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36年來幾多起伏，曾經攀上小高峰，亦曾跌落至谷底。縱觀歷史上的四份中日關係政治文件，恰好與兩峰一谷吻合，構成中日關係的U形大回轉

★ 本刊記者/楊中旭

世所矚目的《中日聯合聲明》對「歷史問題」僅僅有8個字的表述——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然而，在這簡單的8個字外，人們卻能感受到暖春的氣息。

第一個高峰

「實際上，中日第二份政治文件是第一份文件留下的一個尾巴。」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蔣立峰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1972年9月29日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是兩國外交史上的第一個政治文件。文件第四款這樣表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決定自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起建立外交關係。兩國政府決定，按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在各自的首都為對方大使館的建立和履行職務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並盡快互換大使。」

按照外交慣例，締結外交關係的雙方，會同時締結一個和平友好條約，以彰顯兩國之間不訴諸武力、和平交往之重要性。但在當時的中日兩國政府之間，由於考慮到蘇聯因素，在「反霸條款」上存在分歧，造成了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的第八款只好留有餘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日本國政府為了鞏固和發展兩國間的和平友好關係，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

6年之後，「反霸條款」分歧獲得解決，中日之間的第二份政治文件——《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得以簽署。由於「條約」的特殊性，在兩國外長簽署、並經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和日本國會分別批准後，條約批准書交換儀式被安排在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訪問日本時進行。

「事後看來，以這兩份政治文件為基礎，中日關係開始出現36年外交史上第一個小高峰。」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馮昭奎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在那個「小高峰」的時期，受到日方熱烈歡迎的中方貴賓並不只是鄧小平一個人。中國圍棋國手陳祖德曾經跟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日友好協會會長廖承志訪日。陳祖德在他的自傳《超越自我》中這樣寫道：「廖在日本受到的是最高級的國賓待遇，他所到之處，自市民至國會議員都發自內心地歡迎他」。

「需要看到的是，(在那個時候)中日兩國長達23年近乎隔絕的歷史，讓兩國人民友好的感情累積得更加充分。」一位曾經兩度出使日本的外交高級官員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在「小高峰」的背後，是兩國政治家的艱苦努力——1992年江澤民訪問日本期間，曾專程前往看望為中日邦交作出貢獻的前首相田中角榮。當時，田中角榮先生業已患有腦梗塞，右手已不能活動，只好用左手緊緊握住江澤民的手。聽完江澤民的慰問和「飲水不忘掘井人」的謝意之後，田中角榮熱淚盈眶，奈何語言障礙，由女兒田中真紀子代讀了一篇書面講話。其中，他談到「決斷與實行」是他的政治信條，20年前的中國之行在當時日本國內形勢下，帶有「賭命」的味道。但他確信，只要相互確立信賴關係，就可以超越政治制度的不同，完成邦交正常化。他還表示，正是由於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博大的胸懷，邦交正常化才得以實現。

在周恩來與田中角榮親自談判並達成的恢復邦交的政治文件中，兩國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日本國之間迄今為止的不正常狀態宣告結束」。在「唯一合法政府」「台灣問題」等方面，雙方都達成了共識。並在前言中，明確對「歷史問題」表態——「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於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這一切，對維持中日邦交正常化和日後的發展均起到了「地基」的作用。

波谷

但進入上世紀90年代，中日兩國關係開始出現不諧調局面。

從1993年開始，中日關係開始出現長達13年之久的波谷期。1998年第三份中日關係政治文件——《中日聯合宣言》簽署之時，恰好處在這一波谷的中段。

這可以從第三份中日關係文件中兩次出現的「冷戰」一詞看出端倪：「雙方認為，冷戰結束後，國際新秩序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國際上的變局，深刻地影響了日本國內的政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馮昭奎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在日本國內的直接影響就是左翼社會黨的式微。但執政黨自民黨內部也同時發生分裂，自民黨38年來首度失去政權，社會黨反而成為眾多小黨派拉攏攀附的對象，進而出現了社會黨元老村山富市一度出任日本首相的局面。

然而左翼式微、右翼壯大的趨勢終究無可逆轉。1996年，保守派代言人橋本龍太郎出任首相，自民黨奪回政權。此時，中國經濟總量不斷擴容，而日本經濟仍處在泡沫經濟破滅後的痛苦之中，東亞歷史上首次兩強並立的格局已現雛形。

時至今日，兩強格局帶給日本的心理不適已為學界公認，而右翼當時的興風作浪也讓中日關係開始進入陰雨天。

就在1998年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訪日前夕，據蔣立峰回憶，「江主席出訪前，日本國內的輿論對中國很是不利」。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雙方在《中日聯合宣言》中，首次在政治文件正文寫入了「歷史問題」。雙方認為：「正視過去以及正確認識歷史，是發展中日關係的重要基礎」。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和1995年8月15日內閣總理大臣的談話，痛感由於過去對中國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和損害的責任，對此表示深刻反省。中方希望日本汲取歷史教訓，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在此基礎上，兩國發展長期友好關係。

在第三份中日關係政治文件中，雙方還同意建立「面向21世紀，致力於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夥伴關係」。同時，雙方確認了兩國領導人「每年交替互訪」。只是，無論是「友好合作夥伴關係」，還是「每年交替互訪」，都在隨後小泉一波接一波的參拜之下流產。在2001年至2006年小泉執政的5年間，兩國媒體更是將中日關係稱之為「政治冰期」，兩國關係也直墜谷底。

U形回轉

當中日關係第四份政治文件——2008年《中日聯合聲明》簽署之際，兩國關係業已走出延綿多年的低谷，一個中日關係U形回轉的路線圖正在形成。

小泉之前連年的參拜，導致兩國關係持續緊張。日本右翼不斷通過言論、行為挑戰中國人民的情感底線，隨後又再借中國的抗議，鞏固自身的民意基礎。

2006年秋天，小泉終於卸任首相一職，繼任者安倍晉三上任伊始就接續了中斷5年之久的首腦互訪。次年，福田康夫出任首相，中日兩國之間的「福田機遇期」來臨。

2007年年末，福田在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之時，無論是在北京大學的演講，還是去山東曲阜拜謁孔子的舉動，都向世人展示出有別於以往的價值觀。在安倍時代，強調與西方同一價值的「價值觀外交」使中日之間仍不能完全解決形而上的隔閡；而福田更為強調兩國歷史上的淵源，從而為化解歷史問題提供了良機。

「歷史問題的立場永遠不能軟化，但是，具體的策略可以商量」。消息人士說，「兩國之間關於歷史的分歧，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間解決，而只能通過擴大交流、加深交流來解決」。

按照這位消息人士的表述：歷史問題不是中日關係的入口(前提條件)，而是中日關係的出口(目標)。而所謂的「出口」，是要將歷史問題解決到兩國人民的心坎上。而實際上，胡錦濤總書記此次在早稻田大學的演講已為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方向，「歷史是最富哲理的教科書。我們強調牢記歷史並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珍愛和平、維護和平，讓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讓各國人民永享太平」。

這，或將成為兩國關係U形回轉過程中最本質的動力。 ★

中日聯合聲明：現實主義的傑作

簽署新的聯合聲明，在兩國關係發展的關鍵時期，提供了戰略互信的保障，這是最大成果

★ 實習記者/陳君

互相承認是兩國政府的 實際需要

中國新聞週刊：如何評價「暖春之旅」？

金熙德(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這是中國國家主席時隔10年的再次訪日，是對2006年以來中日關係回暖過程的總結，為兩國關係重新定位，為未來發展指明方向。

雙方簽署了第四個聯合聲明，正確認識對方的國家訴求，把戰略互惠確定為雙方奮鬥目標，這是訪問的最大亮點。

劉江永(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此次訪日，標誌中日已徹底擺脫小泉當政造成的緊張關係，回到小泉上台初期，關係甚至還有所提升。

陳潔華(華東師範大學東亞問題研究所所長)：對日本而言，目前中國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最安定、繁榮、強大的時期，該如何認識這個「新鄰居」，日本社會有不同看法，同樣，我們對日本的評價也未必不存在偏差。所以，訪問的最大成果，至少在聯合聲明層次上，兩國形成了對對方的正確認識。但兩國國民在心理上能夠真正理性對待對方，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中國新聞週刊：如何評價《聯合聲明》？

陳潔華：胡主席訪日簽署聯合聲明，確定了戰略互惠的實際內容，這是最實在的作用。簡單地講，就是雙方都給對方積極的評價，日方肯定「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取得的發展」，中方也肯定日方「堅持走作為和平國家的道路，通過和平手段為世界和平與穩定做出貢獻」，這是第一次以歷史性文件的形式，在戰略認識上達成一致，正式相互承認，很不容易。這也是雙方避免猜忌的基礎。

劉江永：互相承認是兩國政府的實際需要。在日本，「中國威脅論」時常興風作浪；在中國民間，對日本可能復活軍國主義的警惕也很敏感。在此背景下，聯合聲明確認、形成的共識有利於雙方決策層在重大戰略判斷上消除誤解。

聯合聲明既在戰略認知上有新的重要發展，又體現了歷史繼承性，聲明第二條重申繼續恪守中日「三個文件(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1998年的《中日聯合宣言》)的各項原則」，是必要的，這是兩國今日走過曲折、實現「暖春」的基礎和保證。

黃大慧(中國人民大學東亞問題研究所主任)：聯合聲明是現實主義的傑作，是中日關係新的起點。中國正在從政治大國邁向經濟大國，日本也以經濟大國的身份謀求政治大國的資格。近10年來，這對有太多故事的鄰居，力量結構發生變化，「兩強」格局正在出現，戰略性猜疑隨之產生。

簽署新的聯合聲明，在兩國關係發展的關鍵時期，提供了戰略互信的保障，這是最大成果。

中國新聞週刊：如何理解《聯合聲明》中有關「歷史問題」的表述？

金熙德：所謂「歷史問題」，其實不是歷史事實的問題，因為事實只有一個。兩國在歷史認識上存在分歧，這恐怕才是歷史「出問題」的根源。「歷史問題」不是固定不變的，因為決定因素在發生變化，中國政府、日本政府及兩國輿論，要共同面對歷史問題，歷史問題的解決也是這「四角關係」共同發揮作用的結果。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圍繞歷史問題，中日進入磨合期，感情碰撞相當激烈，消耗了大量精力，雙方也都付出代價，現在，中日決策層達成默契，控制歷史問題帶來的影響，不讓歷史成為包袱。但最終找到好的解決出口，需要時間和方法。

劉江永：如何讓對方也能真正瞭解、理解你對那段戰爭歷史的感受，應該說中日雙方還沒有找到很好的方法，但至少，在兩國政府和學界中逐漸形成共識，就是歷史問題應該是歷史認知問題。說白了，就是你現在怎麼看那段戰爭歲月的問題。

中國新聞週刊：如何理解《聯合聲明》中關於「東海問題」的表述？

黃大慧：在《聯合聲明》中涉及東海問題的只有一句話，「共同努力，使東海成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我認為它的解決不會拖很長時間，不會成為長期影響中日關係的大問題，中日共同開發東海油氣田問題談判取得重大進展，決心已經下了，大的框架已經確定，技術或者事務層面的細節可能還要繼續磋商，共同開發的範圍逐漸要取得共識，談判結果的發佈時機也要好好考慮……最樂觀地看，今天7月在日本舉行八國峰會的時候，這個問題可能就會有結果了。

金熙德：不能把「東海問題」嚴重化。去年福田訪華，和溫總理會談取得重大進展，這次雙方首腦同時以更加明確的語言表示，解決東海共同開發問題只是時間問題。「東海問題」最難解決的是劃界問題，涉及領海領土主權、國際法和民族感情等很多方面，通過理性談判，確定共同開發的範圍——這是問題關鍵，以此打開突破口，可解除兩國政治上的矛盾。

中方願意看到日本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

中國新聞週刊：關於《聯合聲明》中日本的「入常」問題，有日本媒體認為「中國對『入常』點頭」。而中方分析人士卻強調，中國對該問題的表態比較穩定，「點頭說」只是日方「一廂情願」的理解？

金熙德：中方對日本「入常」的態度其實一直很穩定。在這些敏感問題上，中日有不同的關切點。比如，日本政府希望中國支持日本「入常」，而中國政府在做出政治判斷的時候，考慮民間情感、國際主流輿論以及中日氛圍等因素。聯合國改革問題涉及很多國家，取決於某些時候的國際政治氣候，不完全取決於中方態度。兩三年前，日本就要衝擊「入常」，但當時中日關係處於最低谷。

陳潔華：日本不會停止「入常」努力，也會繼續要求中國不要成為阻力，客觀地講，日本還有能力，也有機會，可以利用聯合國大會的機制實現目標。

其實，在《聯合聲明》中，多次強調「兩國對亞太地區和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發展有著重要影響，肩負著莊嚴責任」等意思，就是表明中方願意看到日本能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建設性作用，這是從世界和平與穩定的大局出發。

此外，日本希望中國理解支持「入常」，但目前雙方恐怕還沒有找到與支持「入常」等價值的對日需求。

中國新聞週刊：有日本媒體提出，不久前，拉薩發生暴力事件，奧運聖火在一些國家傳遞也遭遇了不公正待遇，因此，此次胡主席訪日含有「外交突破」的意味？

劉江永：去年12月福田訪華的時候，就向胡主席發出邀請。福田政府特別希望中國國家主席能早些去日本訪問，這也體現了他們的政治需要。當時，媒體不也都在關注「櫻花之旅」嗎？關於胡主席訪日的計畫和行程，兩國外交等部門可能從今年年初就開始磋商和設計了，本來是要去看櫻花的，最後到5月終於成行了。其實從小泉後期開始，日方要求與中方對話的心情就特別迫切，而不是中國要「突破」。

陳潔華：媒體有些雜音也不奇怪，日本輿論接受中國崛起的現實需要時間，而對中國未來的發展也存在擔憂，這些並不能靠領導人一兩次訪問就能完全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