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以前的國民黨統治時代，陳濟棠（字伯南）不僅是廣東家喻戶曉的「南天王」，而且也是聞名全國的地方實力派。這位出身貧寒的「南天王」，雖然時運跌宕起伏，但也曾扶搖直上，雄視一方。他在政治和軍事上不但迫使新桂系俯首稱臣，而且與南京國民政府分庭抗禮數載，令國民黨當局頭痛不已，莫可奈何；他專心致力於「建設新廣東」的宏偉工程，取得了此前和此後的國民黨時代未曾有過的建設成就，使廣東成為當時中國難得的一方熱土，還在半個世紀後得到世紀偉人鄧小平的稱道。作為一位功過混合的歷史人物，陳濟棠給後人留下了可圈可點之處，其興衰歷程也給後人留下了頗多回味。

「南天王」崛起

1890年2月12日的午夜，廣東防城縣（今屬廣西防城港市）河洲上峒望興村農民陳金益的妻子，在經歷了兩天難產的煎熬後產下一名男嬰，他就是後來的「南天王」陳濟棠。1907年，17歲的陳濟棠放棄在防城兩等小學的學業，進入欽縣警察講習所學習。6個月的警察訓練結束後，陳濟堂卻認為當警察沒什麼意思，立志要投身軍旅，成就一番事業。於是兩年後，陳濟棠趕赴廣州考取廣東陸軍小學。1912年秋，陳濟棠與同學一道轉入陸軍速成學校繼續深造。

民國肇始，本應氣象更新，但中國和廣東的現實都讓當時還是熱血青年的陳濟棠失望不已。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大權在握後，先是暗殺宋教仁，接著又用鐵血手段鎮壓了孫中山、黃興等人領導的「二次革命」，迫使孫、黃流亡海外。陳濟棠不滿現實，但苦於身處革命低潮時期，無奈之下只好暫時投靠到瓊崖督辦陸榮廷的門下，在督辦公署當中尉差遣員。因不滿督辦公署的腐敗，陳濟棠沒干幾天就辭掉了差遣員的職務，轉入陸榮廷轄下蘇汝森團任機槍連的排長，正式開始了他在軍中的任職。

由於派系矛盾，陳濟棠當排長沒多久，蘇汝森就被廣東督辦龍濟光殺死，陳便以幼時乳名「何養」做名字，藏匿在廣東海軍「寶壁」艦大副丁守臣的家中。1914年，丁守臣出任廣東中區司令，陳濟棠藉機撿了個副司令的職位，期間，他結識了著名革命派人物鄒魯，並參加了鄒魯等人策劃的討伐龍濟光的起義。起義受挫後，陳濟棠逃亡香港，後又輾轉至肇慶加入桂軍林虎部，從排長慢慢爬到了團副的位置。

1920年粵桂戰爭爆發，粵軍一路勢如破竹，陳濟棠趁機脫離林虎部，聯合陳銘樞、李昆巖等人在陽山宣佈獨立，並會同其他粵軍堅守蓮塘峽要隘，成功阻擊了往西逃竄的桂軍。陳濟棠此舉有力支援了歷經數年困頓的國民黨人，也為他贏得了一生發展的重大機遇。在陸軍小學就讀時的教官兼好友、時任粵閩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鏗的力薦下，陳濟棠出任一師第一營營長。經過陳濟棠的一番精心操持，一營在1921年7月4日於陽山城北大敗老桂系沈鴻英部1個旅，迫其退回廣西境內，扭轉了粵北戰局，陳濟棠也因此揚名粵軍，一舉改變參軍以來頗多坎坷的時運。

1922年6月陳炯明叛變，陳濟棠擁護孫中山，並接替陳銘樞擔任第四團團長參加討陳戰鬥，與鄧演達、張發奎等配合滇桂軍於1923年1月把陳炯明驅逐出了廣州，為孫中山再次南下廣州建立革命政權立下了戰功。之後，升任粵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的陳濟棠又率部在師長李濟深的帶領下，討伐入侵廣東的沈鴻英，為廣州革命政府解了重圍。1925年2月，陳濟棠率部西征援桂，五戰五捷，有力協助李宗仁、黃紹竑統一了廣西。

1925年8月26日，新成立的廣州國民政府對所屬部隊進行整編，陳濟棠改任國民革命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是年9月，陳濟棠率部作為右翼縱隊的主力部隊，參加討伐陳炯明叛軍的第二次東征。10月21日，陳濟棠部在雙金與陳炯明老部下謝文炳指揮的5個團遭遇，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予敵以重創，繳獲退管炮1門、步槍數百支。此役即為二次東征中著名的雙金之役。10月底，國民革命第一軍第三師被陳炯明手下林虎部大敗於羅經壩，一路潰退，林虎部甚至追擊到了離總指揮蔣介石僅一二里的地方。情勢萬分危急，蔣介石都想到了自殺。這時，陳濟棠率部以日行60公里的速度趕來增援，在雙頭地區將林虎部攔腰截下，為徹底殲滅陳炯明殘餘勢力立下了汗馬功勞。

東征的征塵還未洗淨，陳濟棠又奉命率部移師南征討伐鄧本殷。1926年1月，陳濟棠的十一師與張發奎的十二師渡海登上海南島，全殲了鄧本殷的部隊。第二次東征和南征的勝利，結束了廣東軍閥割據的混亂局面，從此，廣東局勢穩定，為北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在驚心動魄北伐戰爭中，陳濟棠沒有像張發奎、陳銘樞那樣身居前線，而是被安排率部駐留廣東。陳濟棠原本打心眼裡不接受「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但出於對孫中山的尊敬，他當時並沒有明確表示反對。現在孫中山已逝世，他本人又得以兼任欽廉警備司令的身份負責維護地方治安，如何對付共產黨便從陳濟棠的思想層面轉入運作層面。在欽廉地區，所有工農運動都屬非法，共產黨人乃至進步青年都一律不允許存在。不僅如此，陳濟棠還於1927年初，採用污蔑、篡改、斷章取義等惡劣手段，整理了一份所謂「共產黨違背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報告書，請陳銘樞轉呈蔣介石，請蔣即刻動手處置共產黨。蔣介石的政治經驗遠比陳濟棠老練，便以時機未到為由拒絕了陳濟棠的建議，但這份報告無疑對3個月後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起到了催化作用。

由於胞兄陳維周非法斂財招致非議，自己「清黨」的主張又未被採納，陳濟棠心中煩悶，一氣之下，遂辭去十一師師長一職，以國民政府代表的名義赴蘇聯考察，聲稱要治商購買軍火及訓練飛行員等事宜。抵蘇不久，蔣介石在上海向共產黨人操起了屠刀，中蘇關係急劇惡化。蘇聯政府一改先前對陳濟棠考察團的友好態度，不僅終止了軍火採購談判，而且還阻止他們去西歐考察，這使得陳濟棠對這個共產黨國家愈加反感，反共仇蘇的政治立場進一步確立。

1927年11月16日晚，張發奎、黃琪翔等利用李濟深、汪精衛離開廣州前往上海出席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預備會議的時機，發動「張黃事變」，強行接管和改組了廣州政治分會和廣東省政府，奪取了廣東的軍政大權。由於是年初夏歸國並恢復故職的陳濟棠擁護李濟深，便率部於東江上遊與張發奎部作戰，力挫張發奎，使廣東的局勢復歸統一。陳濟棠在「張黃事變」中力挽狂瀾，為自己贏得了巨大聲譽。與此同時，他則利用廣東省局無主的機會，在潮州、梅州一帶取得了財政收入和進行擴編軍隊的契機。1928年3月，廣東軍隊整編為3個軍，陳濟棠就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統轄第十一、十二、二十五3個師，駐紮於廣州。5月，陳濟棠兼任囊括廣州、四邑、西江等廣東最富庶地方的西區善後委員，開始正式涉足政壇。

陳濟棠自打參軍後，不到10年的工夫，就從營長陞遷至國民革命軍的軍長，有了自己的地盤；任西區善後委員後，他苦心經營自己的地盤，大力從事地方建設，修築公路、發展航運、興辦學校，地位日趨鞏固。來自軍事、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合力，使得陳濟棠逐步成為繼李濟深、陳銘樞之後一支強勁的實力派。陳還借李濟深被蔣介石軟禁於湯山之機，奪取了廣東的軍政大權。「天王之門」向陳濟棠敞開了！

「南天王」獨尊

李濟深是廣西人，在他執掌廣東政權時，與新桂系的關係可謂親密無間。而陳濟棠上台後，首先把目標對準了有礙他獨霸廣東的新桂系。1929年5月，在蔣桂戰爭中失利的李宗仁、白崇禧等退回廣西後，積極謀劃進軍西江攻佔廣東作為反蔣基地。桂軍派出了主力黃旭初、伍廷颺、呂煥炎的3個師15個團的兵力攻粵，而且還同駐紮在東江惠州一帶徐景唐的第五軍秘約東西夾擊廣州。陳濟棠正愁找不到借口，見新桂系主動打上來，精神極為亢奮，採取以保衛廣州為中心的對策，廣調精兵強將，派出了余漢謀的第一旅，依北江西岸守衛清遠、香翰屏的第二旅，依北江東岸守衛蘆包和三水、陳章甫的第三旅為機動總預備隊。

桂軍剛經大敗，人困馬乏，加之後方補給困難，根本不是陳濟棠的對手。5月20日，陳濟棠部在花縣赤泥、白泥一帶大敗桂軍，桂軍急向廣西方向逃竄。陳濟棠又騰出手來將徐景唐部擊垮，之後還聯手蔣介石派來的李明瑞部和滇軍龍雲部，全力進擊白崇禧、黃紹竑指揮的桂軍殘部。桂軍偷雞不成反蝕米，粵桂戰爭成了新桂系失敗的繼續，其軍力一下子就從力蓋半個中國的巔峰摔了下來，再也無力恢復昔日的威風。當年12月和次年6月，陳濟棠兩度擊敗張發奎與新桂系的聯軍，徹底斷了他人染指廣東的念頭。

陳濟棠打擊新桂系的動作正中蔣介石的下懷，為了攏住陳，蔣把粵省和粵方所佔廣西地區的全部稅收撥給廣東留用，再加上廣東原本就是中國的首富地區之一，陳濟棠有了充足的財力、物力和人力實施擴軍計畫。在全國各路大軍閥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蔣介石的打壓時，陳濟棠不僅毫髮未傷，而且軍事實力急劇擴張至15萬人。陳濟棠的15萬人馬兵精將良，裝備又多是他偷偷從歐洲訂購的，令其他地方實力派難望其項背。在擴充軍力的同時，陳濟棠還念念不忘對付與自己明爭暗鬥多年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他把陳銘樞嫡系的兩個師北調山東，巧妙地斬斷了陳銘樞的左膀右臂。站穩腳跟後的陳濟棠，不僅不把一般的地方實力派放在眼裡，就連蔣介石的命令也敢不怎麼當回事。他的下一個目標，就是要獨霸南方，與國民黨南京政權相抗衡。而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同蔣介石的矛盾和鬥爭，為陳濟棠登上「南天王」的寶座提供了絕好的機會。

1931年2月28日，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因「約法之爭」被蔣介石解除立法院長之職並將其軟禁於南京的湯山，史稱「胡漢民事件」（也叫「胡案」或「湯山事件」）。這一事件很快就引起了國民黨內部的大震盪，許多國民黨上層人士或公開反對，或藉故辭職，或消極對抗。胡派干將、先前以醫治背癰為名返粵的古應芬當即辭去了國民政府文官長一職。接任立法院長的林森也不願就職，棄職而走。就連與蔣私人關係極深的司法院長兼約法起草委員王寵惠，也撕毀蔣贈送的5萬元支票，遠遊歐洲，以示不滿。

蔣胡之爭遠在南京，照理與廣東的陳濟棠關係不大，可一向行事低調、不聞黨爭的陳濟棠卻「勇敢」地投入到了這場洶湧的政治風暴中。原來，同是廣東人的胡漢民是陳濟棠政治上的恩人，對陳屢有提攜之恩。陳濟棠入主廣東後，更是將胡漢民和另一位廣東籍前輩古應芬作為自己在中央的政治靠山。胡漢民身陷囹圄，陳濟棠自然不能視而不見。更為重要的是，在「胡漢民事件」之前，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已日趨尖銳。中原大戰勝利後，蔣介石野心勃勃，一心要制服各方實力派，陳濟棠擁兵一方，當然不能放過。作為前期訊號，蔣介石要陳裁減軍隊、削減軍費上交中央財政。視地盤和軍隊如生命的陳濟棠判斷蔣介石對粵下手在即，與蔣的「姻緣」眼看就要到頭，遂產生了與其到時被動，還不如趁早謀劃的念頭。情感和現實的因素，促使陳濟棠成了反蔣倒蔣的急先鋒。

3月4日，古應芬來見陳濟棠勸他反蔣，陳濟棠當場同意提供巨款支持古聯絡國民黨派各派反蔣勢力。為了壯大反蔣陣容，武夫出身的陳濟棠還拿出了職業政客的「大度」，打出了一張絕牌：派香翰屏去廣西與上年還槍炮相見、水火不容的李宗仁談判，要求結成粵桂反蔣聯合戰線。新桂繫在粵軍的圍攻下正窮處一隅，處境艱難，陳濟棠的提議猶如沙漠清泉一般令他們欣喜萬分。很快，兩廣之間以及張發奎與陳濟棠之間就變得「情好如初」，西南反蔣的軍事支柱構建成功。

1931年4月30日，古應芬與蕭佛成、鄧澤如、林森等4名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聯名發出《彈劾蔣中正提案》通電，5月3日陳濟棠領銜粵軍各將領發出響應通電，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運動浮出水面。5月24日，汪精衛、孫科、許崇智、陳友仁、唐生智等各派軍政領袖抵達廣州，在陳濟棠的私宅舉行會議，商討籌組新政府的問題。5月27日，作為此次反蔣聯盟最高政治組織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宣告成立。次日，廣州「國民政府」宣告成立，陳濟棠身兼「非常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常委及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數職，地位十分顯赫。

廣州「非常會議」和「國民政府」的成立，使得中國出現了兩個國民黨「中央」和兩個「國民政府」，政治分裂進入表面化時期，寧粵雙方一方面互相攻擊、唇槍舌劍，一方面競相調兵遣將，戰事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就在這時，事情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陳濟棠在取得西南反蔣主導權之後，見自己的權力訴求已經實現，便擺出了盟主姿態，全然不把汪精衛、孫科等人放在眼裡，「非常會議」一時間矛盾叢生、傾軋時起。為了保存手中的軍事實力，陳濟棠還使了個只反蔣不討蔣的花招。桂軍按原定計畫準備出師討蔣，陳濟棠卻故意延遲出動粵軍，桂軍擔心孤軍深入，只好停下來觀望，氣得汪精衛一怒之下去了香港。9月，粵桂聯軍擊敗蔣介石的顧祝同部，攻下衡陽。可僅過了一天，陳濟棠就暗中下令粵軍全部撤回粵境，迫使桂軍也不得不從湖南永州退回廣西全州。

陳濟棠的拖延戰略使得寧粵雙方重新恢復最初的僵持對峙狀態，這時「九一八」事變爆發，中國政局及寧粵政局均受到了重大影響。全國上下掀起了聲勢浩大抗日救亡運動，迫於全國人民的強烈呼聲和強大壓力，寧粵開始和解。由於對患得患失、一心保存實力的陳濟棠失望透頂，廣州「國民政府」中的元老人物紛紛趁機與南京政府和解，離開了廣東。西南反蔣的最終戰果僅是蔣介石於12月15日暫時下野、廣州「非常會議」和「國民政府」宣佈取消，無異於一場鬧劇。而陳濟棠卻利用這一時機進一步鞏固和擴大了自己的實權，先是逼走政敵陳銘樞，接著又重新分配各派權力，最後還強行收編了廣東海、空軍，將廣東在政治、軍事、經濟等各個方面都保持了半獨立狀態。陳濟棠一躍成為20世紀30年代中國最有實力、最具影響的地方實力派，「南天王」橫空出世！

「南天王」治粵

陳濟棠與眾多軍閥一樣，對封建迷信的說教情有獨鍾，是一個虔誠的宿命論者和忠實的迷信邪說信徒，其一生不知上演了多少無聊至極的迷信鬧劇。他網羅一大批占卜術士為自己的特殊顧問，凡有關進退去留之大事，悉數要請這些顧問問及天意後方才行事。至今，民間還流傳古應芬是用了兩塊刻有「永嘉世、天下凶、余廣州、盛且豐；歲次辛未宜公王侯陳」和「永嘉世、天下荒、余廣州、且平康；歲次辛未宜公王侯陳」的「晉代神磚」，說動陳濟棠投身反蔣「大業」的。雖然此事已無從考證，但依陳之為人，古應芬在曉其以理的同時用這招來動其以「情」，也並非完全不可能。然而，就是這樣一位把封建迷信引入政治鬥爭的地方實力派，卻深諳靠戰爭起家、靠建設坐大的道理，因此，主政廣東後的陳濟棠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機會，大力發展經濟、文化、教育事業，而這也成為了他一生中最為人所稱道的「業績」。

1933年，陳濟棠仿照蘇聯頒行了以發展廣東經濟為中心的《廣東三年施政計畫》，這個經濟發展計畫以廣州市為中心，沿珠江水網及粵漢、廣九等鐵路向全省延伸，東至潮汕、西至梧州、北到南嶺、南至欽廉。陳濟棠還聽從省政府主席林雲陔的建議，聘請嶺南大學農科教授馮銳根據廣東土壤、氣候及市場等情況擬定了廣東蔗糖業的3年計畫書，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就建成了順德、番禺、東莞、惠陽、揭陽等6個制糖廠及附設酒精廠，日搾糖7000噸，開創了民國時期廣東制糖業的最高記錄。與此同時，陳濟棠還籌集巨資從丹麥引進設備，建成了西村水泥廠，使該廠成為當時中國南方最具規模的現代化工廠。之後，陳濟棠又興辦了一批獲利較大的硫酸廠、化肥廠、飲料廠、紡織廠、造船廠等在廣東乃至南中國較有名氣和成功的工廠企業。在陳濟棠的一番經營下，廣東的「民營工業」從幾百家發展到2000餘家，總資本也從先前的654萬元增至1500萬元。與其他地方實力派有所不同，陳濟棠熱衷於教育事業到了令人驚訝的程度。從1932年至1934年，陳濟棠連續籌措巨資完成了中山大學新校舍建設事宜。1933年，陳濟棠又讓省政府撥款200餘萬創辦了以古應芬（已於1931年10月28日去世）字為名的「勷勤大學」，並於1934年7月1日正式招生開課。此外，陳濟棠還以籌資、自捐等方式，先後創辦了中山圖書館、廣州音樂學院、廣州國醫學院及數十所省立、縣立師範學校，並使全省的中小學數量分別上升了20%和46%。為推進他在廣東的建設大業，陳濟棠對各種專業人士，尤其是留學歸來的科技人員，不僅委以重任，而且待遇優厚。他以月薪1000元大洋聘請建築師劉大鈞，以2000元大洋聘請研究軍事化學的香港大學教授黃新彥。受陳濟棠的禮賢重才感動來粵工作的著名人士還有鄒韜奮、張東蓀、張君勱、林礪儒等。

陳濟棠主粵期間，廣州的商業也取得了蓬勃發展。1933年，廣州各行商店總數達22178間，平均50人就有一間，1934年上半年就新開張商店3646間，商業區惠愛路和上下九路以及西濠口等中心地帶，擴大到了永漢路（今北京路）、一德路和東山等地。1933年，廣州的商業銀號（銀行）有498家，每日開設早中晚3次銀市，其交易的規模與繁榮超過了香港。陳濟棠還通過舉辦展銷會的時機，組織華僑到廣東考察，以便進一步發展貿易，加快市場繁榮。

為了改變城市面貌，陳濟棠下令拆除木屋、城垣，在沙河一帶新建可容納近10萬戶的平民住宅，整理、擴寬內巷街道1356條，新修馬路50餘條，使羊城面貌煥然一新。1934年開工、1937年落成的愛群大廈，成為「陳濟棠時代」的大軸之作。廣東的公路、鐵路以及航運交通，也相繼獲得了巨大發展。陳濟棠統治前的1928年，全省公路總長僅為4200多公里，至1935年增加到了17587公里，不論總長度還是地理密度都超過山東和江蘇，躍居全國第一。1933年2月15日，橫跨珠江兩岸的第一座大橋——海珠橋建成通車，這無疑又是陳氏3年計畫的一個標誌性成就。為了表示對妻子莫秀英的愛意，陳濟棠還在海口修建了「秀英港」，又在「秀英港」建了一座長橋碼頭，命名為「秀英碼頭」，這個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陳濟棠發展廣東地方經濟，主觀上自然是出於鞏固自己統治的需要，以增強與蔣對抗的實力，同時便於自己聚斂私財，但客觀上也確實促進了廣東的建設事業。有學者稱，陳濟棠為「廣東及其夫妻桑梓之地，帶來了近代百年未曾有過的建設機遇」。以廣州為例，1929—1935年物價平均每年下降2.53%，1934—1935年銀元購買力平均每年比1926年上升12.12%。廣州一舉成為華南的「首善之區」，整個廣東也跨進了民國年間的「黃金時代」。

1980年9月10日，鄧小平在接見從美國回國參觀的陳濟棠第十子陳樹柏教授時，曾說了一段頗令陳樹柏意外和感動的話：「令尊治粵8年，確有建樹，有些老一輩的廣東人還在懷念他。」鄧小平還親筆書寫魯迅詩「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贈與陳樹柏。

能得到中共高層的高度肯定，想必是陳濟棠生前萬萬沒有想到的。而鄧小平之所以如此評價陳濟棠，除了陳氏建設廣東的成就，還緣於他對紅軍的一次特殊貢獻。原來，蔣介石於1932年3月重新上台後不久，為了廣聚反共力量，任命陳濟棠為贛粵湘邊區「剿匪」總司令，可陳在對付紅軍的問題上思想極為矛盾。一方面，他怕自己的力量為紅軍所削弱，另一方面又怕紅軍被趕跑後，蔣介石可以從江西直擊廣東。因此，陳濟棠重新玩兒起了當年反蔣使的那一招，即不採取任何像樣的進攻行動，而是圍繞防堵中央紅軍和蔣介石軍隊入粵這個目標採取一些軍事部署。1933年10月，蔣介石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由於「左」傾冒險主義者的錯誤領導，紅軍節節敗退，戰略轉移勢在必行。可紅軍長征要經過蔣介石設下的4道封鎖線，其中第二道是以粵軍為主構建的，以當時紅軍的力量與粵軍相對抗難以勝算，紅軍的命運危在旦夕。恰在這時，陳濟棠於1934年9月、10月間電約紅軍進行軍事密談。紅軍派出的談判代表何長工和潘漢年，帶著朱德的介紹信，經過三天三夜的談判，與粵方達成了就地停戰、互通情報、解除封鎖、互相通商、互相借道等5項協議。10月27日，紅軍開始突破第二道封鎖線的軍事行動，陳濟棠履行了秘密協議，明令「敵不向我射擊，不准開槍；敵不向我襲擊，不准出擊」，數萬紅軍得以順利通過陳濟棠的轄區，向西踏上了萬里長征的征途。當然，陳濟棠此舉並不意味著他政治立場的轉變，紅軍通過粵北後，他派第二軍張達部參加追擊紅軍；紅軍入黔後，他還4次派部參加圍堵。憑借這些「戰功」，陳濟棠於1935年2月被國民黨當局授予一級陸軍上將。

陳濟棠「讓路」的功績，中國共產黨人沒有忘記，並經由鄧小平之口婉轉地表達了出來。

「南天王」垮台

陳濟棠把廣東變成自己的獨立王國，轟轟烈烈地干「事業」，蔣介石自然不能視而不見，只是苦於胡漢民定居廣州，有了當年「胡漢民事件」的教訓，蔣只能等待更恰當的時機。而陳濟棠雖然在地方建設上大筆如椽，但要長久地維持自己「南天王」的獨霸局面卻有點力不從心。蔣介石的步步緊逼，胡漢民等反蔣元老派的一再施壓，方士們「機不可失」的乩語，迫使陳濟棠在打破現狀反蔣與維持現狀之間痛苦地徘徊逡巡。他既不願冒天下之不韙成為挑起內戰的元兇，更不願放棄「南天王」的寶座。然而，歷史並沒有給陳濟棠留下太多迴旋的餘地。

1936年5月12日，胡漢民在廣州與人下棋時突發腦溢血在突然去世。蔣介石見陳濟棠的擋風牆沒有了，遂派居正、孫科等人以弔唁為名赴穗，要求兩廣當局交出軍權，進一步加強全國的「精誠團結」，取消半獨立的狀態。陳濟棠正為自己最後一塊政治招牌的傾塌而傷心不已，沒想到對手調整寧粵關係的速度竟如此神速，驚駭之餘，他認定自己除了反蔣已別無選擇。

陳濟棠同前來弔唁的新桂系領袖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商議後，認為蔣的軍事重點在消滅西北的中共武裝力量，華北方面日軍的侵略也日漸猖狂。此種情勢下，南京政府是不會對兩廣用兵的，即使用兵也不會超過20萬的兵力，對西南威脅不大，他們決定再度聯手舉兵反蔣。然而，陳濟棠麾下的將領們贊同此舉者寥寥無幾，總參謀長繆培南、空軍司令黃光銳、憲兵司令利樹宗、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等陳氏心腹干將更是明確表示反對。可惜的是，將領們的苦口婆心並沒有打消陳濟棠的念頭。

1936年6月1日，陳濟棠以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的名義通電全國，呼籲國民政府領導抗日。4日，以陳濟棠、白崇禧為首的西南數十名軍事將領，聯名通電響應西南兩機關，並於8日將兩廣部隊向湖南方向開進。這場由陳濟棠等人發動的反蔣運動，一出爐就引起了全國震動，成為中外人士都十分關注的重大政治事件，史稱「兩廣事變」（亦稱「六一事變」）。

蔣介石日夜盤算著端陳濟棠的老窩，正苦於師出無名，沒想到陳濟棠自己跳出來當出頭鳥，當即派出陳誠部進駐衡陽，斷了兩廣軍隊攻長沙、陷武漢的通道，兩廣陷入出師不利的境地。陳濟棠仗著自己手中有陸軍5個軍20萬人、空軍9個中隊190餘架飛機和海軍數十艘軍艇的強大實力，並沒有把蔣的軍事行動放在眼裡，還於6月22日宣佈成立所謂的軍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聯軍，擺出了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勢。然而，陳濟棠的軍事謀劃並不能遮掩其政治謀略上的短視。他打著抗日的旗號反蔣，卻只反蔣不抗日，自然得不到廣泛的支持；另外，陳濟棠似乎忘記了自己內部集團先前出現的不同聲音，也忘記了不同的聲音可以轉化為不同的行動，而這恰恰給了他致命的一擊。蔣介石在部署軍事力量對抗陳濟棠的同時，一直都沒有放鬆過對陳氏集團的收買、分化和瓦解工作，而且收效相當明顯。7月2日，廣東空軍駐廣州白雲機場第二隊的3架飛機和駐從化機場第五隊的4架飛機，載著飛行員、廣東航校6期甲班的畢業生共40餘人，北飛投蔣。空軍人員倒戈的第二天，陸軍部隊的嘩變事件接踵而至，第二軍副軍長（軍長由陳濟棠本人兼）兼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在汕頭綏靖公署，效仿三國時關羽的舉動，「封金掛印，奉還大命」，前往香港，宣佈反陳。緊隨李漢魂其後，余漢謀由駐地江西大庾飛往南京晉見蔣介石，並通電全國表示擁護中央。陸軍嘩變沒幾天，海軍兩艘魚雷艇駛往香港，宣佈擁護南京國民政府。

陸海空部隊接二連三的反叛，令陳濟棠手足無措，而軍事上的分崩離析又引發了政治上的土崩瓦解，西南的政界要員陳融、劉蘆隱等人紛紛離開廣州，表示與陳決裂。南京的飛機還不時飛臨廣州上空散發傳單，在市民中引起陣陣騷動。7月3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決議，免去陳濟棠本兼各職，由余漢謀接任廣東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7月14日，余漢謀在大庾通電就職，限陳24小時之內離粵，並將所部由大庾開回韶關，著手進入廣州的部署。同時，第二軍另一位副軍長陳達在廣州通電表示服從中央，歡迎余來穗就職。7月18日，在黃光銳的帶領下，廣東空軍全體投奔南京，澆滅了陳濟棠翻本的最後一絲希望。昔日的南天一霸變成了地道的孤家寡人，陳濟棠徹底絕望了。

1936年7月18日黃昏時分，陳濟棠攜帶平日聚斂的2600萬元白銀，與陳維周及衛士10多人一道從黃埔魚珠炮台登上「海虎」號軍艦，悄悄離開了廣州。21時許，陳濟棠一行換乘英軍「蛾」號軍艦，踏上了逃亡香港的行程。這天，天氣十分惡劣，海上風雨交加，軍艦行進緩慢。陳濟棠一個人呆坐在艦艙，沉默無語，黯然失神……陳濟棠的「南天王」生涯驟然落幕。

廣東問題解決後，廣西的新桂系獨木難支，9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通電表示歸順中央，「兩廣事變」就此平息。陳濟棠垮台後，雖然一再對蔣表示忠心，可皆未問鼎要職，在農林部長（此職為蔣介石安置下野軍閥的專用職位，東北的沈鴻烈、新疆的盛世才均擔任過這一職務）、兩廣台灣宣慰使、海南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等虛職上短暫停留後，便一直賦閒無事。1954年11月3日，陳濟棠因突發腦溢血在台北去世。

雖然和許多國民黨要員一樣，陳濟棠生前並沒能再回到家鄉看一看，但在中國政府的支持和幫助下，上個世紀80年代，陳濟棠的子孫把他的骨灰移回了湛江湖光巖，墓地與莫秀英（1948在廣州因病去世）的墓地挨在一起。陳濟棠與莫秀英終生情深愛篤，在軍閥中已極為罕見，死後夫婦二人又能葬在一起，也算是一種福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