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三年十二月初四日(1878年1月6日)，天津發生一場特大火災，造成了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巨大震動，也為人們提供了深刻的歷史教訓。

    近兩千災民葬身火海

    這天清晨，天津東門外一處地方，突然濃煙滾滾，火光燭天。這時正值寒冬臘月，凜冽的西北風呼嘯狂掠，火趁風勢，風送火威，頃刻間熊熊烈火，將一座大悲庵及旁邊搭建的一百幾十間席棚統統吞沒在火海之中。

    受災的原來是專門收容饑民的一處粥廠，名為「保生粥廠」。所謂「粥廠」，是清代極其稀缺的社會救濟機構中的一種。每到冬天，在一些城市中，由官府劃撥或民間捐助，籌集糧款，收容流落街頭無衣無食的災黎和貧民，煮粥施賑。正如一些荒政書所說，一粥之微，雖然無異杯水車薪，但「得之尚能苟延殘喘，不得則立時命喪溝壑」。光緒三年，正是清代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旱災「丁戊奇荒」期間，由於山西、直隸等華北五省連年大旱，流入京津的災民較往年要多得多。因此，直隸總督衙門特地把天津的粥廠增設至十二處，總共收養災民近六萬人。這次發生大火災的「保生粥廠」，就是專門收養婦女的粥廠之一，其中居住著婦女及少數幼童約兩千餘人。

    這次突發性災難造成的嚴重後果，是觸目驚心的。當時的《申報》作了這樣的報道：

    「初四日凌晨，煮粥方熟，各棚人等正擎缽領粥，呷食未竟，西北角上煙霧迷空，瞬息透頂。……一時婦女蓬頭赤腳，拖男帶女，奪門而走。……於是人眾哭聲震天，以擠擁門前，求一生路。回顧西北各棚，已成灰燼。焦頭爛額，死屍枕藉。門靠大悲庵，繫在東南，逾刻火乘順風，直逼門前，各人被煙迷目，人多跌倒，俯首聽燒。然雖死在目前，而姐弟子母，仍互相依倚，有以額顱觸母，有以身體庇子，其死事之慘，實難言狀」。「是日之火，起於辰，猛於巳，廠系篾席搭成，拉朽摧枯，至午前則該廠一百餘棚，燒燬淨盡。以後火尚不息，或炙人肉，或毀人骨，或熬人油，或燒棉衣棉褲，故至酉刻仍有餘焰。」(1878年1月25日《申報》)

    後來經過清點收殮，大體弄清約有三、四百人獲救，「所有尚具人形之老嫗少婦孩童幼女，共收得屍一千另十九口」，此外還有「燒燬屍骨無存及四肢散失」者若干。「屍均燒燬焦黑，其形殘缺，俯伸不一。所完整者，大都皮綻骨枯，較常人縮小，上下衣褲毛髮，一概無存。最慘者……」(1878年1月26日《申報》)我們把描寫得最殘酷的部分文字略去，以減少讀者在閱讀時的感情刺激。即使這樣，也足以使我們對這一場突發性災難，帶給人們何等難以言狀的痛苦，有著刻骨銘心的深刻印象了。

 慘劇是怎樣釀成的

    這場巨災，事發突然，卻並不偶然。在這個看似偶然的突發事件背後，其實隱藏著許多必然。釀成這樣的慘劇，是由各種因素所促成的，是有深刻的社會根源的。

    面對大量災民和城市貧民的存在，封建統治者為了避免政治動盪，維護社會穩定，不能不採取一些救濟措施，這當然是一件好事，是值得肯定的。但封建政權不可能思慮周詳地顧及貧苦群眾的安危。因此，好事並不一定能辦好，甚至可能引來一場災禍。就拿「保生粥廠」的建築來說，本來是借用大悲庵的房舍，後來災民眾多，不敷應用，便在旁邊搭蓋一片臨時「篷寮」。「上系篾席蓋成，外牆范以蘆葦，裡面彼疆此界，仍以篾席間之。……南北棚後，各留一通道，以為進出之地，計一人獨步則寬，兩人並行則隘。」(1878年1月25日《申報》)

    誰都可以想到，如此地狹人稠，通道窄隘，一旦發生火警，後果可想而知。可是，如此隱患四伏、危如累卵的生存環境，主事者既無任何預案，也不採取起碼的防範措施。這不能不說是對於人的生命的漠視，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本質體現。

    粥廠的管理十分混亂。火起時，竟然看不到一個委員、司事的身影，除了煮粥、分粥的工役以外，當時只有一個看門人在場。可是，當人們踉踉蹌蹌地擠到這扇唯一可以逃生的大門邊時，這個看門人竟然做出了一個絕對無法饒恕的舉動：堅決不讓人逃出門外，而且「將門下鑰」，徹底切斷了一部分本可以逃離火海的人的生路。

    如果脫離歷史環境，人們是很難想像這個看門人為什麼會採取如此喪心病狂的做法的。原來，官府對待災民，一直存在著嚴重的戒備心理，很怕災民為爭取最低生存條件而鬧事。在這樣的指導方針下，粥廠災民是不能隨意出入的，出入有定時，或鳴鑼為號，或擊梆為記。看門人不讓人逃出門外，大概就是根據這個規定。

    大火燒了一陣之後，分管粥廠的籌賑局會辦、長蘆鹽運使如山，津海關道黎兆棠等終於趕到了現場，二人「睹二千餘人死狀之慘，泣下如雨」，「相與莫可如何而已」。(1878年1月25日《申報》)稍後，當時稱作「火會」的消防隊趕來救火，救出的三四百人大概就是他們的功勞。這時恰好有一隻兵船經過，士兵用船上的「洋龍」救火，不料因為取水問題，「火會」與士兵發生衝突，相互「追奔逐北」，士兵「遺棄洋龍各器而逸。」(同上)這雖是一個小插曲，卻十分典型地折射出那個社會所特有的時代特徵。

    災後官方的應對之策

    一方面確實感到事態嚴重，責任重大；一方面也是迫於社會輿論的壓力，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於事件發生後的第九天，向朝廷上了一個奏折，報告了這件事情。奏折雖然請求對直接責任人該廠委員呂偉章、丁廷煌「一併革職，永不敘用」，對包括自己在內的負領導責任人員像前面提到的如山、黎兆棠及天津道劉秉琳等，「分別議處。」但又強調官員們「飛馳往救」，「救出食粥大小人口甚多，其傷斃者亦復不少，一時驟難確計」。(《津郡粥廠起火事故分別參辦並自請議處折》，見《李鴻章全集·奏議》)顯然使用的還是官場慣用的「彌縫搪塞」的故伎，企望「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朝廷迅速作出反應，除責令李鴻章等妥善做好善後工作外，要求對包括李鴻章在內的相關官員一律「交部議處」。(《清德宗實錄》卷64)實際上這時的李鴻章，正是「內政外交，常以一身當其衝，國家倚為重輕」(《清史稿·李鴻章傳》)的「股肱之臣」，所以，所謂「交部議處」云云，只不過是應付社會輿論而做的表面文章，以後便不了了之了。不僅如此，相傳黎兆棠是慈禧太后的干女婿，在下旨「交部議處」後不久，就發佈了升任直隸按察使的消息。所謂責任追究，就在懲處了兩個廠務委員後偃旗息鼓了。

    平心而論，災難發生後，地方政府也確實做了一些善後工作。例如，組織慈善機構「澤濟首局」收殮罹難者的屍體，發動社會捐助，對受害者給予撫恤等，但是，也有一些做法，是未必恰當的。例如，為了害怕發生類似事件，竟關閉了天津的所有粥廠，饑民發給高粱一斗五升，統統遣散。原來藉粥廠勉強度日的數萬饑民，再度流落街頭，「鵠面鳩形，目不忍睹」。不少人貧病交迫，凍餓而亡。這種因噎廢食之舉，引起了社會的強烈震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