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中共黨員美國人李敦白：入黨受五位最高領導批准
1945年9月的一個清晨，一架飛機從黑夜中駛出，飛過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機艙裡有一個叫Rittenberg的年輕人，他原本以為，戰爭已將結束，很快他就會回家。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這一次中國之旅足足有35年之久。這個後來改名叫李敦白的美國人，在中國見證了從內戰到解放，從大躍進到文革等中國歷史重大時刻。
■ 口述：李敦白 採訪：黃歡
1945年，我24歲。
我沒有想過要來中國。第二次大戰以前，平常一個美國人不會想到去中國，美國人要是能夠去法國、去英國，那是很了不起的。我也跟他們一樣，曾經夢想著去法國、英國。然而，我偏偏來到了中國。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初期，我應徵加入陸軍。就在入伍後不久，陸軍當局對我做了測試，將我從野戰部隊裡挑選出來，準備派去學日文。當時我十分懼怕，因為我深信日本會戰敗，而學日語就有可能常駐海外。於是我費了一番口舌讓他們改派我去學中文，戰爭一結束，我也許就能馬上回國了。可是，這一來，我就在中國呆了35年。
1945年9月，一個旭日初升的清晨，我走下飛機，感覺自己來到蓬萊仙境，我的雙腳已經踏在中國這片土地上了。
留在中國
在昆明工作的日子，我很快就發現，這裡的老百姓沒有任何手段保護自己，很多人生活都很悲慘。在以後的日子裡，我總會想起李木仙這個女孩——一個黃包車伕的女兒，也是我辦的第一個案子的受害者。
她是個12歲的女孩，在自家的房子門前踢毽子，不料飛來橫禍，被一輛卡車撞死了。肇事者是一名美國空軍軍士，他開著軍用卡車藉著酒的烈性想嚇唬嚇唬正在踢毽子的木仙，沒想到把她撞死了。這名美國兵逃離現場。她的母親受不了獨生女死去這個刺激，不久就去世了。他的父親李瑞山，通過掌管12戶的甲長，再通過管理12個甲長的保長，提出索賠。
我開著吉普車去調查，又回到賠償部，在寫好的報告裡，我建議給很高的賠償。然而，我拿到的結果是：26美元。我把那個裝著26美元的信封遞給李，本想跟他說聲抱歉。然而，他只是收下信封，鞠個躬。當天下午，他卻出現在我的辦公桌前，他帶來一個信封，裡面有六美元。
「這是幹什麼？」我問。
「謝謝你的幫助！」
「也給了甲長？保長？」
「是的」他回答。
我突然間明白了。在這個層層遞交的過程中，每個經手的人都會從這個不幸者身上搾取一份。然而，他自己還覺得這是順理成章的事。
我只覺得難受。
後來的日子裡，我常常想起自己為什麼復員的時候沒有回國，我仍常常想起他和他的女兒。因為我相信，要幫助那些生活和他們一樣悲慘的人，這是惟一的道路。
美國有一句話：「人生艱難，終究一死」，但我不能接受。儘管我是一個富裕家庭的獨子，我的父親是查爾斯頓著名的律師，母親是俄羅斯移民。我仍然覺得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應該做些有價值的事情。
1940年，我在念大學的時候，就加入了美國共產黨。一方面，當時它是對美國迅速捲入大戰採取強烈反戰立場的團體。另一方面共產黨強烈主張言論自由及其各種族平等，我在這個在美國勞工運動中紮下根基的黨身上，看到了匡正所有不公的希望。
在黨內的兩年，我組織了鋼鐵工人和礦工運動，我曾被伯明翰的紅色特遣小組逮捕審問，在那期間，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人甘於清貧，為的是幫助他人脫離困境，我看到有人為了理想而犧牲。我漸漸地悟到了一個道理：你的一生為別人的自由幸福做貢獻，那就是你的幸福。
來到中國之後，我仍然沒有放棄自己的理想。在這裡我同樣可以實現自己的理想——幫助那些生活悲慘的人，為一個全新的社會貢獻力量。
在我到達昆明後，偶然認識了幾個報童。當時，我認認真真閱讀每一份報紙。我每次都會買一份《新華日報》，這是共產黨自己發行的報紙。有一天報童悄悄問我：「你想不想見見辦這份報紙的人？」我點了點頭。
就這樣，我秘密地認識了兩個地下黨員，一個姓程、一個姓李。或許過去我也是個美國共產黨員，我感覺跟他們有某種聯繫。我很樂意跟他們接觸，但並未刻意這樣，其實我並不確定將來會有什麼結果。
有一天晚上，李帶我去一戶姓喬的人家。這位喬先生也是共產黨員。他們告訴我，在延安，毛澤東在那片山區建立了根據地，延安每個星期六晚上都有舞會，從基層人員到毛主席都參加。那天晚上，延安活生生地展現在我面前。我對傳說中廉潔的共產黨起了很大的好奇心。
延安：可愛的地方
1945年11月底，隨著戰爭的結束，美軍即將撤離昆明，等待回美國解甲復員。而此時的李敦白已經不想回國了。他想盡辦法讓自己留在中國，並調赴上海的美軍陸軍總部工作。在上海，通過地下黨的幫助，結識了宋慶齡。不久，宋給他找了份工作。
當時，我奉命到聯合國救濟總署在武漢的地方辦事處報到，並從那裡往北進入大別山區。在那裡，我看到了是共產黨領導人和老百姓的關係，這是令我十分感動的。在解放區宣化店，我第一次觀察到救濟物資堪稱公平、民主分發的典範，我由此敬佩中國共產黨。也就是在宣化店，我結識了周恩來。在拜訪周恩來的時候，我告訴了他我的想法——想到延安去。他對我的想法大力支持，並且建議我跟著普萊絲小姐去。她是紐約一個救濟組織的代表。
我和普萊絲小姐一起到北京，準備從那裡搭美軍軍用運輸機進入延安。我們向美軍申請機位，但結果只有普萊絲小姐被接受。我們去求葉劍英出面，他畢竟是共產黨軍隊的參謀總長，但是仍然被拒絕了。
當天晚上，為了安慰我，葉劍英提出讓我去張家口。正如我期盼的那樣，當地指揮官聶榮臻便要求我在那工作。他們正在建一個英語廣播電台，缺少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人來協助他們工作。我在那工作了一段時間，但仍然想著去延安。
正當我感覺希望全破滅的時候。「送」我去延安的不是共產黨，而是國民黨。9月，國民黨軍隊朝張家口逼近。聶榮臻要求我轉戰到延安去繼續廣播工作。
1946年10月19日，那是個星期六的夜晚，我終於到達了延安。
延安看上去純粹就是窯洞，但很乾淨。我們走進一座長而低矮的石頭房子，仍然記得他們說的每個週六晚上有舞會。房子裡傳出小提琴、低音提琴，好像還有一支薩克斯風的聲音。有個人推開門，我看到了毛澤東畫像中的真人：他穿著咖啡色的衣服，扣子扣到脖子上，和我見過的畫像一模一樣，我一眼就認出了他。
這周圍的一切看起來都那麼好——房子、音樂、氛圍。正當我凝視的時候，樂隊奏響，大概是狐步舞曲，毛澤東動了起來，邀請舞伴，滑向舞池。我看著毛澤東和嬌小的舞伴在舞池中翩翩起舞，心裡一陣興奮。
毛澤東看到我，停了下來。有人領著我走過舞池做正式介紹。他微微一笑，握住我的手說：「歡迎美國同志來參加我們的工作。」
「我們這裡只有小米加步槍，你會發現我們這裡的生活很簡樸。」他把帶到旁邊的椅子邊坐下，「你的中文說得真好。如果同意，讓我們找個時間，你來跟我談，一天或者兩天，談談美國。」
「如果真是這樣，我倒是很樂意。」我說。
那一刻，我沒想到自己的運氣居然如此好。以前在斯坦福我一直學習他的文章，一直看報紙上他的消息，居然他就和自己坐在一起聊天。
第二天，我來到了我工作的地方。張家口的每日二十分鐘廣播因為轟炸而停止，延安這裡就開始試播。而我，正是他們需要的人，給他們的人作培訓，潤色他們的英文，並給他們幫助及建議，我很喜歡這樣的工作。
毛澤東提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我認為是十分地道的。在那裡，言論比較自由。在黨的會議上，黨員可以自由發表意見，鼓勵黨員有什麼話就說什麼。那個時候，我們有一個叫韓托夫的老黨員，認為毛澤東的土改是錯誤的，認為斯大林是正確的。經常在支部會上慷慨激揚地發言。
除此之外，那裡的人更是淳樸、坦蕩，大家相處十分融洽。記得有一次，當時我們每個人每月發一大包木炭。有一天我發現自己的木炭沒有了，他們豪爽地說：「你用我們的木炭，我們的木炭燒光了下個月再說！」任何一個人都會這麼說，會這麼做。
我越發覺得延安可愛。在宣化店時，我對共產黨的認識有一個比較大的進展，我敬佩他們；到了延安，我越發覺得自己想成為他們中的一員。
成為美籍中共黨員
在張家口的時候，我便要求加入共產黨。當時，我找到聶榮臻，我對他說「我要加入共產黨」。 政治部主任來找我談話，當時就提出讓我先參加黨的學習會。那個時候，我寫了個自傳。
由於戰事，這事就不了了之。到了延安，我再次提出申請。並且請了李先念和王震作為我的入黨介紹人。但幾個星期過去了，仍然沒有音訊。直到有一天，廖承志突然告訴我，上級正在考慮我的請求。
第二天，我來到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的窯洞。他找我談話。他告訴我，要入黨必須通過兩關：第一關是嚴密的政審；另外一關就是申請人的政治態度。
安子文接著問我：「你為什麼要加入共產黨？」
「我不是一個很好的革命者，我入黨是希望學習，學會做一個共產黨員。」我回答。
他有點木然。我自己也覺得似乎不應該這麼說。但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我有點憂心忡忡。
但他接著說：「我們的同志在報告中對你的印象都不錯。」他還告訴了一件令我吃驚的事情：「對外國同志，黨中央有個特殊的規定，雖然沒有明文規定，但這是確實存在的機密。那就是，外國同志入黨必須獲得黨中央五位書記的直接批准。」我明白，五位書記指的是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和任弼時。
我在焦躁中度過了一星期左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通過。終於有一天，廖承志告訴我，文件已經下來了，一切都沒有問題，書記處一致批准我的申請，我已經成為中共的一員。
在延安農村的日子裡，軍民的關係是非常好的。任何人哪怕是在道路上遇見了毛澤東、朱德這樣的領導人，都可以過來插話。
後來的日子裡，我也常常遇到他，但是每次交流時間都很短。
但有一次我們交談的時間比較長，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在延安過了新年以後，毛澤東在看 《週六晚報》。他一邊翻，一邊看看廣告，這樣問我「我認為美國統治階級是空虛的，驕傲自大」。
「我不這麼認為。在美國有許多不同的派別，要看美國統治階級的態度，我認為真正的主流是以杜魯門、馬歇爾等人為首的，傾向和談的一派。但也有的人比較狂妄，企圖征服世界、征服地球。」我回答道。
他又說：「我們大部分同志也不這麼認為。」
那個時候，每個星期五的晚上，大家會一起在美軍指揮辦公室看美國電影。他們非常喜歡看電影，毛澤東也非常喜歡看。我們一起看勞累爾、哈代等人的影片，他們也經常問我一些關於美國的問題。
節假日的時候，大家會聚在一起打撲克牌、跳舞。毛澤東曾向我闡述他最喜歡的理論：「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只有你怕他們時才可怕。」
兩次入獄
1949年1月21日，作為斯特朗的朋友，李敦白受到牽連在西柏坡入獄。1953年初，斯大林去世，許多冤假錯案獲得平反，斯特朗間諜案也在其中。1955年4月4日，李敦白終於結束了6年的牢獄生涯。
在文革的大環境中，李敦白漸漸成了一個敢說敢做的造反派。他在天安門廣場演講，激勵紅衛兵捍衛毛澤東思想，很快就成了文革中的風雲人物，而對這場「革命」背後的騷亂、個人權力角逐，卻絲毫未有察覺，以至於後來再次入獄，長達9年之久。
第二天，我大吃一驚。 「向李敦白同志學習！」我竟成了英雄。我受到大家的讚揚、擁護。就這樣，我捲入了文化大革命。之後我覺得自己越來越「左」，越往下走，頭腦越昏，越陷越深。
我兩次在監獄中度過的日子一共有16年，後來有人經常問我，在監獄中是怎麼挺過來的？我自己也在想，這是因為把理想掛在高高的一顆星上面，跟著這顆星走，任何力量也打不倒。不管是把我關在監獄裡，還是在其他地方。我認為是自己找到了人生幸福的一個竅門。
1977年11月19日，我終於被釋放出來了。整整9年8個月零1天。夫人玉琳和我的子女們也都解除了隔離。我的幾個子女圍在我身邊，我居然都分不清誰是誰了。
回家以後，我發現了玉琳給周總理寫的信的副本。我才知道這些年，玉琳一直在為我的事情奔波勞累。當時，我被放出來的時候，給我的結論是「曾犯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我的夫人堅決要為我討回一個公道，經過多次努力。1982年，她終於完成了心願，公安部的結論中指明：他「對中國人民的事業是有重要貢獻的」。
離開中國以後
1980年，我們離開中國，回到美國。不知道的人，以為這是我的苦難結束了，回國去養老。其實不是，我們到美國，是從一分錢開始掙起的。
剛到美國的時候，發現變化太大。最大的感覺就是沒有「媽媽」。在中國，我們是國家幹部，有待遇，有工資。但是到了美國，我們發現自己一無所有。當時，我們住在姐姐家裡，一些朋友勸我們回到中國。但是我們拒絕了，我們也要從頭開始。
那個時候，我在兩所大學裡教書。太太更辛苦，一個人兼三個職：在大學裡面教中文、教中國烹飪，還打毛衣。每天打毛衣打到夜裡一兩點。一天一件，一件毛衣賣36美元。當時她的烹飪很有意思：我們拿著盆盆鍋鍋，又是菜，又是肉，所有的材料都得自己帶，在一個中學負責成人教育，每週三到學校去上課，每次先表演4種中國菜。
當時，美國地方政府的教育局長每週都蒞臨檢查，他很欣賞玉琳的菜。後來很多人要求增加課程，於是她週五也給大家講烹飪。我們靠兩個人掙來的錢維持生活。大約一年半以後，我們的生活慢慢有點好轉。我們在紐約市租了一套房，但是當時房子條件也很差，到處是蟑螂。
回到美國的日子，雖然艱辛，我也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很多報紙、電視都報道了我。《紐約時報》整個版面報道了我在中國的生活經歷。有一年，我的朋友向美國CBS著名記者邁克·華萊士推薦了我。
那天，我到華萊士的家去，我們談天，聊我對中國的看法。當時我提出自己可以給CBS當顧問。他很不以為然，他說：「顧問？我們花了很多錢請了很多世界上的中國問題專家，我們不需要顧問。」
1981年8月，我隨CBS一起到中國做節目。第一個採訪地點就是南京市，正好那天晚上，我們在南京看到一個海報，市文工團在大禮堂演出。於是當天晚上，他們就決定去拍攝節目。然而，他們去的時候並沒有沒帶上我，把我撂在賓館裡。
半小時後，他們沮喪地回來了。原來，文工團的頭允許他們拍攝，但是有條件「5分鐘5萬美元」，而且還得是指定的鏡頭。
於是，我去找了文工團的指導員。我對他們說：「你知道嗎，這個節目在美國，觀眾有5000萬到8000萬，國內已經開始有文工團去國外演出，說不定這個節目播出，引起國外的興趣，會邀請你們去國外演出。」於是，他們立刻要求我請他們回來。一個錢都不要，還表示有的節目質量不高，還會加緊排練。
就這樣，當天晚上，華萊士打電話給紐約CBS聘請我做顧問。
這次來南京之前，華萊士對紅色中國沒有好感。後來我們訪問了一些解放軍，他跟老市長、老政委，座談了半天，還到部隊去看了。回來的時候，他在車上對他的製片人說道：「Berry，很奇怪，這些共產黨還挺可愛的！」節目很順利，最後的主題是說現在中國致富不可恥，是光榮的。
就這樣，我和華萊士建立了親密的友誼。
1987年，我和華萊士一起來到了北京。當時他的任務只有一個：採訪鄧小平。我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第一，華萊士在美國是如此有名氣；第二，華萊士向我們保證不會為難他，不會搞鬼；第三，我們認為有把握可以掌控整件事情，不會出什麼差錯。並托人轉交給他。當時美國所有有名的記者編輯都在爭取採訪鄧小平，最後他就挑中了華萊士的《60分鐘》。
就這樣，他接受了訪問。可是事情並沒有想像中的順利，還是出現了一個小風波。
鄧小平答應了，但是中方也有要求：第一，不能斷章取義，完整的句子不能斷，不能曲解他的意思；第二，要求全部都用，不能過多剪輯。但是，華萊士回到美國的時候，他的上級把這個訪談剪成了5分鐘就播了，中國大使館的人很生氣。
華萊士半夜裡給我打電話，犯事的編輯也給我打電話，讓我們去中國大使館跟他們談判。不然就要將CBS驅逐出北京。我和華萊士一起到中國大使館，最後達成協議：1、CBS把訪談全部發表完；2、組織一批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一起座談，發揮作用。
我來到中國，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但我從來沒有後悔過。我在中國找到了我最心愛的終身伴侶，她是個了不起的中國女人。這是我一生的幸福。我在中國的經歷也使我受到很多教育，如果我沒有來中國，也許我的人生是平淡的、無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