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斯威辛集中營裡被用來做醫學實驗的兒童

臭名昭著的「死亡醫生」門格爾

在一個有許多德國知名科學家和納粹屠殺倖存者出席的座談會上，德國一著名科學團體就二戰期間一些科學家淪為納粹的幫兇，首次向大屠殺受害者作出道歉———道歉：照亮歷史真相。

科學崇尚的是真實，容不得半點虛假。但在二戰期間，在納粹德國，一些科學家卻以罪惡代替了良知，淪為納粹的幫兇，雙手沾滿了無辜者的鮮血。二戰結束了，納粹得到了清算，但德國科學界卻沒有深刻反省。直到不久前，德國一著名科學團體才就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向受害者作了道歉，這也是戰後德國科學界首次發出的道歉聲。聲音似乎已來得太晚，但科學家的良知仍值得欽佩，它也告訴那些還在試圖迴避過去的人：歷史真相是不容迴避的！

最深刻的悔恨、沉痛和羞恥

道歉的地點在一個有許多德國知名科學家和納粹屠殺倖存者都出席的座談會上。而座談會的地址，就是臭名昭著的「死亡醫生」約瑟夫·門格爾進行人體試驗的一個實驗室原址。青蔥的樹木下，早已找不到纍纍的白骨，但這卻無法抹去籠罩在每個與會者心頭的陰影。主持這個座談會的，是德國知名的馬克斯·普朗克俱樂部。這是一個政府資助的團體，其成員包括全德各界約3000名科學精英，其中很多是德國最知名的學者，也不乏諾貝爾獎金獲得者。而馬克斯·普朗克俱樂部的前身，就是創建於1911年的凱澤·威廉俱樂部，二戰期間，它旗下很多科學家淪為納粹的幫兇，製造了一個又一個慘絕人寰的歷史悲劇。

 

奧斯威辛集中營裡，成批的猶太人在毒氣室被毒死。圖為納粹在焚燒屍體

 

面對白髮蒼蒼的倖存者和一臉肅穆的科學家們，普朗克俱樂部主席胡貝特·馬克爾以沉痛的語氣表示，他對德國一些科學家「沒有阻止，反而提倡、從事了種族滅絕的罪惡，表示最深刻的悔恨、沉痛和羞恥」。承認過去是需要勇氣的，尤其是承認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但胡貝特以他科學家的良知，拿出了這樣的勇氣。他在一再向受害者道歉的同時，坦然承認過去德國科學界的罪惡：當時一些德國頂尖的科學家「與納粹沆瀣一氣，為了個人的醫學目的，從事了違背人性的活動」。

在稍後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胡貝特表示，當他知道竟然就是這些頂尖的科學家提出了有「一個統治民族」的「罪惡理論」時，他感到無比震驚，「作為一個生物學家，我覺得實在難以接受……」他說，雖然戰後德國對大屠殺作了很多懺悔，但科學界卻一直沒有為自己醜陋的過去表示過什麼，因此他認為，現在是清除德國科學界恥辱的時候了，也只有這樣，才能將歷史真相告訴未來的人們。

胡貝特說，作出鄭重道歉，絕不是僅僅為了企求倖存者的原諒，「這是我們，也包括過去幾代人所拖欠的。真相終會大白於天下。」

胡貝特表示，他還原歷史的念頭，產生於20世紀五六十年代，當時，許多為納粹工作過的知識分子和官員，也包括許多優秀科學家，又成了德國的精英人物，但歷史卻沒有得到徹底反省。他說：「那時，我認識到很多都被隱瞞了，我很煩惱，現在，我處的位置使我可以做些事了。」

為了研究跳傘的飛行員如何求生，納粹用猶太人進行高空實驗。他們在一間封閉的屋子裡模擬高空環境，將猶太人用降落傘帶縛住進行實驗。

他們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二戰結束時，胡貝特才6歲。那段歷史似乎與他無關，但過去同行的罪惡行徑，卻一直是他的一個心結。正是在他和其他一些有識之士的推動下，1997年，馬克斯·普朗克俱樂部成立了一個獨立的調查委員會，調查納粹德國時期凱澤·威廉俱樂部科學家的所作所為。

普朗克俱樂部為調查活動提供了極大的方便，後者可以接觸該俱樂部收藏的所有文件資料。調查活動於1999年正式啟動，按照原定計畫，調查將為期5年，於2004年完成最終報告。而不久前，調查委員會作出了一個初步的報告，證明確實有不少凱澤·威廉俱樂部成員參與了納粹的大屠殺。

調查顯示，二戰爆發前，凱澤·威廉俱樂部的幾名知名科學家就提出了所謂的「人種淨化」的理論，認為世界上有一個「統治民族」，那就是日爾曼民族，而其他民族都是「奴隸民族」。由此，這個曾以擁有艾爾伯特·愛因斯坦這樣的成員而自豪的俱樂部，也就搖身一變，為納粹對付猶太人提供了「科學依據」。除了猶太人外，許多殘疾、弱智及認為對社會構成負擔的人，也都被陸續「安樂死」。

二戰爆發後，納粹將它的種族謬論發揮到了極致，被德國佔領的各國猶太人都被陸續送進集中營，在受盡凌辱後死去。據統計，整個二戰期間，共有約600萬猶太人死在了納粹的屠刀下。而此時的威廉俱樂部，其罪行也發展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為了幫納粹製造所謂的「統治民族」，許多德國科學家來到集中營，在「人犯」身上進行活體實驗，無數鮮活的生命就這樣死在了他們的手中。在他們中間，有生物科學家奧特馬爾·馮·費許爾，他1942年領導了所謂的「雙胞胎實驗」。他最賣力的一個手下，就是臭名昭著的「死亡醫生」約瑟夫·門格爾，他曾在奧斯威辛集中營工作，被指控在眾多猶太兒童身上進行了活體實驗，並對很多猶太人被屠殺負有直接責任。

門格爾是費許爾的學生，1938年從法蘭克福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對於門格爾後來從事的一系列泯滅人性的活動，費許爾不僅完全知情，而且，他本人，當然也包括其他多名科學家，都曾參與了這些活動。這還只是初步調查報告中的一個例子，相信隨著調查的深入，更多的歷史真相將大白於天下，那些雙手沾滿了猶太人鮮血的科學家也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童年的科爾和她的雙胞胎妹妹米麗婭姆。她倆都成了門格爾的實驗對像

往事不堪回首

斯特凡妮和安妮塔是一對雙胞胎姐妹，她們有幸從門格爾的屠刀下活著走了出來，但回憶過去，一切都還是那麼觸目驚心。斯特凡妮姐妹於1924年出生在前南斯拉夫，後來移居布拉格。

1941年，她們的父母和姐姐被納粹送到了集中營；第二年，斯特凡妮和她新婚的丈夫埃貢·昆納沃特，還有她的妹妹安妮塔也被送到了集中營。除了妹妹安妮塔外，斯特凡妮從此就再也沒有見過她的親人。由於是雙胞胎，斯特凡妮姐妹就成了門格爾的實驗對象。她們像其他「實驗品」一樣，身體的每個部位被仔細丈量。門格爾往她們的眼睛裡注射化學藥劑，以觀察她們的眼睛是否會變成和雅利安人一樣的藍色。她們的很多器官被相互移植。門格爾還經常往她們身體裡注射各種細菌，比較她們是否會有不同的反應。斯特凡妮姐妹至今還記得那最恐怖的一幕：她們被帶到門格爾和其他黨衛軍面前，赤身裸體站著；門格爾告訴她們，她們將和一對雙胞胎男子發生關係，然後懷孕。而作為懷孕的前提條件，她們身上的血被全部替換成另一對雙胞胎的。試驗的後果是，她們變得極度虛弱，高燒不退。

比大多數人幸運的是，斯特凡妮姐妹最終熬到了奧斯威辛集中營解放的那天。現在她們都生活在澳洲。斯特凡妮有兩個孩子、7個孫子孫女；安妮塔有3個孩子、8個孫子孫女。

和斯特凡妮經歷同樣悲慘的還有很多人，在6月7日的座談會上，與會的埃娃·莫澤什·科爾女士講述了自己的可怕經歷。埃娃也是猶太人後裔，德國佔領羅馬尼亞後，她們一家隨即被送往奧斯威辛集中營，從此她也就再也沒有見過她的父母——他們都被送進了納粹的毒氣室。此時，埃娃才10歲，由於是雙胞胎，她和妹妹米麗婭姆也成了門格爾的實驗對象。埃娃就和其他被實驗的孩子關在老鼠肆虐的牢房裡，每隔一段時間，她們就被送到門格爾的實驗室，在那裡被抽血，注射細菌。有一次，埃娃發高燒持續不退，她認為自己就要死了。

「如果我死了，門格爾將會立刻處死米麗婭姆，然後對我們進行解剖。大多數雙胞胎就是這樣死去的。」埃娃說。

埃娃現在住在美國，她領導著一個搜尋納粹倖存者的組織。據她統計，納粹德國時期，共有1500對雙胞胎被送到了門格爾的實驗室，只有不到200人最後活著走了出來。

讓這成為永遠的警告

在這次座談會上，馬克斯·普朗克俱樂部主席胡貝特·馬克爾進行了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其直面歷史真相的勇氣和坦城，令人欽佩和動容，下面是他講話的一部分，但願讀到這些，那些還在迴避歷史的人能有所震撼。

……

坦白承認歷史責任，必須清楚表達，但它同時也必須清楚加以分別。回顧一下，我認為我們犯有三種罪行。

一是作為德國科學家犯的罪行。在當時，德國在許多科學領域處於全球領先地位。調查委員會的工作已經清楚證明，當時即使領先的科學研究，也陷入了道德淪喪的深淵。當時以科學的名義，所做的促進種族主義和所謂的「優生」活動，都是罪行，這將永遠是壓在德國科學界頭上的重負。

二是作為生命科學家的罪行。這種思想來自社會達爾文主義。當然，這種思想在1933年前就存在，而且是國際性的，並不僅限於德國。在德國，醫生和生物學家認為人是動物的後代，而且更進了一步：像對待動物一樣對人，將人類當作實驗室動物加以利用。這種罪行，毫無任何道德的界限。這種種族主義的理論科學，絕不能稱之為「科學」。由此帶來的一系列可怕後果，必須得到譴責，這一點不容迴避。

三是作為凱澤·威廉俱樂部的罪行。我在剛開始已說明，馬克斯·普朗克俱樂部是戰後建立的一個新組織，其目的是使科學能在新的、民主的德國有一個全新的開始。但是，因為事實上，馬克斯·普朗克俱樂部仍被看作凱澤·威廉俱樂部的「繼承人」，因此它就有責任為後者承認罪行。凱澤·威廉俱樂部容忍、甚至推動研究那些無論從人性還是道德理由上都不正當的活動。由此，它也將自己———至少在某些領域———放在了為一個犯罪政權服務的地位，因此，它也必須因幫助了這些罪行而承擔道德上的負疚。

我，作為一個德國科學家，作為一個生命學家，作為馬克斯·普朗克俱樂部的主席，心裡充滿了過去留給我們的沉重負擔。我願意向那些在科學的名義下遭受罪行的受害者，向那些悲慘死去、向那些已經去世、向那些還健在的倖存者道歉。我不是輕率地道歉。儘管今天的許多人，一有事馬上就會想到要求道歉，而且立刻說出口。但如果他真正明白，簡單地說一句「Excuseme」，並不能消除負疚感，那麼他就不能還帶著疑惑保持沉默。我站在這裡，既代表我自己，也代表作為凱澤·威廉俱樂部後繼者的馬克斯·普朗克俱樂部，表示道歉。我對德國有名望的科學家，沒有阻止，反而提倡、從事了種族滅絕的罪惡，表示最深刻的悔恨、沉痛和羞恥。

我還必須要說的是，過去幾代人，對於發生在那時的事件，可能不用承擔個人責任，但他們對揭露和照亮歷史真相負有義務，這也是誠實回想和學習的先決條件。

對那些自己的意志和身體遭到了無法想像的罪行的受害者，認罪一旦說出就必須是具體的和完全的。因此，請允許我，代表我個人，也代表馬克斯·普朗克俱樂部，向你，科爾女士，也向你，萊克斯女士，也向其他出席的受害者，表示我最深刻的道歉，因為今天在某種程度上，你們代表了所有的受害者。我深刻道歉。

這是一個與過去相會的殘酷方式，一個人站在這兒面對曾遭到罪行的受害者。同時，我們心中有一股奉獻信念在升騰，我們將竭盡全力、不遺餘力地闡述過去的歷史，將我們所知道的教導給別人，讓這成為永遠的警告，讓記憶永存，讓學習永遠。雖然真相並不能使人從罪惡和羞恥中完全解脫出來，但它能讓人擺脫沉重和謊言，為未來打開大門，讓人們能從過去中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