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人物研究一直是人們關注的熱點。近年來，隨著檔案和其他各種史料的大量公佈和挖掘，黨史人物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對黨史人物的評價更加客觀公正。這是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深入貫徹的體現。這將有助於糾正人們以往對一些黨史人物的片面的和模式化的認識，使人們真正瞭解這些黨史人物的真實面貌。

近年來，學界關於黨史人物的研究取得了新的進展，本文擇其有重要研究新進展的若干人作以介紹。

朱德 第一次明確提出「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思想

以往學界對朱德的研究多集中於他的軍事思想。近年來，學界對朱德在社會主義建設方面的研究有新的突破。研究者認為，朱德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都非常重視軍事建設和經濟建設。他善於根據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靈活具體地處理好軍事與經濟的辯證關係，形成了獨特的軍事經濟建設思想。研究者指出，朱德第一次明確提出「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朱德把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指導思想上從「蘇聯模式」中擺脫出來，探索中國共產黨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並將其概括為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使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從理論上有了明確的定位。朱德提出的建設「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思想主要包括這樣一些基本觀點：搞社會主義建設，既要向外國學習，但又不能一切都照抄照搬；搞社會主義建設不能「夜郎自大」和「閉關自守」，要搞好「內外交流」；正確評估農民的覺悟程度，逐步引導他們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社會主義國家的軍事工業要為經濟建設服務，要建立起「軍民結合，平戰結合」的軍事工業體系。

李大釗 日本學者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的質疑站不住腳

李大釗是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過去對他的研究多從政治的視角。近年來，李大釗研究有兩個特點：一是研究視角的轉換；二是對一些成說的爭鳴。關於李大釗研究視角的轉換，現在研究者更傾向於把他作為現代文化名人。近年來，一些研究者從文化的視角，對他的一些比較重要的著作進行了重新解讀。比如對他的《庶民的勝利》和《Bolshevism的勝利》，研究者提出，僅將此兩文定位在歡呼十月革命的角度是狹隘的，要把它們放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語境」下才能正確理解其價值。對他的《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和《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兩文，有研究者主張這兩文所表達的並不是簡單的學習俄羅斯文明，而是從學理層面，對1918年2月簽訂的《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發表的一種政治見解，意在告誡當局：不要因一時的短見而上日本的當，派兵干涉俄國。

爭鳴的另一個熱點，是由日本學者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引起的，即對李大釗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中的作用以及「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的爭論。石川認為，《晨報》主筆陳溥賢才是五四時期介紹馬克思主義的開路人，李大釗所接受的馬克思主義學說，是由陳溥賢傳遞的。同時，石川還對「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提出了質疑。國內研究者對這些問題做出回應。蕭超然認為，把馬克思主義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科學和思想體系來介紹，李大釗是第一人；「南陳北李，相約建黨」說雖然還需要再認識，但就現在掌握的史料來看還是可信的，石川的質疑並不能站住腳。

董必武 「依法治國」方略的最早奠基人和實踐者

董必武作為在國外學過法律專業的一位黨的領導人，建國後主管政法工作，其法治思想一直是研究的重點。近年來，我們黨提出「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方略和大力加強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以後，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民主政治思想在研究中受到更多的重視。研究者普遍認為，董必武是「依法治國」方略思想的最早奠基人和實踐者，他在法學思想和法治建設方面形成的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和實踐模式，既是整個新中國依法治國歷史進程的開端，也是新時期中國共產黨加強法制建設的思想理論準備。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任建新認為，董必武的法治思想和實踐，為新中國社會主義法制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基礎，而他提出的「人民民主法制必須進一步加強才能適應黨所提出的任務」，「依法辦事是進一步加強人民民主法制的中心環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著名論斷，是董必武法學思想的精髓和核心，是黨的十五大提出的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重要思想淵源。

任弼時 不研究任弼時，許多黨史上的重大問題搞不清楚

長期以來，學界對任弼時的研究是相當薄弱的。近年來，這種狀況有了一定的改變。2004年，隨著任弼時誕辰100週年的到來，《任弼時研究述評》、《任弼時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和《任弼時傳》(修訂版)出版，使人們對任弼時的生平和他在黨史以及中國革命史中的作用有了更全面的認識。研究者圍繞任弼時關於黨的建設、軍隊建設、經濟建設的思想與實踐等方面進行了集中探討。其中頗受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任弼時在毛澤東核心領導地位的確立過程中曾經起過什麼作用。薄一波對此做了明確的說明，他指出：任弼時「在確立毛澤東同志在全黨領導地位的過程中，是立了功的」，「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對於任弼時研究的重要性，正如冷溶所說，任弼時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整個過程，黨史上很多重大事件都與他有關，因此不研究任弼時，許多黨史上的重大問題搞不清楚。

俞秀松 國際冤案得到平反

近年來，學界對俞秀松的研究集中於兩方面：一是俞秀松在創立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青年團中的貢獻。學者指出，研究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史繞不開俞秀松。二是發生在俞秀松身上的國際冤案，一度使他成為中國革命史上毀譽參半的人物，這導致其身後數十年對他生平和事跡研究的不足。對於前者，200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中在敘述參加上海早期共產黨組織的人員中，俞秀松名字緊列陳獨秀之後，從而明確了他是中共創始人之一的地位。對於後者，一些研究表明，俞秀松冤案是王明、康生陷害的結果，他是蘇聯肅反運動的犧牲品。這個冤案，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悲劇，對於研究那個時期中共和蘇共、共產國際的關係，以及20世紀30年代黨內的審干運動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楊尚昆 研究受到重視，他的日記被稱為「一部觀察當代中國史的珍貴記錄」

以往，學界對楊尚昆研究較少。這與他是黨史上許多重大事件的參與者和見證人，尤其是作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改革開放理論的積極實踐者和鄧小平理論的重要創立者之一的地位不相稱。近年來，楊尚昆研究受到重視。有的研究者認為，近年出版的《楊尚昆日記》堪稱「一部觀察當代中國史的珍貴記錄」，披露了大量珍貴的史料，具有重要的學術和史料價值。比如，革命剛剛勝利時，對我黨面臨的嚴峻考驗，《日記》中就有記述，「一進城市，大家對居住生活條件的要求就提高了，都愛從好的方面去佈置」，「似乎大家都變了。要能維持簡樸的作風，恐不容易，城市的引誘實在太大。」關於高饒問題，日記中記錄了當時毛澤東確定的方針，「堅持、正面批評，『懲、救』」，「給一條路讓他走」，「力求避免主回」，並記述了召開座談會的安排。這些都透露了毛澤東處理高饒問題時的複雜心情。關於毛劉圍繞社教運動的分歧和爭論，日記中記錄簡略，但從一句「劉話不靈了」，也可看出高層鬥爭的緊張和他對形勢的憂慮。另外，關於廬山會議、彭德懷、中蘇關係等等，日記裡都有一些可以解讀的歷史線索。

鄧子恢 「中國農村變革的先驅和開拓者」

鄧子恢對中國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最重要的貢獻，是為解決中國「三農」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上做出了探索，杜潤生稱鄧子恢為「中國農村變革的先驅和開拓者」。近年來，關於鄧子恢農村政治和經濟體制的觀點，尤其是關於他的包產到戶的主張及遭遇，成為研究者關注的重點。這方面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是蔣伯英所著的《鄧子恢與中國農村變革》。這部著作提出，鄧子恢針對黨內有人反對自留地，明確提出了不要把資本主義看得太厲害了，不要過高估計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過高估計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完全「左」的觀點；「我們國家的遠景是要建成社會主義，可是，現在不叫社會主義」。這些觀點在當時都是振聾發聵的主張，代表了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正確方向，是後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先聲。合作化以後，中國大陸農村在1956年、1962年、1978年三度出現包產到戶，鄧是前兩次的積極支持者，並因此被打倒。而1978年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是對「包產到戶」的肯定和發展，證明了鄧的正確。

王稼祥 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的人」

毛澤東曾這樣評說王稼祥：他在黨的歷史上是「有功的人」。因此，學界對王稼祥研究的一個重點就是他的「功」。研究者一般認為，他的「功」主要體現在：一是力促遵義會議的召開，投下了「關鍵的一票」；二是1938年回國帶回了兩個關於中國革命的重要文件，對「應該承認毛澤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告訴王明「不要再爭吵了」起了重要作用；三是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提出和闡述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不過，近年來，研究者進一步認為，王稼祥的「功」還應包括他在建國後的外交思想和貢獻，在此方面，有的研究者指出：他在上世紀六十年代提出的所謂「三和一少」，不是修正主義，而是一次在對外政策方面防「左」、糾「左」的嘗試。

李立三 不應該簡單地把他和「立三路線」等同起來

近年來，學界對李立三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進展。研究者認為，李立三對中國革命功勳很大，不應該簡單地把他和「立三路線」等同起來。他是安源大罷工的主要領導者，五卅運動的主要組織者，漢口工人收回英租界鬥爭的指揮者，新中國工會工作的主要領導人，參與制定鞍鋼憲法的負責人。研究者還指出，李立三不僅是南昌起義的重要領導人，而且是起義的倡導者。這就徹底打破了過去一個時期內，研究李立三不能談論安源大罷工和南昌起義這兩個禁區。關於「立三路線」，有的論者認為，他作為當時中央的實際負責者，是「左」的政策的實際制定者和實施者，但中央的「左」傾錯誤不應完全由他來承擔，當時是中央集體犯錯誤；把立三「左」的錯誤上升為路線錯誤的是共產國際，把錯誤完全推到李立三一個人身上的也是共產國際；共產國際的影響是立三「左」傾錯誤的根源。

李立三關於工會問題的思想，也是近年來研究的一個熱點。研究者認為，李立三關於工會性質、工會與行政的關係、工會的作用的認識和主張以及工會工作的指導方針等思想，在當年被錯誤地作為「工團主義」和「經驗主義」批判，導致了「左」的錯誤對工會工作的長期影響，削弱了工會在維護工人切身利益方面的基本職能，使工會不能在經濟建設中發揮正常作用。研究者指出，李立三關於工會問題的絕大部分思想都是正確的。

瞿秋白 功與過、正確與錯誤的評價接近歷史的原貌

瞿秋白是中國革命的先驅者，但在歷史上曾受到過不公正的評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關於瞿秋白的評價，楊尚昆代表黨中央做出了全面、科學、公正的評價：「秋白同志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主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宣傳家，中國的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近年來，有關瞿秋白的研究成果很多，除大量的研究論文外，還有很多專著，如《從出生到領袖——瞿秋白傳》、《一個人和一個時代》、《瞿秋白思想研究》、《瞿秋白傳》、《瞿秋白年譜》等。學界對於瞿秋白的認識，魯振祥的評價最為中肯：瞿秋白即使在犯「左」傾盲動錯誤時期，他的理論與實踐也不是一切皆錯，而是功與過、正確與錯誤複雜地交織在一起。瞿秋白既是「左」傾盲動錯誤的主要責任者，又是糾正實際工作中盲動行為的推動者；他積極探索新形勢下中國革命發展的方式、道路，雖然沒有從根本上突破「城市中心」論的局限，但卻是「農村割據」思想的倡導者；他對「無間斷的革命論的闡述，既有混淆兩個革命階段界限的錯誤，又包含有可貴的理論成果。可以說，正確與錯誤的交織，是瞿秋白犯「左」傾錯誤時期思想與實踐的一個顯著特點。

惲代英 較早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分析了近代中國「二元」社會經濟結構

以往，學界對惲代英的研究多側重於政治、教育、文化、編輯、軍事等方面，很少涉及經濟領域。近年來，研究者指出，作為政治家，惲代英對民主革命時期的經濟研究十分重視，他較早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分析近代中國「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提出了一些經濟主張，有些對我們今天經濟建設仍有借鑒作用。

研究者還認為，人民主體思想是惲代英一貫堅持、倡導的價值觀念和思想。他的人民主體思想包括：主人翁就是民眾；為人民謀福利是其價值思想的核心；民眾的利益和要求是其價值思想的基本價值標準；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是其價值思想的精髓。

鄧發 「工人隊伍裡培養出來的領袖」

在黨的早期領袖隊伍裡，鄧發的生平和貢獻不大為人所知。近年來，這種狀況有所改變。在鄧發誕辰100週年紀念之際出版的《鄧發紀念文集》，以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為依據，證實鄧發自1937年12月起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研究者還追述了他在香港海員大罷工、省港大罷工、北伐戰爭、廣州起義、組建中共政治保衛機構、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代表中共重新與共產國際建立聯繫等許多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活動中，作為參與者或領導者所發揮的的作用，但也沒有迴避他在蘇區肅反擴大化和任政治保衛局局長時犯的「左」的錯誤。有研究者認為，鄧發在主持閩西肅反時的狂熱態度，直接釀成了閩西肅反慘禍，對「坑口兵變」等極端行為，負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責任。研究者還澄清了鄧發被派新疆工作上的一些誤識，指出鄧發去新疆工作是共產國際的安排，他離疆是盛世才向中共施加壓力的結果。還有研究者對他在延安時期的境遇進行了評說，為人們理解延安整風中「革命在深入」的狀況提供了一個新視角。

方志敏 他創建的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是「蘇維埃模範時的卓越代表

方志敏被毛澤東稱譽為「民族英雄」。近年來，學界對他的研究主要圍繞兩個方面展開：一個是方志敏的高尚氣節。研究者指出：他的「以身殉志」的英勇壯舉，捨己為公，廉潔自律的楷模曾受到中共中央的表彰和共產國際的關注，他是中國共產黨人一面時代的鏡子。另一個方面的研究集中於他對「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據地的貢獻。研究者認為，方志敏是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和紅十軍的創始人，並且也是榮獲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蘇維埃模範時稱號的卓越代表，而且作為「方志敏式」的閩浙贛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他還對「蘇維埃模範時的工作精神作了理性的思考和科學的總結，概括了蘇維埃的「五種精神」，即民主精神、創造精神、進步精神、刻苦精神、自我批評精神。

李達 脫黨而不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

學界對李達的研究一直很關注，這主要因為他是一位脫黨不脫離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和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做出開創性貢獻的特殊經歷。近年來，研究者對李達的生平和學術思想的研究更加深入。研究者既肯定了他作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先驅者、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的貢獻，又沒有迴避他所經歷的曲折和錯誤，以及1923年「追悔莫及的脫黨」、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的一度彷徨和後來的哲學政治化偏向。

研究者還對李達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或者說從列寧主義到毛澤東思想演進過程中的作用，從學理上進行了梳理，認為上世紀20年代李達的著譯《辯證法唯物論教程》和《社會學大綱》，對毛澤東哲學思想的形成和發展有直接和間接的影響；20世紀五六十年代，李達的《〈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對毛澤東「兩論」的思想作了補充和發展；而他對社會主義建設中主觀主義錯誤的批評促使毛澤東反思，初步恢復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他的《唯物辯證法大綱》關於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實質和核心的思想，啟發了毛澤東對辯證法核心規律的再思考。

對李達在建國後的經歷，尤其是在「文革」時受誣陷迫害的遭遇，進行追述和研究是李達研究中的另一個熱點。比如，他在主政武漢大學時對「教育革命」方針的抵制，被認為「埋下了以後『文革』置他於死地的禍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