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在那段悲痛的日子裡，「四人幫」更加變本加厲地攻擊周恩來，妄圖實現他們的陰謀。他們不准人們佩黑紗，不准戴白花，不准開追悼會，各種娛樂活動要求繼續進行。這一切，無疑加劇了人民群眾對「四人幫」的仇恨。人們無處寄托自己的哀思，也無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深切懷念，抗議那些無理的禁令，首都百萬群眾冒著凜冽的寒風，久久地佇立在十里長街，默默地哭送總理的靈車。

　　1976年3月30日，人民英雄紀念碑南面的浮雕上面，被人貼上了一篇悼詞。這是丙辰清明前第一篇貼在紀念碑上的悼詞。浮雕上放置了一個潔白的花圈，有29人簽名。悼詞不長，現全文抄錄如下：

　　悼念敬愛的周總理

　　今天，在雄偉的天安門廣場，在壯麗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我們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的部分同志懷著萬分悲痛的心情，沉痛悼念您——深受全國人民愛戴的我們敬愛的周總理。

　　敬愛的周總理，您那和藹慈祥的面容，您那光輝高大的身影，永遠銘刻在我們心中，是無法磨滅的。您無限忠於黨、忠於人民，為貫徹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爭取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英勇鬥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自己畢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您對建設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共產黨;對建設和發展戰無不勝的人民軍隊;對奪取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對鞏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各族人民的大團結，發展革命統一戰線;對爭取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爭取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運動的勝利，鞏固我國無產階級專政;對加強國際革命力量的團結，反對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鬥爭，都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建立了不朽的功績，這都是不可磨滅的。

　　敬愛的周總理，您的一生是為共產主義事業光輝戰鬥的一生，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一生。您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您的革命精神永遠鼓舞著我們前進。我們決心化悲痛為、力量，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向您莊嚴宣誓：我們決心學習您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無限忠誠，緊密聯繫社會主義的革命實踐，認真刻苦鑽研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我們堅決學習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革命品質以及忘我的工作精神，把畢生獻給偉大的中國人民，獻給燦爛的共產主義。我們決心學習您對敵鬥爭的堅定性和堅強的無產階級黨性，以階級鬥爭為綱，以高度的路線覺悟和繼續革命的戰鬥精神，發揚反潮流的無產階級革命氣魄，誓與黨內外的資產階級血戰到底!我們誓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為實現您的遺志，把我國建設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強國，為壯麗的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披荊斬棘，奮鬥終生。

　　敬愛的周恩來總理，您安息吧!全國人民永遠懷念您。您的遺志自有後人繼承!

　　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部分同志

　　儘管這篇悼詞有著那個時代的鮮明烙印，但在當年卻被譽為「丙辰清明的第一聲吶喊」。當年的歷史文獻，是這樣描述這篇悼詞貼出後的情景的：

　　這篇悼詞，像一塊磁石，吸引了上千群眾。開始，人們只是默默地抄錄，後來抄錄的人越來越多，站在悼詞旁邊的一位男青年，便自告奮勇地高聲朗讀起來：「敬愛的周總理……我們決心化悲痛為力量，向偉大領袖毛主席、向您莊嚴宣誓：……誓與黨內外的資產階級血戰到底!」大家心裡明白，這裡的資產階級是指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江青之流。人們聽了，都打心眼裡佩服作者和朗誦者，因為它說出了許多人想說而暫時還不敢說的心裡話。「一人說破萬人心」，這第一聲吶喊，在人民群眾中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眾的鬥志……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在那段悲痛的日子裡，「四人幫」更加變本加厲地攻擊周恩來，妄圖實現他們的陰謀。他們不准人們佩黑紗，不准戴白花，不准開追悼會，各種娛樂活動要求繼續進行。這一切，無疑加劇了人民群眾對「四人幫」的仇恨。人們無處寄托自己的哀思，也無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深切懷念，抗議那些無理的禁令，首都百萬群眾冒著凜冽的寒風，久久地佇立在十里長街，默默地哭送總理的靈車。

　　關鍵時刻「四人幫」干了兩件愚蠢事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在那段悲痛的日子裡，「四人幫」更加變本加厲地攻擊周恩來，妄圖實現他們的陰謀。他們不准人們佩黑紗，不准戴白花，不准開追悼會，各種娛樂活動要求繼續進行。這一切，無疑加劇了人民群眾對「四人幫」的仇恨。人們無處寄托自己的哀思，也無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深切懷念，抗議那些無理的禁令，首都百萬群眾冒著凜冽的寒風，久久地佇立在十里長街，默默地哭送總理的靈車。人們把自己製作的花圈獻到天安門廣場，在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朗誦自己撰寫的祭文。周恩來總理去世不久的一天晚上，北京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副組長、北京市機械配件公司幹部曹志傑和理論組的幾位同志一起來到天安門廣場。廣場上處處是花圈，人頭攢動，整個廣場上的氣氛顯得格外沉悶和壓抑。這一切使他們深深地感覺到：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從那天起，曹志傑和理論組的一些同志就經常到天安門廣場，通過觀察那裡的氣氛來瞭解全市的民心所向。

　　1976年初，工人理論組的部分同志被抽調出來，集中到陶然亭附近的北京市總工會幹校。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以「五四一廠」的白紙坊禮堂為主要講台，進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以及在全市工人中開展「文化大革命好」的宣傳教育。在他們對廣大工人進行「宣傳教育」的過程中，深深感觸到工人群眾對「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尤其是對江青的反感和憎惡。工人們經常向他們反映，工廠企業中的廣大工人群眾對他們的宣傳極為不滿，認為他們沒能反映工人階級的思想和感情。當然，廣大工人群眾對「四人幫」，對「文化大革命」不滿的話語更是不斷地傳到理論組來。當他們在大會講台上宣講時，不少工人乾脆走上台來，直接向他們提出對「文化大革命」的質疑和不滿。曹志傑回憶，記得一次他們正在白紙坊禮堂進行毛澤東詞《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的宣講時，一名工人就直接走上台來，質問：「你們說現在的形勢是『鶯歌燕舞』、『流水潺潺』，這符合事實嗎?」對此，曹志傑和理論組成員無言以對。工人理論組的人員來自工廠企業，他們同廣大工人群眾的心是相通的。面對廣大工人群眾的質問和不滿，大家很感憋悶。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在那段悲痛的日子裡，「四人幫」更加變本加厲地攻擊周恩來，妄圖實現他們的陰謀。他們不准人們佩黑紗，不准戴白花，不准開追悼會，各種娛樂活動要求繼續進行。這一切，無疑加劇了人民群眾對「四人幫」的仇恨。人們無處寄托自己的哀思，也無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深切懷念，抗議那些無理的禁令，首都百萬群眾冒著凜冽的寒風，久久地佇立在十里長街，默默地哭送總理的靈車。

　　這一時期，「四人幫」同人民大眾的矛盾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程度，而利令智昏的「四人幫」卻偏偏在這種關鍵時刻干了兩件進一步激化矛盾的愚蠢事。3月5日，「四人幫」控制的上海《文匯報》，在一篇重新發表毛澤東「向雷鋒同志學習」的題字報道中，公然刪去周恩來總理給雷鋒的題詞。3月25日，《文匯報》在一篇文章中竟然提出：「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人們馬上看出，這是射向周恩來總理的兩支毒箭，是「四人幫」陰謀篡黨奪權的危險信號。對於「四人幫」的這種倒行逆施，工人理論組的同志極為憤慨：周總理剛剛去世幾個月，屍骨未寒，人家就赤裸裸地打上門來。

　　一天晚上，曹志傑和理論組的幾個同志飯後聊天，在發了一通對「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不滿後，孫惠提議清明節時到天安門廣場向總理敬獻花圈，反擊「四人幫」。她的提議立即得到大家的贊同。他們連夜進行了分工：由孫惠負責起草悼詞，由殷綏冬負責找書法好的人寫輓聯，由卻承志和夏增志等人負責製作花圈。為了防止單位領導阻止這項活動，他們決定對外盡量保密，白天進行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工作不能停，這項活動主要利用業餘時間進行。第二天晚上10點多，孫惠把起草好的悼詞交給曹志傑。曹志傑看後感覺有點平淡，針對性不夠強，便在悼詞中特意加上了「誓與黨內外的資產階級血戰到底」和「您的遺志自有後人繼承」兩句話。當時，人們對於悼詞中的話語是非常敏感的，大家心裡都非常清楚，悼詞中說的「資產階級」，指的就是禍國殃民的「四人幫」。

　　製作花圈，松枝是必不可少的材料。在採摘松枝的過程中，夏增志還遇到了一個小小的插曲：市總工會幹校附近只有陶然亭有松枝，他到陶然亭採摘松枝時，被陶然亭的工作人員當場抓住，受到嚴厲斥責。但當他把情況向那位工作人員解釋清楚後，那位工作人員非但不再斥責他，反而幫助他採摘，臨走還一再叮囑他，如果不夠再來。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在那段悲痛的日子裡，「四人幫」更加變本加厲地攻擊周恩來，妄圖實現他們的陰謀。他們不准人們佩黑紗，不准戴白花，不准開追悼會，各種娛樂活動要求繼續進行。這一切，無疑加劇了人民群眾對「四人幫」的仇恨。人們無處寄托自己的哀思，也無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深切懷念，抗議那些無理的禁令，首都百萬群眾冒著凜冽的寒風，久久地佇立在十里長街，默默地哭送總理的靈車。

　　北京市委的「禁令」比工人理論組的行動晚了一步

　　《文匯報》製造的這南起反對周恩來總理的事件，成了「天安門事件」的直接導火線。由於預感到清明節時「四人幫」會禁止民眾到天安門廣場悼念總理，曹志傑他們決定把悼念活動提前到3月底。3月30日剛好是理論組的活動日，理論組的成員來的比較多，他們就把日期定在了這一天。

　　3月30日中午，工人理論組的29位同志在天安門廣場北面集中後，列隊向人民英雄紀念碑走去。許多路過的群眾自動加入他們的行列。當他們到達紀念碑時，隊伍人數已多達數百人。他們把花圈放在紀念碑南側的五四運動浮雕前面，並把悼詞貼在了紀念碑上(原來打算別在花圈上，但因當時風太大，只好改貼在了紀念碑上)。當他們進行悼念活動的時候，周圍的數百名群眾同他們一起默哀、致敬、宣誓，一起高唱《國際歌》。悼念活動結束後，許多群眾立刻圍上來觀看他們的悼詞，並熱情地同他們握手，表示對他們的支持。

　　晚上10點多，曹志傑同李寧、王國良等人重返天安門廣場，只見悼詞前面圍著數百人。前面有人打著手電大聲朗讀悼詞，後面的人中不僅有聽的，還有記錄的。人們換了一撥又一撥，始終不斷。當曹志傑走到紀念碑西側時，看見兩位外地人坐在台階上相互認真地在一句一句地對著各自的記錄。

　　事情的發展果然不出他們所料，就在他們貼出悼詞的當天晚上，北京市委就向全市下達了不准去天安門廣場進行悼念活動的緊急通知，但這個通知畢竟晚了一步。在悼詞貼出之前，已經有一些單位送來了花圈，其中還包括第二炮兵部分軍人送來的花圈。此後，不僅獻給周恩來的花圈越來越多，而且歌頌周恩來豐功偉績，批判影射「四人幫」的詩詞、悼詞也越來越多。到4月3日，花圈已達幾千個。送花圈的單位不僅有中央機關，國家機關，解放軍總部機關，北京市各工廠、機關、學校、商店，還有天津、湖北、瀋陽、陝西等外地來京的同志。送花圈的隊伍有的幾十人，有的幾百人，有的幾千人，在天安門廣場和東西長安街組成了聲勢浩大的遊行隊伍。不少人還高唱《國際歌》。他們的悼詞貼出後，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支持。據市總工會的同事後來告訴他們，僅3天時間，市總工會就收到了600多個電話，300多封信。這些電話和信件都是各個廠礦、企業、機關、學校打來或寄來的，內容大都是一個聲音：你們的話代表了首都工人階級，說出了大家的心裡話，全市人民支持你們等等。當然，這些信件，工人理論組的同志一個也沒有收到，都落入了公安局之手。「四人幫」垮台後，曹志傑在臨出監獄前，一位青年工人知道他就是曹志傑後，走上前來質問他：「我給你寫了一封信，你怎麼不給我回信?」他告訴曹志傑，公安局就是根據那封信抓的他。悼詞在得到群眾廣泛支持的同時，也引起了「四人幫」的極度恐慌。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在那段悲痛的日子裡，「四人幫」更加變本加厲地攻擊周恩來，妄圖實現他們的陰謀。他們不准人們佩黑紗，不准戴白花，不准開追悼會，各種娛樂活動要求繼續進行。這一切，無疑加劇了人民群眾對「四人幫」的仇恨。人們無處寄托自己的哀思，也無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深切懷念，抗議那些無理的禁令，首都百萬群眾冒著凜冽的寒風，久久地佇立在十里長街，默默地哭送總理的靈車。

　　「天安門反革命事件」中的「第一號案件」

　　隨後，「四人幫」便開始了對他們的鎮壓。首先對曹志傑的行動進行了長達1個月的監視。他當時住在東四六條公安部宿舍，街道派出所自他們貼出悼詞開始，便派出兩名警察住進他所住樓下的一間平房，專門負責對他進行監督。同時還責成他的鄰居、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衝擊的公安干校的老幹部，對他每天的行動進行監視。就在抓曹志傑的那天晚上，他從外面回來，還沒來得及打開門，那位老幹部便急急忙忙地出來，詢問他去了什麼地方。如果不是專門在家中聽他這邊的動靜，是不會出來得如此之快的。曹志傑說他們做鄰居多年，他是從來不關心自己的活動的。當然，曹志傑對他也很理解：在上級指派下，他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4月30日，公安部和北京市委批准了北京市公安局和北京市總工會聯名要求逮捕曹志傑的報告。當晚，他們出動了兩卡車民兵和三輛警車，全面包圍了曹志傑所住的大院。在抓走他的同時，還對他的房間進行了全面、細緻的搜查。與此同時，孫惠被隔離審查，殷綏冬、卻承志、夏增志等人也進了「審查班」，工人理論組的全體同志也被多次召開全體會議，要求進行檢查和揭發。但這些會議均遭到了大家的堅決抵制，結果不了了之。理論組的活動隨即徹底癱瘓。他們的行動也被定作「天安門反革命事件」中八大案件的「第一號案件」。

　　1976年5月22日，當時的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長劉傳新，在首都體育館全市支部書記以上黨政幹部萬人大會上所作的講話——《關於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真相》中，多次點名指責曹志傑和工人理論組的同志。他除污蔑他們「盜用市總工會工人理論組的名義，精心策劃，炮製了一份所謂的『悼詞』，別有用心地叫嚷要『披荊斬棘』，『血戰到底』，實際上把矛頭指向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密謀策劃，先後開了四次黑會」之外，還說曹志傑「4月2日還到北大法律系進行煽動，遭到工農兵學員的駁斥」。其實，那天根本就沒有發生什麼「駁斥」之類的事情。1974年，曹志傑在北大法律系給工農兵學員講過課，同學員們比較熟。4月2日那天他到法律系後，向學員們講了他對當時形勢的看法，指出有人反對周總理。學員們起初只是感到疑惑。當曹志傑給他們指看了3月25日《文匯報》上那篇文章中的「黨內那個走資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的話後，他們除了感到驚訝之外，根本就沒有發生對曹志傑進行什麼「駁斥」之類的事。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在那段悲痛的日子裡，「四人幫」更加變本加厲地攻擊周恩來，妄圖實現他們的陰謀。他們不准人們佩黑紗，不准戴白花，不准開追悼會，各種娛樂活動要求繼續進行。這一切，無疑加劇了人民群眾對「四人幫」的仇恨。人們無處寄托自己的哀思，也無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深切懷念，抗議那些無理的禁令，首都百萬群眾冒著凜冽的寒風，久久地佇立在十里長街，默默地哭送總理的靈車。

　　「天安門事件」被壓制之後，中央於1976年4月7日發出了《中共中央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該決議是這樣講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曹志傑回憶說：既然毛主席、黨中央已經認定是鄧小平策劃了「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就需要拿出證據來證明。由於我們是整個「天安門事件」中第一個貼出悼詞者，如果我們的行動受到了老幹部的指揮或暗示，就可以把鄧小平同「天安門反革命事件」聯繫在一起。在「天安門事件」中，「四人幫」之所以把我們作為了重點，原因正在於此。而曹志傑之所以被作為重點，既由於他在理論組中的作用，同時也是因為他出生在幹部家庭，特別是他認識當時正在遭受「四人幫」迫害的胡耀邦等老於部。「天安門事件」期間，鄧小平完全處在與外界隔絕的狀態，跟事件毫無關係。但「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為了將鄧小平置於死地，「四人幫」竟說他是事件的總後台，是「中國的納吉」。

　　曹志傑被關進監獄後，審問的重點也始終集中在這個問題上，一直追查他們的後面是否有老幹部的指揮或暗示，是否同鄧小平有關聯。曹志傑被抓進監獄的當天晚上，就開始了審訊。審訊首先是從他們的那篇悼詞開始的：「你們說什麼『披荊斬棘』，『血戰到底』，矛頭衝著誰?」「地富反壞右，誰反黨反社會主義，就衝著誰!」「是不是指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中央首長?」起初，曹志傑沒有回答這個問題，到後來他才乾脆承認是指向他們，並且指出「因為他們反對總理」。審訊人員在吹捧了江青一番後，威脅曹志傑說：「你攻擊中央首長就是反對毛主席。」曹志傑以事實指出了江青等人對周總理的攻擊。當他講到關於電影《創業》的批示時，一位審訊人員聽不懂，問了他一句：「《創業》批示是怎麼回事兒?」曹志傑便把《創業》批示的經過講了一遍。「誰讓你講這個的!」一位頭頭大概對毛澤東關於《創業》的批示是批評江青等人的這一情況比較瞭解，因此，不等曹志傑說完，就立刻不許他再往下說。由於曹志傑的岳父和胡耀邦都是受到「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幫」迫害的老幹部，審訊人員便千方百計地對他進行逼供、誘供。他們裝出一副關心曹志傑的樣子，一再對他說：「你既是犯罪者，又是受害者。你受了誰的害，這是你的主要問題。」「你同別人不一樣，你有立功的條件。立大功還可以授獎呢。」「你還很年輕，中央首長很關心你，你交代清楚問題就可以出去。」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與世長辭。在那段悲痛的日子裡，「四人幫」更加變本加厲地攻擊周恩來，妄圖實現他們的陰謀。他們不准人們佩黑紗，不准戴白花，不准開追悼會，各種娛樂活動要求繼續進行。這一切，無疑加劇了人民群眾對「四人幫」的仇恨。人們無處寄托自己的哀思，也無法抑制心中的怒火。為了表達對周總理的深切懷念，抗議那些無理的禁令，首都百萬群眾冒著凜冽的寒風，久久地佇立在十里長街，默默地哭送總理的靈車。

　　他們見曹志傑並不為之所動，就改換另一副面孔，反覆追查胡耀邦和他岳父幾年來都講過什麼話，看過什麼書，他們的子女、親屬都說過什麼活。他們還陰險地對曹志傑說：「他們那麼大的幹部，不該倒的話，你再揭發也倒不了。該倒的話，你再保也保不住。」經過考慮，曹志傑如實地講了胡耀邦認真學習毛澤東著作，關心青年學習，以及他主持科學院工作以後積極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情況。

　　審訊人員聽著聽著就變了臉，對曹志傑拍桌子瞪眼睛：「現在什麼時候了，你還吹捧走資派!」這次審訊又沒有什麼結果。有一次，審訊人員對曹志傑特別「客氣」，不僅讓他坐椅子，遞給他帶過濾嘴的香煙，還給了他一杯開水。他們拿出1976年的《紅旗》雜誌第5期，讓曹志傑閱讀其中「梁效」和「洪廣思」誣陷鄧小平、指責鄧小平策劃了「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文章。然後對他說：「鄧小平是天安門反革命事件的後台，那麼你是怎樣受鄧小平指揮的?」曹志傑明確地告訴他們：「我不認識鄧小平，我也從來沒有見過鄧小平。」「你當然沒有見過鄧小平，他是通過別人來指揮你的。」曹志傑回答說：「我們的活動自始至終都是自發的，根本沒有任何人指揮。」「像你這樣的人用不著直接指揮，點一下就可以了。你應該回憶一下，看有誰對你暗示過。」「是路線指揮的吧!」

　　筆者曾問曹志傑：聽說當時一些高幹子弟也參加了，有沒有這回事兒?他說：是有，據我所知就有一位。他叫劉潤伏，是鐵道部長劉建章的兒子，「文革」前是解放軍某部連指導員。「文革」初期，因其父被打倒受牽連，被部隊作復員處理回到北京，1976年時在北京市無線電三廠當工人。

　　「四五運動」時，他們廠工人自發地製作了花圈，要去天安門廣場悼念周恩來總理。由於劉潤伏在工人中威信很高，人緣極好，大家便推他領頭去廣場敬獻花圈。為此，他到廠黨委向領導匯報此事，並請假(因是上班時間去)，領導對他們的行動很支持。得到領導同意後，他便帶領全廠數百名職工，抬著花圈列隊前往天安門廣場。

　　「四五運動」被定為「反革命事件」後，由於劉潤伏他們只是單純地敬獻了一個花圈，並沒有其他任何活動，因此，公安局並未抓劉潤伏。但廠黨委自己感到壓力很大，尤其是劉潤伏又是「走資派」的兒子，為表示對中央決定的烙決擁護，廠黨委主動把劉潤伏送進了公安局。結果，劉潤伏一直被關押到年底，直到「四人幫」垮台後兩個多月才被無罪釋放。劉潤伏是「四五運動」中被抓的唯一的一位高幹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