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南靡靡度阡陌，疏柳掩映連枯荷，清台突兀出天半，金光耀日如新磨。」這是元代國子監博士、禮部郎中吳師道寫的秋季郊遊詩《九月二十三日城外紀遊》中的句子。詩中所說的那座在「疏柳掩映」之中「突兀天半」的清台，雖然描寫的是金司天台，但從中也可以領略到北京古觀象台的往昔風貌。歷經數百年的滄桑演變，如此優美的詩句難掩我們的遺憾之情：在迄今為止涉及古觀象台的大多數文章、專著裡面，我們閱讀著大段的文字，卻難覓些許古觀象台的歷史影像。

著名的英國早期攝影師約翰·湯姆遜曾感歎說：「如果當年偉大的馬可波羅能用幾張照片來說明他漫遊古老中國的經歷，那麼他的美麗傳說會更加動人」，毫無疑問地，如果能用更多影像還原古觀象台的百餘年歷史，那麼這座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台將散發出更為迷人的魅力。圖畫是生動的描述，影像是鮮活的歷史，本文試圖從「影像還原歷史」這一角度，通過老照片為您展現一個「不為人所知」的北京古觀象台。

 

 

上圖：1875年，蛋白相紙，作品第47號：從城牆上拍 攝的觀象台近景。

中圖：1875年，蛋白相紙，作品第49號：院中的簡儀 特寫，可見紫微殿的窗欞破亂不堪。

下圖：1875年，蛋白相紙，作品第48號：院中的渾儀特寫， 可見遠處的觀象台台景。

1839年攝影術在法國正式發明，這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重大進展。攝影進入中國的時間並非如想像中那麼漫長：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隨著堅船利炮打進國門的，除了洋人，還有他們手中的照相機。於勒·埃及爾（Jules Itier,1802-1877）是迄今所知最早來中國拍攝照片的外國人。1844年，他以法國海關總檢察官的身份來華，並用達蓋爾銀版法拍攝了兩廣總督耆英的肖像照、廣州碼頭、澳門街景等照片。埃及爾在中國拍攝的這批銀版照片和他本人親自撰寫的文字說明，現大部分保存於法國攝影博物館。因為照片就是所謂的底版，所以每一張銀版照片都是獨一無二的孤品。雖然埃及爾在中國的攝影活動極其短暫，範圍也很小，但他畢竟是第一個把攝影帶到中國來的人。

費利斯·比托（Felice Beato,1833-1907）是第一位來到北京拍攝的外國人。1860年，這位義大利人作為戰地攝影記者跟隨英法聯軍參與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並由此來到了北京。出於戰爭宣傳的需要，比托拍攝了大量戰爭場景的照片，尤其以「失陷的大沽口炮台」系列組照聞名於世。在北京，比特托拍攝了城牆、角樓、雍和宮、頤和園、天壇等建築群，但並沒有觀象台的身影。我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是比托沒有注意到，還是某種力量阻止了他，或者說拍攝的玻璃底版損壞或遺失等等，總之，比托錯過了觀象台。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從1860年開始，西方人終於獲得了到中國境內更廣泛旅行和攝影的特權，諸多攝影師紛至沓來，開始向北京進發。究竟是誰，又是哪一張，才是北京古觀象台的第一次留影呢？這個問題不但困擾了我，也難住了國內外諸多歷史影像研究學者。由於年代久遠，拍攝者準備上存在不足，早期攝影的諸多信息雜亂混雜，很少有系統性的檔案歸集，這造成考證辨識上的極大困難。就目前而言，有確鑿作者作品對應關係的第一張觀象台照片拍攝於1871年，但毫無疑問地，真正的第一張其實應該在19世紀60年代就誕生了，只不過現在我們還無法求證。例如，有證據顯示，Paul Champion(1838-1877)在1865-1862年間，Georges Morache(1837-1906)在1862-1866年間都曾在北京地區留下過攝影作品，尤其是後者，他曾在北京逗留期間研習醫術和天文。很難想像一位學習天文學的業餘攝影者不會拜訪觀象台並拍攝之，但就目前的資料來看，尚無法將觀象台存世攝影作品的年代和作者與這兩位聯繫起來。

約翰·湯姆遜（John Thomson,1837-1920）是中國攝影史上舉足輕重的一位西方攝影大師。出生於蘇格蘭一個煙草商家庭的他，於1868-1872年在中國台灣、內陸拍攝，是第一位廣泛拍攝和傳播中國的西方攝影家，他也是到目前發現的第一位留下觀象台影照的攝影師。和埃及爾、比特不同，湯姆遜的中國行程沒有教會任務，沒有外交使命，沒有軍事目的，也沒有商業驅動，他完全以一種對中國的熱愛，對東方文化的好奇和對不同人種文化的偏好，以人類學、社會學的眼光，拍攝並出版了六本關於中國的大型畫冊，很好地推廣了中國文化，這其中就有著名的四卷本《中國和中國人畫像》（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1874年，倫敦）。

 

 

上圖：19世紀80年代，蛋白相紙，院落中的渾儀，有 空心十字形護欄。

中圖：19世紀80年代，蛋白相紙，這個拍攝角度是攝 影師最喜歡的一個角度，因為可以拍到最多的儀器。

下圖：19世紀80年代，院中的渾儀。

可以想像，湯姆遜被眼前宏偉的觀象台建築和精妙製造的儀器吸引住了，他以攝影藝術家的敏銳為我們記錄了珍貴的觀象台早期影像，一共拍攝了六張照片。第一張系兩架天文儀器：赤道經緯儀和天球儀。此圖先後刊載於《中國和中國人畫像》（第四卷，1874年，倫敦）和《透過鏡頭走遍中國》（Through China With A Camera，第238頁，1899年，倫敦和紐約），也在以後的湯姆遜攝影作品介紹中被引用次數最多，可謂是其代表作。第二張系黃道經緯儀龍紋特寫，刊載於《馬六甲、印度支那和中國海峽》（The Straits of Malacca,Indo-China and China，第516頁，1875年，倫敦）。第三張系天球儀和黃道經緯儀。第四張系庭院中的渾儀，此圖首先刊載於《中國和中國人畫冊》（第四卷，1874年，倫敦），並以銅刻圖的形式刊載於《馬六甲、印度支那和中國海峽》（第518頁，1875年，倫敦）。第五張天球儀和黃道經緯儀與第三張角度類似。第六張是庭院中的簡儀和湯姆遜的中國助手阿昆（音譯，Akum）。除了上述提及之外，第三、五、六張均沒有在湯姆遜的畫冊中出現過。通過《中國和中國人畫像》的描述，我們看到湯姆遜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觀象台的崇敬之情，並為西方傳教士的巨大貢獻感到自豪，這也是觀象台第一次以照片的形式出現在印刷出版物上。

1870年5月，又一位傑出的西方攝影師來到北京，他就是英國工程師托馬斯·查爾德（Thomas Child,1841-1898），以系統性拍攝圓明園而聞名於世。現在都認為查爾德是一個「職業攝影師」，因為他出售自己的攝影作品。然而攝影從來不是他的正式職業，英國海關聘查爾德為工程師，在北京總稽查處負責燃氣工作。看來攝影只是他的業餘愛好，但顯然這是一個相當專業的業餘愛好者。在1870-1889年間，查爾德在北京的逗留幾乎沒有間斷過，這使得他可以在其業餘時間裡創作出大量北京的人土風情照片，包括大量的現今已蕩然無存的一般性建築和紀念性建築。查爾德在中國攝影史乃至文化藝術史上的貢獻在於，他為北京地區的諸多大型建築物建立了一個廣泛的攝影圖錄和專題攝影，保留了完整的北京城市形象資料。同時，他的作品一般會在底版上簽有自己的名字，時間，拍攝對象的名稱等，這樣，大量的特定時間的拍攝地點的狀況便被保存了下來，並可用於對其他北京早期照片做拍攝時間考定。查爾德的照片在用光、構圖、拍攝時間等方面都比較講究，有很高的攝影藝術價值。加之查爾德非常富有商業頭腦，他進行系統性的拍攝，有系統性的整理，所有攝影作品都被編號出售，每一處標誌性建築群都有一組專輯攝影作品，例如城牆系列8張，紫禁城系列14張，天壇系列7張，明陵系列5張等等。因此查爾德的攝影作品流傳廣泛，社會影響力巨大。

查爾德在1875年間留下了一組觀象台攝影特輯，共9張，在他的作品集中，編號為第46-54號，這些照片都是蛋白片，大小均為26×20厘米左右（10*8英吋），裱嵌在硬紙板上。他之所以比湯姆遜拍攝了更多的觀象台照片，首先是因為他的攝影目標更加直截了當，力圖反映北京建築群的全貌，尤其是標誌性建築，例如觀象台這樣一處融西方智慧於其中的東方建築。其次是由於他的攝影思想更加關注於拍攝物本身表現出的內在意義，例如龍紋裝飾的青銅儀器所蘊含的科學與藝術巧妙結合等等。在查爾德的觀象台系列作品中，我們真實地看到了經歷兩次鴉片戰爭之後，元氣大傷的晚清所呈現出的一副破落情景：堂堂國家天文台，昔日清皇室最為仰重的觀天通靈之所，卻城牆四處開裂，野草叢生，紙糊的窗欞破洞頻現，蕭零之景無人理管，令人不忍再睹。這一年同治駕崩，光緒即位，慈禧太后垂簾聽政，外國軍隊大舉進駐，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一再簽署，國家陷入政治腐敗的內憂外患之中，此組照正是一葉秋而知天下的真實寫照。

必須要提及的是，在1880年之前，攝影師採用的普遍是流行的濕版攝影法，相機有1立方米那麼大，不僅需要隨身攜帶笨重的玻璃底板，還必須在拍攝現場塗布玻璃底板，現場顯影和定影，因此需要隨身攜帶移動暗房（一般是帳篷）、各種藥液甚至乾淨的清水。湯姆遜和查爾德等早期攝影家每次拍攝都需要僱傭8-10名腳夫和驢來背負笨重照相器材，還要應對中國人當時對攝影術的敵視和誤解，故所得之照均來之不易。

 

 

19世紀80年代，蛋白相紙，放置在院中的簡儀

 

 

1890年～1900年，從內城牆拍攝的觀象台城牆，此角度較為少見

 

 

20世紀10年代，該圖像中並沒有出現紀限儀，觀象台尚處在痛苦的20年之中。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開始流行立體相機，這種特製的相機有兩個鏡頭，間距和人類雙眼的間距相近，可以同時拍下兩張照片，把這兩張照片同時置於專門的觀片器上就能看出被攝場景的立體效果，堪稱立體電影的鼻祖。這種比普通平面照片更加真實的感覺風靡西方世界，一時成為中上階層家庭最重要的娛樂方式。為滿足西方民眾對神秘東方的好奇，各大報社和出版商紛紛向中國派出商業攝影師或委派旅行者，將他們拍攝的中國題材立體照片製作成套裝出售。在眾多到中國旅行的攝影師中，詹姆斯·利卡爾頓(James Ricalton,1844-1929)在北方攝制了大量戰爭、百姓生活方面的立體照片。1901年，美國Underwood & Underwood公司製作發行了利卡爾頓此行拍攝的一套100張立體照片，並出版了《從立體鏡頭看中國》（China:Through the Stereoscope）一書，我們也在其中看到了觀象台的身影，即第89-90號作品。這位向愛迪生提供燈泡用竹絲的發明家在書中描述說：「這座著名的天文台，所有介紹北京的書中都會提到，所有渴望看到新奇事物的人都想去那裡參觀，這些天文儀器都是科學與藝術的結晶」，可見觀象台對西方人的誘惑是非常大的。

1900年以後，攝影技術轉向效率更高的銀鹽相紙，那些珍貴的早期蛋白照片開始成為收藏品。1912年進入民國時期，到北京進行攝影活動的攝影師數不勝數，對觀象台的攝影紀錄更加豐富多彩，其中較為知名的有澳洲攝影師喬治·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在10-20年代、德國攝影師漢茨-馮-佩克漢默爾（Heinz Von Perckhammer，1895-1965）在20年代、澳洲攝影師赫達·莫裡遜（Hedda Morrison,1908-1991）在30-40年代等等。這一時期的觀象台攝影作品在職業攝影師那裡已不再顯得零亂，作者與拍攝年代等數據的整理和歸檔已井然有序。如果說19世紀末之前，攝影最首要地被看作為記錄工具的話，那麼走進20世紀之後，當攝影成為新聞或家庭娛樂的補充後，這一傳統便消失了。攝影不再像當初那樣是少數人的遊戲，觀象台終於走進每一個人的鏡頭裡，成為我們人生中不可缺少的一段記憶。

 

 

對古觀象台老照片的探究就此暫告一個段落，目前所能見到的老照片廣泛分散在世界各地，從國家檔案館到大學圖書館，再到私人收藏，其數量相信將以萬計。就目前來看，社會各界對於老照片的收藏熱正在不斷升溫，1900年以前的早期蛋白照片價格普遍上升至五位數，而查爾德拍攝於1875年的一組六張圓明園老照片集在2008年拍出95.2萬元的高價，老照片的魅力可見一斑。值得一提的是，專題化的老照片研究有著豐富的歷史意義和社會價值，也更容易讓研究者體會到一種歷史沉澱下來的氛圍，一種文化交織的意境。本文對北京古觀象台老照片的初步探討僅作為某種形式上的啟蒙，期盼更多的影像史料甦醒，讓一個栩栩如生的古觀象台成為中國天文最好的形象大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