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騎兵

 

波蘭騎兵

 

華沙之戰

　　皮爾蘇茨基需要什麼？——1919－1920年蘇波戰爭之謎（一）

　　在蘇聯和俄羅斯論述上個世紀一、二十年代蘇維埃俄國國內戰爭的著作中，都使用了一個模稜兩可的概念：「武裝干涉蘇維埃俄國」。之所以說這個概念模稜兩可，就在於它模糊了蘇維埃俄國領土當時的實際情況。這個概念涵蓋了當時的蘇維埃俄國、蘇維埃烏克蘭、蘇維埃白俄羅斯，甚至還囊括了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而這時，蘇維埃俄國的領土並不包括烏克蘭、白俄羅斯、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蘇維埃俄國只是通過紅軍的軍事行動，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建立了「蘇維埃政權」，而且這樣的政權風雨飄搖，動盪不定。

　　但是，在蘇維埃俄國國家領導人的眼中，這些國家和土地應是屬於蘇維埃俄國管轄範圍之內的。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與蘇維埃俄國非一個國家的情況，列寧1920年2月2日在第七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的報告中就有過闡述。他說，蘇維埃俄國對鄰國執行的是「緊密聯盟的政策」：「不言而喻，我們對烏克蘭共和國執行的也是這樣的政策，而且更加完善了。這裡問題比較簡單，因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烏克蘭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間以前就訂立了條約。這個條約意味著兩個共和國在反對帝國主義國家的鬥爭中結成了親密的聯邦關係。」一個「聯邦關係」揭示了蘇維埃俄國與烏克蘭的實質性關係——「鄰國」。至於波羅的海三國和芬蘭，它們在政策和文件上是被看成「獨立」國家的，而在實際上它們又常常被視為蘇維埃俄國有權干預的土地。1919年10月25日，托洛茨基提出為了追擊尤登尼奇殘部，可以兵發愛沙尼亞：「應該利用愛沙尼亞農民渴望和平的心理使他們明白，如果尤登尼奇撤往愛斯蘭而沒有遭到他們的反擊，戰爭勢必將轉入愛斯蘭境內。」

　　蘇維埃俄國雖然是十月革命的產物，而在俄波領土問題上卻持有頑強的歷史觀點。儘管蘇維埃政府於1918年8月29日頒布法令，宣佈：「由前俄羅斯帝國與普魯士和奧匈帝國政府締結的、涉及瓜分波蘭的條約，因其與民族自決的原則、與承認波蘭人民的不可剝奪的自主和統一的俄羅斯人民的革命法制意識相違背，由本法令予以徹底廢除。」而在實際上，蘇維埃當局卻一直把波蘭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西部的邊界看成是「俄波邊界」，而波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組成的皮爾蘇茨基政府卻試圖為奪回波蘭在歷史進程中被四鄰瓜分去的領土而訴諸武力。蘇維埃俄國在這方面也是一刻沒有放鬆準備，波烏、波白邊界的爭奪在新形勢下如地火般運行。國內戰爭全面爆發期間，蘇維埃俄國在波烏、波白邊界的戰略部署和戰術行動方面一直是蘇維埃俄國運籌帷幄的重點。

　　為此而成立的西方面軍就是為了適應這種形勢的。這個方面軍負責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白俄羅斯和波蘭的軍事行動。總的決策是：為了掌控這些民族的領土，為了在這些領土上設防來維護蘇維埃俄國的利益，蘇維埃俄國政府決定建立蘇維埃民族軍。西方面軍的建立表明蘇維埃俄國政府不會在「俄波」歷來的邊界問題上作出讓步。

　　但是，皮爾蘇茨基政府卻偏偏要在邊界領土問題上作文章，它想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曾經瓜分過波蘭的大國的削弱，向東西方擴大自己的疆土。皮爾蘇茨基認為，現有的邊界是大國強加於波蘭的，到了波蘭人回到自己原先的歸屬地的時候了。1918年秋天，皮爾蘇茨基從東部邊界著手，聯合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力量，試圖將波蘭的東部邊界向東推移。對於波蘭政府和波蘭民族來講，這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表現與迸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社會黨左派都懷有重建國家的「故國情結」，而皮爾蘇茨基恰恰是波蘭社會黨左派，他領導的政府也打著「社會主義」、「工農政府」的旗號。因此，在他身上出現這樣的「故國情結」也就有著深厚的社會和政治基礎。重建波蘭，甚至是「大波蘭」，就成了印有皮爾蘇茨基符號的「波蘭愛國主義」，或許是「波蘭沙文主義」。所以，皮爾蘇茨基出兵蘇維埃俄國在波蘭國內並沒有引起強烈的反對。

　　1919 年1月28日，托洛茨基在一封致季諾維也夫、抄送列寧的電報中就提出：「最近的情報都表明波蘭人極有可能發起全線進攻。您必須立即採取防範措施。」同一天，蘇維埃政府發表了《俄羅斯聯邦人民委員會告波蘭政府和波蘭人民書》，其中人民委員會對波蘭人民強調，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對波蘭政策的依據是民族自決的不可動搖原則，並鄭重聲明：「紅軍不會越過現有的白俄羅斯戰線的地界」，在烏克蘭一線，「蘇維埃軍隊不會向目前所佔地界的西部開展任何軍事行動。」蘇維埃政府還保證，不與第三方締結反波蘭的任何協議並通過和平方式解決俄波間的一切問題。

　　2 月2日，列寧在第七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波蘭問題非常尖銳」，並且給波蘭政府和波蘭問題定了性：「除資產階級的、保守的、地主的波蘭外，除波蘭一切資本主義政黨勢力外，協約國的各個國家都在拚命挑唆波蘭同我們作戰。」列寧還在講話中再次極力駁斥了紅軍要打波蘭的說法。這次會議通過了《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告波蘭人民書》。

　　皮爾蘇茨基於1920年4月12日下令進攻基輔，開始了向蘇維埃俄國索要「被俄國佔領的土地」的軍事行動。這大大觸犯了蘇維埃俄國的愛國主義，也同樣傷害了蘇維埃俄國幾乎所有領導人都懷有的「世界革命」的激情和嚮往。一個被蘇維埃俄國領導人視為應是世界革命「紅色橋樑」的波蘭怎麼能成為反對蘇維埃俄國的「通途」呢？於是，波蘭的愛國主義就與蘇維埃俄國的愛國主義相碰撞了。4月29日，俄共（布）中央發表文告，呼籲工人和農民、「尊敬的俄羅斯公民」起來保衛蘇維埃共和國。被列寧批判過的俄國傳統的愛國主義和俄國這個概念第一次被蘇維埃政權看做是贏得對波戰爭的武器，而且在俄國愛國主義這面旗子下，所要達到的就不僅僅是對波戰爭的勝利了。

　　俄波戰爭：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1919—1920年蘇波戰爭之謎（二）

　　俄波開戰之際，蘇維埃俄國的國內戰爭正處於一種十分微妙的階段。這種微妙集中反映在斯大林、托洛茨基和列寧等領導人對國內各條戰線戰況的認識、戰線的重要性和各條戰線指揮員的任命上。1918年秋至1919年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間有關組建紅軍和利用舊俄軍官的爭鬥進一步激烈。列寧和托洛茨基強調全國軍事力量的統一調度和使用，各條戰線協調，危者為重，而斯大林則集中全力於南部戰線（北高加索地區）擴展自己的軍事力量。在人民委員會和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決定組建西方面軍以應付波蘭的進攻時，斯大林為了保存自己的實力，遲遲不聽調遣。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衝突在1919年11月份幾乎發展到了不可調和的地步。11月12日，「中央委員、南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謝列布裡亞科夫和斯大林」 聯名給「俄共中央政治局」一份正式聲明：「必須或者撤換南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全體成員，或者撤消大本營，如果認為這樣做不合適，就撤消古謝夫的職務。 」總司令和古謝夫都是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和托洛茨基信任的人，而撤銷大本營，就是去掉托洛茨基。

　　而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對斯大林麾下的指揮員也是一直進行指責，其中布瓊尼和伏羅希洛夫是眾矢之的。他們兩人的謊報戰功、居功自傲受到了一連串的指責。在組建西方面軍時，作為西線組成部分由伏羅希洛夫指揮的烏克蘭戰線存在許多問題。

　　圖哈切夫斯基轉戰東線，屢建戰功，後被托洛茨基調至西南方戰線，其目的也是試圖對斯大林進行牽制。但在斯大林操縱下，圖哈切夫斯基名為「集團軍司令」，而實際上被閒置，沒有用武之地。1920年1月19日，圖哈切夫斯基無奈之下給托洛茨基寫了一封信：「懇請您幫助我擺脫失業的處境。請讓我在實際工作中發揮自己的作用，如果在前線無法安排，就請安排在運輸部門或是軍事人民委員會工作。」顯然，托洛茨基對圖哈切夫斯基的處境進行了干預，並數次越過斯大林，通過直線電話，向圖哈切夫斯基詢問西南線的戰況。2月7日，列寧也開始詢問：「圖哈切夫斯基在哪裡？」最後是，圖哈切夫斯基在4月29日被任命為西線指揮員，統領對波蘭作戰事務。

　　這一時期，列寧對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衝突採取了一種竭力使他們合作的立場和策略，並且多次提醒斯大林在給他報告時必須同時向托洛茨基報告軍情，以免貽誤大局。在托洛茨基數次電催斯大林抽調南線的兵力來支援西線的情況下，斯大林在1920年3月21日給托洛茨基電報，同意調兵：「在高加索戰線有不少於25個步兵師和10個騎兵師的情況下，我認為，可以根據您的建議調走6個師去對付波蘭軍隊。」斯大林的最親信的部隊——伏羅希洛夫指揮的軍隊參加了西征波蘭的戰事。

　　這時，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對波作戰的總方針問題上取得了一致意見，遠在南方戰線的斯大林沒有能參加具體的策劃行動。托洛茨基負責對波作戰總的戰略的策劃，他提出的總的方案有三個主要之點，一是動員全國全民對波作戰，二是抽調最優秀的指揮員和政治工作人員派往西方面軍，三是準備在戰事勝利結束後替代皮爾蘇茨基政權的權力機構及其領導人。蘇維埃領導人的決策和行動表明，對波蘭的戰爭，不僅要粉碎皮爾蘇茨基軍隊的進攻，而且通過此舉希望在波蘭、德國出現勞動人民的革命，波蘭不僅是戰爭的通道，而且必須成為革命的通道。

　　但是，西方面軍並不是一支能作戰的部隊。5月9日，托洛茨基在致中央的信中提及西方面軍的管理問題：「西方面軍管理得很糟。共產黨員工作久了，染上了市儈的心理。工作拖沓，完全是官僚主義的效率。」10日，托洛茨基承認與波蘭的作戰是「第一次由優秀軍事專家領導的正規軍來與我們作戰」，因此他建議：「必須從各方面軍抽調優秀的集團軍司令到這裡來擔任師長、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擔任旅長等等。」

　　在經過全力整頓後，圖哈切夫斯基統領的西方面軍戰鬥力大增。到1920年8月15日為止，西方面軍的人數就達到了314，180人，軍隊中的許多指揮員都是沙皇軍隊的舊軍官。圖哈切夫斯基在沉默了許久之後，又以他在東線行動中所表現出的快速、凶狠、粉碎性打擊的軍事作風，很快在西線取得節節勝利。6月12日，西方面軍收復了基輔，迅即抵達邊界並準備越界進攻波蘭。這種迅雷不及掩耳的軍事行動令波蘭軍隊潰敗。

　　就在同一天，列寧在全俄農村工作幹部第二次會議上，號召要把對波蘭的戰爭進行到底。他斬釘截鐵地說：「應該有這樣一個口號：一切為了戰爭！否則我們就不能戰勝波蘭的貴族和資產階級；為了結束戰爭，必須給那個竟還敢於玩弄戰火的最後一個鄰國永遠不能忘記的教訓。」這十分明確地說明，列寧並不想把奪回基輔、紅軍抵達俄波邊界線，作為對波戰爭的終點。

　　7月2日，圖哈切夫斯基向西線軍隊下達了進攻的命令，最後這樣呼籲：「在我們的刀尖上承擔著勞動者人類的幸福與和平。向西進軍！」

　　波蘭：通向歐洲的「紅色橋樑」——1919—1920年蘇波戰爭之謎（三）

　　就在圖哈切夫斯基下令「向西進軍」的關鍵時刻，俄共（布）政治局就是否讓對波戰爭進行到底的問題進行了討論，得出了一致的意見：打進去，既解放了波蘭，又促進了世界革命。為了躲避迫害而生活和工作在蘇維埃俄國的波蘭共產黨人更是熱切支持紅軍打進波蘭。當然，當時有的「進軍波蘭將會被波蘭人民看成是紅軍的入侵 」這種意見自然是「不予以理睬的」。波蘭必須成為從俄國通向歐洲、從十月革命通向世界革命的「紅色橋樑」。

　　斯大林持一種十分曖昧的立場，一方面對列寧和托洛茨基不肯抽調兵力來支援他的西南戰線耿耿於懷，1920年6月2日，斯大林在給列寧的密碼電報中寫了一段話：「中央委員會拒絕給我們兩個師，而不管我們多次提醒，這就使我對前線今後可能出現的不良後果不再負責。那就這樣吧。政治局的決定我記著……」列寧對此很是不滿，批了句話：「這等於把問題提交政治局。」另一方面是，在給列寧的電報中盡量把自己擺在決策者之外，並且為自己的軍隊在西線的行動遲緩作辯解。

　　列寧和托洛茨基堅持戰爭路線——盡一切可能援助正與波蘭軍隊作戰的紅軍士兵。但是，紅軍的西進遭到了波蘭軍隊的頑強抵抗。托洛茨基6月4日在給中央草擬的決定中稱：「波蘭司令部將一些新建的師從德國邊境撤下來調往我國戰線…… 西方面軍和西南方面軍處境惡化，需要採取迅速而非常的措施。」這些非常措施包括調人、鼓動、宣傳、鎮壓。

　　在調人措施中，除了往西線抽調紅軍的官兵外，還有兩項極其重要的工作。一是，1920年夏，在紅軍向波蘭進軍時，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波蘭處的領導下，迅速集結在俄國的波蘭共產黨領導人，組織工作組，負責對波作戰事宜。波蘭處由捷爾任斯基領導，因此新建的工作組也由他負責。捷爾任斯基是波蘭血統，工作組的成員也都是波蘭人。二是組建波蘭人的軍隊。

　　7月中旬，隨著紅軍的大舉進攻，波蘭國內反抗紅軍進攻的浪潮一浪高過一浪。於是，對反對紅軍進入波蘭人的鎮壓就提上了議事日程。7月中旬，托洛茨基在給列寧的一份報告中寫道：「從拉品斯基那裡獲悉7月12日的信息，內容如下：『1，共產黨在波蘭的工作規模很大。2，在大規模進行逮捕：政治保安警察威脅說，如果布爾什維克再打近一些的話，就槍斃被逮捕的共產黨員。拉品斯基請求我們加以干涉：外交抗議，提出威脅，採用關押在我們這裡的人交換豪沃托、西斯倫斯基、弗魯謝爾等同志的具體步驟。他建議通過愛沙尼亞人來做這件事，愛沙尼亞人同意作中介。』我建議盡快交換被俘的軍官。」列寧在信件上的批示表明了他對以軍事力量解決波蘭問題的決心。

　　7 月12日，英國政府向蘇俄政府「寇松照會」，要求蘇俄軍隊停止向波蘭進軍，並從事實上的戰線向東後退50公里。7月13日，托洛茨基在給列寧等領導人的密碼電報中表明了可以「接受英國調停」的立場，但是不在國界問題上接受調停：「波蘭是個獨立國家，我們從未試圖破壞它的不可侵犯性。我們同意接受英國的調停並且保證協約國擬議的波蘭國界不受侵犯，但對國界不作最終的決定，因為這是事關民族自決的問題。」7月16日，人民委員會正式照會英國，拒絕了「寇松照會 」。於是，蘇軍繼續向波蘭進軍。

　　從此時至8月15日，列寧忙於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工作，沒有見到有長篇文章來闡述對波蘭的作戰問題。但是，從一些零散的批示和批件來看，列寧這時考慮的仍是對波蘭的勝利進軍問題，並期望利用進軍波蘭的勝利在外交上取得對蘇維埃俄國更為有利的西部邊界線。最能代表列寧這時立場的，是7月21日由他簽署的《人民委員會告蘇維埃俄國和蘇維埃烏克蘭工人、農民和所有誠實的公民書》，其中稱蘇俄和波蘭之間沒有什麼問題是不可以通過和談來解決的，關鍵是「波蘭的工人和農民必須趕走本國的資本家、地主、暴君和壓迫者，建立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工人和農民的政權。」

　　儘管蘇維埃俄國在進行談判，但是蘇軍的進攻一直沒有停下來。8月15日，托洛茨基以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發佈了《英雄們，向華沙前進》的命令，其中，在對波蘭政府不要和平的行徑予以譴責後寫道：「現在，就像戰爭的第一天，我們希望和平。但是，也正是因為如此，我們必須要使波蘭身敗名裂者的政府不再敢和我們捉迷藏。紅軍隊伍，前進！英雄們，向華沙前進！勝利萬歲！獨立的和兄弟的波蘭萬歲！工農紅軍萬歲！」

　　8月17日，列寧在紅軍大舉進攻波蘭時，給斯克良斯基的便條上這樣寫：「既然波蘭人已轉入全線進攻，需要的不是埋怨，因為這是可笑的。必須考慮對策：各種軍事措施（迂迴，拖延一切談判等等）。」8月19日，中央政治局聽取托洛茨基有關對波作戰和斯大林有關弗蘭格爾戰線的情況報告，對兩條戰線進行了協調。8月 20日，列寧對斯米爾加指示：「用飛機撒傳單的方式對波蘭工人和農民進行宣傳，說明他們國家的資本家正在破壞媾和並迫使他們無謂地流血。」

　　在這個陽光燦爛的夏天，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蘇維埃俄國，紅色莫斯科都在等待對波蘭作戰的最後的偉大勝利。

　　兵敗華沙城下——1919—1920年蘇波戰爭之謎（四）

　　紅軍向華沙的進軍並不像預先所估計的那樣順利，在西進途中還是遭到了波蘭軍隊的頑強抵抗。從現有的材料來看，向波蘭進軍的紅軍隊伍主要是圖哈切夫斯基率領的西方面軍的軍隊，他們從烏克蘭西部地區向邊界進發。斯大林的西南方面軍的軍隊也有部分部隊參加，他們是該軍的三個騎兵軍，其主力是布瓊尼的第一騎兵軍。

　　圖哈切夫斯基的軍隊佔領斯摩稜斯克之後，就向明斯克方向推進，到7月23日，這支軍隊就抵達了維爾諾（今維爾紐斯）。7月28日，西方面軍在激戰後攻克了波蘭的大城市比亞韋斯托克。8月6日，圖哈切夫斯基被任命為統領對波作戰軍隊的指揮員，在托洛茨基8月14日發佈了《英雄們，向華沙前進》的命令後，圖哈切夫斯基積極準備在8月16日攻打華沙。

　　8月20日，在蘇軍兵臨華沙城下時，以圖哈切夫斯基和斯米爾加為首的西方面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發佈了一道「血刃」華沙的第1847號命令，他們主張以徹底攻克華沙作為解決包括邊界問題在內的蘇波關係的惟一決策，反對蘇維埃中央政府和波蘭政府正在進行的和約談判，認為波蘭談判代表團完全是由間諜和反間諜人員組成的，提出和約只能在「白色波蘭的廢墟上 」簽訂。把「白色波蘭」變為廢墟，這實際上並不是圖哈切夫斯基和斯米爾加自己的主張，當時兵發華沙的總決策就是如此。「為了結束戰爭，必須給那個竟還敢於玩弄戰火的最後一個鄰國永遠不能忘記的教訓。我們應該好好地教訓他們一頓，讓他們告誡自己的子孫後代永遠不再玩火」，列寧的這番話清晰不過地表達了這樣的意思。

　　列寧似乎沒有用過「白色波蘭的廢墟」，但「好好的教訓」和「永遠不再玩火 」的話語也是充滿了震懾和最後打擊的意味的。但是，俄共（布）政治局很快撤銷了圖哈切夫斯基和斯米爾加的命令，聲稱這是「一項極不妥當的命令，破壞了黨和政府的政策」，並就此命令對西方面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提出「警告」。此後，在8月23—26日，由共和國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斯克良斯基向西方面軍發出命令，嚴令他們撤銷這一命令。25日，斯克良斯基在致蘇維埃政府談判代表團團長達尼捨夫斯基的密碼電報中這樣寫道：「如果需要把我們關於撤銷西方面軍命令的命令向波蘭代表團出示，請事先請示莫斯科，萬不得已時不經請示也可出示該命令。最好使得撤銷命令一事不在軍隊裡擴散。請把你們的想法告訴我。您和莫斯科關於這一問題的來往函電要寫得字斟句酌，一旦波蘭人要求，就可以把函電的正式部分公之於眾。」這一密電揭示了一個撤銷1847號命令的實情，即這時，在蘇軍開始從華沙城下撤退時，再談「白色波蘭廢墟」的話就是很不合時宜了，就只能影響蘇維埃政府和波蘭的和平談判。斯克良斯基所以要求達尼捨夫斯基不要在軍隊裡擴散撤銷的命令，其真相也就是擔心，撤銷命令一旦為軍隊所知，那蘇軍兵敗華沙城下的事實將動搖軍心和民心。

　　關於這一沒有預期到的情況，列寧在8月20日就知道了。他在這一天就批示：「現在這個時機無疑是不合適的，因為我們正在華沙城下退卻。」

　　「 白色華沙廢墟」在8月20日前是毫無疑義的決策。不僅圖哈切夫斯基的西方面軍這樣執行了，進攻波蘭的另一支軍隊——西南方面軍的騎兵部隊在西進波蘭的途中也是這樣執行的。在紅軍向華沙進軍時，皮爾蘇茨基親自指揮的波蘭軍隊也在急速進行保衛華沙的佈防。最後波蘭軍隊終於突破紅軍的東南線，對華沙地區的紅軍形成了危險的包圍圈。華沙城下的紅軍開始退卻，而這時，即8月20日，一直呆在利沃夫城下的由布瓊尼指揮的第一騎兵軍卻發兵北上去華沙。8月23日，布瓊尼的馬隊與波蘭第一騎兵師正面遭遇，結果兵力優勢於波蘭人近三倍的布瓊尼騎兵大敗。

　　伏羅希洛夫在給斯大林的信中說：「我們在波蘭白匪戰線上的損失也很大。我們幾乎喪失了所有的指揮人員和軍事委員以及將近1萬名戰士和差不多同等數量的馬匹……這裡到處是沼澤、森林、河流和山脈，道路被完全破壞，鐵絲網層層密佈，騎兵完全無法行動……波蘭步兵打仗很頑強，也很靈活。這是因為，這些組織得極好的部隊由很年輕的農村青年組成，還有很多資產者和專家出身的可靠指揮人員。波蘭人向我們投誠的情況極少極少。」

　　儘管斯大林控制下的西南方面軍一直在對中央的調撥軍隊去西線的命令不滿並總是拖延不發兵，但在伏羅希洛夫的這封信中，對於西南方面軍騎兵軍在對波作戰中的作用還是極力美譽。儘管紅軍已經開始從華沙城下撤退，蘇波戰爭大局已定，但戰事尚未結束，西南方面軍的騎兵軍還必須和西方面軍的軍隊一樣繼續作戰。

　　紅軍在華沙城下的敗北並不完全是由於蘇軍的裝備差和地形不利於作戰所決定的。事實上，當紅軍高喊著「英雄們，向華沙前進」的口號時，他們就走上了一條與皮爾蘇茨基率軍越過邊界進入俄國領土的同樣道路。不管紅軍打著怎樣的旗號，不管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人如何聲張「世界革命」的偉大意義，進入波蘭領土的紅軍對於波蘭軍隊和波蘭人來說，就是入侵者，他們遭遇到頑強的抵抗和最終的失敗就是必然的。

　　蘇波戰爭以波蘭在協約國支持下對蘇維埃俄國的武裝干涉開始，而以蘇軍的進入波蘭領土、作為「入侵者」在華沙城下敗北而告終。干涉者和衛國者可以瞬間變換位置，入侵行動和革命戰爭也可以錯位，蘇波戰爭留給後人許多的思考。

　　誰之過？列寧的說法——1919－1920年蘇波戰爭之謎（五）

　　蘇波戰爭為什麼失敗？這成了1920年9月22日開幕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會議的中心議題。現在收錄在《列寧全集》的列寧的政治報告中，有列寧對為什麼要進行蘇波戰爭和這場戰爭為什麼失敗的解釋。

　　在報告中，列寧首先提出了一個總的看法，即，一，雖然兵敗華沙，形成了極其困難的局面，但「決不表明我們已經完全失敗」，「我們證明了波蘭不能戰勝我們，而我們無論過去或現在都不難戰勝波蘭」，二，「我軍向華沙的挺進對西歐和整個世界形勢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而打亂了互相爭鬥著的國內外政治力量原有的對比關係」。所謂沒有完全失敗，列寧是指「我們也還佔領著他們上百俄裡的地區」，並正在研究「我們將在怎樣的條件下進入可能到來的戰爭的新時期」。所謂對世界局勢的極大影響，那就是兵進華沙使凡爾賽的「整個體系都動搖了，蘇維埃共和國成了國際政局中頭等重要的因素。」列寧此時表達了一個信心，即如果蘇波戰爭還要打下去，而勝利一定是屬於俄國的。

　　但是，這份報告顯然不是報告的原文或者全文。實際上，在報告的速記稿中列寧這樣講：對波戰爭有錯誤，並且導致了失敗。但列寧認為，這個錯誤就是根據不正確的情報，產生了不正確的判斷，作出了不正確的決定。而這種不正確的情報並不來自於中央和最高軍事指揮機構，而是來自於戰線的報告以及西南戰線和西方戰線的不協調，並且溫和地說了斯大林對西南戰線的偏愛。列寧顯然並不認為蘇波戰爭的失敗是一個政治錯誤，即這場戰爭本來就不應該打。對波戰爭將導致歐洲革命的興起，仍是列寧的基本立場。列寧提出了解決錯誤的「緩衝辦法」：「中央感到極為不安的是，我們犯了錯誤，遭到了失敗，但是我們不準備任命委員會去糾正這種錯誤。我們應當解決當前的政策問題。」

　　按照列寧的設想，當前的政策，就是在準備打冬季戰局的同時，極力達成與波蘭的媾和。在第九次代表會議開會前夕已經起草出作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聲明」的媾和方案。這個方案的主要之點，就是避開俄波雙方在「民族自決原則」上的嚴重分歧，即避開烏克蘭、立陶宛、白俄羅斯和加利西亞東部的獨立和歸屬問題，先行媾和。蘇維埃俄國做出了兩點重大讓步，一是，放棄蘇維埃方面提出的要波蘭裁減軍隊、將軍事工業恢復到平時狀態、交出武器和將一條鐵路歸屬俄羅斯聯邦的要求，二是，將俄波邊界線定為比協約國所提出的邊界線更偏東，即將加利西亞東部劃在波蘭境內。俄國提出，「準備以這條線為基礎立即簽訂休戰協定和媾和的初步協議 」。這確實是蘇維埃俄國的當務之急，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當前政策」。因此，對於追究蘇波戰爭的責任、廣泛的批評自由等問題，列寧說：「我們顧不到這些了，而應當竭盡全力結束戰爭。」

　　為什麼要全力結束這場戰爭？10天後，列寧在制革業職工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說：「當我們逼近華沙城下時，我軍已經疲憊不堪，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乘勝前進了；可是，波蘭軍隊在華沙城中愛國主義熱潮的鼓舞下，感到是在本國作戰而得到了支持，有了重新進攻的可能。結果是，戰爭雖然使我們幾乎有可能把波蘭徹底擊潰，但是在決定性的關頭我們的力量不夠了。」列寧在第九次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卻這樣提到了波蘭的這種「愛國主義熱潮」：「波蘭的小資產階級、愛國分子、波蘭社會黨以及波蘭農民（即富裕農民）政黨都是希望和平的。這些黨派的代表在明斯克說過：『我們知道，挽救華沙和波蘭的不是協約國而是愛國主義熱潮，協約國不能挽救我們。』」

　　媾和是全力結束對波戰爭的最後辦法。軍事上失利後，選擇媾和，這是自布列斯特談判和約以來，列寧的一貫主張和做法。那麼現在的這場對波蘭的媾和也像布列斯特嗎？列寧認為，蘇維埃俄國是拯救者，是帶來和平的使者。作為拯救者，列寧在對波媾和問題聲明草案中明確指出：「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殷切期望拯救這些國家的千百萬勞動者，使他們不再遭受戰爭苦難，由此認為有責任採取最堅決的措施，盡快制止軍事行動和簽訂媾和的初步協議。」

　　因此，對於列寧來說，對波和約與對德的布列斯特和約完全不是一回事。在簽訂了對波和約後，列寧對和約給與了很高的評價。10月15日，列寧以這樣的概述總結了對波和約：「我們提出了對我們比較不利的和約，而結果卻簽訂了對我們比較有利的和約。」為什麼這麼說？列寧的理由是，一，「我們根據和約將割讓給波蘭的那些地方，波蘭只有靠暴力才能控制」；二，和約的條件整體上對俄國有利，俄波邊界線不像初始提出的「偏東50俄裡，現在則是偏西50俄裡」；三，對波戰爭是一次「實例」，它不是一場簡單的戰爭，而是向凡爾賽和約的進軍。「我們已經在這次經歷中得到了鍛煉，我們根據實際經驗知道，所有這些嘗試都將遭到失敗。而在敵人的每次嘗試之後，我們會比以前更加強大。」

　　軍事上慘敗，政治上獲勝，這是列寧對俄波戰爭的總的結論。儘管對政治上的勝利，列寧作了大量的、充滿信心的陳述，但是他對紅軍在華沙城下的慘敗還是耿耿於懷的，對攻佔華沙的期望成為泡影還是深為遺憾的。在對波和約簽訂的前後幾天，列寧數次對此事表達過自己的情緒和願望。

　　列寧的這一遺憾是政治的遺憾，是世界革命未能在預計的時期和範圍內取得進展和勝利的遺憾。從更廣闊的範圍來說，這不只是列寧個人的遺憾，而是他那一代人的遺憾，是那個革命時代的遺憾，是一個典型的十月革命的遺憾。

　　誰之過？斯大林的說法（上）——1919—1920年蘇波戰爭之謎（六）

　　列寧不想追究蘇波戰爭失敗的原因是不希望布爾什維克黨內出現嚴重分歧，尤其不希望黨的最高領導層因此而分裂。

　　而斯大林卻堅持要徹底弄清蘇波戰爭失敗的原因，尤其是指揮層的原因並追究個人的責任。斯大林還認為，這種追究工作是以列寧為首的黨中央不能完成的，因此他明確表示這樣的委員會應由他推薦的人員來領導。1920年8月30日，即在第九次代表會議開會之前，斯大林就寫信給中央政治局陳述了自己的看法和對策：「中央政治局?我建議中央組成一個三人委員會（通過國防委員會）來調查我們西線7月進攻和8月退卻的情況。給該委員會兩周的時間，委員會主席（如果中央沒有最合適人選的話），我建議由謝列布裡亞科夫同志擔任。」

　　謝列布裡亞科夫所以被斯大林所選中，那是因為這時他是斯大林領導的南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委員，是一年多來斯大林對抗托洛茨基及其建軍路線的忠實追隨者和執行者。可見，斯大林堅持要組織這樣一個委員會的用心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用自己的人來進行調查，將蘇波戰爭失敗的一切責任推給西線的軍事領導人，並進而打擊托洛茨基，取而代之。他的講話遭到了托洛茨基的反擊，列寧也十分委婉地批評了斯大林所得出的結論。斯大林對列寧和托洛茨基的講話極為不滿，於1920年9月23日給第九次黨代表會議主席團寫了《斯大林同志的聲明》，全文如下：「托洛茨基同志和列寧同志昨天講話中的一些地方可能給參加會議的同志懷疑我不正確地傳達了事情真相提供了口實。為了澄清事實，我要聲明如下：

　　1、托洛茨基同志有關我戴著有色眼鏡描述我們各條戰線狀況的聲明不符合實際情況。看來，我是唯一的一位中央委員，當初曾嘲笑過『向華沙進軍』的時尚口號並在報刊上公開警告過同志們不要擴大戰績，不要對波蘭軍隊估計不足。只要讀一下我在《真理報》上的文章就足夠了。

　　2、托洛茨基同志關於我攻佔利沃夫的打算未能實現的聲明是與事實不符的。8月中旬，我們的軍隊到達離利沃夫8俄裡的地方，並且本來無疑會攻佔利沃夫的，而他們所以未能攻戰該城，只是因為最高指揮部故意放棄攻佔利沃夫並在我們的部隊位於離利沃夫8俄裡的時刻，指揮部竟然將布瓊尼從利沃夫地區調往西線去為它解圍。這和斯大林的打算有什麼關係？

　　3、列寧同志關於我對西線偏頗和戰略上誤導中央的聲明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誰也不可否認，中央有過指揮部關於8月16日攻佔華沙的電報。問題不在於華沙沒有在8月16日被攻佔，這是小事一樁，問題在於，由於戰士的疲勞，由於後續部隊跟不上，西線終致面臨災禍處境，而指揮部對此竟然沒有瞭解，沒有發現。如果指揮部向中央預警過戰線的實際情況的話，中央無疑是會暫時放棄進攻戰鬥的，就像它現在正在做的這樣。華沙未能在8月16日被攻佔一事，我重複一遍，這是小事一樁，但是隨之而來的是使我們損失10萬士兵和 200門火炮的空前未有的災難，這就是指揮部的嚴重失誤了，對此絕不可以置之不理。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求中央任命一個委員會來查明災禍的原因和保證我們免遭新的毀滅的原因。列寧同志看來愛惜的是指揮部，而我認為，應該愛惜的是事業而不是指揮部。 9月23日 斯大林。」

　　斯大林的這封信很清楚地表明幾點，一是，他對列寧提出了嚴重的指責：愛惜指揮部而不是愛惜事業；二是，在蘇波戰爭中，他是唯一一個反對「向華沙進軍」的中央委員；三是，他要求追究蘇波戰爭失敗的責任完全是為了「事業」。

　　蘇波戰爭有兩個關鍵問題，一是，蘇維埃俄國究竟為什麼要打這場對波戰爭？二是，斯大林和列寧及托洛茨基對蘇波戰爭分歧的核心究竟是什麼？

　　關於第一個問題，應當說，蘇維埃俄國的領導人決定進軍華沙，其主要目的還並不是為了領土，而是為了世界革命，為了將蘇維埃式的革命和政權擴展到歐洲的土地上去。列寧和托洛茨基堅持這一點，斯大林持同樣的觀點。1920年7月11日，在對《真理報》記者的談話中，斯大林所表達的是同樣的觀點：「我們在各條反波戰線上的勝利是確定無疑的了。確定無疑的還有一點，那就是這些勝利必將擴展下去。」7月24日，斯大林從他的指揮部所在地發給列寧並且註明只給列寧的電報中對通過蘇波戰爭在歐洲國家進行革命的意願表述得更為明確：「現在，當我們成立了共產國際，波蘭被戰敗，有了多少可以說得過去的紅軍，而從另一方面講，當協約國正試圖達成對波蘭有利的喘息，以便改組和重新武裝波蘭軍隊、建立騎兵部隊，隨後將重新出擊，也許，會和其他的國家勾結在一起，在這樣的時刻和在這樣的前景下，不去鼓動義大利的革命就是罪過了。應當承認，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與協約國直接鬥爭的時期，隨機應變的政策已經失去其意義，如果我們想要保持住我們不久前奪得的外交事務上的主動權的話，我們現在可以並且應該執行進攻的政策（不要和奔襲政策相混淆）。所以，應該將在義大利和匈牙利、捷克（羅馬尼亞勢必摧毀）這樣不穩定的國家組織起義的問題提上共產國際的議事日程。德國有三十萬流氓無產者，即使他們實有其數，當然，他們也改變不了和無法改變事態。簡言之，應當拔錨，起航上路，在帝國主義還幾乎沒有來得及將自己散架的車輛重新組裝起來的時候，而帝國主義還可能會在某個時刻將就著將這輛車擺弄好並且自己不會轉入決定性的進攻。」

　　所以，在對波作戰問題上，斯大林並不處於歐洲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斷想之外。在這一點上，斯大林與列寧和托洛茨基是完全一致的。

　　誰之過？斯大林的說法（下）——1919—1920年蘇波戰爭之謎（七）

　　斯大林和列寧及托洛茨基在對波戰爭上的分歧的實質就在於一點：誰來領導對波作戰。

　　蘇維埃俄國內戰時期的戰線有多條。對西方的戰線是列寧、托洛茨基和斯大林都非常關注的。但自從斯大林去察裡津一線徵購糧食和在那裡組建軍隊後，他就將他所控制的西南戰線視為主要的戰線，並且不斷地向中央和列寧抱怨對西南戰線的估計和支援不足，並因此屢屢反對托洛茨基將兵力向西線傾斜的命令。在中央組建了西線集團軍，並且在後來任命圖哈切夫斯基為西線軍隊指揮員後，斯大林對西線的看法就愈來愈有牴觸情緒，對不是他統領下的蘇軍在蘇波戰爭中的勝利不僅一直評價不高，而且有掩蓋著深刻含義的微詞。

　　事實上，斯大林希望的也是快速拿下波蘭，並且對這種快速充滿了信心，只不過是要自己的親信部隊去完成這一任務。斯大林不僅沒有反對過對波作戰的總的戰略意圖，而且是希望這一意圖能迅速實現的。他所反對的是他所側目的舊軍官、指揮西線部隊的圖哈切夫斯基；他反對「向華沙進軍」的叫喊並不是要停止向華沙的進軍，而是想通過這種貌似義正嚴詞的駁斥來加速自己的部隊——第一騎兵軍暗地裡向西推進。

　　還有一件事加速和深化了斯大林與列寧及托洛茨基在對波作戰問題上的分歧。這就是政治局為了攻佔華沙決定重新劃分戰線，其核心之點就是讓斯大林專管弗蘭格爾戰線，不再插手西線的事務。8月2日，列寧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稱：「剛剛在政治局對戰線進行了劃分，為的是讓您主要負責弗蘭格爾。鑒於起義，尤其是在庫班，隨後是在西伯利亞，弗蘭格爾的危險變得嚴重起來，所以在中央內部滋生了立即與資產階級波蘭締結和約的意向。我要您很仔細地討論弗蘭格爾的狀況並給出您的結論。」斯大林立即給列寧發了一份很不客氣的回電：「您關於劃分戰線的函件收到了，政治局不應該處理這些小事。我在前線最多還能工作兩周，我需要休息，給找個副手吧。總司令的允諾我一分鐘也不會相信，他的允諾只會壞事。至於說到中央與波蘭媾和的情緒，絕不能不指出，我們的外交有時在很成功地毀壞我們軍事勝利的成果。」

　　8 月3日，列寧也很不客氣地給斯大林回電：「我不完全明白，您為什麼對劃分戰線不滿。請告知您的原因。我覺得，這是必要的，因為弗蘭格爾的危險在增長。關於副手您將您的候選人的意見告訴我。也請您告訴我，總司令是怎樣拖延他的允諾了。我們的外交是服從於中央的，它從來也沒有毀壞過我們的勝利……」這次爭論的結果是斯大林作出了某種讓步，西南線改組為南線，由斯大林負責，而斯大林屬下的第12軍和第一騎兵軍劃歸了圖哈切夫斯基的西線。8月4日，列寧又一次給斯大林電報：「明晚6時將召開政治局全會。請盡量在此之前將您關於布瓊尼那裡和弗蘭格爾戰線遲滯性質的結論發來。一些重要的政治決議可能根據您的結論而作出。」斯大林的回電是：「我不明白，為什麼您本人需要我的意見，所以我不能將所需要的結論發給您，而只限於通報單純的事實。」

　　所有這些文件都只表明一個事實，即斯大林對列寧和托洛茨基對波戰爭的部署有意見，而不是對對波戰爭的戰略有分歧。這時，斯大林的個人利益考慮常常凌駕於他與中央的正常關係之上，致使對波戰爭的全局產生不利影響，而最終的結果是，當蘇軍在華沙城下敗北時，斯大林就有了對不該兵發華沙的最徹底的指責，也就有了把自己描述成為是嘲笑過「向波蘭進軍」的「唯一的中央委員」。應當指出的是，7月初的蘇波戰爭還在蘇維埃俄國境內進行，還遠沒有將進攻華沙提上議事日程，也沒有人提出「向華沙進軍」的口號。這時，最激進的口號是圖哈切夫斯基提出的，那就是：「向西進軍」。只是在8月13日西線軍隊在圖哈切夫斯基統帥下發起攻佔華沙之役的第二天，托洛茨基才在其發佈的命令中用了「向華沙進軍」這個口號。斯大林在6月24日和7月11日就兩次用了「向華沙進軍」的口號，這不能不令人懷疑斯大林當年的那些談話是不是這樣講的。

　　在《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中，並沒有提到斯大林是當年反對「向華沙進軍」的「唯一中央委員」，只是把對波戰爭的勝利不是歸功於西線，而是歸功於斯大林指揮的南線；不是把對波戰爭的最後失敗歸咎於南線，而是歸咎於托洛茨基和圖哈切夫斯基。書中是這樣寫的：「作為對波軍進攻的回答，紅軍部隊展開了全線進攻。南線紅軍部隊解放了基輔、把波蘭地主趕出了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之後，一鼓作氣，一直打到利沃夫城下，而西線紅軍則逼近了華沙。波蘭地主軍隊的徹底失敗，已經指日可待了。但是托洛茨基及其在紅軍總司令部中的擁護者的可疑行動，破壞了紅軍的成功……托洛茨基的有害命令迫使我南線部隊實行莫名其妙、毫無根據的退卻，而使波蘭地主興高采烈。」

　　誰之過？托洛茨基的說法——1919—1920年蘇波戰爭之謎（八）

　　在列寧批評了斯大林對中央的指責後，斯大林在會上作了發言，認為攻佔華沙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中央根據不正確的偵察情報作出了不正確的決策。斯大林所指的「主管負責人員」顯然是下達了進攻華沙命令的總司令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顯然不同意斯大林的意見。他在關於軍事問題報告的最後部分駁斥了斯大林，說如果偵察有問題的話，也是斯大林的情報誤導了中央。托洛茨基說：「我們收到了足夠多的有關敵人完全瓦解、驚慌失措的情報，而這些情報對於強化軍隊的努力沒有任何結果，至於說到有誰誤導了中央的話，那不如說是我們逼近華沙時的黨和政治方面的情報……是斯大林同志誤導了中央……如果說中央是依據那些說華沙將被佔領的誤導了中央的同志來決定政策，那中央就是個極為輕率的機關了，因為那些人有的情報，我們也掌握。」

　　托洛茨基在會上針鋒相對地駁斥了斯大林的指責，並進而將兵敗華沙的責任推給了斯大林。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相互指責的是同樣幾件事，只不過雙方的解釋不同罷了。

　　其一，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對西線的看法上嚴重分歧。托洛茨基一直十分重視西線，認為西線涉及到俄國革命的未來。他表述過，尋求一個和平的西線或者甚至使西線消失是自己在十月革命後的傾力所在。西南線始於北高加索地區，是斯大林1918年6月去那裡當徵糧委員後出現的。斯大林通過人士安排和各種爭鬥，將原有的西南戰線的指揮權歸到自己和自己人的名下，並不斷向中央要求對西南方戰線的更大的關注和物質支援。但托洛茨基對此幾乎是不予理睬，所以在1918年9－10 月之間，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個人矛盾首次激化，他多次向列寧告托洛茨基的狀，說托洛茨基是「叛變行為」，「徹底斷送南方戰線」。斯大林對西線的看法一直有保留，加上西線的指揮權和國家的最高軍事指揮權集中在托洛茨基的手裡，這一保留的看法愈益摻雜著與托洛茨基個人鬥氣的成分。

　　其二，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對斯大林麾下的第一騎兵軍的看法嚴重分歧。布瓊尼指揮的第一騎兵軍受伏羅希洛夫的直接領導，從他們建立之日始，伏羅希洛夫的第10集團軍和布瓊尼的第一騎兵軍就受到托洛茨基和軍事領導最高當局的批評和指責，認為他們是不懂得戰爭和戰略的「遊擊軍」。托洛茨基曾多次阻擋斯大林將這二人提升為統制軍隊的指揮員，但結果是在中央將兩種意見的折中下托洛茨基的反對不了了之。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的部隊成為斯大林最信得過的部隊，他們本人也成為最忠於斯大林的人。儘管如此，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經常越級徑直向列寧發電抱怨自己部隊的處境糟糕，要求改善，把批評的矛頭對準托洛茨基，要求懲處或者撤換總司令部的人。在發動了對波戰爭後，為了保證西線的軍事行動，托洛茨基開始要求從南線和北高加索戰線抽調騎兵力量。布瓊尼的第一騎兵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調往利沃夫方向的。但是，布瓊尼的騎兵軍一直攻佔不了利沃夫，列寧多次詢問原因，斯大林也多次保證利沃夫即將攻克。第一騎兵軍成為斯大林手中的一張王牌，斯大林期望它在適當的時機搶在圖哈切夫斯基統領的西線軍隊之前在西行的路上「佔領盡可能多的地方」。8月初中央決定劃分戰線後，斯大林領導下的第一騎兵軍和第12騎兵軍正式劃給西線，但斯大林和南線司令員對這一命令的執行很遲緩，所以第一騎兵師一直駐軍在離利沃夫8公里的地方。

　　其三，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在對波作戰勝利和「向華沙進軍」部署上看法的嚴重分歧。斯大林指責托洛茨基和圖哈切夫斯基的勝利是「沾沾自喜」和「自吹自擂」，向華沙的進軍是「沒有後備」的。托洛茨基自己並不認為這種指責是有道理的。

　　托洛茨基是較早注意到與波作戰的問題的人。早在1920年1月28日，他就在致彼得格勒季諾維也夫的電報中提出過警告：「最近的情報都表明波蘭人極有可能發起全線進攻。您必須立即採取防範措施。」對於對波作戰問題，著重考慮兩點，一是要做好充分的組織動員工作，二是要做好指揮人員的培訓、糧食、物資和武器彈藥的供應。

　　托洛茨基並不認為紅軍對波作戰取得初步勝利是終極的，戰鬥將是長久的，因此多次提醒要擴大軍需，向西線輸送優秀人才。事實上，托洛茨基對西方面軍的管理還是很擔心的。在紅軍兵敗華沙的前幾天，托洛茨基和在給列寧的絕密電報中寫過：「最糟糕的是戰線拉得太長，缺少道路和聯絡手段。」供應糟糕並不是西線一線所遇到的幾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難，在當時的情況下，所有的戰線，都面臨著同樣的問題，以不考慮後備和後續力量將對波戰爭失敗的責任歸咎於托洛茨基是沒有充分的事實根據的。

　　不管是斯大林指責托洛茨基，還是托洛茨基指責斯大林，無論從政治上說，還是從軍事上說，他們之間的不和和爭鬥深刻地影響了蘇波戰爭的進程並成為紅軍兵敗華沙城下的一個無法推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