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鳳凰木的陰影裡

—— 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背後的故事

毛澤東：要搞就搞大的，雞蛋那麼大的我們不拋

在美蘇兩國登月的競爭十分激烈的日子裡，中國人也急於打出自己的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早在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就說：中國也要搞人造衛星。而且，我們要搞就要搞大的，雞蛋那麼大的我們不拋。

中國科學院將研製人造衛星列為1958年的重點任務。這項絕密的工作被定為代號「581」任務。「581小組」的組長是錢學森，副組長是趙九章。趙於1938年獲德國柏林大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中央大學教授，是中國動力氣象學、地球物理學和空間物理學的奠基人，此時任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一時間，中科院內熱氣騰騰，調兵遣將，數十個研究所共同組建了三個設計院。

1958年，堪稱放「衛星」之年。各行各業都爭著「放衛星」：某縣放水稻「衛星」畝產3萬斤，沒幾天，另一個縣又放「大衛星」，畝產水稻13萬斤……

毛澤東視察河北，在徐水，縣委書記說：糧食多得吃不完。毛回答說：那就讓社員一天吃五頓。劉少奇在北京石景山發電廠與工人們座談，他說：現在趕上英國不是十幾年，二三年就行了，明後年要超過英國，這不是假的……中國科學院在當年6月份召開的「大躍進」動員大會上，提出放重型衛星，向次年的國慶十週年大慶獻禮。

留在北京的兩個設計院夜以繼日，苦幹了三個月。以年輕人為主的科技工作者和工人們因陋就簡，土法上馬，群策群力。搬遷去了上海的第一設計院，改名為上海機電設計院，當時從各大學調進了幾百名在讀的大學生，平均年齡只有21歲。客觀條件的限制，層出不窮的問題，使該院承擔研製的火箭尺寸越來越小，研製壓力卻越來越大，最後只能研製簡單的T7—M火箭。1960年，餓著肚子的大學生們將這枚T7—M火箭，豎立在了上海南匯縣老港鎮20米高的發射架上。

一個月以後，毛澤東來到上海，參觀上海新技術展覽會。

一進大廳，他直接來到T—7M探空火箭模型旁邊，在仔細觀看了這枚火箭後，他問旁邊的講解員：「這傢伙能飛多高？」「8公里」。毛澤東輕輕「噢」了一聲，但馬上又轉頭，對陪同來的上海市委書記柯慶施說：「了不起啊，8公里也了不起，我們就要這樣，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下去，搞它個天翻地覆。」

6個月後，火箭發射的高度達到了60到80公里，此前衛星模型也做出來了。但實際上，科技人員普遍缺乏火箭、衛星基礎理論知識，而且沒有設計資料、計算手段，總體設計參數難於選擇。試驗手段與測試條件更差，材料、元件也供應不上……一大堆實際問題解決不了，研製工作不得不擱淺了。

「651」工程：全面綠燈，「刻不容緩！」

1964年10月，中國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同年7月9日和7月11日，連續成功發射兩枚「東方紅二號」自製飛彈，它們已通過實彈考驗，與原子彈配套成了有實戰價值的戰略武器。從1960年代起，就開始擔任我國自製飛彈型號總體設計室主任的正是孫家棟。

「兩彈」的成功，意味著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發射衛星的工具問題。當年中國人的心目中，念念不忘大國是需要一些象徵的，但我們與別的國家比什麼呢？比汽車、鋼鐵？還是比國民收入、受教育水平？經過狂熱的「大躍進」所導致的「三年困難時期」的懲罰，許多人都退燒了，清楚在這些方面決不是十五年、更不是兩三年就能趕超得了的——可以拿出來比，而且一比就能震動世界的，就是被稱為「兩彈一星」的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衛星。

1965年，國民經濟開始全面好轉。中國人既然在餓著肚子的情況下都能搞出原子彈，現在能吃飽飯了，怎麼不會投入更大的力量搞出自己的衛星？轉折發生在1965年。

1964年歲末，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身為人大代表的趙九章，聽完周恩來作的政府工作報告後，當晚起草了一份關於盡快全面規劃中國人造地球衛星問題的建議書，次日上午，他當面交給周總理。 1965年1月6日，趙九章又與中科院自動化所所長呂強，聯名向中國科學院黨組上書，中國科學院黨組書記張勁夫和副院長裴麗生閱此報告後，當天便批轉給了中科院星際航行委員會主任竺可楨，請其盡快審閱處理。竺可楨閱完報告，在報告上欣然寫下四個大字：「刻不容緩!」 並組織人馬，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份中國科學院黨組的建議報告，正式呈送中央。

同年8月，周恩來主持中央專門委員會第十二次會議，這次會議確定將人造衛星研製列為國家尖端技術發展的一項重大任務。因是1月份正式提出建議，這一工程的代號定名為「651」任務。會議還強調，只要是「651」需要的，全國的人、財、物，不管是哪個地方、哪個單位的，一律放行，全面綠燈。

趙九章被任命為中科院衛星設計院院長，作為衛星總體設計負責人的則是錢驥。1949年解放前，兩人先後做過中央氣象研究所所長。在國民黨政府倉皇撤離大陸去台灣時，兩人都拒絕去台，兩人都在政治上積極要求進步——錢驥已在195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趙九章入黨未成，沒資格交黨費，可交工會會費總是可以的吧。從建國起，他每月領到工資的頭一件事，就是從工資袋裡抽出100元錢交會費，一直交到自己成了「牛鬼蛇神」……

趙九章的死與周恩來的淚

猶如一部音符裡瀰漫著不安與不祥的交響樂，休止符的出現總是短暫的。1966年，歷史將中國引向了又一次更大規模的癲狂。中科院裡，趙九章首當其衝——

他是國民黨元老戴季陶的外甥，年輕時做過戴季陶的機要秘書。進了仕途又退出仕途，先是考上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公費留學德國攻讀氣象專業，僅3年工夫便獲博士學位。若繼續留在國外，美園豪宅、香車寶馬，全然不在話下。他卻選擇了動盪而又貧窮的祖國。

這兩個人生重大選擇，在「文革」中，變成無論怎麼掙扎也爬不出來的歷史沼澤。趙九章每天都被押到街上，像牲口一樣被趕著往前走。脖子上掛一塊墨跡森然的牌子，上面不是「反動學術權威趙九章」，就是「歷史反革命趙九章」。牌子重達十幾公斤，很快脖子被鐵絲勒出道道血槽。遊街完畢，再帶回科學院批鬥，每次批鬥，他都必須低頭彎腰，甚至坐「噴氣式」。人老了，腰又有病，實在彎不下去，「革命群眾」便用煙頭燙他的腿，燙他的腰，直到煙頭燙滅，他的腰還是沒有彎下去……

他想起了留學德國時結識的朋友喬冠華，喬算是周恩來身邊的人了。他想給喬冠華打個電話，但家裡不知被抄過多少遍了，早已找不到喬冠華的電話號碼。一次打開水時，趙九章碰到隨自己工作了十幾年的研究員鄧增昆，請他盡快幫著找找喬的電話。

希望，有時就如安眠藥，相信了，可以麻醉人。鄧增昆翻不出「安眠藥」，好幾天躲在家裡，不敢見趙九章，但還是被趙撞上了。當他聽說沒有找到喬的電話號碼，剛才還放亮的眼睛，突然一下黑了，身子似水漫沙器一樣地顫顫倒下。鄧增昆扶著他起來，在原地站了足有5分鐘，他才踽踽而行，一步步地挪回家裡……

但趙九章的大把心思仍在人造衛星上。叫他反省，他想的是人造衛星；叫他匯報思想，他談的是人造衛星；叫他關起門來寫檢查，他在紙上反覆論證的還是人造衛星；連他在檢查開篇必引的最高指示，也多是毛澤東「我們也要搞人造衛星」的雄偉號召。他被拒之千里了，仍時刻關注著衛星工程，關注這場來勢洶湧的運動中每個衛星專家和火箭專家的命運。他尤為牽掛衛星總體設計負責人錢驥，他深知錢驥對第一顆人造衛星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可「文革」開始不久，錢驥便和他中斷了正常的工作聯繫，他托人偷偷給錢驥捎去一張紙條，並作好了被抓「現行」的最壞打算，紙條是用德文寫的，然而，紙條送出去後杳無音信。趙九章無法知道的是，這時的錢驥也被打成「特務」，逐出了衛星工程的山門。

1968年6月，已在北京郊區的紅衛大隊勞動改造小半年的趙九章，聽說了火箭金屬材料研究專家姚桐斌的死訊。姚桐斌是在制止兩派武鬥時被打死的。此時的中國，哪裡去找一張可以安靜讀書的桌子？哪裡去找一盞能夠讓人俯首於橘黃色光暈下專心科研的明燈？

「文革」也讓人看到，許多老知識分子對於國家和事業的全身心摯愛，具有亡命決絕的性質。當他們確信國家已成了一輛瘋狂的戰車向懸崖奔去，事業已被撞成滿地碎片，他們學不會苟且偷生，他們只能告別這個世界了。

姚桐斌之死，對趙九章與其說是一個沉重的打擊，莫如說是一個絕望的信號，一個微妙的暗示……1968年10月10日晚，趙九章獨自一人伏在走廊裡的一張桌子上，寫著他一生中的最後一份檢查。

時針已指向兩點。趙九章工工整整寫完最後一份檢查的最後一個字，起身走進屬於自己的臥室，刷了牙，洗了臉，燙了腳，做完平常每晚睡覺前該做的一切，然後再翻身上床。接著，他輕輕拉開抽屜，拿出一個紙包，把平時一粒一粒攢下的幾十粒安眠藥全部倒進嘴裡，這才靜靜地躺在了床上……

（ 李鳴生《趙九章之死》，2004年8月16日《文匯報》）

「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這是趙九章生前常愛吟誦的詩句。彷彿這詩句成了讖語，他的遺體不知在哪裡火化，骨灰也不知飄向了何方。1978年，趙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復名譽。八寶山革命公墓裡，多出了一隻罕見的沒有骨灰的骨灰盒。

趙九章自殺後，國防科委副主任羅舜初將軍打電話向周恩來作了報告。放下電話，周恩來清的臉上緩緩地蒙上了一層淚影……據有關工作人員回憶，當年「黨內四老」之一的吳玉章去世時，周總理也沒如此傷心過。

在趙九章自殺的1968年，僅中國科學院自殺的一級研究員就有20人。

毛主席像章要不要隨衛星上天

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製工作，大部分是在「文革」最動亂的年月裡進行的。唯一慶幸的是，物是人非，沉舟側畔，衛星的試制工作仍在繼續進行。

1967年7月，正在忙於飛彈設計、時任國防部五院飛彈總體設計部副主任的孫家棟接到通知，為確保第一顆人造衛星的研製工作不陷於停頓，中央決定組建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錢學森任院長，錢學森又推薦孫家棟負責總體設計。

孫家棟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去七機部挑選幹才。當時正值「915」、「916」兩大派內鬥，杯葛之深讓人頭皮發炸，孫家棟卻沒有使這回挑選變成一部雞飛狗跳的歷險記。在全面瞭解和分析衛星研製情況的基礎上，他在七機部上上下下跑了兩個多月，詳細考察了各部門有特長的技術骨幹，從中挑選出18人。他們個個是披堅執銳的精兵，日後被譽為「航天十八勇士」。有意思的是，在路線鬥爭上打得昏天黑地的兩大派，對於孫家棟挑中的人選均無異議。事後，錢學森對孫家棟有過一句評語：「看來，把孫家棟找來還是對的，他的確敢幹事，會幹事。」

1967年12月，孫家棟主持第一顆人造衛星研製工作會議，審定了總體方案和各系統方案。鑒於法國已成為世界上第三個能發射衛星的國家，鄰國的日本也在緊鑼密鼓加快準備，而以當時我國的國情、技術基礎和工業水平，按1965年的衛星設計方案，發射還需要很長時間。這種局面，促使我國第一顆衛星首先得是一顆政治衛星，即簡化過去的方案，去掉衛星上的很多探測儀器，不追求高難技術，只要做到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見、聽得到，就是成功。用許多年後孫家棟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這種簡化，是把一輛汽車變成了平板車。

上得去，便是發射成功。抓得住，即是準確入軌。難就難在看得見、聽得到。

原衛星設計方案裡，雖有72塊平面，直徑卻只有一米，而且表面反光率不高，亮度大約只相當於天空中亮度極低的六等星。這麼小的東西在天上飛，地面上的人用肉眼難以看見。那就將直徑做大了？可衛星超過了既定重量，火箭又送不上去。後來琢磨出來的辦法是，在第三級火箭外面套個外面鍍亮的球形氣套，衛星發射時氣套閉合；衛星上天後，利用第三級火箭自旋時產生的離心力給氣套充氣，使之展開為球體。這個辦法原理上有些像折疊傘，理論上可行，關鍵是能否找到製作這種氣套的特殊材料。 跑了國內許多廠子，都因要求太高而無力研製這種特殊材料。最後在上海，找到一家工廠曾經研製過一種新型綢布，與氣套所需材料基本相同，可原材料有毒，早就不做了。而且，這家工廠在「大風大浪」裡已經停產。在得知氣套的用途後，不少工人立即「上岸穿鞋」，由「抓革命」轉入「促生產」。11個月後，終於研製成功。

為了「聽得見」，也動了很多腦筋。

那個年代，老百姓家中鮮有收音機，且多是中長波的，極少有短波的，誰不怕「偷聽敵台」的罪名從天而降？就算是有短波的，衛星使用的頻率也聽不見，於是想到由中央廣播電台給轉播一下。轉播什麼呢？光聽工程信號，嘀嘀嗒嗒，老百姓聽不懂。播送文字，外國人也聽不明白。合適的只是歌曲，最能傳達中國特色的，無疑是《東方紅》。

按這個方案向錢學森匯報，錢學森也支持，並叫人寫了一個報告，呈交聶榮臻元帥。聶帥同意後報中央，中央予以批准，但只讓衛星播放「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前8個小節。

讓孫家棟憂心忡忡又難以言說的，還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毛主席像章。

毛主席語錄手中拿，毛主席像章滿街走，這是「文革」中走遍中國的一道風景。衛星總裝之時，隨各裝置、儀器交上來的，還有大量自己設計的毛主席像章。有的還做得非常大，非常重。像章加上去以後，裝置和儀器當然比原來沉了很多，可驗收時你還不敢說，你怎麼超了半公斤？他振振有辭：我儀器就是兩公斤，那多出來的半公斤是毛主席像章呀，你敢說這半公斤增加得不對？但你加半公斤，他加半公斤……加在一塊兒，火箭就打不動了。

1969年10月，衛星初樣完成，錢學森帶著孫家棟等人向周恩來匯報。臨去的頭一天晚上，他一夜無眠，這事到底怎麼辦？要不要說？一見面，總理拉著孫家棟的手說，喲，這麼年輕的衛星專家，還是小伙子嘛。其實，這年他已40歲，但總理這句話讓原本精神緊張的孫家棟鬆弛下來，他想了想，心一橫，把這件事匯報了。沒說幾句話，周恩來馬上清楚了。總理沒正面說這件事是對還是不對，卻「不著一字，盡得風流」：

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當然要無限熱愛、崇拜毛主席。你看看人民大會堂——政治上這麼重要的地方，有的大廳掛了主席的像，有的會議室掛了主席寫的字。但是掛在什麼地方，都不是隨隨便便的，必須非常嚴肅、非常認真地來考慮什麼地方合適掛，什麼地方不合適掛，你看咱們這個會議室就沒有掛。你們回去也要好好考慮一下……

「東方紅」樂曲響起的時候……

孫家棟心裡的一塊石頭，終於砰然落地。

1970年3月21日，「東方紅一號」衛星完成總裝任務，達到了發射要求。1970年4月25日18點，新華社授權向全世界宣佈：

1970年4月24日，中國成功地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衛星運行軌道的近地點高度439公里，遠地點高度2384公里，軌道平面與地球赤道平面夾角68．5度，繞地球一圈114分鐘。衛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頻律播送「東方紅」樂曲。

蘇聯第一顆衛星重83.6公斤，美國第一顆衛星最輕，只有8.22公斤，法國第一顆衛星重38公斤，日本第一顆衛星重9.4公斤。中國的「東方紅一號」不但超出了原設計的100公斤，而且，相當於蘇、美、法、日第一顆衛星重量的總和。這不僅實現了毛澤東的「雞蛋那麼大的我們不拋」的壯志，還在太空唱響了悅耳的《東方紅》，讓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得見、聽得著。

25日的《人民日報》上，整版刊登了衛星經過祖國各地上空的時間表：幾點幾分過天津，幾點幾分過廣州，幾點幾分過上海……當天晚上8時30分，衛星經過北京上空。長安街華燈怒放，人群潮水一樣湧向天安門廣場，一邊敲鑼打鼓，高呼著「毛主席萬歲」、「慶祝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等口號，一邊伸長脖子，在滿天繁星裡搜尋那顆移動著、閃爍著的小星星。

沒有誰會想到，作為我國第一顆人造衛星技術總負責人的孫家棟，此時卻沒有在甘肅酒泉衛星發射中心負責指揮，而是埋身於天安門廣場的囂囂人海中。

繼「兩彈」之後，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的發射成功，又一次為中國博得了作為一個大國的自豪與尊嚴。然而，中國航天人在哪裡呢？孫家棟此時因出身問題「靠邊站」了，趙九章、姚桐斌兩位先生已含冤去世，錢驥等不少前期參加了衛星工程的科學家們則是在「牛棚」裡聽到「東方紅」音樂的……

在研究我國航天史的專家們看來，迄今為止，中國的航天歷程已經歷了五個階段——

第一階段，成功發射「東方紅一號」衛星，這是我國第一顆地球衛星……第五階段，即新世紀的前十年，「神舟五號」、「神舟六號」載人飛船順利升空，2007年9月成功發射「嫦娥一號」探月衛星，這是我國的第一顆月球衛星。

但若沒有瀰漫濃烈政治色彩、深藏「文革」創痛的第一顆地球衛星，就不會有今日飄逸人文氣息、抒發「崛起」情懷的第一顆月球衛星。

此時，我想起了龍應台先生的一句話：

人們完全不知道最悲傷的黑暗，就藏在那美麗鳳凰木的陰影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