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是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代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戰爭使中國與世界重新認識了彼此。

    ●中國對日本侵略的頑強抵抗使美、英等反軸心國終於意識到，中國是世界抵抗侵略的前哨，是遠東地區極具戰略價值的抵抗侵略的堡壘。

    ●中國軍民艱苦卓絕的抗戰，促成了中國國際地位的改善和提高，使中國的國際地位經歷了一個不斷提升的三級跳。

 

 

1945年6月26日，董必武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制憲大會在美國舊金山舉行隆重的簽字儀式，來自50個國家的153名全權代表在聯合國憲章上簽了字。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顧維鈞第一個在憲章上簽字。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作為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的大國地位由此獲得了體制性的確認。此時，距離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不過八年而已。八年之前，有誰能夠料到，一個面臨著重重民族危機而苦苦掙扎的東方弱國，八年後會名列世界「五強」呢？

    抗日戰爭是中華民族復興的轉折點。在最直觀的意義上，這是一場在中共領導下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基礎的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自衛戰爭；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它又是一場全面的民族解放戰爭，中國不僅打敗了日本，消除了亡國的危險，還從盟國那裡掙脫了不平等枷鎖，獲得了平等地位。中國的國際地位在抗戰時期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中國戰略價值的重新認識

    進入近代以來，飽經苦難的中國長久地徘徊於國際舞台的邊緣地帶。對於西方來說，中國只是一塊原料產地與產品市場而已，戰略上無足輕重。正如美國史學家邁克爾·沙勒所說，在20世紀30年代，一般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不外是街頭巷尾的洗衣鋪，異國情調的餐館或淡泊寡慾的農民。生活在那裡的不過是一些「我們覺得無足輕重的人們」。

    抗日戰爭使美英對中國戰略價值的認識發生了變化。日本對中國侵略的加深，不僅威脅到中華民族的生存，也對既有世界秩序，對由英美法主導的國際體系提出了挑戰。中國頑強而持久的抵抗便具有了抵制日本擴張，維護國際秩序的世界意義。

    隨著戰爭的進行，美英對中國的戰略重要性的認識逐漸加深。以往被輕視的只是被作為原料產地和產品市場的中國被越來越多地賦予了戰略意義，成為其對外戰略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一環。正如美國亞洲艦隊司令亞內爾海軍上將所說，中國的命運事關亞洲的未來，如果允許日本征服中國，那就等於放棄亞洲大陸，放棄對太平洋的控制權。是中國的抵抗擋住了日本軍團，它們才沒有向加利福尼亞進軍。英美等國終於意識到，中國是世界抵抗侵略的前哨，是極具戰略價值的遠東地區抵抗侵略的堡壘。因此，支持中國的抵抗極為重要。緣此，美英等國逐漸放棄消極無為的中立政策，在太平洋戰爭前便已走上了援助中國遏制日本擴張的道路。

    中國承擔起大國責任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證實了中國政府有關中日戰爭與世界戰爭具有相聯關係的預言，也將中日戰爭與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緊密地聯為一體。此後，中國活躍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舞台，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承擔起了一個大國的責任。擇要而言，中國在如下幾個方面的積極作為令人矚目：

    第一，兩度遣師境外作戰。在近代以來的中外間戰爭中，中國總是處於被動挨打的境地。對於戰爭，中國避之猶恐不及，自甲午戰爭後中國軍隊再也沒有境外作戰的記錄。抗日戰爭改寫了這一歷史。珍珠港事件發生後，中國立即倡導建立反對軸心國的軍事同盟，實施共同作戰。不久，蔣介石就任盟國方面的中國戰區統帥，擁有指揮中國、泰國和印度支那境內一切盟軍行動的權力。為協防緬甸，中國派出精銳部隊中國遠征軍第一路軍入緬作戰。儘管中國戰場也急需重兵，但中國以反法西斯戰爭全局為重，將盟國共同的戰事視為自己的戰事。

    緬甸防守戰中，中國遠征軍雖英勇作戰，但由於中英之間缺少戰略配合，戰鬥以盟軍的失敗而告終。緬戰失敗後，部分中國軍隊退往印度，在那裡經過重新整訓和擴充，組建了中國駐印軍。從1943年末開始，以中國駐印軍為主體，盟軍發起了緬北反攻戰。這是盟軍在亞洲大陸的最早反攻。這一作戰取得重大勝利，1945年春緬北地區收復。緬甸作戰在中國抗戰史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寫下了獨特的一頁。

    第二，扶持鄰國的抗日獨立運動。作為東亞大國，中國重新負起了對於鄰國的道義責任，支持鄰國人民的抗日鬥爭。中國支持朝鮮人民的抗日活動由來已久，抗戰時期則給予了更為系統的支持。朝鮮抵抗力量的政治團體和武裝力量在中國的土地上成長壯大。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政府明確提出扶助朝鮮建立獨立國家的方針，並積極說服盟國支持。開羅會議上，中方提出了保障朝鮮戰後獨立的要求，英方曾試圖將戰後「使朝鮮成為一自由與獨立之國家」的表述改為「使朝鮮脫離日本之統治」，但在中方的堅持下，保證戰後朝鮮獨立的內容被明確寫進了開羅宣言。

    中國積極支持越南獨立運動。在中國境內開辦各種訓練班，為越南獨立運動培訓了大批青年骨幹，這些青年骨幹後來成為獨立運動的主要力量。中國積極扶持越南各獨立團體在中國境內的活動，並努力居間協調。1942年10月，越南各民族主義團體在柳州聯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會，實現了革命力量的大聯合。同樣，中國也在努力爭取盟國支持越南戰後取得獨立地位。

 

    第三，努力調解英印矛盾。如果說中國對朝鮮、越南抗日力量的支持，尚可尋找某種歷史情結影響的話，印度並非歷史上與中國有朝貢關係的國家，中國對英印事務的介入則更為典型地反映了中國國際意識的增強。1942年2月，蔣介石一行訪問印度，勸說處於尖銳對立中的印英當局與印度國大黨為戰爭大局作出妥協。這一出訪本身便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這是近代以來中國領導人第一次走出國門，並參與他國事務的調解。中方希望印英當局允許印度取得自治領地位，並保證其戰後獨立，希望國大黨暫緩提出立即獨立要求，放棄不合作政策。由於英印雙方立場嚴重對立，蔣介石此行未能取得成果。開羅會議時，中方再次提議「中、美、英、蘇聯合發表宣言，保證印度於戰後立即獲得自治領地位，並於戰後若干年內獲得獨立」，旗幟鮮明地表明了反對殖民主義在戰後亞洲繼續存在的立場。

    第四，積極參與聯合國的創建。中國政府有關建立戰後國際組織問題的考慮，比人們過去所知道的要早得多，絕不僅僅是單純呼應美國提出的構想，而是有著自己的主動思考。1942年中，中國有關方面便已開始提出關於未來國際組織的若干設想。人們認為，過去的國際聯盟已不能發揮效用，應該建立新的更為有效的國際組織。而在反軸心國戰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的中、美、英、蘇四國應在戰後繼續發揮特殊作用。中國方面的這一構想與盟國不謀而合，它最終被融入聯合國憲章之中，成為聯合國安全架構的一項核心內容。

    在籌建聯合國的過程中，中國將自己視為東方民族以及世界弱小民族的代表，努力爭取戰後國際關係朝著平等與正義的方向發展。中國代表團在會議討論中注意主持公道。如在討論戰後托管問題時，對於托管制度是否以獨立為最終目的，各國產生了很大的分歧。小國代表主張托管領土應朝著獨立或建立自治政府的方向發展，英法美澳等國則持反對意見。中國代表團支持小國的意見。會議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中國代表團的公正態度，為建立新的托管制度作出了貢獻。修改後的聯合國憲章強調民族自決原則，在第一條中明確將自決原則宣佈為聯合國的宗旨之一。

    中國國家主權的恢復與鞏固

    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與努力維護國家主權利益，是國家外交的兩個主要方向。與其他大國不同，中國在成為「四強」之前，尚是一個受不平等條約束縛的弱國，在法理上是一個不完全主權國。抗日戰爭中，中國在積極參與國際事務的同時，在國家主權的收復與鞏固方面也大有進展。

    一是實現廢約。不平等條約是橫亙於中國與其他盟國間的一道鴻溝，它使中國在法理上處於不平等的地位。自1943年1月起，中國陸續與英美等國簽訂平等新約，廢除了列強享有的治外法權、租界、沿海貿易及內河航行等在華特權，收回了過去所喪失的諸多國家主權，使中國成為一個擁有完全主權的國家、一個在國際體系中不再低人一等的正常國家，取得了在國際社會的平等地位。中國這一爭取國家平等的要求自民國以來努力20餘年而不可得，抗戰期間終於實現了這一目標，掙脫了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實為全民抗戰之功。

    二是收復失土。其時，中國被日本佔領的領土可分為三類：一是1937年中日全面戰爭爆發以來的日本佔領區；二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淪陷的東北，日本在這片領土上已經扶植建立了「滿洲國」；三是1894年甲午戰爭後割讓的台灣及附近島嶼，這一領土已經被日本吞併，成為日本的「國土」。抗戰前期，在大片國土淪喪的情況下，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戰爭能夠打到恢復七七事變前的狀態便已是大吉，收復東北只是一個美好的信念，而收回台灣則更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然而，隨著戰局的好轉，中國不僅堅持收回東北，還提出了收回台灣的要求。中國嚴正對待盟國中出現的有關東北、台灣主權問題的雜音，不使美英領導人在這一點上產生動搖。結果，中國不僅收回了15年前被日本佔領的東北，還收回了50年前被日本割占的台灣及澎湖地區。

    日本發動侵華戰爭落得了一個搬起石頭砸自己腳的結局，不僅要撤出戰爭以來所佔領的中國領土，還吐出了半個世紀以來它所侵吞的果實，近代以來它對中國的領土侵略得到了徹底的清算。回頭來看，如果沒有這場戰爭，戰前的局面繼續維持下去不是沒有可能：東北可能成為中日之間長期爭議的話題，而台灣則可能無限期地成為日本的國土。

    三是鞏固邊疆。在考慮收復東北、台灣等被日本佔領地區的同時，中國政府也開始考慮加強對已在相當程度上失控的邊疆地區的控制，而這些地區主要受盟國的影響。作為中國盟友的蘇聯和英國，長期以來在中國的西北和西南邊疆有著傳統的影響力，是這些地區對中央保持半獨立狀態的幕後支持勢力。例如，盛世才統治下的新疆，與蘇聯的關係異常密切，甚至曾提出加入蘇聯的主張，而與中央政府則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中央政府的號令無法進入新疆。抗戰後期，中央政府利用盛世才與蘇聯之間出現的矛盾，因勢利導，積極應對，促成了新疆的內向，由此結束了新疆半獨立的狀態。

    中國大國地位的形成與確立

    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艱苦卓絕的抗戰，中國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所顯示出來的重要軍事價值，促成了中國國際地位的改善和提高。抗戰時期，中國的國際地位可說經歷了一個不斷提升的三級跳。

    中國國際地位提升的第一次體現是1942年1月1日反軸心國家發表《聯合國家宣言》。這一宣言是國際反法西斯戰線正式形成的標誌性文獻，有26個國家簽署，由美、英、蘇、中四國領銜。中國領銜簽署如此重要的國際宣言，這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是中國國家地位的一大躍進。在近代以來的國際活動中，中國基本上是在別人擬定的雙邊或多邊國際條約上簽字，有時甚至不得不被迫在有損自身利益的條約上簽字，而今以領銜國的身份簽署如此重要的國際文件，這是近代以來前所未有之事。

    26國宣言發表後不久，「四強」一詞便開始出現。《中央日報》1942年1月6日的社論便採用了「四強」的說法。該社論稱中國領銜簽約「是歷史上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今日整個世界之中，我們已是四強之一，中美英蘇不但是現在反侵略陣線的四大主力，並且是未來重建新世界的四根支柱。在我國歷史上，我們的國際地位從未有達到這樣高峰。」社論反映出，中國意識到了自身國際地位的提高，其內心深處願意並盼望承擔起大國角色。

    1943年10月參與簽署《莫斯科宣言》及稍後舉行的開羅會議，可稱為中國國際地位提升的第二跳。中國與美、英、蘇共同簽署的《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向世界宣告，為了保證由戰爭迅速而有秩序地過渡到和平並建立與維持戰後的國際和平與安全，中國與美英蘇一起對戰時和戰後問題負起重大責任。莫斯科宣言的發表，使中國的大國身份有了更為明確的文本依據。它確認了中國作為盟國「四強」之一的地位。

    稍後在11月下旬，蔣介石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在開羅舉行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在近代以來的國際會議中，中國總是處於受人宰割或任人擺佈的地位，對國際事務鮮有發言權，更無論決策權。中國對國際事務談不上有任何發言權。這一次，中國首腦與美英首腦以平等的身份會晤，共商世界大事，本身就具有歷史性的意義。而會議所發表的宣言，也充分地體現了中國人民恢復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願望。開羅會議明確宣佈台灣和澎湖列島必須歸還中國，這使台灣回歸中國獲得了有力的國際保障。會議對戰時和戰後世界若干重大問題的討論和決定，對此後世局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聯合國的成立及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則標誌著中國國際地位的再一次提升及中國大國地位的體制性確認。此前的「四強」之說，如果說尚是一種認知表述的話，那麼，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則是一個制度化的認定。它從組織架構上確認中國已進入大國行列，在戰後的世界裡中國將要承擔起它被賦予的巨大責任及權利。這一責任，全世界只有五國享有，其他任何國家不可企及。至此，中國在新的國際體系中擁有了一個實實在在的大國席位。

    聯合國的成立是人類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為此後的各國外交提供了一個新的機制和活動舞台，它將長久地影響著國際政治生活。這一體制性的安排對中國的國際地位，對中國於國際事務的發言權，影響深遠。我們至今仍在受惠於這一歷史性的遺產。

    自鴉片戰爭被迫打開國門，到抗日戰爭取得最終勝利，歷時百年之久。百年中，中國經歷了一個被迫進入國際社會、從國際社會的邊緣進入中心地帶的轉變過程。抗日戰爭使中國與世界重新認識了彼此。世界認識到了中國的潛在力量，認識到了中國對於維護世界和平安全的戰略意義。中國也意識到，中國的和平與安全與世界密不可分，只有積極參與國際事務，謀求集體安全，才是可靠的安全之道。在舊的國際體系解體之後，中國積極參與了新的國際體系的創造，並由此而在國際事務中擔當一重要角色。這一巨大的轉折在幾年前的戰前都還是難以想像的。

    當然，還應該看到，儘管中國國際地位在戰時已有急速提升，但相對於盟國其他三強而言，中國仍處於弱勢地位。雅爾塔協定的產生及此後中蘇同盟條約談判中中國的尷尬境地便充分說明了中國的這一地位。中國要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抗日戰爭只是中國走上大國之路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