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與曾國藩的官場恩怨

　　左宗棠、曾國藩是晚清鹹同時期一代豪傑，都為同治中興立下不朽功勳，此二人與彭玉麟並稱大清三傑，又與胡林翼、彭玉麟並稱大清「中興四大名臣」，還與李鴻章共稱為「曾左李」。左宗棠、曾國藩二人共事十餘年，交情甚厚，曾國藩對左宗棠還多有提攜與相助之恩。然而自同治三年，湘軍攻克天京後，二人割袍斷義，再無書信往來，令世人為之惋惜。清末李伯元所著《南亭筆記》中對二人絕交經過有所記述。曾左二人的全集、年譜、傳記中，也流露了兩人由知己到交惡的原委。

　　左宗棠生性穎悟，5歲時就隨父到省城長沙讀書。1827年（道光七年）應長沙府試，取中第二名。他不僅攻讀儒家經典，更多地則是經世致用之學，對那些涉及中國歷史、地理、軍事、經濟、水利等內容的名著甚感興趣。1830年，左宗棠進入長沙城南書院讀書，次年又入湘水校經堂。他學習刻苦，成績優異，在考試中7次名列第一。1832年，他參加在省城長沙舉行的鄉試中第。但好運也就此結束了，此後的6年中，他3次赴京會試，均不及第。

　　左宗棠是有大志的人，他並沒有在京試的失意中走向人生的沉淪，也沒有像有些落第文人那樣從此寄情山水了此一生，儘管他的詩文才華出眾。他決定不再參加會試，何必像范進一樣在考試路上耗盡大好年華？從此「絕意仕進」，打算「長為農夫沒世」，尋找新的報國途徑。正如他後來所說，「讀書當為經世之學，科名特進身階耳」。

　　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幹，得到了當時許多名流顯宦的賞識和推重。早在1830年，年僅18歲的左宗棠拜訪長沙的著名務實派官員和經世致用學者賀長齡時，賀長齡即「以國士見待」。二十三歲結婚時，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寫對聯以明志：「身無半畝，心憂天下；讀破萬卷，神交古人」。

　　1837年的春天，時任兩江總督的陶澍回鄉省親。途經醴陵，縣公館的一副對聯讓他怦然心動：春殿語從容，廿載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翹首公歸。這副對聯，表達了故鄉人對陶澍的敬仰和歡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為得意的一段經歷。

　　陶澍看了對聯後很開心，他接下來走進縣公館，只見迎面是一幅山水畫，上有兩句小詩：一縣好山為公立，兩度綠水俟君清。其意即醴陵縣那傲然屹立的山峰，皆是仰載陶公一腔凜然正氣而生。小小醴陵，居然有自己的知己！陶澍無法不激動。這位60多歲的封疆大吏，當即提出要見見這詩文作者。

　　作者正是左宗棠，時任淥江書院山長。陶澍決定推遲歸期，與素昧平生的左宗棠徹夜長談，共議時政。左宗棠不失時機地提出要拜陶澍為師，畢生倣傚。陶公愛才，欣然應允。於是，一個落魄的窮舉人，就這樣做了兩江總督府的四品幕僚。陶澍還以封疆大吏之尊，提出與左家結秦晉之好，將年僅五歲的惟一兒子陶桄，許配給左宗棠為婿，表明他對左宗棠才學與人品的器重。

　　更為值得一提的是，名滿天下的林則徐對左宗棠十分器重，1849年，林則徐途經長沙，指名要見隱逸在老家讀書的左宗棠。兩人曾在長沙徹夜長談，對治理國家的根本大計，特別是關於西北軍政的見解不謀而合。林則徐認定將來「西定新疆」，捨左宗棠莫屬，特地將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寶貴資料和繪製的地圖全部交付給左宗棠。後來左宗棠征戰新疆，帶的就是林則徐繪製的新疆地圖。此番會見臨別時，林則徐還寫了一副對聯相贈左宗棠：「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此聯遂成千古絕唱。林則徐臨終前還命次子聰彝代寫遺書，向咸豐皇帝一再推薦左宗棠為「絕世奇才」、「非凡之才」。

　　是蛟龍總會騰淵，是猛虎總會出山。當時國家一直處於內憂外患、危急存亡之中，左宗棠是不可能長期退隱深山袖手旁觀的。1852年（咸豐二年），當太平天國大軍圍攻長沙，省城危急之際，左宗棠終於經不住老朋友郭嵩燾等人的勸勉，應湖南巡撫張亮基之聘出山，投入到了保衛大清江山的陣營。左宗棠在炮火連天的日子裡前來投奔，巡撫張亮基大喜過望，將全部軍事悉數托付給左宗棠。左宗棠從此「晝夜調軍食，治文書」、「區畫守具」，各種建議都被張亮基採納，並立即付諸實施，終於使太平軍圍攻長沙3月不下，撤圍北去。左宗棠一生的功名也就從此開始。

　　曾國藩和左宗棠是湖南同鄉，自從咸豐二年，曾國藩丁母憂在湖南原籍舉辦湘軍，便和左宗棠有了交往。當時左宗棠為湖南巡撫張亮基幕僚，因公務而書信往來不絕，交情日厚。曾國藩對左宗棠，尤有提攜之恩，這是後話。

　　1854年3月，左宗棠又應湖南巡撫駱秉章之邀，第二次入佐湖南巡撫幕府，長達6年之久。其時，清王朝在湖南的統治已岌岌可危，太平軍馳騁湘北，長沙周圍城池多被佔領，而湘東、湘南、湘西廣大貧苦農民，連連舉事，此起伏彼起。左宗棠焦思竭慮，日夜策劃，輔佐駱秉章「內清四境」、「外援五省」，苦力支撐大局。同時，革除弊政，開源節流，穩定貨幣，大力籌措軍購：軍械、船隻。駱秉章對他言聽計從，「所行文書畫諾，概不檢校。」由於左宗棠的悉心輔佐和籌劃，不但湖南軍政形勢轉危為安，出省作戰連連奏捷，其它各項工作也取得顯著成效。

　　左宗棠出佐湘幕，屢建功勳，引起了廣泛的關注，時人有「天下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之贊語，一些高官顯貴在皇帝面前競相舉薦，咸豐皇帝亦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忌恨和誹謗，特別是湖南水州鎮總兵樊燮的構陷，險些使左宗棠性命不保，幸得好友胡林翼、郭嵩燾等人的仗義執言，潘祖蔭、肅順等大臣的披瀝上陳，才使左宗棠轉危為安，躲過一劫。

　　曾國藩後來因率領湘軍鎮壓太平軍，地位顯赫，督兩江，領四省，由他推薦而受提拔的不在少數，一時出現了天下提鎮無不出於曾帥的傳言。曾國藩素來知人善任，網羅人才；左宗棠雖未進士及第，但憑著自己的才學，此時已名滿天下。曾國藩軍中自然不能漏掉了像左宗棠這樣的人才，左宗棠在咸豐十年被曾國藩聘為幕僚。

　　此時前線吃緊，滿清王朝與太平天國的戰爭正處於膠著狀態。曾國藩正當用人之際，於是便特意向清廷上折推薦左宗棠。折中曾國藩盛讚左宗棠剛明耐苦，曉暢兵機，並稱當非常用人之際，應破格錄用，對時局大有好處。由於曾國藩的極力推薦，左宗棠被清朝任命為四品京堂候補、襄辦曾國藩軍務的頭銜，隨後被曾國藩派往湖南招募湘勇。從此以後，左宗棠成為曾國藩的得力將領，須臾不可或缺。後清政府曾有意調左宗棠前往四川督辦軍務，徵求曾國藩意見，曾國藩認為左宗棠思力精專，識量遠大，勇敢任事，可以獨當一面。但曾國藩正當用人之際，突然調走左宗棠，無異於斷其臂膀，曾國藩婉言謝絕了清廷的諭旨，從中可見曾國藩對左宗棠多麼器重。

　　湘軍收復安慶後，為完成對天京的包圍，進一步牽制天京外圍的太平軍，曾國藩決定對浙江出兵，那麼選誰為統兵將領呢？曾國藩首先想到的是左宗棠。曾國藩認為左宗棠平時用兵，取勢甚遠，審機甚微，可挑大樑，不可久居人下，埋沒人才。曾國藩不但把駐紮在贛浙邊界的湘軍統歸左宗棠節制，而且給了他向皇帝的專奏權和徵收釐金權，從此左宗棠青雲直上，他在對浙用兵中充分顯示了自己的才幹，和中興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共稱為「曾左李」。此時曾國藩對左宗棠的信賴已是無以復加。往來書信中處處對左宗棠以兄相稱，而自謙為弟。二人的關係也相當默契，曾國藩對左宗棠十分信賴，左也摸透了曾的秉性，二人配合，相得益彰。一天曾國藩出營巡察湘軍，在途中忽覺有要事需上奏朝廷，晚了怕誤事，正在躊躇時，忽聞營中炮聲隆隆，回營後問屬僚，回答說：「左師爺寫了上奏的折子，正在祭拜。」（按：清制度規定督撫上奏朝廷的奏折需祭拜後方可送出。）曾國藩急忙讓左宗棠取來奏折查看，左宗棠所寫的正是他要上奏的，於是兩人捋髯大笑。

　　然而兩人在表面友善的背後，並非毫無矛盾。左宗棠個性剛直果斷，慷慨激昂，是非分明，疾惡如仇。雖然才華橫溢，恃才傲物，然而多次進京趕考，卻又始終鎩羽而還，長期的鬱鬱不得志和寄人籬下，使他又具有特別敏感的稟性，稍被人怠慢或過分謙讓，都可引起左宗棠激烈的反應，而且言詞辛辣，令人不快。曾國藩曾因此說左宗棠措辭過峻，不無令人難堪之處。有一次曾國藩在給左宗棠的信札中出于謙讓用了「右仰」字樣客套，左宗棠很是不快，說道：「他寫了『右仰』難道要我『左俯』不成!」左宗棠的此言傳到曾國藩耳裡，曾國藩自然心生不快。

　　左宗棠與曾國藩的首次鬧掰，緣於曾國藩「奪情事」。咸豐七年二月，曾國藩父親過世，按封建丁憂制度，曾國藩當應回家奔喪，然而此時戰事吃緊，按照清政府對丁憂制度的「補充規定」：督、撫、司、道等軍務在身的要員，如欽命不准離職，則不得擅離職守。曾國藩此時在江西戰場，朝廷既要馬兒跑，又不給馬兒吃草，既要曾國藩到全國各地去打仗，又不給他調動全國各地的權力，弄得他左支右絀，狼狽不堪，正是滿肚子怨氣，早想甩擔子了，替父奔喪，是個最好不過的機會，所以，他一方面上書朝廷，請喪假；另一方面，不待朝廷回復，他先斬後奏回到了湖南老家。

　　曾國藩覺得有義務也有必要向朋友們介紹這次拒絕奪情的情況。於是，回去不久，他寫了一封信給左宗棠，說，所以要拒絕奪情，有三個理由，第一，當然是父子情深，身為人子，必須盡孝，必須盡禮，所以我回來了，這叫人子之道。第二，我出山以來，功勞少，錯誤多，我的能力不足以改變江西的局面；這就有點牢騷了，表面上說自己不行，其實是說各方的支援不力。第三，目前大局，比我在江西的時候要好，即算我不回江西，各位朋友同事也能把事情辦成功。

　　左宗棠毫不體恤曾國藩的用心與苦衷，回了一封措辭嚴厲的信譴責曾國藩：「忠臣之於君也，不以事不可為而奉身以退，其任事也，不以己之不能而他諉之……但謂匆遽奔喪；不俟朝命，似非禮非義。」說曾國藩這種臨陣脫逃是不忠之舉，是不禮之舉，是不義之舉，將曾國藩罵了個狗血噴頭。在此信中，左宗棠還說：「老兄之出與不出，非我所知也」；意思是，你最終是聽我的話再回江西，還是不聽我的話賴在湖南，我不知道，我也不關心。我也沒指望你真能聽我的，但是，這個道理我的告訴你。接下來，又說：「出之有濟與否，亦非我所敢知」。意思是你若真聽了我的話，再回江西，那是件好事，但是，回去之後，事情能不能辦好，局面會不會有轉機，這我不知道。「非所敢知」比「非我所知」的語氣更強，更具否定性。曾國藩看信後自然是氣壞了，於是對左宗棠置之不理，以無言來強烈抗議。一年之後，兩人才又「交歡如初，不念舊惡」。

　　此時曾國藩和左宗棠二人雖然關係上有裂痕，但還只表現在個性的差異上，在大敵當前之時，都可以包容，這些不和諧的插曲並未真正影響他們的深厚友誼。然而，徹底決裂的一天還是到來了：克復天京後，兩人就洪秀全的繼承者幼主洪福填是否已死的問題，向朝廷打起了筆墨官司。

　　湘軍攻陷天京後，曾國藩向朝廷奏報克復金陵，所有悍賊被一網打盡，並特別指出，城破後，偽幼主積薪於宮中，舉火自焚。這就突顯了曾國藩對太平軍有攻克全功。不料想幾乎在同時，左宗棠也向朝廷上了一個奏折，稱據金陵逃出難民供出偽幼主洪福填於同治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由東壩逃至廣德，被太平軍將領黃文金迎入湖州府城，想借偽幼主名號，召集太平軍餘眾。朝廷看到左宗棠奏報後，對曾國藩大為不滿，認為曾國藩奏洪福填積薪自焚茫無實據，而且天京的太平軍已被斬殺淨盡的說法也不可靠，清廷讓曾國藩從重參辦防範不力的湘軍將士。

　　左宗棠的這一唱對台戲的奏折，無疑是刺向曾國藩的一把利劍。曾國藩平生自詡以誠信為本，假如按左宗棠所言，則無異於欺君罔上，這是曾國藩萬萬不能容忍的。於是曾國藩上折反駁左宗棠，稱洪福填可能已死，而黃文金為糾合太平軍餘眾偽稱尚存這是古來常有之事。左宗棠所稱天京城破後，洪福填率三千人逃出，不足為據。而且聲言當初左宗棠攻克杭州，有太平軍十萬之眾全數逃出，尚且不被查辦，這次逃出幾百人也應暫緩參辦。言外之意指左宗棠虛張聲勢，不過是邀功請賞。

　　左宗棠看到此奏後，怎肯善罷甘休，於是又上書數萬言為自己辯解，對曾國藩言詞激烈，口誅筆伐。至此曾左二人的關係已不可挽回，雖然左宗棠口口聲聲稱此後公事仍與曾國藩和衷商辦，不敢稍存意見，但二人的私交已恩斷義絕，從此再無往來，兩人十幾年的交情因各自之名利而煙消雲散了。

　　此後左宗棠在出任陝甘總督過湖北遇見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時，曾談到他和曾國藩絕交的原因，說到過錯在曾文正者七八，而己亦居其二三。這話不無道理，曾國藩太看重自己的名聲，而左宗棠一貫語無遮攔，這是他們關係破裂的根由。但同為一代名臣，終不會因恩怨而在公務上掣肘對方。左宗棠督陝甘建功西域時，對友人說：「我和曾國藩不和，如今他總督兩江，恐他在餉源上卡我脖子，壞了我的功業。」然而曾國藩為左宗棠西征籌餉，始終不遺餘力，而且推薦自己最得力的湘軍將領劉松山隨之西征，左宗棠在陝甘新疆建功立業皆賴此軍。因此後人評論說：文襄之功，文正實助成也。說得不無道理。而左宗棠始終不承認這一點。他每每和部下聊起來，必罵曾國藩。而諸將多為曾國藩舊部，聽了自然不舒服，出來後都憤憤地說：「你個人和老曾不睦，跟我們囉嗦這些幹什麼，耳朵都被磨出繭子了！聽了半天，也沒覺得你有什麼理，根本不能自圓其說。」

　　曾國藩在以後的所作所為上顯然要比左宗棠顯得更大度一些。曾國藩去世前不久，左宗棠將要西征，曾國藩與常州呂庭芷之間有一段對話，曾說：「你對左宗棠怎麼看？平心論之。」呂答：「他處事之精詳，律身之艱苦，體國之公忠，竊謂左公之所為，今日朝廷無兩矣。」這時曾國藩擊案起身，雙目放光地大聲說：「誠然！此時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捨去，無論我不能為之繼，即起胡文忠於九泉恐亦不能為之繼之。君謂之朝端無兩，我以為天下第一耳！」

　　左宗棠一生最大的貢獻就是收復新疆。在晚清名臣皆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情況下，他率軍抵抗外敵，收復新疆，為晚清腐敗政治中唯一的亮點，也為中國保住了一百幾十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因此，梁啟超先生說左宗棠為「五百年來第一偉人」！這也是左宗棠至今仍享有的崇高威望，為後人緬懷的主要原因。《阿古柏伯克傳》的作者包羅傑說：「中國收復新疆，毫無疑義，是一件近50年中在亞洲發生過的最值得注意的事件，同時這是一個多世紀以前乾隆出兵這個地區以來，一支由中國人領導的中國軍隊所曾取得的最光輝的成就。」

　　而左宗棠平定新疆後，清廷擬封左宗棠一等公爵。慈禧太后認為從前曾國藩克復金陵，僅獲封侯。左宗棠是曾國藩所推薦的；而左宗棠在新疆建功所依靠的將領劉松山和湘軍又是曾國藩所派遣的，假如左宗棠封了公爵，那麼朝廷對曾國藩就太薄了。於是封左宗棠一等恪靖伯晉二等候，以示稍亞於曾國藩。所以左宗棠在晚年，更不滿於曾國藩，於是逢人便罵曾國藩，經常是喋喋不休。

　　當1872年曾國藩離世時，人們紛紛猜測左宗棠可能不會致祭時，左宗棠卻送來了他的輓聯：「知人之明，謀國之忠，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這是左宗棠對曾國藩和他們兩人關係由衷而做的評價。

　　左宗棠在西北軍營中，一日晚餐後，與幕賓閒談，左公說：「人們都說曾左，為何不說左曾呢？」眾人均無言以對。忽然一少年狂士起身答道：「曾國藩心目中時刻有左宗棠，而左宗棠心目中從來無曾國藩，只此一點，即知天下人何以說曾左而非左曾了！」舉座大驚。左公起身拱手謝道：「先生之言是也，曾公生前，我常輕之，曾公死後，我極重之。」曾公生前，左常輕之，有一幅曾、左合作的對聯為證：曾出上聯———「季子敢言高，任不在朝，隱不在山，與吾意見常相左！」（嵌入左季高即左宗棠名字）。左對下聯，「藩臣當衛國，近不能戰，退不能守，問君經濟有何曾？」（亦巧嵌入曾國藩）。

　　曾公死後，左極重之，其對曾國藩評價甚高的輓聯即可說明之。1872年（同治十一年）四月十四日，左宗棠在給兒子的家書中說：「曾侯（曾國藩）的逝去，我非常之悲痛。從前我與曾國藩彼此之間的爭論，可以說是除去世事的變化，一點也沒有待人處事寓於心機的意思，在這感情悲傷沒有閒暇的時候，還有理由與他負氣嗎?『知人之明，謀國之忠』兩句話也久見於我寫給朝廷的奏章中，並非我從前對他詆毀今天對他讚譽，孩兒你應當知道我的心思。我與曾國藩所爭的是有關軍國大計方面不同的意見，而不是爭權競勢所能比的。對那些心術不正妄加評論之詞，何不一笑置之呢?」

　　然而對曾國藩的評價一事上，左宗棠卻像個孩子似的出爾反爾。薛福成長期在曾國藩手下做幕僚，他記述了曾國藩去世後左宗棠的一些意氣事。

　　據薛福成記載，曾國藩病逝後，左宗棠對死去的曾國藩依然耿耿於懷，只要有機會就不忘貶之。左宗棠收復新疆後，奉旨入京任軍機大臣兼在總理衙門行走，管理兵部事務時，沿途官員設宴迎送，回來後都說，左宗棠在席上喋喋不休，不外兩件事，一是自己如何平定新疆叛亂，一是痛罵曾國藩，實在是煩人。1881年夏，左宗棠調任兩江總督，官府設在南京，官員去晉見他，出來後搖頭不迭，同樣是被左宗棠的聒噪困擾。江蘇鄉紳潘季玉，以地方上的公事到南京，回來對人說，我拜見老大人後，寒暄了沒幾句，他就把話頭引到西征事上，滔滔不絕，我根本插不上嘴。接下來，就是罵曾文正公，罵得一塌糊塗。我還沒來得及稟報下情，差役看時候不早，遞給老大人一杯茶，就端茶送客了。第二天，潘季玉再次到都督府，剛一坐定，左宗棠即大罵曾國藩，一直罵到終席，妙語連珠，冷嘲熱諷，潘季玉只好撤回。數日後，又去拜見，左宗棠又是先罵曾國藩，再講西征平叛，連帶著把李鴻章也罵了。後來雙方起立告別，潘季玉想插嘴請示一下地方上的事，沒想到話頭又被左宗棠引到西征上，嚇得潘季玉趕緊跑出來，再也不敢抱匯報下情的想法了。

　　晚年的左宗棠逢人便講西征、罵曾國藩，群僚皆以為苦，頗有怨言。這也是左宗棠被人廣為詬病之處。然瑕不掩瑜，其從一個介衣到一品大員，從窮酸書生到柱國奇才的傳奇人生，將永遠閃耀史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