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華洋衝突，抵制浪潮的起落，伴隨著中國與外部世界交往與對抗。在世界已經有了緊密聯繫的今天，抵制更多的只具有象徵意義，更多的是一種過去時代的回聲。

百年抵制浪潮的起起伏伏，伴隨著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進展。在一開始，抵制指向的是倒退回封閉自足的過去；到後來，抵制是對於外來壓迫的反應，也夾雜著長期屈辱形成的敏感和偏激；再往後，抵制有了意識形態的內容，受不是東風壓倒西方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零和思路所支配；到與世界已經有了緊密聯繫的今天，抵制更多的只具有象徵意義，更多的是一種過去時代的回聲。

第一回合：當走獸遇上飛禽

近代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猶如從走獸轉變為飛禽。1840年，傳統的老大帝國遇上了新興的現代民族國家，並一敗塗地。當時的飛禽，雙翼的一邊是用堅船利炮武裝起來的民族國家，一邊則是全球市場體系下的開放貿易；而當時的走獸四條腿分別是：天下觀念下的帝國及其朝貢體系、中央集權的官僚體系、普遍的自然經濟、儒家道德所維繫的社會秩序。

由走獸變為飛禽的漫漫長路，既要從帝制國家轉變為現代民族國家，尚要融入到全球體系當中，這一艱難的任務，並沒有立刻成為老大帝國的選擇。由於西方和中國的距離遙遠，軍事威脅猶如暴雨狂風，有時而歇，一旦現實的危險消除，老大帝國又頑固地試圖回到過去的狀態。

建立在普遍的自然經濟之上的官僚制大帝國，社會秩序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仰仗儒家道德的運行，而不是法律對相關利益衝突的調整，「息訟」、「崇本抑末」等等措施的推行，「存天理滅人欲」等道德價值的張揚，在根本上都是為著減少利益衝突，以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反之，市場體系建立在個體利益的張揚和追求之上，並通過法律對利益衝突進行調節。兩者之間的關係猶如冰之於火，難以並存。

即使西方憑借堅船利炮撞開國門，並試圖通過不平等條約將全球市場體系強加於中國，但在1840年和860年這兩次戰爭期間，被大炮撞開門戶的國度，並沒有準備接納外來事物，而抱有深深的警惕和拒絕。自上而下，天朝的人們依舊幻想著有一天外夷帶來的噩夢會自行消失，至多只是邊疆的一些些微干擾，古老的帝國還將在自身的邏輯下繼續運轉下去。

在當時租界裡的英文報紙和使團官員的報告中，充斥著外國人已得其門，卻依舊難以深入的抱怨。1846年第一次排外風潮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迫於條約壓力，廣州官員被迫允許英國人入城居住，但是，民意對此一邊倒地反對，甚至，憤怒的怒火直指當事官員。面對憤怒的拳頭和石塊，廣州知府倉皇逃竄，衙門也被一把火燒掉。要知道，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這種舉措不啻是在造反。反過來也就表明，當時的社會意識是何等地拒絕華夷雜處的前景。或許， 「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真正含義，指的並不是堅船利炮所帶來的強弱懸殊，而是走獸必須變為飛禽的痛苦轉變。

抵制英人入住城內，其實是在捍衛傳統社會的純潔性，是一種試圖維持傳統方式的努力。不幸的是，飛禽既然已經飛臨上空，它就將一直在此盤旋乃至棲止，全球資本主義的進程勢必將所有非西方民族納入進來。

第二回合：當走獸學習飛行

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再次失敗， 真正開始了走獸學習飛行的進程。從「師夷長技以制夷」到洋務運動，走獸開始向飛禽學習。但是，毋庸諱言，這一階段的學習相當膚淺和表面，並沒有認識到飛禽的雙翼——近代國家體制和市場體系——才是騰飛的關鍵，只看到了飛禽的尖喙利爪。官辦幾個製造局，引進幾隻艦隊，訓練若干新軍，洋務運動只不過讓走獸磨利了一點爪牙，卻依舊在地上匍匐爬行。

甲午戰爭表明這種學習的無效，而日本的成功則昭示，非西方民族完全有可能學會飛行。一正一反的刺激提醒這一時代的社會精英階層，傳統社會形態不可延續，走獸必須轉變飛禽，徹底的轉型勢在必行。這種思潮直接催生了維新變法這一試圖激進地由走獸變為飛禽的努力。在短短的一百天內，如雪片般發下的詔令遍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領域，其目標不再局限在器物層面：變革政治制度，實現君主立憲，以邁向民族國家；以市場的方式發展農、工、商業、興辦新教育，以全面吸收外部事物並最終融入全球體系。在這樣的努力覆蓋之下，絲毫沒有抵制的存身之所。

激進的努力讓保守勢力驚恐萬狀，後者的反撲扼殺了維新變法。但是，保守勢力可以集結起最後的力量扼殺新生力量，卻不可能自己來完成這一轉變，面對內外交困糜爛的局勢，保守勢力注定束手無策。於是，在社會上層中的求新求變勢力被壓制，而上層中的保守集團又一籌莫展的時候，義和團這一來自社會底層的力量，以傳統社會中最為邊緣的資源為武器，而出現在了歷史的舞台上。1840年以來，外部的刺激和屈辱不僅通過一次次戰敗以及隨後的賠償強加給了社會的底層，外來的經濟和文化力量也在時刻擠壓他們的生存空間，當社會上層不足以應事而使得他們登上歷史舞台之時，底層生存本身的局限，對外部事務的知識空白，使得他們所亮出的旗幟，不能不是對外來勢力最堅決的反對,和對所有外來事物的全面抵制。

義和團的出現，可以看作是瀕臨絕望的走獸最後的反抗。義和團的失敗，標誌著以回到過去的封閉自足為目標的抵制的結束。這個民族，從此開始了全面的轉變，並以此來應對飛禽的挑戰。

第三回合：當走獸長出雙翼

在1905年這個年頭，既有廢科舉和五大臣出洋考察這樣劃時代的舉措，也有抵制美貨這樣的民間自發行為，還有什麼比這樣的反差更能說明當時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的嗎？在當時以及隨後的幾十年間，一方面，是中國已經不再拒絕向西方學習，而是開始以西方為榜樣和老師：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建立、實業救國口號的盛行，都顯示出由走獸向飛禽轉變的努力，毅然告別了回到封閉的幻想之後，曾經龐大的走獸於今成了破殼而出的菜鳥。而在另一方面，則是此起彼伏的對外部欺凌和羞辱的自發抵制和反抗。既是老師又是強盜，或許就是當時人對西方的看法吧。

從理性的角度，向民族國家的轉型，融入全球體系，最終可以改變落後的面貌，給落後民族的所有人都帶來更大的福祉。但是，落實到現實中，這一過程卻注定充滿艱辛、辛酸乃至屈辱。在列國競爭的舞台上，從來就沒有溫情可言，尤其是在19世紀下半頁到20世紀上半頁的這一段時間裡，各式帝國主義呼嘯來去，剛長出雙翅的菜鳥中國，顯得那麼弱小，委屈掙扎於不屬於自己的舞台之上，隨時都面對來自他國的欺凌：

1905年，美國要求續訂於1894年簽署的《中美會訂限制來美華工保護寓美華人條款》；

1919年，巴黎和會上，日本要求繼承德國在華利益；

1931年，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吞併東北；

所有這些來自外部的欺辱，都引發了民間自發的抗議，當弱小的民族國家政權無法有效抵禦外來欺凌時，社會被迫做出了強烈反應，運用抵制這一工具，試圖發出自己最後的怒吼。有若干研究表明，這種抵制在經濟上是不合算的。但是，在這樣的時刻，理性是沒有說服力的。在當時落後的通訊、交通和教育條件下，抵制的風潮能夠席捲全國，本身就顯示出弱小民族的不甘與掙扎，具有充分的正當性。

然而，初生的菜鳥必須在相互往還中鍛煉成長，離不開在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與外部世界正常交往。可是，積弱的國情，不可諱言同樣落後的民情，必然造成在這種正常交往中出現諸多的不和諧乃至爭端；強者的驕傲，自居先進的高人一等，也隨時會在正常交往中顯露無遺。於是，以怎樣的姿態與外部世界往來，對於當時所有的中國人來說都始終是一個問題。

隨著交往的增多，中國人的自我認同不可避免地摻入了他人的視角，他者的視角下強化了民族認同。而另一方面，因長期的不平等而變得敏感的心靈，對來自他者的歧視與偏見，也更加難以接受。在高漲的民族認同和敏感的心靈的雙重作用下，對部分甚至個體中國人的傷害，都可能會被看作是對全體中國人的傷害；反過來，即使傷害僅僅來自特定的外國人，也可能會被看作是整個國家的過錯。就這樣，在20世紀上半葉這個萬方多難的救亡之秋，一種合乎情境但未必理性的情緒，被深深植入了這個民族的文化記憶當中，任何的歧視和偏見都有可能會被看作是對全體中國人的侮辱和挑戰，而招來極大的憤怒和還擊；而還擊的目標所指，也不僅僅局限於當事的外國人，而是指向了具體行為人所屬的整個民族國家，並波及到所有帶有這個民族國家符號的一切事物。

就這樣，抵制某貨這一行為從此混雜了兩種可能，它既可能是針對國家行為，從而具有充分的正當性，但也可能是針對民間行為，而不能不說是一種過度的聯想和放大，而不那麼具有正當性。 「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傷害看似圍繞公共場所的觀念之爭，但在當時，卻不能不演變成一種全面的民族情緒。這種因長期屈辱而激發的民族情緒，敏感而不無極端。儘管我們必須理解甚至尊重這種情緒，但是，由於這種情緒往往過於輕易地將民間交往中的特定傷害與作為國家行為的侵略欺凌相聯繫，從而混淆了正當有益的相互交往與國家間侵略欺凌的界限，成為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當這種思維因為長期的歷史屈辱，尤其是因為侵略等國家行為而強化之後，就進入到我們民族的文化記憶當中，成為了朱學勤先生所言的某種「病灶」，一有條件，就會在隨後的歲月裡屢有發作。

第四回合：當走獸變為飛禽

歷經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戰，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的最終建立，由帝制國家向民族國家的現代轉型基本告成。由於歷史的特殊緣由，中國加入了東方陣營，以一種新穎的方式展開了自己的現代化歷程。在共和國的前30年歷史中，中國並沒有選擇與外部世界隔絕，即使在與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交往也出現問題之後，中國與第三世界外交依舊轟轟烈烈地展開，並最終於1971年回到了聯合國。

但是，冷戰對峙的現實，導致了中國與西方的對立隔絕，與之相伴的意識形態動員，給中國人的國際思維增添了新的變量。兩大陣營的對立，以及戰後民族國家的紛紛獨立，被整合進了一套意識形態表述之中。「不是東風壓倒西方，就是西風壓倒東風」，這種簡單對立的零和思維不僅養育了對世界革命的狂熱嚮往，並在文革這個極端的年代發作為火燒英國在中國代辦處、以及在異國大打出手的狂熱舉動，更重要的是，在這種簡單對立的零和思維之下，對西方這個符號的否定，也意味對所有西方「沒落腐朽」事物的全面拒絕和抵制。這種以符號為標誌的全面抵制思維，就此連通上了上述所說的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

開始於30年前的改革開放，尤其是發端於1992年的全面開放，重塑了中國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也讓這種意識形態思維暫時沉寂了下來。從1990年代「讓中國走向世界，讓世界瞭解中國」，到今天「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口號的變遷見證了中國與世界日益緊密的聯繫，加入WTO、成功申辦奧運等一系列的步驟，則標誌著中國初步完成了由走獸到飛禽的歷史巨變。歷經160多年，中國終於由一個傳統的封閉帝國轉變為一個自立於全球體系當中的民族國家。

交往的深入帶來了相互瞭解的增加，這是合的一面，但在同一枚硬幣的另一面，交往的深入也強化了和他人的區別意識，促進自我的民族認同，這是分的一面。隨著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日益深入，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獲得了與外部世界直接交往的機會，這也就意味著曾經抽像的「中國人」這一概念獲得了更多認知和感受的內容，而更加豐滿真實。中國人的民族意識由此而有某種程度的高漲，應該是難以避免的。

但是，民族意識的高漲也帶來了新的現象。無可否認的是，即使是在冷戰已經結束，全球化日益進展的今天，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係也遠非田園牧歌式的詩意，而依舊存在著若干的矛盾乃至爭端，而人民與人民之間的交往也依舊存在著誤解、偏見乃至惡意的歧視。只不過，這些並非事情的全部，更應該看到的是，中國在與世界的日益交融中獲得了從未有過的發展進步，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密切交往，也獲得了從未有過的親善和互利。

可是，近年來，一種我稱之為商業民族主義的東西開始大行其道，一些傳播工具對外部世界的信息加以精心裁減後再商業化傳播，這種手法擁有了極大的受眾，並由媒體到網絡，敵意和不信任的氣氛在相當群體中蔓延。通過對歷史屈辱的強調，通過意識形態化的敵對意識和陰謀論思維的發酵，將每一次中外之間的矛盾爭端，上升為你死我活的對立，將特定的事件，上升為整體的對抗。與這種誇大情緒相伴隨的舉措之一，就是呼籲抵制所有帶有特定民族國家符號的事物。

很顯然，在全球化日益深化的今天，對帶有特定民族國家符號的事物一體加以抵制的呼籲，已經悄悄化作了某種只具有象徵意義的舉動。這表明，隨著中國由走獸變為飛禽，成為相互依存的全球體系中的一員，不僅義和團時的封閉倒退指向已經蕩然無存，即使是遺留的文化「病灶」以及殘留的意識形態對立思維，也日益失去其充分的說服力。

伴隨著中國近些年的迅速發展，中國人這一概念也注入了更多的自信和驕傲。近些日子以來的海外華人自發活動當中，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這一點。要求西方更多地正視中國，更少偏見和歧視地看待中國，本應是一個正當的要求。但是，偏見的消除，只能來自於更深入充分的交流和瞭解，而抵制所有帶有特定符號的事物， 本身就是一種簡單化的偏見，它只會帶來更多的偏見，而無助於消除偏見。

無可否認的是，隨著中國的迅速發展，部分西方人產生了某種憂慮乃至恐懼的心理。但是，無論如何，飛禽不可能退化為走獸，中國還將與整個世界一道在更加全球化的環境下發展演進，在這樣的時代，抵制某個特定國家符號的一切事物，更像是遙遠時代的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