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諜戰史上最成功的人物:日籍共產黨員中西功 | 陽光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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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諜戰史上最成功的人物:日籍共產黨員中西功

2016年02月01日 近代名人 暫無評論 閱讀 176 次

  1942年爆發了震驚日本軍部的「中西功事件」。中西功何許人?加入中共的日籍情報人員是也。

  中西功,日本三重縣人,1911年出生,1929年夏中學畢業後,中西功這個18歲的日本青年抱著國內同齡人慣用的「浪人」方式,闖蕩到上海。此時虹口日租界居住著幾萬僑民,辦起一批中日文並用的雙語學校。中西功進入日本為培養「中國通」而設立的「東亞同文書院」讀書。

  日本外務省創辦同文書院的目的,是為日本培養深通中文的間諜,不承想,卻培養了一批熱愛中國的日本人。中西功進入同文書院時,正好由中共黨員、不久前剛留日歸來的經濟學家王學文主持教學。在日本質樸善良卻受過許多對華歪曲教育的中西功,經過王學文講解,很快對馬列主義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不僅未被培養為日本的侵略工具,反而受中國革命影響,與同學安齋庫治、中西功、西裡龍夫、手島博俊、白井行幸等人一起建立了意味著同中國團結鬥爭的組織「日(本)支(那)戰鬥同盟」,成員有二三十人,主要在駐華日軍中展開工作,反對日本侵華,1930年,日本海軍士官生隊到滬參觀,實際是為侵略熟悉戰場,中西功得知後便趕印了宣傳反戰的傳單向他們散發,結果被領事館中的便衣憲兵「特高」發現,把他關押了9天,釋放後還勒令停學一年。西裡龍夫也因到上海港的日軍艦上撒傳單而被捕。

  1931年中西功加入中國共青團,翌年日本海軍陸戰隊發動「一·二八」事變,強令日籍學生參戰,中西功馬上以「撤出侵滬戰爭」為口號組織鬥爭,迫使領事館同意他們回國。在歸國的船上,他結識了以《大阪朝日新聞》駐上海記者身份為掩護的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諜報員尾崎秀實,從而開始了他人生傳奇的一幕。

  回國後,中西功秘密參加了日本共產主義青年同盟,並向尾崎秀實學習了情報工作。他因參加了無產階級研究所,被警視廳偵破後遭關押40天,後因身份未暴露獲釋。1934年經尾崎秀實介紹到日本設在大連研究中國情報的「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任職。滿鐵表面上是一個股份有限公司,實際上除經營南滿鐵路等業務外,它還是一個龐大的情報機構,是日本帝國最高統帥部的智囊庫。中西功在華巡遊後寫出一系列分析報告,引起了政府和軍部重視。1938年日本「中支那派遣軍司令部」成立,其特務部從滿鐵將他借調來滬設立「滿鐵」調查部上海事務所調查室,沒想到他卻乘機從事了相反的工作。

  中西功到達上海後,通過同文書院同學、已成為中共黨員的西裡龍夫恢復了組織關係,並於同年5月轉為中共正式黨員。他領導的「滿鐵」調查部上海事務所調查室獨擋一面,專門負責搜集中國華中、華南及內地政治、經濟、軍事情報。他和中共其他情報員潛伏在敵人心臟,生活在狼巢虎穴之中,憑著高度的機智、勇敢和責任心,頻頻獲得日偽重要情報。如日本統治集團內部的政略之爭,不同時期對華戰略,侵華日軍編制、分佈;日汪密談協議及其進展;各地漢奸之間的矛盾與爭鬥;日本對華經濟掠奪情況;日本特務進行暗殺、破壞的策劃;日軍即將進行的戰役戰術活動等。這些情報對上海抗戰,對中國抗戰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起了重要作用。此後他利用為日軍特務部做情報分析的條件,自由進入絕密資料室並外出調查,通過地下電台向延安發出一系列重要情報,如日、蔣、汪三方關係變化,日軍佔領武漢後已決定停止戰略攻勢,對蔣介石的誘和進展,以及日軍在華兵力調配及「掃蕩」打算等。這時尾崎秀實擔任了近衛首相的秘書,從東京不斷向中西功發來包括御前會議決定在內的許多情報,由他再轉發延安。毛澤東曾對這些「國際同志」的貢獻作出了極高評價。

  1939年中共情報奇才潘漢年到上海後,及時調整上海情報組織,以吳紀光為組長,指導這個日本情報小組深入工作。西裡龍夫出獄後任日本《讀賣新聞》駐上海記者,自由出入日本官方機構,後來又任華中派遣軍司令部的報道部長,還發展汪精衛身邊的汪錦元為中共黨員。汪錦元後任汪精衛公館的秘書和外交專員,得以拿到汪精衛政權與土肥原「日本興亞院」的高級絕密情報。中西功在滿洲鐵路任職,白井行幸在華中派遣軍司令部任職,手島博俊聯繫日本駐華使館武官室。這些日本情報人員搞到日本御前會議記錄、大本營掃蕩作戰計畫等重要情報,及時報到延安。

  日共領袖佐野學從蘇聯回國,路經上海時被捕叛變,日共遭受嚴重破壞,中共在日本的聯絡點也被破獲,日共與中共的聯繫被切斷。在延安的日共領袖岡野進(野阪參三)給國內寫信聯繫,國內組織也派人到上海,通過手島博俊找中共聯繫。岡野進的秘信轉到香港潘漢年處,潘漢年又派人送到上海的關露手裡,由關露趁去日本開會的機會,交給與日共有聯繫的大學教授秋田,再由秋田轉交日共。跨越兩國的秘密聯繫,就這樣恢復了。


  1940年9月,德國、義大利、日本在柏林簽訂三國軍事同盟條約。這個軍事同盟的戰略計畫如何,就成為國際反法西斯陣營關注的焦點。1941年初,日本內部開展南進還是北進的大爭論。中共中央極其重視日本這一戰略動向。如果日本北進攻蘇,將給在中國北方抗日的中共帶來極大被動。如果日本南進襲美,將促使美國抗日,給中國抗日戰爭帶來轉機。中共中央兩次急電潘漢年,詢問日本動向。5月、6月期間,日本的爭論得出結論:先南後北。軍部開始進行南進準備。正在日本的佐爾格、尾崎秀實及時獲知日本決策,同時獲知德國決心進攻蘇聯。

  8月中西功等人搜集到日本在滿洲演習情況及部隊編制,從演習內容可以看出日本軍隊準備南進,而不可能北進進攻蘇聯。莫斯科得到這個重要情報,立即將東線防禦日本進攻的兵力調往西線,防禦德軍進攻。10月,日本特務機關破獲以佐爾格、尾崎秀實為首的 「共產國際諜報集團案」,他們曾收集到日、德的大量絕密情報。因此,此案的破獲,使日本高層驚恐萬狀,只得調整主要領導,首相近衛被軟禁,由戰爭狂人東條英機上台。日本特務機關圍繞此案,窮追不捨,不斷擴大偵破範圍。由於中西功曾與尾崎秀實在上海有過密切交往,所以形勢對中共上海特科和中西功極為不利。隱藏極深的日本情報小組,面臨被全部偵破的危險。就是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中西功仍然堅持工作。上海情報科負責人經過反覆考慮,決定讓中西功向東去,回到東京。中西功回到東京,打探到尾崎秀實等朋友均已被捕。他經過多方努力,得知日軍已在瀨戶內海集結完畢,準備南進。進攻地點及對像尚未清楚,等待正在進行的日美談判的結果。日本確定11月30日為談判的最後日期。帶著這些情報,中西功返回了上海,一頭扎進「滿鐵」事務所的資料室,匆匆翻閱近期送到的《編內參考》、《軍情通報》等絕密資料。分析綜合各種情報,中西功於11月下旬正式向組織報告了自己的判斷:日本將於月底結束同美國的談判,談判最後期限一過,即11月30日後,日本必定進攻美軍,並根據海軍艦船航速和侵略者的慣用手法,預計進攻日期將在12月7日(西半球的星期日)。接獲情報的吳紀光分析,日本將在12月8日向美國發動攻擊,經過潘漢年同意,吳紀光將這個情報轉給軍統上海站。潛藏在這裡的一個地下共產黨員「21號」又將其轉報軍統總部,戴笠再轉報美國駐重慶大使。……於是,這個準確預報日本襲擊珍珠港時間的戰略情報,就由中共情報組織通過國民黨情報組織,轉給美國情報組織!後來事實證明,中西功的判斷準確無誤,但由於美國對此情報未予重視,終於使駐珍珠港的美軍幾乎全軍覆沒。

  這件曠世奇功,中共方面一直深深隱藏。世間所知,只是軍統如何獲得日本奇襲珍珠港情報,轉報美國……

  珍珠港事件後,中西功仍一如既往,利用一切機會收集、報告各種情報。

  1942年6月16日,中西功接到家中打來的電話,說東京來了兩位老朋友,請他回去一下。當他風塵僕僕趕回家時,即刻被捕。原來來人是東京警視廳的「特高」,中西功身份暴露後,幾天裡有西裡龍夫、尾崎莊太郎、白井行幸等20多位中共黨員和同情者被捕,日本政府和軍部都為此「中共諜報團案」的規模而震驚。

  中西功從上海被押到東京後,受到嚴刑拷打,內臟出血不省人事,特高課頭目怕失去口供又下令搶救。他始終不肯說出接頭人,卻坦然承認出於信仰向中共提供過情報。中西功被審時列舉了掌握的大量國內數據,無可辯駁地說明了侵略戰爭持久的前景必然是經濟崩潰和徹底戰敗。同時被捕的西裡龍夫更以雄辯的教授式口才,把審訊室當成講堂。警官們對此十分驚奇,又引出莫大興趣,此後每天竟出現授課式的場面──被審者進入審訊室坐下便清清嗓子說:「今天,講一下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對日本的影響及未來……」「今天,講一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史……」,審問者則像小學生一樣洗耳恭聽並寫下幾大厚本記錄。那些警校畢業的高等生過去受的全是軍國主義奴化教育,此時聽到這些前所未聞的革命理論,再聯繫戰事失利及國內餓怨載道的無情事實,在對過去的信條產生懷疑的同時,也對被審者有了些尊重。集體庭審時,中西功和西裡龍夫等又侃侃而談,警視廳官員和看守們都愣著聽講,主審法官急忙窘迫地打斷講話說:「此處不是宣傳共產主義的講壇,今天閉庭。」

  經長期審訊,1944年秋日本法庭將中西功等人判了死刑。宣判書以驚歎的語言稱:「彼等不怕犧牲,積極努力,用巧妙之手段,長期進行偵察活動,其於帝國聖業、國家安全、大東亞戰爭及友邦勝負,危害之大,令人戰慄。」因特高課要留活口核對疑問,死刑暫未執行,翌年8月日本投降後,他們幾個倖存者出獄,白井行幸等人為反法西斯戰爭獻出生命,同文書院共青團支部書記安齋庫治,戰後成為日共領袖。

  戰後,中西功拖著傷病之軀積極參加了日共重建,長期任神奈川縣委員長(相當於省委書記),還出版了回憶錄《在中國革命風暴中》。據他的夫人回憶,1973年中西功患胃癌處於彌留之際,最後懷念的仍是在上海的鬥爭歲月,斷續地說:「我真想去看看……看看那些街道,那些勝利的人們……他們有了自己的共和國……」

  中西功並非不愛自己的祖國,卻認為只有使軍國主義失敗,並與中國友好,才能建設民主的新日本。在東京法庭上,他反駁「叛國罪」的指控時說:「制止日本侵華戰爭,能使日華人民從毀滅性的災難中解脫出來,實現日華和平和日華人民世代友好,這是兩國人民的莫大幸福和根本利益所在。」正是出於這種理念,他與帝國主義間諜完全不同,提供情報完全出於信仰而從不要報酬,組織困難時還以個人積蓄傾囊相助。這種高尚的風格也證明,代表正義的先進思想具有強大的力量,「得道多助」恰恰由此得到生動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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