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從他的木匠哥哥天啟手裡接過的，是一個千瘡百孔的爛攤子。面對這個江河日下的老大帝國，年少氣盛的崇禎有點沉不住氣，他犯了第一個錯誤：求治太急。崇禎最不滿意的是帝國的吏治。——的確，其時大明政府組織早已潰爛：官員貪污風行，腐敗成性，政以賄成乃是世人皆知的潛規則。對此，崇禎本人也拿不出像樣的措施，只好一方面不斷責備掌管幹部工作的組織部長（吏部尚書），一方面不斷發表講話，空洞地提倡文官不愛錢。責備下屬不得力和高調空泛地發號召，這幾乎是崇禎在位十七年裡最常用的兩套手法，可惜，責備下屬不得力不僅有推卸責任之嫌，同時也使得君臣關係空前緊張；而空洞的道德說教則既顯出聖上濟世乏才，也讓某些官場投機分子似乎找到了快速陞遷的終南捷徑。這其中，戶科給事中韓一良就是一個。

終明一世，作為可以風聞奏事的言官，給事中是個惹人注目的職務。按例，當時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每部設給事中數人，論級別，他們區區七品，相當於縣處級。但作為獨立的言官，他們卻有權彈劾包括首輔在內的文武百官，甚至對皇帝的批示，給事中如果認為有失當之處，也可以封駁。萬曆臨終前，被托孤的顧命大臣中，除了大學士和幾個部長外，兵科給事中楊漣也赫然在列。對給事中的重視，表明了這種體制的創立者希望能夠對文武百官形成有效的監督機制，從而高效、廉潔地運轉。然而，定制度的是人，壞制度的也是人。到了晚明時期，本身以監督百官、勸諫皇帝為職責的給事中，竟然被時人譏為「抹布」，——抹布者，只要他人乾淨，而不管自己污穢之謂也。自己貪贓枉法之餘，還要去指斥別的官員。晚明時期，固然也出過如楊漣、魏大中這樣耿直的科道言官，但更多的卻是同流合污的庸常之輩。甚至淪為皇帝或權臣的走狗，秉承主子的旨意，叫他咬誰就咬誰。從掌握的史料來看，韓一良屬於另一種，那就是把自己包裝成直臣，企圖通過這種曲線救國的方式來達到一己之私——陞官。

山西澄城人韓一良，於崇禎上台那一年出任戶科給事中。正當救治心切的崇禎不斷發布上諭，倡導「文臣不愛錢」的優良作風時，他上了一道奏章，準確地搔到了聖上的癢處。——通過察言觀色並審時度勢來估測聖上的好惡，以此作為進言的前提，言官的準則淪落至此，已完全失卻了當初設立它的意義。韓一良在奏章中說：當今世上，幹什麼事不用錢？哪個官員又不愛錢？做官是花錢買來的，這些官員上任後，為了收回成本當然就得貪污受賄。因此，說到害民，就將這歸咎於知府和知縣等地方官的不廉潔是不公平的，因為這些人沒法廉潔。他們薪水極低，而上司卻想方設法要勒索，過往官紳要打秋風，進京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兩銀子，這些錢又不能從天而降，叫他們如何廉潔呢？韓一良舉證說，州縣的官員進京，京城的御史和給事中們號稱開市，是一個撈錢的好機會。他本人兩個月以來拒收的贈金就有五百兩。末了，韓一良認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議，只有嚴懲少數罪大惡極的貪污受賄者，讓大臣們把錢當作禍水，才有可能實現廉潔愛民的良性循環。

崇禎對韓一良的說法深以為然，大為歡喜，並專門為此開了一次現場會。崇禎令韓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搖頭晃腦地朗讀了這一奏章，然後又讓大臣們互相傳閱，只差點就要搞一個英模事跡報告團到全國各地去巡講了。現場會上，崇禎深情地指出，一良乃忠誠耿直之臣，可以提拔為右僉都御史——相當於監察部副部長。眼看韓一良的清官秀就要以最低的成本獲得最豐厚的回報，老是被崇禎批評的組織部長王永光一面連連稱善，一面卻別有用心地說：韓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請皇上命他挑出其中最嚴重的貪污受賄者，以便以此為例進行重處。

這明明是跟韓一良過不去。韓一良本來不過是要在崇禎面前表明他的忠心與幹練，又哪敢真舉出哪個官員貪污哪個官員受賄呢？他只得支吾著說折中所言俱是風聞，並沒有一個準確的事實。這下崇禎不高興了：「難道連一個貪污受賄者都不知道就寫了這個奏折嗎？限五日內奏明。」

五天後，韓一良只得糾彈了幾個已被打倒的死老虎交差，崇禎看出他在打馬虎眼，再次取出韓的奏章，親自朗誦，當讀到文中的精彩部分「此金非從天降，非從地出」 時，崇禎掩卷長歎，隨即厲聲追問韓一良：這五百兩銀子到底是誰送的？韓一良支吾著推說記不清了。崇禎龍顏大怒，對大學士劉鴻訓說：都御史哪能輕易授給這種人！此後，韓一良不僅右都僉御史沒做成不說，本來擔任的戶科給事中也被罷免。所謂偷雞不成反蝕一把米，韓一良即是如此。

朱元璋在打下萬里江山，為他和子孫後代設計帝國機制時，這個陰損刻薄的安徽老農民把官員的工資定得極低。如果官員們都清廉如玉，最終的結果只能像大清官海瑞那樣，雖然身為政府高級公務員，死後卻連安葬自身遺體的積蓄也沒有。顯然，讓恪盡職守的公務員都做海瑞，既不現實，也不人道。因而，大明兩百多年間，官員的主要收入都在工資之外，——所謂工資基本不動——這些灰色收入，有的是多年來形成的慣例，有的當然是貪墨之所得。面對這個結構性腐敗的帝國，崇禎力圖用道德的方式來喚醒官員群體的自覺意識，讓他們通過道德的潔化，進而自覺做清官，顯然，崇禎把他的官員們的覺悟設定得高了一些。而韓一良這樣的官場油子，他洞若觀火地窺測到了崇禎內心的好惡，因而投其所好地搞了一場清廉秀，不過，倘若不是王部長給韓一良下爛藥，崇禎顯然會把這個投機政客提拔到副部長的級別上。一封數百字的奏章，一番貌似慷慨激昂的清廉表白，就能神奇地把一個官員從縣處級坐火箭般升到副部級，與其責怪韓一良們的機心，不如說崇禎以德治國的企圖根本不符合晚明事實。

韓一良事件的結果是，崇禎對帝國的文官系統益發感到不滿，對大臣們的從政能力和品德人格也持懷疑態度。此後，他在用人上總是頗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己一個人去幹。就像一個勤快的笨蛋總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幹出更多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樣，一個自以為是而又事必躬親的專制君主給這個千瘡百孔的帝國造成的傷害，遠遠要大過一個平庸、惰怠、無所事事的皇帝。

這個故事說明：第一，同是作秀，古人要比今人更困難，尤其是攤上一個別有用心的同事時更是如此。不比今天，步行上回班，春天種棵樹都可以毫無風險地大秀特秀；第二，做人要厚道，做皇帝也要厚道，太過於咄咄逼人的皇帝，臣工們就會想出其他軟辦法來忽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