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圖]清朝探險家在新疆大肆掠奪珍寶
劉鶚(1857～1909)，江蘇丹徒人，原名孟鵬，字雲博。劉鶚不僅是近代較早把眼光注意到西方世界的中國人，而是還是小說家、金石學家。他對甲骨文的搜集、刊布和研究，對甲骨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資料圖片
1908年7月19日，清政府外務部指控劉鶚：「壟斷礦利，貽禍晉滇」；「庚子之亂，盜賣蒼米」；「在韓私設鹽運會社，購運遼鹽出境」。當日，光緒皇帝在奏折上批復：「劉鶚違法罔利，怙惡不悛，著發往新疆，永遠監禁。該犯所有產業，著兩江總督查明充公。」
這一年，劉鶚52歲。回顧他之前的人生，可稱得上色彩斑駁。32歲時，他因治理黃河一舉成名，被保薦總理衙門，「得以知府任用」；後一度棄官經商、修路開礦；當八國聯軍進京時，買下太倉之米以賑濟災民；47歲時，他以筆名鴻都百煉生發表《老殘遊記》，此書風靡一時，被譽為清末四大譴責小說之一；同時，他還廣購龍骨龜甲，拓印成《鐵雲藏龜》，成為甲骨文研究第一人……
但同時，他又與洋人走得太近，這層曖昧關係為他之前得罪過的袁世凱所利用，也就有了「漢奸」的污名。
三天後，未經審訊，劉鶚便在押解之下登上了開往湖北的福安官輪，由此開始流放新疆的漫漫征途。
就在劉鶚啟程發配新疆的前幾日，一支從新疆遠道而來的馬隊，浩浩蕩蕩，來到北京300里外的張家口。騎馬走在隊伍前面的是一位外國男子，他難掩內心的興奮。這種喜悅不僅是因為這裡距他們的目的地北京僅一步之遙，他更是為自己的新疆之行感到滿意。
這位外國男子，名叫卡爾·古斯塔夫·曼納海姆，出生在芬蘭貴族之家。喀什噶爾的一位清朝官員在給他簽發護照時，為他起了一個中國名字——「馬達漢」，取「天馬行空，直達霄漢」之意。這番寓意體現了厚道的中國官員的苦心，因為馬達漢當時宣稱的身份是一位探險家，此行目的是經由中亞經新疆到達北京，並作沿途「考察」。此時，經過14000公里的長途跋涉，馬達漢離成功只有300里之遙了。
從乾隆開始，新疆就已取代寧古塔，成為清廷流放罪人的首選。自乾隆以下，流放地的使命始終伴隨著這片夐然無邊的土地，而駝鈴、商旅、胡楊、琵琶的西域風情在傳說中已漸漸淡薄。在流人眼裡，新疆意味著苦寒、蠻荒的「不毛之地」，意味著「一去不復返」。
但對於同時期的西方人來說，去新疆探險考察，幾乎是個世界性熱門項目。這個被稱作「亞洲心臟」的地段，正處於亞洲大陸的中心，是連接亞歐兩大洲的陸上樞紐，它南鄰印度、阿富汗等英國殖民地，北接沙俄，處於兩大帝國勢力之間。廣袤的土地上，還蘊藏著豐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氣。英、俄、日、德、美等國的探險家們都對此虎視眈眈，爭相探尋。
就這樣，同樣的新疆，在東西方不同人的眼中，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義。「流人」們和探險家各抱著不同的心情和目的，在這世紀之初的時刻，開始了各自的「發現之旅」。
「蠻荒」新疆
1908年年底，劉鶚到達迪化（今烏魯木齊）。這之前他和大多數人一樣，把新疆視為化外之地。只有他親身踏上這片土地，才真切地看到它本來的面目。
真實的新疆是一個絢麗奪目、景色迷人的地方，每一個從中原流放過去的流人，都情不自禁地發出這樣的驚歎。比劉鶚早一百年，嘉慶十年（1805年），祁韻士被發配新疆。他一路周覽山川古跡、人物風俗，隨手疏記，寫成《萬里行程記》一書。書中記哈密：「土產甜瓜頗佳……到處清流瀠注。溪樹煙深，明爽怡人，風光可掬。番長帥所部聚族而居，安生樂業，居然安樂國也。」記述坎兒井，則是「別有天地」；記吐魯番，「地極饒沃，瓜果極妙」。不僅僅是祁韻士，六十多年前，林則徐發配新疆時，也為這塊廣闊富饒的土地所訝歎。以至要離開時，還戀戀不捨地說：「格登山色伊江水，回首依依勒馬看。」幾乎與劉鶚同時流放而來的裴景福更是讚美新疆：「十里桃花萬楊柳，中原無此好春風。」
這些流人，真切地感受到了新疆蘊藏的價值。他們同自古而今數以萬計的流人們一道，為新疆的開發貢獻著自己的能量。林則徐在伊犁時，考慮到新疆乾燥少雨、城裡不能鑿井取水，發明了一種可從伊犁河中取水的水車，解決了城中數萬人的飲水困難。此外，他還積極開鑿河渠、興修水利，使得新疆大片荒地得以開墾。
之前的新疆，「回人不知阡陌，隨手布種」，農業生產水平極低，清廷一邊發配流人至此，一邊又利用流人及他們帶來的先進耕作工具、生產技術，興修水利、開墾荒地，實施屯田，農業逐漸發展起來。乾隆初年，新疆還「千里空虛，渺無人煙」，道光年間，林則徐勘測荒地時，實地測得南疆8城可墾之地已達69萬畝之多。
不僅僅是農業，隨著戍邊人口的不斷增多，手工業、商賈貿易也繁盛起來。以迪化為例，屯田僅十餘年，這裡就成為「耕鑿弦誦之鄉，歌舞遊冶之地」，呈現出一片繁華富庶的景象。呈現在劉鶚眼前的迪化，已儼然一個西部都會了。
就是這樣一個美麗富庶的地方，在那時中原人眼裡，始終是一塊不毛之地，甚至當時的朝廷大員之中，還有捨棄新疆，將這塊「蠻荒之地」拱手讓於外人的傾向。
然而，無論是中原人眼中的一片蠻荒，還是祁韻士們筆下的「安樂國」，都是以農業中國的眼光來審視新疆。林則徐等能臣強吏們致力農桑，祁韻士等流貶文人筆下饒有情致的詩詞文賦，也都是拿著農業中國的標尺來指量著這塊陌生的土地。他們的讚歎、興奮，也只是因為這裡田疇廣斥、米熟稻香，這裡也能看到秀麗如江南的迷人景致。
與此相比，和劉鶚幾乎同時來到新疆的西方人，他們的眼光則完全不同於國人的視野。因而他們所看到的新疆，包含的內容更加豐富多姿、色彩紛呈，一個多重面貌的新疆也藉此展現在世人的面前。
亞洲的心臟
1900年10月12日，新疆和田，在市集入口處的孩子們。英國探險家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拍攝。資料圖片
騎馬人物圖，佚名。圖中畫二位騎馬人，前面一位穿黑紅二色長袍，袍有斗蓬，戴冠，馬鬃用筆染為紅色。後面一位雙手持杖，著圓領長衫，戴冠。前者為主人，後者為僕人，馬後有樹和花。該圖原出自莫高窟藏經洞，20世紀初為法國人伯希和掠走。藏於吉美國立東方美術館。資料圖片
從19世紀中期，就有大批西方探險家前來新疆進行科考，這其中無疑屬沙皇俄國最為熱衷。早在1856年，一直覬覦中國西北邊疆的俄國就曾派出謝苗諾夫前往新疆作「科學考察」。之後，他們考察新疆的熱情一直不減。接踵而至的，有發現普氏野馬並以其名字命名，首次將新疆的地理結構概括成「三山夾兩盆」的普爾熱瓦爾斯基；有足跡遍及新疆、甘肅、青海、寧夏、西藏、四川、華北、東北等大片中國疆域的波塔寧夫婦；有當時駐中國喀什噶爾的領事彼得羅夫斯基，有聖彼得堡學員考古研究所所長克列門茲……即便是日俄戰爭後，承受著沉重的戰敗賠款的沙俄政府，依舊沒有放棄他們在中國西北的「考察」活動。
在沙俄軍方的安排下，1906年，曾參加過日俄戰爭、身為皇家侍衛的馬達漢被派往新疆。馬達漢以俄屬芬蘭國貴族探險家的身份，加入了法國探險家伯希和的科考隊，隨隊由中亞進入西域。之後，他離開伯希和科考隊，單獨在中國新疆與北部各省「考察」。
結束長達兩年的考察後，馬達漢在北京休整了一段時間。在這難得的悠閒時光裡，他整理了考察筆記，謄清草圖，寫成了給俄軍總參謀部的《奉陛下諭旨穿越中國突厥斯坦和中國北部諸省到達北京之旅的初步調查報告》。
這份長達173頁的報告，涉及新疆地區的地理地形、自然環境、社會生活、民族宗教、橋樑交通、軍事設施等各個方面，而清政府對其中一些資料根本一無所知。清末新政之後新疆的軍事、經濟、民政等情況，也隨著馬達漢的報告源源不斷地進入莫斯科。
1908年10月，攜帶著大量彌足珍貴的考察資料，馬達漢坐上返回俄羅斯的火車。幾乎是剛到達聖彼得堡，馬達漢就得到了尼古拉二世召見入宮的消息。在冬宮，尼古拉二世認真地聽馬達漢講述新疆的戰略價值，原定20分鐘的報告，被延長了一個小時。
西域尋寶
與馬達漢的新疆考察側重軍事目的不同，帶他來到中國的法國人伯希和，則對西域經卷、簡牘、文書等出土文物的考古發掘更感興趣。
1906年8月，伯希和率隊來到新疆喀什，這已是他的第四次中國之行，也是最為人熟知的一次。
在第一年裡，這位一流的漢學家，先是在喀什對附近的古伊斯蘭遺址進行了發掘考察，然後在圖木舒克地區一處佛教遺址內挖掘到大量雕塑、壁畫、陶器、版畫等文物，之後伯希和前往庫車，在那裡發現了用婆羅米文書寫的久已失傳語言的文件。
如果說直到此刻，他的考察成果還不值得跟同行炫耀的話，歷史的轉折就在1907年10月出現了。那時，伯希和在迪化見到了載瀾。當在這位王爺的府上看到一卷唐朝的《金剛經》紙卷時，伯希和意識到巨大的寶藏就在眼前。而當時，伯希和還不知道，他心中的那座寶藏不僅真切存在，而且就在幾個月前，它已被第二次來中國考察的斯坦因洗劫過一番了。
斯坦因是1907年的3月份來到敦煌的，在此之前，他已經在西域進行了兩年多的考察。他重訪了和田、尼雅的遺址，在安迪爾發現了古代吐火羅國的遺址，在米蘭的古堡和佛寺遺址中發掘出大量的生活用具、兵器、文書、絲織品、佛教雕塑以及精美的壁畫。之後，斯坦因繼續東進，到古樓蘭遺址進行過發掘，然後深入河西走廊，在古代的長城遺址內挖掘出大量的簡牘。
西域就像一座迷失千年的寶藏，挖開每層黃沙，都有意想不到的發現。斯坦因來到敦煌，第一次見到敦煌的壁畫，頓時被那無以倫比的美艷驚呆了。
5月，是斯坦因中國科考最為輝煌的時刻。在敦煌的藏經洞裡，斯坦因共挑選了完整無缺的經卷、文書、詩詞等3000多卷，各種殘片6000多卷，裝滿了24口箱子，此外還有滿滿的五個箱子，裝著精美絹畫等藝術珍品。16個月後，當這些絕世瑰寶被安置在倫敦大不列顛博物館裡時，英倫三島乃至整個西方都震撼了。英國人用「前所未有的，考古學上的大發現」，來稱譽斯坦因的偉大成就。
在斯坦因走後半年，伯希和也來到敦煌。離開時，帶走了29個裝滿著各種價值連城的書簡、經卷、文書、絹畫的大箱子。與斯坦因在挑選經卷時的費盡心思不同，精通漢學的伯希和，一眼看過就知道估價幾何，因而在秘密運往巴黎的那29個箱子裡，幾乎件件都是精品。
這是西域的一場浩劫，那卻也是一個藝術的新疆正在被發現。那個時侯，西方、日本探險家蜂擁而至。經卷沒了，還有佛像；雕像毀了，還有壁畫；壁畫粘不走的，就用刀割……總之，在西域這個藝術的寶庫裡，他們都滿載而歸。曾在克孜爾石窟進行過挖掘活動的柯勒克說：「我們在那裡熱烈而高興地進行挖掘，因為沒有一天沒有新的發現。」「我們到處都發現了完整的、未被劫掠過的廟宇，其中充滿著最饒有興趣的藝術上完美的壁畫，而且又都屬於早期的作品。」
1909年8月，伯希和又一次來到北京，向直隸總督端方及羅振玉、王國維等一些學者出示了幾本敦煌珍本。「北京士大夫中學者，……見此繼來之珍品，無不驚者。」無以計數的藝術精品被外人所得，朝野之士「聞之扼腕」。但這時，西域這座寶庫還極少被遠在中原的國人所意識到。
文明古道
如果說馬達漢的新疆之旅有著明顯的軍事意圖，而斯坦因等人更多是被西域寶藏吸引的話，那麼，在他們之前，瑞典人斯文·赫定則是帶著對古絲路文明的迷戀制定他的新疆探險計畫的。
新疆是古代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穿梭往來的商旅在這裡盤旋周轉，精美的瓷器、絲綢途經這裡輸送到波斯、大食、羅馬帝國的宮殿裡，而自西而來皮貨、藥材、香料、珠寶等物品，帶著絲路上的沙粒，擺進長安、洛陽的街鋪裡。伴隨著商路的繁榮，東西方的宗教、文化也在這裡交流、生根、繁茂。悠久的歷史，奇異的風情，斑斕多彩的文明，正是吸引探險家來到新疆的最初理由。
挖開黃沙，一座座寺院、古堡的遺跡，在斯文·赫定的眼前顯現出來。而今這荒涼、寂索的沙堆底下，在歷史上，又是怎樣富庶熙攘的市鎮呢？又怎能不促使探險家們一次次在大漠中涉險而行？
斯文·赫定第二次的中國探險之行無疑是最傳奇的。1900年3月，一次意外讓他發現了消失近兩千年的樓蘭古國。後來斯文·赫定這樣回憶當時的興奮之情：「我想到我們瑞典國內北歐的古字石刻沒有一塊像我在樓蘭尋著的脆木板和紙片那樣年代久遠。馬可·波羅在1279年進行他有名的亞洲之旅的時候，那長眠的古城已經在沙漠中湮沒無聞了一千年了。就在那偉大的威尼斯人的旅行以後也長眠了六百五十多年，它那以往的魂魄才復生起來。他們古代的文件和信札在過去時間和神秘人類命運上發生了光明。」
一年後，他對城內13個點進行了發掘。大批漢魏和古羅馬的錢幣、具有希臘風格的建築木雕，大量魏晉木簡以及精美絕倫的絲織品等物品的出土，再現了樓蘭作為當時東西文化薈萃之地的輝煌。
斯文·赫定之後，探險家們前往羅布泊的腳步從未停止。1908年，日本人橘瑞超與同伴翻越高聳的阿爾泰山，來到新疆。就是在樓蘭，橘瑞超獲得著名的《李柏文書》，震驚了學術界。那時，他僅18歲。
探險家們的實地考察，及他們卓有成效的考古發掘，重新勾畫出一條湮入黃沙的絲路古道。與此同時，一門研究中國西域的學問也正在西方勃興，這就是「西域學」。它的研究範圍涉及了西域地區地理、歷史、考古、宗教、風俗、語言、建築、藝術等眾多門類。而他們賴以研究的材料——古代經卷、文書、簡帛、壁畫、佛像及各種出土文物正被探險家們源源不斷地運往西方。
對此，一位親歷過新疆探險的瑞典學者貢納爾·雅林評價說：「對新疆的探險活動來自於這個國家之外的地區……有些探險家並沒有科學研究的背景，在有些情況下他們到新疆旅行與強權政治、戰略利益相聯繫，或僅僅出於好奇……那時候中國人被迫成為這些活動的消極旁觀者。」
餘音
「旁觀」的不僅是遠在中原的中國人，流放到新疆的流人也是如此。農業中國的僵化思維，使得他們與周圍方興未艾的探險熱潮相距得那麼遙遠。
到達迪化後，劉鶚因戍所無聊，又念邊地缺少醫生，所以夙曉岐黃之術的他，便潛心研究醫理。1909年春節剛過，他就在城西的城隍廟內做起了大夫。劉鶚待人和善，醫術還不錯，到城隍廟內看病求醫的人絡繹不絕，每天都排起了長隊。
而他念茲在茲的則是朝廷大赦的消息。1909年4月，劉鶚在寫給姻親毛慶蕃的信中提到，希望得到朝廷的恩惠，能夠被赦免回鄉。然而，好消息遲遲沒有到來，其他的流放者已經一個個動身東行，劉鶚還是沒有得到朝廷的恩詔。
一天早晨，日過三竿，在城隍廟外等待就醫的病人早已排起了長隊，大家都在焦急地等著大夫的到來，可整整一天那位頭戴瓜皮帽的老大夫都沒有出現。後來，人們從廟裡的主事那裡打聽到，那天早上大夫起床時，不慎失足滑倒，也病臥在塌了。
劉鶚病倒後，被診斷為中風，此後病情日益嚴重，時醒時昏。幾天後，劉鄂就客死在異鄉，「生入玉門」、暢遊五泉的願望再也沒有實現。
一年之後，清朝政府頒布了一部《大清新刑律》，在這部新法典裡，取消了流刑和遣刑，劉鶚因此成為歷史上最後一批流人之一。同時，這也意味著作為流放地的新疆永遠走進了歷史。
1928年2月，由中國學術團體學會和瑞典探險家斯文·赫定聯合組成的西北科學考察團來到迪化。或許從此刻起，新疆才第一次迎來了具有西方視野的中國人，一個包含著地理的、歷史的、藝術的等多重色彩的新疆也才被國人重視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