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文]解析廣東經濟特區醞釀過程
吳南生
1984年春,鄧小平視察深圳、珠海後與吳南生等合影。前排左起:吳南生、馬萬祺、鄧小平、馬萬祺夫人、卓琳。
1980年,吳南生(前排左三)、吳健民(前排右二)陪同谷牧(前排左二)、考察珠海。
1996年,吳南生(左)陪同楊尚昆視察汕頭經濟特區。
吳南生是廣東經濟特區主要拓荒者。從1979年起，他負責籌辦廣東省3個經濟特區，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兼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1981年後雖然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但仍然是省委分管特區工作的第一責任人，直到1985年9月轉任廣東省政協主席，才不再分管特區工作。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在這個時候，回顧改革開放初期走過的歷程，對於今天改革開放的深化，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在本期口述史中，吳老詳細回顧了廣東經濟特區艱辛的醞釀過程以及主管廣東經濟特區工作的重大決策和重要事件，也系統總結了改革開放30年的一些經驗，尤其可貴的是，吳老在晚年退休後，仍然關注廣東經濟的發展和中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見和看法。本報所刊發的文字均經吳老親自審核。
廣東經濟特區的醞釀
吳南生簡歷
吳南生，1922年生於汕頭市，1936年參加革命，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4年赴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抗日戰爭勝利後由延安赴東北，1949年隨軍南下，曾歷任江西省南昌市副市長，中共汕頭市委副書記兼汕頭市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中共海南區黨委副書記，中共中央華南分局宣傳部副部長，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書長、農辦主任，「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任廣東省委常委、省委書記。
1979年，負責籌辦廣東省3個經濟特區，兼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1985年起，歷任廣東省第五、六屆政協主席。中共十二大、十三大代表。
當時谷牧同志說：南生，你該發言了。我說，我就不說了吧。谷牧同志和特區來的幾位同志都說，你一定要發言。於是，我發了言。在講到1979年4月小平同志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要殺出一條血路來！」一時心潮澎湃，抑制不住大聲說：這，就是中國特區的由來！
天時地利人和都具備了
天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地利，廣東總是得風氣之先；人和，港澳同胞多、華僑多，廣大幹部群眾都迫切地希望改革
南都：吳老，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週年，在這個時候，回顧改革開放初期走過的歷程，對於今天改革開放的深化，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前期，您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同時兼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主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作為廣東改革開放先走一步和創辦經濟特區的重要領導者和見證人，您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廣東經濟特區是如何創辦的？
吳南生：談這個問題之前，我要先說，辦成這個特區，靠的是天時、地利、人和。天時，就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三中全會做出了改革開放的決定，否則，一切無從談起；地利嘛，應該說廣東總是得風氣之先。你看，從太平天國，「戊戌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到孫中山和大革命時期的北伐戰爭，都是從廣東開始的，這得益於一種地緣優勢。特別是毗鄰香港，從辦特區來說，深圳、珠海這樣的地理環境太好了；人和嘛，我想是各方面的。港澳同胞多、華僑多，特別要強調的是，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們共產黨的內部、我們國內廣大的幹部群眾，都迫切地希望改革。因為我們搞了多少年的那套窮社會主義，大家實在是受不了了！
受不了還不好講，因為你不知道社會主義是怎麼搞的，以為它就是社會主義。以為社會主義就是這樣搞的，搞階級鬥爭，搞計畫經濟。
「十年浩劫」讓大家都覺悟起來，覺得我們這個國家不改革不開放就不行！每一個人腦子都要想一想了，一個國家為什麼搞得這麼窮，搞得這麼絕對化！我想三中全會、小平同志他把握住了這個脈搏，儘管還有很多不同的思想，總的說是要改要變。海外的許多愛國同胞、包括港澳同胞也期待著我們能撥亂反正。
所以我說沒有這個條件，特區是辦不成的。
一位朋友的話啟發了我
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你敢不敢辦像台灣那樣的出口加工區？敢不敢辦像自由港這類的東西？他一說，我恍然大悟
南都：據說，經濟特區的創立跟您的建議有很大關係。
吳南生：具體地說來，就是1979年年初，省委分工我到汕頭去傳達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在那裡前後呆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汕頭是我的家鄉，是一個開放比較早的城市，五口通商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不知怎麼搞的，連恩格斯的著作裡都寫著：「其它的口岸差不多都沒有進行貿易，而汕頭這個唯一有一點商業意義的口岸，又不屬於那五個開放的口岸。」汕頭在解放初期和香港的差距並不大。30年過去了，特別是經過「文化大革命」，眼前的這座城市真是滿目淒涼，比我們小孩子的時候都還窮呵！
那段日子睡不好覺，閉上眼睛就想：我們當年豁著性命扛起槍桿鬧革命，可不是為了換取眼前這樣一副江山啊！
我當初的想法，和大家一樣，覺得非變不可。不同的是我海外的聯繫比較多，知道外邊的情況多一點。一般來說，廣東幹部都有這個特點。那時，葉劍英元帥在廣東住，他對廣東的情況也比較瞭解，他跟我講，南生呵，我們的家鄉很窮呵，你們有什麼辦法沒有？要多想辦法！這些對我們都是很大的啟發。我問過許多人有什麼辦法沒有？有一位朋友對我說，你敢不敢辦像台灣那樣的出口加工區？敢不敢辦像自由港這類的東西？如果敢辦，那最快了。他說，你看新加坡、香港、台灣……他們的經濟是怎樣發展的！他一說，我恍然大悟：要改革，就必須有體制上的改革。但因沒有經驗，可以先突破一點。這是多年的實際工作經驗。所以我最初提的意見，就是劃出一定的地方，減稅收，簡化手續，打破條條框框，下放權力，徹底開放。就是要突破計畫經濟的束縛，把市場經濟引進來。
最初建議汕頭先走一步
當時我提議可以設在汕頭，如果省委同意，我去辦。我的意思，要殺頭就殺我啦！習仲勳同志就說，要搞，全省都搞。
南都：您的這個想法是什麼時候向其他省委領導提出的呢？
吳南生：1979年2月21日的夜裡，我當時正感冒發燒，可是心情很激動，迫不及待地用電話發了一封長達1300字的電報，給習仲勳、楊尚昆同志並省委。2月28日下午，我從汕頭回廣州。當天晚上，習仲勳同志就到我家中和我交換意見，3月3日，省委開常委會議，我在匯報工作時說，現在老百姓的生活很困難，國家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了，我們應該怎麼辦？三中全會決定改革開放，我提議廣東先走一步。我說我是喜歡下象棋的人，(我原來下棋下得不錯！)先走一步，叫做「先手」，就先掌握主動權。要貫徹三中全會的決定，我主張廣東先走一步。
先走一步的那個「子」怎麼下呢？我想先劃出一塊地方，用各種比較優惠的政策來吸引外資，把他們先進的東西引到我們這個地方來。這個地方，當時我提議可以設在汕頭。汕頭在全省來說，除了廣州外，它是外貿最多的地方。第二，汕頭的華僑和海外華人是全國最多的，在外面有很多有影響的人，我們可以動員他們來。第三，如果萬一辦不成，那也影響不大，它僻在一邊嘛！我說如果省委同意，我去辦。要殺頭就殺我！一說，大家都贊成。我們省委在開放這一點上，總的意見是比較一致的。習仲勳同志就說，要搞，全省都搞。4月份中央開工作會議(1979年4月5日-28日)，趕快準備一下，向中央打報告。
鄧小平定下特區一詞
習仲勳代表廣東向中央要權
習仲勳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當然是借用的話)，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
南都：能否介紹一下習仲勳向中央報告的詳細情況？
吳南生：1979年4月5日，中央工作會議開始。4月8日，習仲勳在中南組發言。他說：現在中央權力過於集中，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接著他提出：「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方面，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
4月下旬的一天，習仲勳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匯報，他鄭重其事地提出，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能夠充分利用自己的有利條件，在四個現代化中先走一步。習仲勳還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當然是借用的話)，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制下，就不容易上去。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廣東要求創辦貿易合作區的建議。
鄧小平十分贊同廣東富有新意的設想。
小平說：就叫特區嘛
小平同志聽說要劃那麼塊地方老定不下個名來，就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這句話很重要！有了這麼個名就好辦了
南都：據說當時確定特區的名字經歷了很多波折。
吳南生：是的，這個地方起個什麼名字好呢？叫「出口加工區」，和台灣一樣，那就糟糕了；叫「自由貿易區」，就好像資本主義擺在臉上了；叫做「工業貿易區」吧，又不像……好幾個名字擺弄來擺弄去的。當時葉帥在廣東，我和仲勳同志去向他匯報，葉帥很高興，說：好呵，你們趕快給小平同志匯報。
小平同志聽說廣東要「先走一步」，劃了那麼塊地方老定不下個名來，就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這句話很重要！有了這麼個名就好辦了。
那叫什麼特區好呢？弄來弄去，先定了個名字叫「出口特區」。所以，中央4月工作會議的文件上就寫著試辦「出口特區」。文件上寫著要試辦特區的不止有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福建的廈門，還有上海的崇明島。不知為什麼後來上海不搞了。
我第一次公開小平三句話
「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要殺出一條血路來！」這是小平同志1979年4月前後講的，但不是一次講的，是我把它綜合起來講的
南都：鄧小平同志關於經濟特區有三句著名的話：「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要殺出一條血路來！」據說是您最早披露的。但現在對這三句話的來源有很多不同版本，您能否給我們詳細介紹一下，三句話是什麼時候對誰說的？是誰第一次公開講出來的？
吳南生：這是1984年4月6日下午，即中央書記處和國務院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將要結束前，我在會上最後一個發言時說的，這是第一次公開說這三句話。
當時谷牧同志說：南生，你該發言了。我說，我就不說了吧。谷牧同志和特區來的幾位同志都說，你一定要發言。於是，我發了言。在講到1979年4月小平同志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要殺出一條血路來！」一時心潮澎湃，抑制不住大聲說：這，就是中國特區的由來！
小平同志這三句話，確實是他在1979年4月前後講的，但那不是一次一下子講的，是我把它綜合起來講的。
在1979年5月3日下午《省委常委會議記錄》和同年5月26日習仲勳同志《在省委四屆三次常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兩個文件中，習仲勳同志曾兩次傳達了小平同志「要殺出一條血路來」這句名言。
習仲勳同志在1992年7月為《改革開放在廣東———先走一步的實踐與思考》所寫的《序言》中寫到「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期間，……黨中央對廣東的工作極為關心和支持，批准了廣東省委關於在改革經濟管理體制方面讓廣東先走一步的要求，同意廣東搞一個新的體制。在這次會議上，我知道鄧小平同志對改革開放的決心很大，說這次『要殺出一條血路來』，充分表達了我們黨搞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決心。」
三次轉達這句話，前後相隔整整13年。但三次都沒談到「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也沒談到小平同志曾單獨和他談過話。
那麼，「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這句話是小平同志在什麼時間、同誰說的呢？是1979年4月在聽谷牧同志匯報後說的。同年10月，又向習仲勳同志談過。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各個小組會議發言後，谷牧同志向鄧小平同志匯報說：廣東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開放「先行一步」，劃出深圳、珠海、汕頭等地區實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經驗。但是，這些地方該叫什麼名稱才好？原來有「貿易合作區」、「出口工業區」等等，都覺得不合適，定不下來。小平同志很贊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當天晚上，谷牧同志在晚餐後散步到中南海東南角，又見到小平同志，小平同志一見就問：「谷牧，今天上午我說的話你聽明白了嗎？廣東那幾個地方就叫『特區』。」谷牧說：「明白了。」
當天晚上，谷牧同志給習仲勳同志打電話，告訴他這一消息。第二天上午，仲勳同志找到谷牧同志，問：「叫做『特區』了，那以後廣東還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谷牧同志說：「不是，還是由廣東管。」
現在從《省委常委會議記錄》中還可以找到：半年後，1979年10月17日下午，習仲勳同志傳達十一屆四中全會和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精神時說：
「廣東搞特殊政策問題，臨走前向小平談了，他同意要快一點、寬一點。台灣統一了還不是特區？香港回歸了還不是特區？1937年陝甘寧就是特區。」
我想，這些材料可以說明問題了。至於「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這句話，當時小平同志常說，也只有他才能說得出來。
汕頭差點排除在特區之外
「如果汕頭不辦特區，我也不負責辦特區。一個沒有信用的人是不能辦特區的。」
南都：您前面說過，您最早是在汕頭醞釀、提出並籌辦特區的，但聽說後來汕頭卻差一點被排除在特區之外。
吳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同意了廣東省和福建省的要求，決定在廣東的深圳、珠海、汕頭、福建的廈門等地試辦出口特區，還決定派主管這方面工作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谷牧率領工作組前往廣東、福建考察這幾個地方，和兩省省委一起研究，共同起草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文件。
5月14日，谷牧率領一個工作組到達廣東。在這期間，谷牧同志和我個別交談。他說，中央有個意見，汕頭市辦特區的條件不夠，只辦深圳、珠海，你的意見怎樣？我說，谷牧同志，如果不在汕頭辦特區，我也不負責特區了。不是因為汕頭是我的故鄉，而是因為辦特區的建議是在汕頭醞釀開始的，海外和港粵的朋友們都知道。不辦了，我就失掉信用了。一個沒有信用的人是不能辦特區的！谷牧說，啊，我明白了，那麼，推遲辦行不行？我說，行。這就是中央決定緩辦汕頭特區的內情。
50號文件同意建設特區
1979年中央50號文件指出，「出口特區，可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
南都：中央同意建設特區是在什麼時候？
吳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討論同意。6月6日，廣東省委將報告上報中央。7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省委、福建省委的兩個報告(即著名的1979年中央50號文件)，決定對廣東福建兩省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要求兩省抓緊有利的國際形勢，先走一步，把經濟盡快搞上去。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出口特區」。並指出，「出口特區，可先在深圳、珠海兩市試辦，待取得經驗後，再考慮在汕頭、廈門設置的問題」。
中央這個重大決策，備受粵閩兩省人民和海外同胞的熱烈歡迎。改革開放的春風，給南粵大地帶來了一派盎然春色。
本報特約撰稿人：
楊劍：中共廣東省委組織部人才工作處
關山：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理論處
盧荻：中共廣東省委黨史研究室
統籌：本報記者 許黎娜 賈雲勇
圖片：除署名外均為吳南生提供
主管廣東經濟特區工作
「南生，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
谷牧說：「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的了，你們要有點孫悟空那樣大鬧天宮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習仲勳當場就說：「南生，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
南都：中央同意廣東、福建先走一步，建設特區後，您成為了廣東特區最早的負責人。
吳南生：中央50號文件下達後，省委為加強對經濟工作的領導，成立了由劉田夫、王全國和我組成的三人小組，省委還決定我把主要精力放在特區方面。
1979年9月20日，谷牧再次來廣東。習仲勳等向他匯報了貫徹執行中央關於廣東先走一步文件的情況。22日，谷牧與省委負責人談話。當習仲勳等提出是小搞、中搞還是大搞的問題時，谷牧強調說：「中央是要廣東先行一步，要廣東大搞，小腳女人小步走就起不了這個作用。廣東要快馬加鞭，搶時間走在全國的前面。」他還說：「辦特區，就看你們廣東的了，你們要有點孫悟空那樣大鬧天宮的精神，受條條框框束縛不行。」習仲勳當場就說：「南生，你去當中國的孫悟空吧！」於是我全力負責三個特區的規劃和籌建工作。
我原來主管宣傳文教科技等方面的工作。臨行前，我就請這些單位的負責人和高等院校的黨委書記、校長到省委會議室，對他們說：我要「棄文從商」去辦特區了。多年的經驗，經濟不發達，文化、科學、教育事業是發展不了的。希望特區能辦成，賺了錢，支持你們大力發展！
之後，我和他們一一握手作別，這一別就30年過去了！
當時深圳外逃問題嚴重
1978年深圳農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幣，同期香港新界農民收入13000多元港幣，兩地農民收入差距很大
南都：您負責廣東特區工作之後，什麼時候到深圳的？
吳南生：谷牧回北京後，9月28日至10月5日，我和省委政策研究室秦文俊、外經部門王志義等驅車到深圳，走訪了沙頭角、蛇口和幾個邊防口岸，同深圳市委主要負責人邊看邊議，在許多問題上交換了意見，我們對解決深圳市今後建設的問題，同市委取得了一致的意見。
當時深圳經濟非常困難，1978年深圳農民分配收入平均每人134元人民幣，同期香港新界農民收入13000多元港幣，兩地農民收入差距很大。深圳偷渡外逃的人越來越多，據不完全統計，歷年外逃的共有六七萬人，耕地丟荒9萬畝。新成立的深圳市委要以很大的精力去抓「外逃風」問題。原來的深圳鎮僅有3萬人，沒有什麼工業基礎和技術力量。深圳改為特區後，市委對重點抓什麼，經濟如何規劃這一帶根本性的問題，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我們和市委負責人經過反覆交談，明確了解決「先走一步」這一首要問題，強調要力爭在較快時間，在深圳建成一條「富線」。
提出建設深圳12個問題
經過廣泛調查研究，認真聽取海內外人士的意見，我向省委上送了《關於加快深圳建設必須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同時解決了建立蛇口工業區的問題
南都：這次實地調查之後，您對深圳以後的發展有了具體的思路吧？
吳南生：我回到廣州之後，於10月24日向省委上送了《關於加快深圳建設必須解決的幾個問題》的報告。在報告中，提出了關於農業生產、發展旅遊業、建立福田出口加工區、建立沙頭角試驗區和蛇口工業區等12個問題。
關於蛇口工業區問題，此時還沒有解決，主要是地租價格沒有定下來，影響同外商談判。招商局認為省裡定的價格偏高，對外商缺乏吸引力。我在報告中提議，按招商局的要求，每年每畝上繳廣東省4000元港幣，從「六通一平」完成後開始徵收。11月18日，由我主持，省、深圳市和招商局的代表在協議上簽了字。建立蛇口工業區的問題，至此全部解決。蛇口工業區從此成為深圳特區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是先行和示範部分。
1979年10月31日，我主持召開「出口特區」工作座談會，討論研究舉辦特區的方針政策和做法。隨後，為省委草擬了向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建立出口特區幾個問題的匯報提綱》。
「出口特區」改稱「經濟特區」
1980年3月谷牧在廣州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採納了廣東省的建議，把「出口特區」改名為具有更豐富內涵的「經濟特區」
南都：雖然中央在1979年7月就同意了廣東、福建建設特區，但是當時所說的特區還不叫「經濟特區」，而叫「出口特區」，後來為什麼改成了「經濟特區」，具體是什麼時間改的呢？
吳南生：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後，「要辦特區了」的消息傳佈得很快，我們當然很高興。可是，北京有另一個聲音說：他不懂！陝甘寧是政治特區，不是經濟特區。這話有道理，因為陝甘寧確實是政治特區。我們從這裡得到啟發，那就叫經濟特區吧！
1979年12月7日，谷牧在北京京西賓館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中央各部委辦有關方面的負責人都參加了，這是當時在北京一次很轟動的會議。我在會上提出，將「出口特區」改用「經濟特區」的名稱較好，含義更確切。我解釋特區不僅辦出口工業，而且還要辦科研、商貿、旅遊、住宅和其它經濟事業。我說：我們的意見是，建立特區必須採取「一快二寬」的方針。快，就是既然看準了，就要立即動手，不要拖拖拉拉，猶疑不決。要大膽放手，爭取時間，奮鬥10年，把深圳、珠海、汕頭3個特區建設成為初具規模的現代化工業基地，在那裡建立一條富線。在匯報中，我還提出參考了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做法，將特區土地使用期定為50年。
廣東、福建匯報後，谷牧就特區建設等問題作了講話。谷牧十分贊成深圳特區的路子。
1980年3月24日至30日，谷牧受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委託，在廣州主持召開廣東、福建兩省會議，檢查總結中央1979年50號文件貫徹執行情況，進一步研究試辦特區的一些重要政策。會議採納了廣東省的建議，把「出口特區」改名為具有更豐富內涵的「經濟特區」。會後，以中共中央、國務院文件正式下達。
都說改革開放是「摸著石頭過河」。用經濟特區這個名字，可以說是摸到一塊大石頭！這個名字很好，名字一出來，反對的聲音好像也少了些。
1980年4月25日，中共廣東省委常委會議決定，成立廣東省經濟特區管理委員會。5月4日，省委任命我兼任廣東省經濟特區管委會主任，副省長王寧、曾定石兼副主任，秦文俊任副主任，代表省人民政府負責對全省三個特區的統一管理，並直接經營深圳經濟特區。6月12日，省委任命我兼任中共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革命委員會主任。
籌劃特區先立法
當時海外的朋友說，你中國是沒有法的。無法可依，無規可循，要人家來投資，誰敢來？沒有法律，成了辦特區最大的問題
南都：吳老，您籌劃特區的第一件事，是研究、起草《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而這個僅僅只有2000多字的條例從起草到公佈，卻用一年的時間，作了13次修改，可謂字斟句酌。在特區還是個「概念」的情況下，當初是基於一種什麼樣的想法，率先著手起草《特區條例》的呢？
吳南生：當時海外的朋友說，你中國是沒有法的。無法可依，無規可循，要人家來投資，誰敢來？特區要同國際市場打交道，就不能開國際玩笑！沒有法律，成了辦特區最大的問題。
這樣從1979年開始，我們一直都在學習、研究、探討外面先進的東西，因為過去我們對外面的情況一點不瞭解。
這裡，我們要特別感謝莊老———原全國政協常委莊世平先生。當時他是香港南洋商業銀行董事長。從1979年春節前後開始，他就為創辦特區、創辦汕頭大學（這兩者是同時醞釀、提出和籌備的）而不斷奔走於香港和廣州、汕頭之間。他熟悉世界經濟，他為我們尋找來全世界各個自由貿易區、邊境工業區、出口加工區的各種條例、資料，幾乎我們需要什麼資料，他就會立即給我們找到。沒有這些資料，我們很難瞭解外面的世界，難以研究、規劃特區條例和制訂特區規劃。例如：深圳特區面積原計畫38平方公里，安排在福田、上步，但在一個市內，就有一個特區與非特區的管理問題。後來瞭解到美國與墨西哥邊境工業區很大，才下定決心把深圳與香港毗鄰的地方，全都劃為特區。又例如，我在1979年12月向中央報告建議將「出口特區」改稱「經濟特區」時說，我們辦特區的目的，絕不止是像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出口加工區那樣，單純為了解決就業和外匯收入問題，我們的特區不僅辦工業，還要辦農業、科研商貿、旅遊住宅等等，所以把「出口特區」改為「經濟特區」，含義更確切些。
這也是從莊老提供的有關資料中得到啟發的。但光有大把國外和香港、台灣的資料是不行的。你光把人家的東西拿來抄是不行的，有很多東西你看都看不懂。他說房地產，我們根本不知道房地產是怎麼一回事！外面的很多名詞，我們都搞不清楚。比如說地租。國內是打倒地主的，一聽到地租，都反對，可它在外面很普通。外面的東西要拿來研究、討論，哪些立刻我們能用，哪些是改進後才能用到的。地租不行，就換個稱呼，叫土地使用費，這也算個發明，現在大家都認可了。還有像工廠管理條例，我現在連個工廠都沒有，你管它什麼呢？可以說《特區條例》是借助了外邊的材料，不停地研究、商量，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寫了一次又一次，一次一次地改，這個可以說是摸著石頭過河最早、最突出例子了。
1979年12月27日，廣東省五屆人大二次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了這一條例。以後，國務院又責成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組織研究論證。1980年4月，廣東省五屆人大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草案）。立法程序是很嚴格的。
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通過
我解釋，特區是中國的，只是設在廣東，所以，廣東的特區條例是中國的條例。王守江向葉帥報告，葉帥說「明白了」
南都：按說，《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只需要廣東省人大通過就可以了，後來為什麼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呢？
吳南生：我跟谷牧同志講，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區法、特區條例。這個法一定要拿到全國人大去通過，不然，有一天殺了我們的頭，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也找了葉帥，葉帥是全國人大委員長（五屆全國人大：1978年3月-1983年6月）。這時他正好在廣東視察。我當面請求他把條例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通過，葉帥很支持。他回到北京後不久，要王守江（葉帥辦公室主任）打電話給我，說北京的同志說，全國人大常委會不審議地方法規，無須討論廣東的特區條例，那怎麼辦？我請守江轉告葉帥：特區是中國的，只是設在廣東，所以廣東的特區條例是中國的條例，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要辦特區，沒有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正式授權，我們是無法去創辦的。守江向葉帥報告後，給我回了電話說：老帥說，「明白了」。從電話裡，我隱約覺得他很高興。
葉帥親自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議，江澤民同志（時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代表國務院在會上作了有關建立特區和制訂《特區條例》的說明。1980年8月26日，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決定，批准國務院提出的在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和福建省的廈門設置經濟特區，並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直到現在，很多人知道特區是1980年8月開始創辦的，其實，從1979年4月起到1980年8月正式宣佈，有一年又四個月，我們都一直在緊張地籌辦特區。這或者就叫「懷孕時期」吧，這個懷孕可是好難受的啊！
江澤民同志在這次人大常委會議上所作的說明，即是已出版的《江澤民文選》第一篇。
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
《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公佈後的幾天，最困擾著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
南都：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至此，中國經濟特區正式誕生，並有了法律保障。
吳南生：《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的公佈，意味著中國正式揭開了試辦經濟特區的序幕，也使人們看到了國家的希望。在特區條例公佈後的幾天，最困擾著深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裡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這使我們感到非常意外和高興。
108人的規劃設計團
我兼任特區的工作後，即著手組織三個特區，制訂特區總體規劃。1980年5月，深圳市從全國各大城市請來一流的規劃設計大師、專家、學者和工程師
南都：深圳經濟特區總面積達327.5平方公里，當時是怎樣規劃的？
吳南生：我兼任特區的工作後，即著手組織三個特區，制訂特區總體規劃。1980年5月，深圳市從全國請來了一流的規劃設計大師和工程師共108位，組成一個龐大的規劃設計團，先實地考察深圳全貌，然後分成若幹工作機構，借鑒世界先進城市的規劃設計經驗，進行總體規劃，分項研究；分組、分片、分段設計和多種方案的比較，精心繪製經濟特區建設的藍圖。
建設深圳特區的方案，經過多次的討論、比較，最後確定北面以山為界，南邊以深圳河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東部把可能闢為旅遊區的小梅沙也劃了進來，總面積約為327.5平方公里，形成一個東西長49公里、南北寬7公里的狹長地帶。
一場大雨改變了計畫
原先打算開發上步或福田區，一場大水使我們認識到，工程師們的意見是正確的，深圳應該先開發羅湖。這是深圳特區的決定性戰役
南都：據說，在創辦深圳經濟特區時，最初的計畫並不是首先開發羅湖，而是其他地方。
吳南生：對，我們首先打算開發上步或福田區的土地，通水、通電、通車、通電訊，平整土地。但一場大雨促使我們改變了初衷。
1980年7月27日，一場大暴雨把羅湖一帶淹成一片汪洋澤國，我和來參加深圳城市規劃的專家租住的新園招待所水淹到腰際，專家們嘔心瀝血製作的規劃設計圖紙也受到很大的損失，低窪地帶到處是告急、喊救聲。我捲起褲腿，趟著沒膝的大水，找到了分管基建的副市長羅昌仁，急切地要求他一定得把水治住，否則難以建設特區。剛考察災情回來的羅昌仁，與我深有同感。我們和工程師們一起，不斷探討有關規劃的大大小小的問題。工程師們粗略估算一下，深圳特區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資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開發4平方公里，投資預算也在10億元以上，而根治羅湖水患，則需要巨額資金。剛醞釀建立特區時，鄧小平已在全國多個地方說：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搞，要殺出一條血路來！我為錢而發愁，深感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我於是找到谷牧，提出沒有「酵母」做不成麵包。深圳現在還沒有條件向國外貸款，能不能給點國家貸款，作為酵母？谷牧當即慨然答應可以幫助要點貸款，並詢問用途及還貸辦法。
我解釋道，深圳特區原來有先開發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無從下口」。這回一場大水使我們更認識到，工程師們的意見是正確的，深圳應該先開發羅湖。這樣，可以改變國門的面貌，解決年年危害的水災；羅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資者，又可以節約開發成本。接著，我介紹：第一步在羅湖開發0.8平方公里，每平方米投資90元搞「五通一平」，要7000萬元。開發後，可以拿出40萬平方米土地作為商業用地。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幣左右，總計可以收入20億港元左右。
谷牧是位建設行家，他認為我提出的這一做法切實可行，答應先幫助貸3000萬元。我喜出望外，對谷牧說，有了「酵母」，特區的建設可以做到不用國家的投資了。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經驗
應該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從特區開始的。從深圳、珠海、汕頭開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國。引進了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進入了世界經濟大循環。我認為這是特區對中國最大的貢獻，也是特區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吳南生
我也鬧過一個笑話
我到深圳去，看見男青年留長髮，就說統統剪了，但是行不通。後來，我的兒子小南說，爸爸，這就是你不對了，人家馬克思是長頭髮，恩格斯也是長頭髮呵！
南都：創辦特區可以說是前無古人的事業，是書本上沒有的，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照搬。吳老，您是如何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新經驗的呢？
吳南生：盡可能地解放思想吧！盡可能地多學習一些先進的東西。因為有時我們覺得很開放了，外邊的朋友看了便說，你這一點都不開放。門關得久了，思想距離是很遠的！
我給你講個笑話。我一到深圳去，看見男青年留長髮。（那時候深圳農民戴個太陽鏡，穿著花衣服、牛仔褲在田里趕牛，許多從內地去的人都看不順眼），我就說統統剪了。還在幹部大會上講了一通！但是行不通。後來，我的兒子小南說，爸爸，這就是你不對了，人家馬克思是長頭髮，恩格斯也是長頭髮呵！我一想是呵，共產黨的老祖宗都是長頭髮，留長髮怎麼能說是思想意識問題呢？你看，我也鬧過這樣一個笑話嘛！
我們辦特區有一個明確的目標就是：特區要闖出一條改革經濟體制的路子。說白了，就是要改掉那種蘇聯模式的、自以為是社會主義的計畫經濟的路子。這個問題從1980年下半年起，已成為特區實際工作中一個非解決不可的問題。我們在1980年底明確提出：特區要以引進外資為主，以實行市場經濟為主。這是對中央41號文件（1980年5月下發）中提出的「特區主要是實行市場調節」的進一步發展。實際上，也非這樣做不可。
1981年5月10日，我向中央匯報工作，其中說到，特區是在黨和政府的直接領導和管理下，以引進外資為主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特殊經濟區域。我們要利用特區的特殊條件：一是觀察瞭解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並從中吸取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二是試驗各種改革，尤其是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三是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科學管理方法。
當時，由於各種體制尚未進行改革，具體法規沒有制訂，特區實際上還處於打基礎的階段，碰到的困難和問題不少。鑒於特區要面向國際市場，以引進外資為主，以實行市場經濟為主，因此，特區的一切政策措施，就一定要在「特」字上做文章。
1982年，「冷空氣」大量南下
什麼「上海租界的由來」，什麼「經濟特區成了走私的通道」，什麼「特區不是社會主義」！沒完沒了，鋪天蓋地……
南都：宋代政治家、文學家王安石有兩句詩：「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可以說是特區建設曲曲折折的歷史寫照。吳老，您棋著先手，大膽辦特區的構想與當時一些人的思想觀念和國家經濟體制格格不入。您就沒有一點顧慮嗎？
吳南生：當時全國都在關注特區，都在議論特區。同時，全國也都在要求允許多一點「市場調節」，希望經濟體制能進一步改革。一時間「山雨欲來風滿樓」，矛盾尖銳極了。
1982年1月，冷空氣大量南下了———
什麼「上海租界的由來」，什麼「經濟特區成了走私的通道」，什麼「特區不是社會主義」！沒完沒了，鋪天蓋地……這些都不去說它，只講與計畫經濟有關的問題。
這年4月22日至5月5日，在北京有一次專門為廣東深圳而召開的會議，主持人最後講話說：「我認為深圳搞這麼大的規劃是不現實的。不是一般的大，而是大得無邊。深圳特區面積327平方公里，比全世界的特區的總面積還要大，這麼大的一塊特區面積，全面搞起來不是簡單的事情。」
我這裡給你說的都是講話的原件，有的問題他不懂也說，說得很尖銳，很離譜，像這段：「特別要指出的是，有人想要和計畫經濟『脫鉤』，想割一塊出去自己搞。我認為搞計畫經濟是客觀需要，不是你那一位領導想怎麼搞就可以怎麼搞的。你想『脫鉤』是不可能的。現在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日本、美國、法國都認為要搞計畫經濟。（這就是個常識問題了，他那個計畫跟你這個」計畫「能是一回事嗎！）
我建議省計委，你們也建議省委，應該把特區計畫管起來。不能講特區經濟是以市場調節為主。有這麼大的外資，宏觀計畫更應該加強嘛，銀行管理也要加強指導嘛！因此，特區建設應該納入計畫，要加強特區計畫管理……「
你看，「特區主要是實行市場調節」這一決策，是黨中央1980年41號文件中定的，他卻說：「不能說特區經濟是以市場調節為主」，那麼，我們提出特區以「實行市場經濟為主「怎麼能不犯下」有人想和計畫經濟『脫鉤』，想割一塊出去自己搞「的大罪呢？！
我和同事有個「約法三章」
即「只做不說，多做少說，做了再說。總之就是一句話，要趁那些反對辦特區的人糊里糊塗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時候把經濟搞上去再說
南都：據說，當時您在創辦經濟特區時，面對各種非議，有一個著名的「約法三章」，具體是什麼內容？
吳南生：辦特區，就是要改掉那種蘇聯模式、自以為是的計畫經濟，走市場經濟的新路。我們在1980年底即特區條例經全國人大批准公佈後，就明確提出：特區要以引進外資為主，以實行市場經濟為主。當時別人明白不明白我不知道，但我心裡很明白。面對各種非議，面對當時重重阻力和壓力，我和我的同事們有個「約法三章」：只做不說，多做少說，做了再說。總之就是一句話，要趁那些反對辦特區的人糊里糊塗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時候把經濟搞上去再說。
要知道，當時全中國都還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搞市場經濟就等於搞資本主義復辟，罪大惡極啊！可誰能想到，20多年後，我們卻要求人家承認我們是市場經濟國家。這種變化實在是太大了！
中國的市場經濟從特區開始
在理論思想上也要有勇氣
廣東的理論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學者們都很支持改革開放，在理論工作方面做了許多研究。有了這些理論上的準備，我們才有勇氣面向「左」派的挑戰
南都：面對那麼多「左」的思想，人民群眾中也還有許多模糊不清的概念，你們當時有沒有過猶豫？
吳南生：小平同志說，深圳的精神就是「敢闖」。從創辦特區中我們深深體會到：要從事這項巨大的改革開放工程，在實際工作方面要有勇氣，在理論思想上也要有勇氣。沒有兩方面的勇氣是「闖」不成的。
廣東的理論工作者和各方面的學者們都很支持改革開放，在理論工作方面做了許多研究。前面說過，1979年8月15日，我已邀請廣東的多位學者一塊研究特區條例，同時座談、研究有關改革開放的理論。要闖過這一關，只好向老祖宗求救。1980年4月14日，我在向省人大常委會作《關於我省設置特區和制定特區條例的問題》的報告中，曾非常明確地講出我們的觀點（即廣東理論界的觀點）。
這是我們當時的論點：馬列主義的基本觀點，從來都不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是絕緣的。按照馬克思原來的設想，社會主義經濟應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充分發展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將批判資本主義的不合理的因素，同時繼承它的合理因素，並利用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財富來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經濟。但是事實上，首先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俄國，卻不是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所以，列寧特別強調要吸收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和有用的管理經驗。列寧講過：「樂於吸取外國的好東西：蘇維埃政權+普魯士的鐵路管理制度+美國的技術和托拉斯組織+美國的國民教育等等等等++=總和=社會主義」（註：《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一文的提綱，《列寧全集》1985年版第34卷第520頁）
十月革命後，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過程中，列寧的思想前後有什麼變化，實踐中有過什麼問題，我們沒有再去研究，但從他這段話即「什麼是社會主義」的內容來看，肯定不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
有了這些理論上的準備，我們才有勇氣面向「左」派的挑戰。「約法三章」也是因為有了理論勇氣，對那些吵吵嚷嚷，「不去跟他們一般見識！」好！你「正確」，你表演吧！我就不開口，你要吵就自己吵吧！我「只做不說」。你能怎麼樣？
理論有時幾百年也說不清
1979年我們已集中多位理論工作者探討過經濟特區性質問題，我心中有數，不想再去問別人了，以免引起爭論，一爭論起來，沒完沒了，什麼事也做不成
南都：據說胡喬木同志對經濟特區有不同的看法？
吳南生：我手頭存有24年前胡喬木同志談經濟特區性質的記錄稿，原文如下：
1982年12月18日下午四時三十五分至五時三十分，喬木同志來蛇口工業區視察，交通部顧問潘琪同志當面向喬木同志請教了當前理論界和在總結蛇口工業區經驗中所遇到的幾個理論問題：1、我國經濟特區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國家資本主義的或是資本主義的；2、特區的經濟管理體制是以計畫經濟為主還是以市場經濟為主；3、對外來投資者的方針是否還是限制、利用、改造或採取什麼新的方針等問題。喬木同志看了潘琪所遞交的這幾個問題後說：「你提的這三個問題都很大。」在他參觀完畢將要離開蛇口工業區之前，向潘琪同志和陪同的其他同志，就特區的經濟性質問題，談了如下看法：
喬木同志說，特區的性質問題，恐怕不能說是社會主義的，因為如果說是社會主義的，那麼全中國都可以建立特區了。特區要按特區的口徑，那是區別於社會主義的，不然就不叫特區，恐怕還是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國家裡面的一小片國家資本主義。本來列寧也沒有搞什麼全國範圍的國家資本主義，我們跟他們的情況、條件更不同。但說成是社會主義的，這就更不好辦了。（梁湘同志說，但公開不公開講是國家資本主義呢？）這個問題，公開講不公開講要看必要，就是在什麼問題上，在什麼時候，有這個需要才去講，沒有這個需要去講幹嘛？（梁湘同志說，我們內部要說清楚。）還是社會主義領導下，社會主義國家裡面的國家資本主義。我們的國家在社會主義經濟裡面還有個體經濟嘛！就是這種關係。至於我們這些人當然是共產黨，燒成灰也是。（梁湘同志說，因為文化大革命中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個問題還是有精神壓力的。）當權派嘛，還是社會主義的當權派。
我很尊敬喬木同志。他是我們黨和國家著名的理論家。1960年初，他帶領中宣部20多位同志來廣州，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住了一個多月。同來的還有康生。我作為主人一直陪同。其間，我還陪他到深圳，這是他第一次到深圳。從那時到1982年已是22年過去了。這次可能是他第二次到深圳。
1982年秋天，我得了「心包炎」，病情較重，本來要去參加十二大，也去不成了。喬木同志來，我不知道。他到深圳由梁湘同志陪同。梁湘是一位很率直、很實幹的老同志。他比我們晚到深圳，對創辦特區早期吵吵鬧鬧的事不清楚，也不知道有「約法三章」這些事，所以就問了喬木同志特區的性質這一類問題。事後，他趕緊把記錄送給我看，問：「……他說不是社會主義呵，怎麼辦？」我說：喬木同志的意見是理論探討的意見。理論問題，有時幾十年、幾百年也說不清楚。如果我們不問，他不會說。問了，他不好不答。但他也還會再觀察、再思考、再和大家———至少要和我們討論的。不是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嗎？我們才開始實踐，不急於去討論這些問題。
其實，1979年我們已集中多位理論工作者開始研究探討過這些問題，我心中有數，不想再去問別人了，以免引起爭論，一爭論起來，沒完沒了，什麼事也做不成。
開放全國14個沿海城市
1987年，鄧小平說：「現在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懷疑都可以消除了」
南都：小平同志1984年春給深圳、珠海特區的題詞，對特區建設者來說應該是極大的肯定和鼓舞。
吳南生：是。1983年底，小平同志說，特區究竟辦得怎樣？我要親自去看看。於是，1984年春天，小平同志到了深圳，到了珠海。看到經濟特區確實是辦起來了，確實是闖出一條路子來了，老人家很高興，為深圳、珠海題了字。回到北京後，他向中央提議，召開全國沿海14個開放城市會議。
4年後，即1987年7月12日，鄧小平在會見南斯拉夫外賓時說：「我去過一次深圳，那裡確是一派興旺氣象。他們讓我題詞，我寫道：」深圳的發展和經驗證明，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我們黨內還有人採取懷疑的態度，香港輿論界不管是反對我們的還是贊成我們的，也都有人持懷疑態度，不相信我們是正確的。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現在我可以放膽地說，我們建立經濟特區的決定不僅是正確的，而且是成功的。所有的懷疑都可以消除了。「
一下子，又是20多年過去了。現在的深圳與當年完全不一樣了，似乎全中國20多年來走的路，和深圳是大體相同的，那麼我們的國家又是什麼性質呢？
我一直認為：列寧在十月革命後，從俄國的實際中已經發覺許多問題，他認為，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東西包括美國的托拉斯（當然只是指這種經濟形式）都加在一起就是社會主義，這是不無原因，也是很有道理的。我曾經開玩笑說過，如果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再來一次「路線鬥爭」，列寧一定會成為再一次路線鬥爭的「頭號走資派」。非常遺憾的是，不久，列寧就逝世了。
在這之後，斯大林搞的那種高度集中的計畫經濟和無比專權的「個人迷信」，已經被歷史的實踐一再證明了是假馬克思主義，是假社會主義！
中國市場經濟從特區開始
引進了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進入了世界經濟大循環。我認為這是特區對中國最大的貢獻，也是特區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南都：作為廣東經濟特區的主要拓基者，又是深圳經濟特區的第一位「行政長官」，您認為特區對中國改革開放最大的貢獻是什麼？
吳南生：1981年後我不再兼任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市長，許多人認為我從這時起不再管特區工作了，不是的。這時，我回到省委，仍然分管特區工作，是省委中有關特區工作的第一責任人。直到1985年9月，我從省委書記的崗位上退下來，才不再分管特區工作。
關於經濟特區，尤其是深圳特區，很多人寫了很多文章，我讀過的絕大多數文章都是寫得好的。但有一點，許多文章都說不清楚特區所以能辦成是由於什麼？它對中國的改革開放的貢獻是什麼？現在回過頭看，特區最大的功勞就是突破，把市場經濟引進來了，應該說中國的市場經濟是從特區開始的。從深圳、珠海、汕頭開始，到珠江三角洲，到全國。我說市場經濟是個沒有腿的巨人，他走到哪裡，誰都頂不住的。引進了市場經濟，使中國經濟進入了世界經濟大循環。我認為這是特區對中國最大的貢獻，也是特區之所以成功的根本原因。
民主政治是人類的共同財富
晚年對深化改革的思考
改革需要進一步深化
民主政治涉及深化改革的問題，涉及我們的改革是只進行經濟改革並取得了成就，因而就此止步呢，還是要繼續深化，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呢？
南都：市場經濟給中國社會帶來的變革大家有目共睹。現在黨的執政理念轉向了民主政治建設和以人為本。您能跟我們談談這方面的思考嗎？
吳南生：關於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問題。我認為，它們都是人類在社會實踐中得出的經驗，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它們都不是專屬於哪一個階級的。什麼叫文明？這就是文明。
關於市場經濟，還有一個必須不斷規範的問題，但這已屬於實踐中的問題了。從理論上進一步探討、分析和確定對市場經濟的認識，這是中國理論界的歷史任務，要下點苦功夫，不是給它戴上一頂「社會主義」的帽子就能解決得了的。
民主政治的問題，它涉及深化改革的問題，涉及我們的改革是只進行經濟改革並取得了成就，因而就此止步呢，還是要繼續深化，進行政治制度的改革呢？
延安時期，毛主席是不斷提倡民主的。他對「自由」也講得非常精闢。在「七大」的政治報告中，他說「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
小平很關注領導制度問題
1980年8月改革開放剛開始時，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這是一篇具有歷史意義的講話
南都：從「七大」（1945年）到現在已經60多年過去了！
吳南生：是啊，在「七大」閉幕的35年後，即1980年8月改革開放剛開始時，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講話。這是一篇具有歷史意義的講話。小平同志說：「我們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達到上述『三個要求』，時間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更長些，但是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大國，我們能夠也必須達到。所以，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能利於實現這三條來檢驗。」他還說：「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毛澤東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要記住，這是小平同志說的，是他親自聽老人家說的。所以小平同志很遺憾地說：「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
小平三條要求值得重溫
「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
南都：小平同志的這一講話，我看過。是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確實是一篇歷史文獻。
吳南生：是的。小平同志經過「十年浩劫」眼見他同時的戰友一個一個含恨遠去，他自己又經歷生死難料的兩次大落大起，經過舉國上下激烈開展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辯論，他痛定思痛，作出了這樣歷史性的講話。這也是用實踐來檢驗真理後作出的講話。是「痛定思痛」的真話！你注意到嗎？他講話的時間是1980年8月18日，政治局討論通過這一講話時間是1980年8月31日。最巧合的是：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和公佈《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時間是1980年8月26日。這是中國改革開放大啟動的時間啊！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小平的三條要求，實現得怎樣？這三條要求的本質又是什麼？
第一，「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2005年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8萬億元，是1978年3600億元的50多倍，應該說，我們在經濟領域中的改革工作是有成效的。當然要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還要作很大的努力。但我們已形成了新的生產力，它正在迅速發展，為了適應這一新發展，它正向我們提出強烈的要求，這要求就是小平所說的第二條要求：「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更切實的民主」。至於第三：「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這也是正在發展中的生產力的要求。
警惕無限地擴張的權力
「權力使人腐化，更大的權力使人更多地腐化」這一警語，是古今中外有無數事實可以證明的。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權力無限量擴張的政治制度
南都：吳老，您對鄧小平的三條要求的解讀比較精闢。
吳南生：從國際上、從我們自身的實踐，歷史的經驗都明白無誤地告訴我們，要重視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引，按照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改革我們的政治體制，改革那些不適應於生產力要求的上層建築。
在這裡，我想要特別強調的是：要警惕那些已進入市場或可能要鑽入市場的權力，警惕那些與管理意識形態有關的權力。進入市場的權力之危險，盡人皆知。貪污腐敗的不斷發生，礦難的不斷發生就足以證明這點。對管理意識形態的有關權力，人們可能還認識得很不夠，要特別注意改革。因為這些「權力」會影響或造成錯誤的理論、條文、規定、措施，甚至某種「人見不得」、見不得人的權力行為，在「上層建築」的反作用下起著破壞和阻礙生產力的作用。建國後，意識形態領域是「左」禍的重災區，多次有關政治、理論、文藝等意識形態的「運動」所造成的歷史錯誤，已給了我們嚴重的教訓，尤其是「江青+康生」這種模式所起的破壞作用，大家都是很明白的，是千萬不可再重複的！
再多說幾句。要知道，權力和資本都是無限地擴張的。資本的貪婪，盡人皆知。這不屬於我們今天要談的問題。而「權力使人腐化，更大的權力使人更多地腐化」這一警語，是古今中外有無數事實可以證明的。只有民主政治是限制權力無限量擴張的政治制度。所以，毛澤東說，像斯大林那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但是，不從制度上解決，在他的身上又再次發生了。所以鄧小平說，要「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也就是說要用高度民主的制度來保證國家不走邪路，長治久安。我們不是天天都在說「穩定」嗎？這才是真正的穩定。兩位老人說的兩個社會主義大國的沉痛教訓和解決的辦法，難道到現在我們還聽不懂嗎？
吳南生關注和諧社會構思
要重視民主的共性
小平的講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共性：民主政治；個性：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更切實
南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應該有什麼區別呢？
吳南生：每個國家的民主制度都有自己的特色，都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就像你不能找到兩個一模一樣的人那樣。老人家說的「英、法、美」就不一樣。但他們都有共性、一般性和普遍性。也就是說，在民主這個概念下，不管是什麼民主，只要是民主制度，就都是大同小異，形式和枝節上可能不同，但本質是相同的，否則，小同大異，對民主各有各的說法，各有各的表述，那不亂了套，那還有什麼意義？
南都：那你認為應當怎樣表述才是比較準確呢？
吳南生：我認為，小平的講話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那就是「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更切實的民主」。共性：民主政治；個性：比資本主義國家更高更切實。也就是說，比英、法、美更高更切實。我想，沒有什麼解釋能比他這句話概括得更好。
政改應進一步開放輿論
我是個積極主張改革的漢子，但我又是一個改良主義者，我個人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第一步應該是進一步開放輿論
南都：政治體制改革應該怎樣進行，才好呢？
吳南生：我是個積極主張改革的漢子，但我又是一個改良主義者，主張改良，不主張翻天覆地的革命。我認為，現在的中國，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領導進行這場改革，一直改革到實現馬、恩所說的未來的社會那一崇高的目標，也就是改革到自己也消亡了的時候，沒有這種勇氣和決心，就不是共產主義者！但如果搞什麼「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搞什麼「翻天覆地」，我也一定堅決反對到底！
辦法是：逐步放開，逐步地提高民眾的社會承受力，提高人民的理性，逐步地加大改革的力度，直至實現民主的目標。目標是唯一的，但具體的途徑則不是唯一的。
我個人認為，政治體制改革第一步應該是進一步開放輿論，這一方面可以發揮輿論監督作用，這在中國目前權力制衡不到位，法治不健全的情況下尤為必要；更重要的是開放輿論可以開啟民智，開啟官智，通過心平氣和的理性討論和意見交換，就民主化的利弊、目標、程序、時間表等種種具體問題展開充分的討論，以達成基本共識，中國的民主轉型就可望避免不良勢力的擾亂，事半功倍，以較小的代價爭取最大的成效。
我們有些官員，一聽到「輿論監督」就臉色發青，少數或很少數人還「心懷憤恨」。這都是由於缺乏「民主鍛煉」、「身心稍為虛弱」的結果。這種情況必須改變，所以說還有一個「開啟官智」的問題。
建議：「輿論」不要一下捅上報紙，第一步可以先辦若干個刊物，從理論上、實踐上、外國的正反經驗上……種種，讓智者盡量發言，讓官員們以及讀者們增強思維、增廣民主知識。然後一步一步開放，如何？
「豈有文章傾社稷」
廖沫沙寫了《挽鄧拓詩》：「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佞幸覆乾坤」，讀了催人淚下。我希望，人人都能記住這兩句警句，尤其是從事管理意識形態的官員們
南都：吳老，您講的故事和意見有的聽說過，許多是我們以前沒聽說過的。
吳南生：人老了，總愛說老話。故事，其實就是老話。你一定知道《海瑞罷官》和「三家村」的故事吧？
南都：知道。這是啟動「文化大革命」的一場慘劇。
吳南生：你想想，姚文元是什麼東西？如果沒有「權力」在他背後支撐，他連個狗屁也不如。所以，我說：要特別注意「江青+康生」的模式！這種邪惡的「權力」利用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極大地破壞生產力，把國家經濟拖到了瀕臨崩潰的邊緣！
鄧拓同志慘死了，吳晗同志慘死了，「三家村」幸而還有廖沫沙同志（1907-1990）在，他寫了《挽鄧拓詩》：「豈有文章傾社稷，從來佞幸覆乾坤」，讀了催人淚下。我希望，人人都能記住這兩句警句。尤其是從事管理意識形態的官員們。
我還要多囉嗦幾句：沒有邪惡的「權力」在背後支撐著的文章，是絕對不會「傾社稷」的，如果有，你舉給我聽聽？老子？孔孟？屈原？司馬遷？韓愈？柳宗元？蘇軾？直至羅貫中、施耐庵、曹雪芹、龔自珍、魯迅？……但是，有邪惡的「權力」（或者不是邪惡但卻是錯誤的「權力」）支持寫的「文章」，卻是可以傾社稷的。姚文元的文章就是一例。我想，我應該給廖沫沙同志的詩加上這一點點注讀。你看，怎麼樣？
我很關注「和諧社會」構思
我覺得，這一構思很好。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東西都加起來的社會主義，不就是令人和諧的社會嗎？只要我們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認真行進，和諧社會一定能獲得成功的
南都：兩句詩真好，加上這樣的注讀更完整了！
吳南生：我也是有報天天讀的。在回顧這些歷史的同時，我也注意到當前的一些大事。黨中央提出「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和諧社會」這一系列的理念，特別是「和諧社會」這一極其具有中國特色的構思。我覺得，這一構思很好。把世界上一切最好的東西都加起來的社會主義，不就是令人和諧的社會嗎？在我們的實踐經過檢驗之後，成功了，再加上「主義」兩個字，不就是「和諧社會主義」嗎？只要我們在民主與法治的軌道上認真行進，和諧社會一定能獲得成功的！這可能就是小平同志所說的「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的社會。我覺得這種社會主義是會受到人民大眾歡迎的，你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