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地標

2008年8月8日，全世界的目光都匯聚在中國北京北四環路邊一座鳥巢型的建築裡，這座由瑞士赫爾佐格和德梅隆設計事務所、奧雅納工程顧問公司及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共同設計的龐然大物一經完成，就立刻成為中國首都的新地標。「由於蒸蒸日上的經濟的強大支持，中國正逐步成為當今最具有創意性建築和工程設計的舞台。」 美國《商業週刊》如此評價說。

這個評語讓人回想起1923年，匯豐銀行董事長藍恩在匯豐銀行上海分行大樓落成典禮上的講話，「本行所以不惜巨資造此華廈者，實因深信中國將來甚有希望，其商務必發達到無可限量……」 這句話現在看上去的確成為一個精準無比的預言。

與鳥巢相似，匯豐上海分行一經落成，也立刻成為當時上海的新地標。只不過藍恩本人並沒有看到他所期盼的局面，僅僅數年之年後，上海灘就籠罩在一片戰雲之下。然而這座「從蘇伊士運河到白令海峽之間最漂亮的建築」卻奇跡般的在經歷了戰火、接管、改造種種歷史風浪倖存下來，並戲劇性的又成為一家銀行的辦公地。

上海匯豐銀行大廈的境遇，只不過中國大地上無數地標式建築命運的一個小小側面。從西方近代建築開始進入中國，這片國土就一直是各式各樣最新建築風潮的實驗基地。而這風潮，又與其背後的大時代背景絲絲入扣。從開埠到殖民，從中西交匯到中外分野，從一邊倒的蘇式風格，到如今的五彩斑斕，每一個時代無不在建築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

從這個角度上講，建築只不過是歷史的凝固物，匯豐大廈凝固了上海的開埠歷程，南京國民大會堂凝固了民國時代中國人夭折的憲政夢想，天安門廣場則凝固了無數中國人的集體生涯，而深圳的地王大廈，凝固的則是一個新城市突飛猛進的現代化夢想……

如今，當這個世界上最具特點的體育場在這個國度誕生時，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建築背後百年來的歷史輪迴和演變。H

匯豐銀行大廈

大變局下的外灘風雲

■本刊記者 李遠江

縱使今天來看，佇立在外灘12號上的匯豐銀行大樓仍然是外灘上最耀眼的建築之一。它那巨大的希臘式穹頂正對黃浦江，吸引著過往遊人的目光。從某種意義上講，它的歷史就是簡明的近現代上海史。

1923年6月23日正午，上海租界萬人空巷，數以十萬計的上海市民潮水般地湧向外灘，爭睹新建成的匯豐銀行大廈的風采。這一天，隆重的落成典禮上花籃遍地，禮炮轟鳴，吸引了政府和各界要人紛紛前來祝賀。

這棟耗資1000萬元的大樓主體5層，中部7層，鋼框架，並以磚填充，用石材貼面。大樓內安裝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冷暖設備。精雕細刻的外表美輪美奐，希臘式圓形穹頂直插雲霄，這棟新大樓不但使得匯豐銀行在上海銀行界的領袖地位更加穩固，也立刻成為了這個遠東金融中心的新地標。「這是蘇伊士運河到白令海峽之間最漂亮的建築」，參加慶典的人評價說。

儘管如此，細心的人士還是能隱隱感覺到這棟充滿西方古典主義風格的建築裡的中國元素。比如，它那貫穿三層的立柱是科林斯式的，但大門卻是仿中國衙門式的；它的拱形門廊是西式的，但門廳卻是一個八角形的，據說設計理念是來自於中國《周易》的八卦；它的大門口擺了一對威武的銅獅子，這明顯是受到中國王府的啟發，但這兩隻獅子卻各有一個洋名，張嘴的叫史蒂芬，閉嘴的叫施迪，恰好是匯豐當時的大班和上海分行經理的名字。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站在前排剪綵的是洋總裁、洋經理，而在後排迎來送往的卻是土生土長的中國買辦。

這種中外混雜的景象，隱喻了匯豐進入中國的全部歷程，這個自1865年就在上海設立了分行的金融界巨頭，代表了西方資本世界在這個古老帝國探險夢的種種傳奇，而今新落成的匯豐大廈，只不過是這棵夢想大樹的又一顆果實。

第一筆投資

1864年，英商會德豐洋行的大班麥克林（David McLean）得知匯豐要在上海設立分行，由於看好銀行業前景，他立刻準備回國籌資。但此時卻缺少2000兩白銀的回國費用。萬般無奈之下，他想起了在上海三餘錢莊當跑街的王槐山。

王槐山經常往來於錢莊、洋行間，辦事老練，素有信用，講義氣。麥克林找到王槐山借款，聲明此去少則半年，多則九月，屆時本利歸還，絕不食言。或許是被麥克林的誠懇打動，王槐山答應幫忙，他擅自從錢莊客戶的存款中挪用一部分借給了麥克林。

誰知麥克林一去就沒了音訊，至年終錢莊結賬，王槐山挪用莊款的事情暴露。儘管三餘錢莊的老闆是王槐山的舅舅，但迫於行規，王槐山還是被開除。1865年，麥克林帶著從英國籌來的巨款回到上海開設了匯豐銀行上海分行，並擔任分行經理。而王槐山則被委任為匯豐第一任買辦。

匯豐銀行在上海的歷程，就是由這樣兩筆充滿冒險精神的投資開啟的。麥克林投資了匯豐，而王槐山投資了麥克林。從某種意義上講，王槐山的2000兩白銀的投資遠遠超出了個人意義，這是一個本地群體對外來新規則制定者所下的賭注。

這批遊走在上海灘的錢莊跑街，是最早一批和外國人打交道的中國人。他們最早熟悉了外國商行、銀行的操作規則，最早洞悉了這批外來者遲早會主導這個商埠未來的大潮流。在大多數國人還對洋話嗤之以鼻時，他們就開始操著蹩腳的洋涇濱英語充當中外之間交往的橋樑。

王槐山的賭注顯然是押贏了，他不但拿到了120兩白銀的月薪，還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攢下了百萬家產。賭贏的不僅僅是王槐山，還有那些同樣服務於其他在各個洋行、銀行的買辦們，他們成為了上海灘第一批「暴發戶」。《劍橋中國史》曾寫道，「從1842年到1894年，買辦的全部收入約五億三千萬兩……考慮到分潤這筆收入的人數和1902年外人在華全部投資只有五億八千四百萬兩，這筆錢就相當可觀了。」

而麥克林的投資顯然也沒有吃虧，有了王槐山的幫助，匯豐在上海的業務進展的一帆風順，不但和本土錢莊保持了良好的合作關係，還成為了清政府的借款人。

風起雲湧

匯豐上海分行剛剛開業時，由於外灘已被各捷足先登的洋行公司佔滿，誰也沒有出讓土地的意向，匯豐銀行只得暫時租用位於外灘的中央飯店（今和平飯店南樓處）底層對外營業。但僅僅過了十多年，匯豐銀行就成長為遠東最大、最有聲譽的一家銀行。

而匯豐銀行上海分行的營業額，不但居各地分行之首，甚至超過了香港總行。它與怡和洋行合設中英公司，先後經理滬寧、廣九多條鐵路貸款。它還大量發行鈔票，且「流通最廣、信用最著」。一度，滬上的其他諸多洋行都要仰賴匯豐進行資金周轉。中國的富商巨賈、政客軍閥，也紛紛將巨額現款存放匯豐。

隨著業務的擴大，匯豐銀行在1873年花高價買得原運動事業基金會外灘12號的地塊，並對基金會大樓重新裝修，搬出了原來租用的中央飯店。

匯豐的成功無疑是對上海這個冒險家樂園最好的廣告，而那些依附於這個淘金神話而發跡的人群，也成為懷揣夢想，前來這個商埠闖蕩的人們競相效仿的對象。

席正甫就是在這個大背景之下走進匯豐的。1860年，不滿20歲的席正甫跟隨家人來到上海，而後和哥哥合辦了一個錢莊。但正是看到了外資銀行的光明前景，他寧可來到匯豐，從一個最底層的「跑樓」做起。

1874年，清政府因國庫空虛，派天津海關道孫竹堂籌款。而席正甫在中國錢莊積累下來的人脈關係此時派上了用場，他遠赴天津，與清政府洽談借款事宜。清廷以鹽稅為擔保，以年息8厘的高利息，獲得匯豐銀行200萬兩10年期借款，這就是「福建台防借款」。這筆政治貸款的成功，不僅讓匯豐銀行在中國的影響一下子擴大了數倍，也讓席正甫一舉成名，不久就頂替了王槐山，成為匯豐的第二任買辦。

這個富於冒險精神的蘇州人，在匯豐的大樓裡，最終成為上海灘最炙手可熱的中國人。他不但穩穩地掌握著匯豐上海分行這艘資本巨艦的大副位置，更成為晚清官場中那些風雲人物的座上賓。

上海道台袁樹勳與他結拜為兄弟，李鴻章、沈葆楨、盛宣懷等朝廷重臣與他過往甚密，封疆大吏左宗棠甚至在每次來滬時，都要拜會這位洋銀行裡的中國買辦。

上海灘點石成金、翻雲覆雨的魔力在席正甫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它不但讓空手闖蕩的年輕人，在十多年的時間裡就變成富豪，還讓中國人崇拜了數千年的官場權力，在資本的面前發生了逆轉。

當李鴻章、左宗棠保舉席正甫出任大清帝國的官員時，這位在不少國人眼中的「洋奴才」沒有猶豫就拒絕了。這一「不識抬舉」的舉動，恰恰代表的是上海灘上最精明的群體最富於長遠眼光的選擇——與朝不保夕，風雲莫測的官場相比，依附資本，掌握潮流，顯然來得更加實惠，也更加保險。

席家的後代應該感謝這一前瞻性的選擇，在1905年席正甫去世時，席家已經構建起一個龐大的資產帝國，不但擁有多家錢莊，還在浦東、南京路、鳳陽路一帶購置了眾多的房產。不僅僅如此，匯豐上海分行買辦的職位由席家把持了三代，一直到匯豐銀行新大樓建成的1923年，買辦依然由席家的子弟擔任，他的名字叫做席鹿笙。在風起雲湧的晚清年代，那些世襲的官宦人家隨著大時代的變動不知去向，而這個依附資本的買辦卻穩如磐石。甚至在大小34家外資銀行中，有17家的買辦都是由席家人擔任的。

大變局

席鹿笙繼承買辦職位是在1922年，而這一年，也是匯豐進入中國的巔峰期，盈利達到了創紀錄的1293萬元，大連、煙台分行相繼開業。經過近60年的發展，這個野心勃勃資本鉅子，憑藉著上海灘的滋養，已經成為遠東乃至全球最大的銀行之一。

此前兩年，它強勢地購買下鄰近的外灘10號美豐銀行和11號別發銀行的房產，並完成遠東最大的銀行大樓設計稿。這個新圖紙顯示，大樓的建築基地北起海關大樓，南到福州路，東自外灘，西至四川路，佔地面積達62000平方米，一旦完成，將成為外灘體量最大的建築。

1921年，新大樓動工。據當時的報刊記載，奠基儀式選在了中國農曆五月初五，是請了風水先生專門看過，還在奠基石下按中國傳統埋下了壓勝錢，以及世界各國的各種銀幣。當建築封頂時，匯豐也定制了許多刻有中文的「上樑錢」，分散藏在建築的各個暗角。

而這一看似可笑的舉動，正是匯豐能夠順利進入中國，並迅速發展起來的全部奧秘——在最具國際化的外表下，堅持本土化的策略。從這一意義上講，席鹿笙能夠承襲三代買辦職務，也正是匯豐這一策略的結果。

席鹿笙那棟位於福熙路的洋樓，裝飾考究，內有洋氣的西式客廳。與其祖父蹩腳的洋涇濱英語相比，席鹿笙標準的英國口音已經讓人難以分別內外。這個吃著西式早點，經常去跑馬場遊玩的中國人，掌握著當時最新最現代的管理知識。

顯然，席鹿笙已不僅僅只是匯豐本土策略之子，更是上海開埠之子。以匯豐為代表的海外商團，帶來的不僅僅是資本，還有背後鋪天蓋地的西式文明。席鹿笙的成長歷程，實際上就是上海灘的巨變歷程，而這一變化，甚至早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經發生了。

1856年，上海出現西式街道，1865年有了瓦斯燈，1881年有了電話，1882年有了電，1884年有了自來水，1901年有了汽車，1908有了電車，此外，電燈、電扇、無線收音機、洋房、沙發，雪茄、香水、高跟鞋、美容廳、回力球館、瑞士手錶、啤酒、舞廳……全球最新鮮、最時尚、最奢侈的物品，在這裡無不應有盡有。

中國廣闊的市場與席鹿笙這樣的中國買辦發生聯繫，席鹿笙們與外資銀行發生聯繫，而外資銀行又和國際最新的製造業發生聯繫。就這樣，大上海，乃至中國就已經成為全球貿易的一分子了。

每天早晨九點半，當匯豐銀行正點掛出先令牌價的時候，整個上海灘，甚至整個中國都為之活躍起來。炒家們看清牌價後，轉身融入到上海灘的茫茫商海之中，無數的投機、暴富、陰謀、仗義都在這遠東最大的商埠日復一日地上演。

這樣的局面讓匯豐銀行總董藍恩感到滿意，正是出於對中國的信心，他在匯豐上海分行新大樓落成典禮上致辭說：「本行所以不惜巨資造此華廈者，實因深信中國將來甚有希望，其商務必發達到無可限量……」

但後來的局面顯然又不是他所能預料到的。十多年後，曾被英國擊敗過的那個東方小國，控制了上海灘，又過十多年，上海政權易手，匯豐銀行沒有像其他銀行一樣選擇撤離，它決定堅守在哺育了自己近百年的上海灘。

但由於業務量劇減，每日的收入甚至不足以應付這座龐大建築的巨額開支。1954年，按照國際上慣用的方法，匯豐銀行將該大樓作價後歸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1955年，這棟大樓成為政府所在地，稱為「市府大樓」。

又過了40年，上海市政府決定恢復外灘金融街。1997年，通過房產置換，又一家銀行成為了這棟大樓的新主人，這就是浦東發展銀行。

此時的上海灘，又恢復了往日外資雲集的景象。而這樣的局面也讓王韜早在1864年，也就是匯豐進入上海的前一年的預言更加深邃，這位晚清最著名的評論家曾寫到：現在，外國人從地球上的各個角落向中國聚集，這的確是史無前例的事件——天下大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