗滌的衣褲；箱蓋朝上，放在她屋門口，盛放替換的乾淨衣褲。這樣她連向他討要髒衣褲，嘮幾句家常話的機會也被體面地「剝奪」了。十幾年的夫妻，交流竟要簡約到如此地步，足令我們後人莫名驚詫了。

待到第二年5月，他們搬到西三條胡同21號的那個院落時，情況依然沒有絲毫改觀。大先生始終抱著「陪著做一世犧牲」的打算，要和她冷戰到底，她又能有什麼辦法呢？但比起當初她尊照娘娘的話，為大先生做了一條棉褲，竟被他扔到院外時的火爆行為相比，這樣的冷漠姿態，倒顯得禮貌許多，客氣許多。她沒有讀過書，沒有留過洋，愛情是什麼東西，她不懂，自然說不出「沒有愛的悲哀」，也說不出「無所可愛的悲哀」。她沒有大先生想得透徹，可困在無愛的婚姻裡，她的痛苦不見得比他少，只是一個在沉默中警醒，一個在沉默中麻木。若是不談情，也不說愛，那麼作為形式上的丈夫，大先生還算是稱職的，他始終不斷給她的娘家寄錢；她生病時，他也會親自送她去醫院，並攙扶著她上下黃包車；他每次買些點心回來，先讓娘娘挑揀，然後就讓她挑選……這些細節，終是少得可憐，可已經讓她相當釋然和安慰了。她反覆對別人講「周先生對我不壞，彼此間沒有爭吵」，這樣的相敬如賓，便是她一生得以知足的現實幸福。

好在是，她還有娘娘陪伴。她愛娘娘，也是同情娘娘的。在她15歲那年（1893年），娘娘的公公介孚公為給幾位親友子弟「求通關節」賄賂了主考官，卻因家僕的莽撞而案發入獄，判了很重的罪名，周家也因此衰敗下去。娘娘的丈夫周伯宜更是可憐，因科考案發，不但被取消了考試資格，永不能參加科考，而且連以前取得的秀才資格也被削去。大受打擊和刺激的周伯宜，第二年就大病不起，苦撐一年後，最終還是離開娘娘而去，年僅35歲。更不幸的是，兩年後，娘娘的小兒子椿壽也因急性肺炎而夭折。一連串的災禍，使得年近不惑的娘娘，愈發把全部希望都放在長子身上了。

她並不漂亮，而且比魯迅大了整整3歲。便是在周作人的眼裡，大哥的這樁婚事也是「十分不高明」，是「很對不起人的」。可深受喪夫、喪兒等一連串打擊的魯老太太卻很是喜歡。自然，魯老太太認定朱安，內心深處也有她的一些情結和理由。當初，她比自己的丈夫周伯宜，也要大上3歲，而且，她這樣的新媳婦一過門，便喜運連連。先是過門不到半年，周伯宜就考中了秀才，又過了幾個月，即1881年9月25日（農曆八月初三），身為周家長子的魯迅誕生了，魯老太太也因此被人稱為旺夫宜子的賢內助。大概在魯老太太的心思裡，也期望朱安能夠像她一樣，為周家「沖沖喜」，給自己的長子帶來幸運和幸福。

當時，周家的處境非常糟糕，對於魯老太太而言，更是難上加難。公公周介孚還深陷獄中，丈夫又剛剛故去，兒子又都太過年少，所以主意也只能自己拿。那時的魯迅，17歲不到，正在南京水師學堂讀書，對於由魯老太太一手包辦的婚姻，並不知曉。

後來家裡人寫信告知，魯迅先是一口回絕，要朱家姑娘另嫁。可魯老太太以為，親事是她主動托人向朱家提出的，自己沒有理由提出退婚。況且這門親事，親友四鄰都已知道，提出解約，對周朱兩家的聲譽都不好，無緣無故被退婚，朱安姑娘日後又如何嫁人？好說歹說，魯迅終是不情願地答應了。

朱安自然記得這段未過門便蕩起的「抗婚」風波。她還記得，大先生也曾對她提了兩個條件：一要放足，二要進學堂。可她已經是20歲的大姑娘了，一來小腳已經定型，無法放大；二來覺得婦道人家讀書不太好，進學堂更是羞得慌。後來大先生也沒再堅持，並一口答應說「幾時結婚幾時到」。

當時，江南水師學堂的學制是9年，也就是說，魯迅有9年的時間，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拖。而在這漫長的9年時間裡，魯迅的心理思想如何變化，她都不懂，也無從知曉。她只是堅持默默地等待，等待9年後，周家會給她一個說法，一個歸宿。

這期間，每聽到大先生的消息，她都會擔驚受怕。1899年，也就是訂婚的那一年，大先生突然轉校，考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路礦學堂；兩三年後，即1902年，他又去日本留學。對於大先生的學識和抱負，她都不懂，便是這個小她3歲的未來丈夫，她也是非常陌生。也許她是見過大先生寄往家裡的那些意氣風發的照片，也曾持有過甜蜜的幻想吧，可更多的，恐怕是一種源於自卑的憂傷，害怕大先生不想要她，會遠走高飛，不再回來。

她不相信自己，也不瞭解魯迅，可她信任娘娘。依照娘娘的性格，她肯定要給朱安姑娘一個說法。1903年，魯迅在贈給好友許壽裳一首《自題小像》的七絕詩，詩云：「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黯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詩中透露的正是魯迅對於這段婚姻的苦悶。魯老太太對於他的心意，不予體察和理解，看似霸道，實則只是要兌現一個9年的婚諾，為一個寂寞的人兒討個說法。

1906年，魯迅的小叔周伯升從江南水師學堂正式畢業，當年，魯迅差不多是和這位小叔同年入學，因此在紹興老家的親戚眼裡，這已是魯迅兌現婚諾的最後期限。何況，這時的朱安，已是年近30的老姑娘了。無論人情，還是道義，魯老太太都無法容忍長子再推拖下去，甚至不惜以「母病速回」的謊言，把魯迅從日本騙了回去。

這一年的農曆六月初六，朱安終於被娶進了周家的大門，成為魯迅的新娘。那一天，朱安特地做了一雙大號的繡花鞋，以迎合新郎要求放腳的「新思想」。不曾想，腳太小，鞋太大，新娘來不及下地，寬大的繡花鞋就從轎上滾落下來，從而引來一陣哄笑。他就這樣「在母親所導演的一場以喜劇形式出現的人間悲劇中扮演主角了」。

而當揭開蓋頭，看到一位「個子不高，身材瘦小，臉型狹長，臉色微黃，前額、顴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帶幾分病容」的新娘時，新郎一聲不響，只是「臉上有些陰鬱，很沉悶」。那個洞房之夜，失望的魯迅哭了一夜，第二天，他便搬進了書房，讓她一人獨守空房。婚後第四天，他又借口學習功課忙，逃也似的離開了傷心的故鄉。

對於魯迅而言，朱安只是母親送他的一件「禮物」，他是替母親娶媳婦，正如他對友人沉痛地說過：「她是我母親的太太，不是我的太太。」而對朱安來講，一切都是命，她只有無條件地順從和忍耐。她只是嫁給了一個影子丈夫，不，他甚至連一個影子都不願意給。此後十幾年間，他在日本繼續留學，他回杭州教書，他到北京教育部任職，她永遠都是在他的世界之外。

對於這種尷尬得有些過分、冷漠得有些無情的掛名夫妻生活，她不是沒有憤怒過，也不是沒有抗爭。有一次魯迅回紹興探親，她借備席款待親友之際，當眾指責他的種種不是。可魯迅聽之任之，一言不發，保持沉默。事後魯迅對好友孫伏園說：「她是有意挑釁，我如答辯，就會中她的計而鬧得一塌糊塗；置之不理，她也就無計可施了。」她也曾改變策略，試圖開明地勸他娶妾，以為這樣就可以換來他的一點同情和溫柔。

然而，她無法懂得魯迅真正的寂寞和痛苦。她尊稱為「大先生」的丈夫，對於這種包辦的婚姻悲劇，有著清醒得近乎絕望的認識：「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定結了四千年的舊帳。」陪著做一世犧牲！這種恨，這種痛，這種傷，又豈是語言可以形容？

從1906年結婚到1923年搬進這個小院的17年時間裡，他和她，在寂寞裡，在痛苦中，在恨與自恨、傷與自傷的交織糾纏之間，毀掉了最美好的年華，耗盡了最寶貴的激情。失敗的婚姻裡，可以沒有愛，但不能沒有責任。他甘願承擔一副精神和生活的雙重枷鎖，是因為他不能為她的幸福負責，卻必須為她的生計和尊嚴負責。那個時代，朱安一旦被休，她將處於極其艱難甚至絕望的處境。而她，也選擇了明智的沉默。她知道，不能給他愛的幸福，但至少應給他一份安靜吧。

在這座小院裡，她的生活重心便是安排大先生和娘娘的生活起居。她唯一的生活樂趣，就是在忙了一天的家務之後，坐在娘娘身邊，咕嘟咕嘟地抽上幾口水煙，然後悶悶地聽著別人說話。間或有魯迅的學生造訪，青春歡樂的氣息灑滿院落時，身為大師母的她，只會自卑地將自己隱藏在黑暗的角落裡。

這樣的生活，畢竟太過單調，也太過乏味。身為女人，她難道就不曾想要孩子嗎？想，她當然想。有一次，鄰居小姑娘天真地問她：「大師母，你不喜歡孩子嗎？」她淡淡地答道：「大先生連話都不同我說，我怎麼能有孩子呢？」

已是四十六七歲年紀的她，內心的情感早已寂然，一片清冷。她老了，她累了。正如她所言：「我好比是一隻蝸牛，從牆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牆頂的。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看來我這一輩子只好服侍娘娘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天』，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後的生活他是會管的。」

麻木是她保護自己的最好利器，沉默是她面對生活的基本態度。一年後，魯迅在這座小院裡收穫了遲到的愛情，又一年過後，魯迅帶著他的愛情南下，並最終和許廣平定居上海。就一個女人的直覺而言，她不可能沒有察覺，也不可能沒有觸動。然而，她既沒有鬧，也沒有吵，依然是在沉默中接受了一切。正如她所言：「各有各的人生，我應該原諒他。」

她也不是沒有過情緒波動，在魯迅和許廣平的通信錄中，被稱作「某太太」的她，在聽說許廣平懷孕後，也曾有過小小的失落和嫉妒。她告訴娘娘說她做了一個夢，夢見大先生帶了一個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氣忿」。可她畢竟是一個善良的女人，小小的氣忿過後，便是釋然和歡喜，因為她認為大先生的兒子也是她的兒子，因此便原諒了一切，甚至對自己的「情敵」頗示好感，真心邀請許廣平帶著孩子來北京玩。

好多年後，海嬰（魯迅之子）在回憶錄裡，還曾感慨地說道：「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她雖然沒有文化，卻能正視現實，能如此對待我們母子，稱母親為『妹』，視我為己出。」魯迅逝世之後，朱安定期和他們母子通信，字裡行間，滿是關愛之情。隱藏在她內心最深處的愛，終於被孩子激發出來，這也是她晚年或者是她一生中最愉快、最欣慰的情感釋放和付出。按照她的樸素願望，海嬰若是能在她百年之後，為她披麻戴孝，便是她最大的幸福，因為這樣她就不會做孤魂野鬼了。

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許廣平和海嬰都無法在她去世時，趕往北京。1947年6月29日晨，在這座堅守了23年之久的院落裡，她終是一個人孤獨地走完了她的人生。她死後，也沒有辦法按照她的願望，「葬在大先生之旁」，而是安葬在北京西直門外保福寺村她婆婆魯瑞的墓旁。

沒有墓碑，沒有行狀，一如她生前一樣寂寞和淒涼。

輕柔地握緊「老虎尾巴」

差不多是魯迅搬進西三條胡同這座小院的一年之後，一位年輕的女學生，懷著好奇而又激動的心情，貿然走進這座院落，也從此走進了魯迅的心。

她叫許廣平，是國立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當時身為北大教師的魯迅也在這所學校兼課，授講《中國小說史略》。對於這位傳說中「怪僻可怕」的先生，她和同學們起初是好奇，甚至有些敬畏，可時間長了，才發現他是那樣的幽默和平易近人，漸漸地，也敢和他親近，甚至敢於對他「淘氣」和「放肆」。

1925年3月間，即將畢業的許廣平，由於學校的動盪和前途的迷茫，便壯膽給自己敬愛的先生寫一封信，陳述自己的疑惑和苦悶。那時她還是個有些天真、有些調皮的學生，也是知道魯迅包容，甚至疼愛自己學生的，因此在信中，針對自己的苦悶，她才敢認真卻又活潑，坦誠又略帶俏皮地詢問道：「先生，有什麼法子在苦藥中加點糖分？有糖分是否即絕對不苦？」同時要求魯迅「能夠拯拔得一個靈魂就先拯拔一個」。

這封信是3月11日發出的，在接到信後的當天夜裡，魯迅就為她寫了一封長長的回信。因此，13日一大早，許廣平便收到了先生的覆信，這讓她非常感動。而信裡頭，頭一句便是稱她為「廣平兄」，更是讓她受寵若驚。當他們通信到第六封時，已經完全無拘無束的許廣平又顯「淘氣」本色，自稱為「小鬼」。值得一提的是，一個月的時間裡，雙方來往書信達12封之多，而且幾乎每一封書信，魯迅都是當天即復。

隨著對先生的好感不斷增加，她的好奇心也愈發旺盛。1925年4月12日，她拉著自己的同學林卓鳳，貿然前往西三條胡同，「探險」先生的「秘密窩」。她看到了什麼呢？一座不大的四合院，一個栽著「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的小花園，以及正屋中間後面加蓋的，面積僅10平方米左右的平頂灰棚（即魯迅的書房兼臥室，俗稱「老虎尾巴」），房間的擺設，也不過是舊箱子、舊寫字桌、舊籐椅，以及一張鋪板搭成的單人床和一個簡單的多層書架。

對於一位堂堂的北大教師而言，這樣的「蝸居」實在是顯得太過簡樸，甚至有些寒酸。可在許廣平的眼裡，這一切卻顯得詩意而浪漫。她在信中寫道：「歸來的印象，覺得在熄滅了的紅血的燈光，而默坐在那間全部的一面滿鑲玻璃的室中時，偶然出神地聽聽雨聲的滴答，看看月光的幽寂；在棗樹發葉結果的時候，領略它風動葉聲的沙沙和打下來熟棗的勃勃；再四時不絕的『多個多個』、『戈戈戈戈戈』的雞聲：晨夕之間，或者負手在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這其中定有一番趣味，其味為何？」

如果從1925年3月11日雙方第一次通信算起，到當年7月底，信件往返達41封之多，拋開郵遞的時間不計，兩人的通信從未間斷。根據《魯迅日記》的記載，僅7月份，許廣平去魯迅家5次，給魯迅寫信6封，差不多兩三天就有一次聯繫，這還不包括魯迅去女師大上課時的見面。正是在這樣異常密切的聯繫和溝通中，師生之間的鴻溝慢慢填平，感情之間的距離也漸漸拉近。雙方在通信中的稱呼，日益親切，甚至開始有了甜蜜的味道。在7月中下旬的通信中，許廣平愈發大膽，甚至顛倒輩分，開始嬌憨地稱魯迅為「嫩弟」、「嫩棣棣」，由此觀之，大概也是從這個時候起，兩人的感情開始慢慢浸過忘年交和師生情的界限，悄無聲息地向愛情的方向漫延。

1925年8月間，由於學校風潮的原因，警方強行介入，身為學生積極活動分子的許廣平被趕出校園，無處可棲，只好在魯迅家裡暫避了一個星期。這期間，魯迅請她替自己謄抄舊雜誌上的文章（即後來收入《墳》中的那幾篇長文）。能為恩師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許廣平自然樂意，而且非常積極。一次，她在一天的時間裡就抄了一萬多字。當她把抄好的稿子交給魯迅時，魯迅非常驚訝，一邊心疼地撫摸著她的小手，一邊責備道：「你為什麼要抄得這麼快這麼多呢！」細微的舉動裡，滿是關愛之心和憐惜之情。

然而，縱是有濃烈的愛意存在，可魯迅卻不敢直面，他一直在努力克制自己的情感。當時已經44歲的魯迅，本是打算陪著朱安這個母親送給他的「禮物」做一世犧牲，並以一種苦行僧式的禁慾生活，痛苦地表明著一種道德的姿態。而面對許廣平的愛情，他覺得自己實在不配，無論是年齡、長相，還是生活條件、社會地位等方面，都存在著巨大的差距。更何況，身為名人，身為老師，身為長者，他都無法跨越朱安這個現實的、倫理的以及心裡的「坎」，正如他所說：「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怕辱沒了對方。」

於是，當許廣平勇敢地向魯迅大膽示愛時，他不敢答應，而是列舉出自己的種種「不配」來，然後問道：「為什麼還要愛呢？」許廣平答道：「神未必這樣想！」《神未必這樣想》是英國詩人勃朗寧的一首詩作，主要講述了一對戀人，由於男的因年長很多，不敢結婚，10年後，女的委身於不愛之人，而他仍是單身，最後和一位女伶結識，結果是4個人都很不幸。詩人的本意是鼓勵人們大膽追求自己的真愛，否則違反天意。這首詩也是魯迅在女師大上課時點評過的一首詩作，卻不料被許廣平拿來還給老師。對此，魯迅找不到反駁的理由，只是說她「中毒太深」。嘴上如此說，他的心，卻未必這樣想。也許正是這句話，讓他開始勇敢起來，慢慢解開自己身上那些傳統的、倫理的、道德的重重枷鎖。

面對魯迅的謹慎和猶豫，許廣平要主動得多，也決斷得多。1925年10月，一個深秋的夜晚，在這座小院的「老虎尾巴」書房裡，27歲的許廣平主動握住了魯迅的手，魯迅報以「輕柔而緩緩的緊握」。終於，他對她說：「你戰勝了！」有關他們示愛的細節，許廣平在《為了愛》的詩篇中描述道：「在深切瞭解之下，／你說：『我可以愛。』／你就愛我一人。／我們無愧於心，／對得起人人。」

熱戀中的許廣平，還寫了一篇情緒激昂的散文詩—《風子是我的愛》，她在詩中明確地表達了他們的愛情宣言：「不自量也罷！不相當也罷！同類也罷！異類也罷！合法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於我們不相干，於你們無關係……」另外，在魯迅主編的《國民新報》副刊上，還特地編發了她的《同行者》一文，宣稱她不畏懼「人間的冷漠，壓迫」，「一心一意的向著愛的方向奔馳」。

這一番大膽熱烈的表白，無疑向世人表白了他們的愛。在舊式婚姻的囚室裡自我禁閉20年之後的魯迅，終是大膽地跳了出來，亮出自己的態度，擁抱自己的愛情。然而，這個時期的魯迅，除卻短暫的欣喜之外，他的心情依然複雜而沉重。就在他們相互表白愛情的第二天，即1925年10月21日，魯迅一氣呵成地完成了一篇以婚戀為題材的小說—《傷逝》。這是他唯一的一部愛情小說。在小說裡，他表達了一種對於新式婚姻最終依然走向悲劇的憂慮，甚至說是一種恐懼。按照他敏感而悲觀的氣質，他不自信，或許不相信他和許廣平的未來，會有一個樂觀的答案。

自然，憂慮終歸只是憂慮，一時的情緒罷了。實際生活中，他還是非常欣喜自己的愛情。正如1925年底他在散文《臘葉》中將自己比作「將墜的病葉」那樣，感激有幸被人憐惜，並被摘下來夾進書頁保存。當時，他的好友孫伏園問他為什麼要寫這樣的題材，他答道：「許公很鼓勵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鬆懈，不要怠忽；但又很愛護我，希望我多加保養，不要過勞，不要發狠。這是不能兩全的。」熱戀中的幸福滋味，溢於言表。

耐人尋味的是，自從他們明確戀愛關係的1925年10月之後，一直到1926年8月他們離開北京之前，他們的交往卻突然淡了下來。這期間，許廣平僅給魯迅寫了3封信，其中一封還是對稿件的說明，而魯迅則一封也沒有回，更沒有主動寫信。或許有工作緊張忙碌的緣故，可與其形成對比的是，這期間魯迅依然在大量回復朋友的來信。根據《魯迅日記》的記載，這期間，許廣平也不曾像以往那樣頻繁拜會魯迅了，僅去了3次，而在最初頻繁書信往來的那5個月裡，卻達7次之多。真正的緣由我們不得而知。根據善良的猜想，可能是緣於一種對朱安的尊重吧。

那個時候，除卻以文學方式隱晦地表達他們的愛情之外，還不便於對世人特別是家人公開他們的愛情。他們的愛，只能悄悄地藏在心中。他們必須尋求一個機會，尋找一個理由，衝出這座禁錮情感的小院，圓滿他們的結合，培育他們的愛情。

1926年，魯迅的好友林語堂在擔任廈門大學國學系主任後，知道魯迅在北京遭遇到一些麻煩，便熱情地邀請他去廈大執教。而許廣平也正好這一年畢業，家在廣東的她自然要回南方。於是，兩人有了可以同行的最好理由，無論對他人，還是對他們自己。

1926年9月2日清晨7時，魯迅從上海乘新寧號輪船赴廈門；同日清晨8時，許廣平乘廣大號輪船赴廣州。對於他們而言，新的生活才剛剛開始，歷史的目光，也終是熱切地追隨他們而去。可北京小院的故事，卻在這一刻悄然落幕。大概沒有人記得，小院裡還有一位孤獨的女性，陪著年老的婆婆，在一個只有兩棵棗樹的寂寂院落裡，默然獨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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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太信子的另一面：賢妻良母的典範

高建軍

在閱讀有關周作人的一些材料的時候，忽然對周的夫人羽太信子有了一點興趣。她是日本人，隨周作人來到中國，並最終死在這裡，於她來講也算客死異國了。許多寫周作人的文章都會捎帶零星地涉及一些她的行跡，其中有贊有彈，褒貶不一。但有一點，大家似乎不約而同，即，她對周作人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影響非同小可。周作人一生中至少有兩件大事，羽太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周作人與乃兄魯迅的決裂，一是周作人「七七事變」後沒有南下而留在北平，並最後落水出任偽職。

關於前一件事，最有代表性，大概也最為可信的記述來自周建人。周建人似乎對這個日本嫂嫂頗有微詞。他在《魯迅與周作人》一文中有如下的記述：「增田涉說：『他（指魯迅）常買糖果給周作人的小孩（他自己那裡沒有小孩），周作人夫人不讓他們接受而拋棄掉。他用充滿傷感的話說：好像窮人買東西也是髒的，這時候使我想起他常說的寂寞這個詞來。』魯迅對我說的是，他偶然聽到對於孩子有這樣的呵責：『你們不要到大爹的房裡去，讓他冷清煞。』」在周建人看來，魯迅與周作人夫婦的隔閡主要源於彼此生活方式的不同。羽太信子慣於揮霍，可以說「揮金如土」。「魯迅不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還把多年的積蓄賠了進去，有時還到處借貸，自己甚至弄得夜裡寫文章時沒有錢買香煙和點心。」而魯迅則自奉甚儉。自己掙錢別人花，花錢的人又不心疼，過於大手大腳，且理直氣壯，魯迅看不過，氣不順，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勸過周作人，但周作人作不了夫人的主，大哥的規勸只當耳邊風。後來，羽太還把她的許多親屬接來一起住，一切吃穿用度完全日本化，花銷就更大。

終於導致魯迅先是分炊，後徹底搬出八道灣。魯迅在1926年6月11日的日記中記載那天下午他去八道灣取東西，與弟弟和弟媳發生的一場衝突。中有「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等語。至於究竟是什麼「穢語」，外人不得而知，雖後人多有揣測者，但到底只是揣測而已。根據魯迅這個記載判斷，這個羽太信子的性格可能是相當潑悍的。對這一性格特點，周建人還舉了一個例子，他說：「早在辛亥革命前後，他（周作人）攜帶家眷回國居住在紹興時，他們夫婦間有過一次爭吵，結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發作，周作人發愣，而他的郎舅、小姨指著他破口大罵，從此，他不敢再有絲毫『得罪』。相反，他卻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館去講話。」周建人說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順，卻不辨是非。魯迅對周作人的評價是「昏」。這兄弟倆的意見倒也一致。看周作人的文章，覺得他是那麼淵博、見識又是那麼卓超，但在世事上、大節上的處理與選擇卻又如此「出人意表」。用乾隆皇帝對紀曉嵐的評價「讀書多而不明理」來評價周作人大體不錯。這一事件中，羽太信子起的作用確實不容忽視。

至於「七七事變」後，周作人沒有南下而留在北平並最終落水出任偽職一事的原因，周作人自己及相關人等，都給出了不同說法，這一點人們都耳熟能詳了，不用細表。但個中真相卻誰也說不清，至今也沒有個大家都認同的結論。不過官方的評價似乎還是漢奸，這一頂帽子想拿下來也難。1937年後周作人留在北平，這件事中羽太信子扮演了什麼角色，我也沒有見過專門討論此事的文章。估計一是不好寫，一是當事者多三緘其口，一是這事本身並不重要，所以人們也就不去關注了。如果考慮到羽太信子在促成他們兄弟反目中的重要作用，也就可以想像得出她對周作人當年決定去留的影響了。其實，從魯迅和魯迅母親及朱安搬出八道灣以後，八道灣的實際主人就已經是羽太了，魯迅其時就說過，八道灣就剩下一個中國人了。雖然魯迅搬走以後，周建人又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但不久也去了上海。這樣，周作人實際上已經處於日本人（羽太信子和她的娘家人）的包圍之中。加上羽太信子潑悍的性格，周作人無論生活上、還是精神上恐怕都要受制於她吧。許多人喜歡從更深層的原因分析周作人的留平與落水，我倒更願意相信羽太信子的直接而巨大的作用。

羽太信子不僅對自己丈夫的人生道路有著負面的影響，她對自己的妹妹芳子（也就是周建人的妻子）的成長也沒有起到好作用。俞芳引述魯迅母親的話說，芳子長年和信子在一起，受信子影響很大，比如，貪圖享受，愛虛榮，怕過艱苦的生活，對周建人不夠體貼，不太近人情等等。

以上說的羽太信子基本上是一個灰色的，甚至是不光彩的形象。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記述了她的生活的另一面。魯迅母親說信子勤勞好學，有上進心。她對魯迅母親的照顧也不能說不上心，比如，魯迅母親有腎炎，需要吃西瓜，為了讓她在冬天也能吃到西瓜，信子就想出了煎熬西瓜膏冬天保存的辦法。這讓老人家很滿意。信子對周作人和孩子們的照顧也周到得很。另外，徐淦《忘年交瑣記》長文中專有一節記羽太信子。徐文說：「上街採辦，下廚做飯，掃地抹桌，洗洗刷刷，全由羽太信子裡裡外外操勞不停。她完全是日本型的賢妻良母，鞠躬如也，低聲碎步，溫良恭儉讓，又極像紹興的老式婦女，使我一點也看不出從前知堂當教授，做偽官領高薪時她會變成闊太太，如今過苦日子才變成這樣勤勞樸素。」文潔若先生在《晚年的周作人》文章中，記了羽太信子的兩個小細節，很能說明一點什麼。其一，「周作人的日籍妻子羽太信子生前，每餐必先在牌位（周氏兄弟母親魯老太太、周作人女兒若子、周建人兒子豐三的牌位）前供上飯食，然後全家人才用膳。」其二，「羽太信子病篤說胡話時，講的居然是紹興話，而不是日語，這使周作人大為感動。」這第二個細節是文先生聽來的，她自己並未親見。而據徐淦記述，羽太信子是「說不上幾句像樣的紹興話」的。如果文先生記載的這第二個細節可信的話，倒真是讓人感慨的。

總的來講，羽太信子只是一個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因為嫁了一個有大才、有大名的丈夫而為世人所知。她又因為身處一個夫妻各自所屬民族國家之間激烈爭戰的時代，而身不由己地多多少少地捲入了。這種民族國家之間不正常關係對個體的影響體現在她身上，就是她的丈夫在民族大節上的首鼠兩端、進退失據，終於墮入魔道，也使她在戰爭之後的生活受到連累。設若在一個和平的環境中，她也許能夠平平靜靜地、更感幸福地走過一生吧。不過，幾十年後的今天，我們要是要求她在當年那樣的歷史關口，敦促自己的丈夫離開北平南下救亡也是不現實的，也是苛求她了。更何況她的見識、她的民族屬性也使她不能這麼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