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是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與20世紀中國的許多重大歷史事件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對蔣介石的研究，是學術界長期的課題之一，普通讀者對蔣氏的歷史亦興趣不減，坊間充斥著有關蔣的言行事跡的出版物，嚴謹的學術著作與戲說性質的野史裨聞混雜。近年來，充滿神秘色彩的「蔣介石檔案」(大溪檔案)與《蔣介石日記》相繼由台北「國史館」與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對公眾開放，中外學者們通過檔案「走近」蔣介石，他與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關係正得以釐清，有關蔣介石的學術研究進入到新的階段。筆者近期造訪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閱讀《蔣介石日記》，發現日記中既有大量內容涉及國家軍政大事，也有相當多是記述蔣氏私人生活、其對人對事的觀感與個人心路歷程。蔣日記中所記的一些瑣事細節，對於我們全面地認識蔣的思想生活、人際關係與心理，不無益處。故擬根據所摘抄日記內容為主，輔以其他史料，擇前人所不知或有趣之事寫成系列文章，「揭秘」之餘，也提供些筆者作為史學工作者的感想，文字長短不拘，所涉人事可大可小。

　　「白團」由得到過蔣介石「庇護」的舊日本軍官組成

　　提到國民黨軍隊到台灣後的「蛻變」，大多數人能想到的是美國的軍事援助與美軍顧問團。其實，最早對國民黨軍隊進行改造的，不是美國軍事顧問團，而是來自一個由舊日本軍官組成的顧問團，這個被稱為「白團」的神秘組織的面紗，一直到近年才被揭開。

　　國民黨軍隊在大陸全面潰敗，證明其各級軍官的無能與軍事素養低劣，需要嚴加培訓，可培養他們的師資又在哪裡?困境之中的蔣介石四處無援，居然想到請日本教官對國民黨的中高級軍官進行培訓，早年在日本學習軍事的蔣對日本的軍事教育印象極佳，即使在抗日戰爭期間，他也時常稱讚日本官兵的軍事素養。而到台後的蔣能與日本舊軍官聯絡上，得益於他在抗日戰爭結束後對部分侵華軍官，尤其是岡村寧次等人的「以德報怨」政策。日本投降後，蔣介石出於日後對抗共產黨的需要，對在中國罪惡纍纍的日軍在華最高長官「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等人予以寬大處理，讓他留在中國暗助其「剿共」。由於蔣介石等人包庇，在1949年的軍法審判中，岡村寧次等一批侵華日軍軍官競被判決「無罪」，由湯恩伯護送回日本。消息一出舉國嘩然，甚至連「代總統」李宗仁也要求將其引渡回中國，重新審判。國民黨軍在大陸節節敗退之時，美國表明其「棄蔣」政策，蔣介石向岡村寧次提出希望在軍事上協助的要求，而岡村等一批得到過「庇護」的舊日本軍官，也「知恩圖報」，密商組織力量幫助蔣介石。1949年7月，岡村寧次等在日本秘密招募舊軍官，最後選定由曾任日本第二十三軍參謀長、華南派遣軍參謀長的富田直亮(化名「白鴻亮」，以下即稱其為「白鴻亮」)少將為總領隊，前海軍少將山本親雄(化名「帥本源」)與前炮兵大佐李鄉健(化名「范健」)為副領隊，率隊前往台灣。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參加過侵華戰爭，少量人參加了太平洋戰爭，有豐富的作戰經驗。「白鴻亮」通謀略，曾在華南戰場上指揮日軍攻城掠地，無惡不作，施放毒氣殺害中國軍民，戰後被關押，但未經任何審訊便跟岡村寧次同船被遣送回日本。他對蔣介石很感激，在住所內懸掛蔣介石的照片。為掩飾其身份，所有日本軍官也均以中國化名。日本參謀團所以取名「白團」，一方面是因為領隊化名「白鴻亮」，另一方面是要幫助蔣介石以「白」來對抗「赤色」共產黨。「白團」組成後，所有成員在東京的一家旅館簽下「血盟書」，保證效忠於蔣。

　　1949年11月1日，「白鴻亮」飛抵台北後，立即赴重慶協助國民黨軍作戰，失敗後再返台北。至1950年初，先後到達台灣的舊日本軍官達19人，這是「白團」的最初班底。「白團」在台的最初任務是設計台灣防衛計畫，幫助蔣介石重整軍隊，尤其是施予精神教育。台灣軍方將「白團」成員安排在台北以西的軍事基地內。那裡建有日本式房屋，樹林茂密且戒備森嚴，保證外人無法接觸。蔣介石聘請舊日本軍官的方式，與其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聘請德國顧問有相似之處：都是由其私人邀請而非「政府間」合作，顧問均是退役而非現役軍官，顧問的責任都是協助對共產黨作戰與訓練軍隊。聘請「白團」舊日本軍官的事情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蔣介石命令彭孟緝負責此事。

　　蔣介石大肆讚揚「白團」的表現

　　對「白團」這麼重要的事情，蔣介石日記中不能不記，又不敢明確地記，故相關的記載十分隱蔽，多數情況下以「日本教官」來稱之，需要配合其他資料才能理出脈絡。1950年1月初「白團」第一次出現蔣的日記裡：「召見彭孟緝，商議日本教官參觀鳳山訓練情形。……約岳軍、雪艇、立人聚餐，談英美外交關係及李白態度。」(《日記》，1950年1月7日，原件收藏於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以下簡稱《日記》，只注日期)由這段日記，我們可以推測，至0此時，聘請舊日本軍官的事情連張群、王世傑、孫立人這些蔣十分倚重的人尚不知曉。如何向自己的部下說明，蔣也沒有把握，他把「任用日員之理由說明」列為需要考慮的重要問題。1月12日，蔣介石第一次向其高級將領說明任用舊日本軍官之事，遇到抵制，他在日記中記道：「正午，研討用日本教官事，徵求高級將領意見，多數仍以八年血戰之心理難忘，此固難怪其然，故對日人之用法，應另為檢討也。」(《日記》1950年1月12日)以蔣介石的權威，而多數人仍敢反對，是因為理由太充分了，八年抗日血戰相去不遠，如何能接受敵人的「訓練」。蔣介石也不得不接受反對意見，表示要「另為檢討」。然而，在當時四處無援的情況下，蔣利用舊日本軍官訓練部隊的主張是堅定的。他後來想到的辦法，就是在其「革命實踐研究院」之下，分設「圓山軍官訓練團」，從部隊中選拔年輕、有一定文化、體格健壯、「反共意識強」的上士以上官兵數千人，由「白團」教官，實行半封閉式軍事訓練，以期兩年後全軍推廣。「圓山軍官訓練團」團長由蔣介石親自兼任，彭孟緝任教育長具體負責。

　　1950年5月21日，軍官訓練團開學，蔣介石親自到岡山主持開學儀式，並對參訓軍官「點名訓話」，他在訓話中不但向軍官們說明「聘請日本教官之重要，與中日將來必須合作團結之關係」，而且在聚餐後又「講解『大亞洲主義』之要義」。(《日記》1950年5月21日)蔣介石在此時既用現實需要為自己的行徑辯解，更搬出了孫中山「大亞洲主義」做擋箭牌。1924年孫中山在日本演講「大亞洲主義」，強調「亞洲」與「歐美」的對立，有爭取日本支持的現實背景，曾被別有用心的日本人篡改來搞「東亞共榮圈」，侵略中國。汪精衛也曾以此為其賣國行為張目，此時蔣介石也搬出孫中山與「大亞洲主義」的招牌來為自己的行為遮羞。次日，蔣介石「召見日本教官訓勉」。(《日記》1950年5月22日)這可能是蔣第一次與「白團」成員見面。蔣介石也擔心團員的反日情緒會影響訓練質量，「甚恐學員對過去敵意難忘 與自大自棄，不能虛心受教獲益」，故他時常去視察訓話，與團員談話，瞭解情況，自稱是「不遺餘力」。訓練團第一期共5個星期，他前後去對團員訓話11次，對訓練成果與日本教官的表現相當滿意。他在日記中寫道：

　　本周發現軍官訓練團之無限的希望，其團員多半優秀，超過其軍、師長高級將領遠甚。此為今後革命惟一之基業，故對於考核與組織亦不遺餘力。而日本教官之教育得法與努力，卒使全體學員消弭敵我界限，以建立今後中日合作之基礎，更足自慰。(《日記》1950年6月11日)

　　6月27日，蔣介石出席軍官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他表示「此期訓練之成效，實超過所預期者」。蔣對日本教官的態度更進了一步，如果說他以前還較含蓄有保留的話，現在變成了大肆讚揚，更將「白鴻亮」比喻為朱舜水，這天的日記中也第一次出現了「白鴻亮」的名字，他對學員強調要「尊師重道」，「令學員對(日本)教員須特別優禮與尊重。」(《日記》1950年6月27日)朱舜水(1600-1682年)原名朱之瑜，明末清初著名學者，曾參與鄭成功的反清鬥爭，失敗後流落日本，傳授儒學，在日本頗受尊重。蔣事後自己反省如此讚美舊日本軍官，強迫中國團員對其特別優禮，也有「似或太過乎」的感覺。

　　訓練團第一期的成功，使得蔣介石要繼續利用日本教官辦下去。蔣在lO月的觀察是，「訓練課目與方法亦更進步，學員得益收穫亦比以前數期更大」，更重要的是「白鴻亮教官講述武士道，對於學員感覺尤深」。國民黨軍隊潰敗後，軍心渙散，毫無信仰，此時日本舊軍人傳授的「武士道」竟成了蔣介石收拾軍心的救命稻草。(《日記》1950年10月7日)。蔣親自製定了依靠「白團」擴大訓練軍官的計畫，增建了新的學舍。到1951年夏天，「白團」規模達到頂峰時，日本教官竟達到83人，全是舊日本軍隊中從少佐到少將級的核心精英，有人折算，他們的參戰與謀劃能力，相當於戰前日軍三個師團的參謀力量。

　　美國的壓力使蔣介石利用「白團」的規模與方式有了很大的變化

　　蔣介石將「白團」在台灣的活動當成最大的機密，知之者甚少，但終歸紙包不住火。1951年春天，還是有香港的報紙披露了神秘的「白鴻亮團」在台灣訓練國民黨軍隊的消息，並指責這是非常可恥的行徑，足以證明蔣介石沒有起碼的民族尊嚴感。大陸方面也注意到此事，但當時並不太在意。對蔣介石更大的批評與壓力來自美國。美國軍事顧問團到達台灣後，希望用美國的軍制與裝備改造國民黨的軍隊，對蔣介石任用舊日本軍官的行徑提出批評，美軍顧問團團長蔡斯在給蔣介石的報告中，要求解除對日本軍官的聘任。這使蔣頗為頭痛：「近日思慮最痛迫切之事，莫過於美國顧問團蔡斯報告其建議書，而對於日本教官今後運用之計畫更為費心，在靜坐與默禱時幾乎不能遺忘。」(《日記》1951年6月3日)「考慮美顧問對日籍教官之排除問題的解決辦法頗久。」(《日記》1951年6月28日)就在蔣猶豫不決之際，抗日戰爭期間擔任過蔣介石私人顧問的拉摩爾又在華盛頓公開發表演講並撰文，抨擊蔣介石秘密招募以「白鴻亮」為首的一批日本舊軍人去台灣訓練軍隊的行為，批評其做法是「輕率的、非理性的」。這使得以「民族英雄」自居的蔣在國際上非常難堪。他不能不有所顧忌，指示有關部門進一步加強新聞封鎖，否認「白團」的存在(多數台灣的民眾也是近年才知道「白團」真相的)。同時，派人秘密地將山本親雄等57名前日本軍官送返日本。

　　美國的壓力，使蔣介石利用「白團」的規模與方式有了很大變化，但卻沒有阻止蔣利用舊日本軍官為其服務的決心。為了避美軍耳目，「白團」從1952年起轉移到石牌，並改以「實踐學社」之名繼續活動。仍留在台灣的「白鴻亮」等人，深居簡出，不再公開出面訓練軍官，轉而著重於軍事戰略戰術研究，為蔣介石及國民黨高級將領提供咨詢，他們編寫各軍種、兵種技術訓練教材、講義，化名出版。「白鴻亮」等人仍隱蔽地不定期去台灣的陸軍學校、裝甲兵學校等軍校授課。「白團」協助蔣介石培訓軍官的形式較多，有專門訓練師團長、兵團參謀長以上高級軍官的「長期高級班」，也有訓練兵團參謀、連隊長級軍官的「短期中級班」。各類訓練班用不同的名稱來遮人耳目，如「黨政軍聯合作戰研究班」、「戰史研究班」、「高級兵學班」、「戰術教育研究班」、「動員幹部訓練班」等。據不完全統計，經由日本軍事教官在台訓練的國民黨各級軍官約6000多名。蔣介石對經過「白團」訓練的軍官格外青睞，台灣軍中一度有非經過「實踐學社」培訓不得晉陞師長級以上軍職的傳言。蔣介石本人也是「白團」的聽眾。1951年讓「白鴻亮」專門為他講「戰爭科學與哲學」達6小時。(《日記》1951年10月19日)1953年，他又請日籍教官系統地講解古今戰史，包括「甲、太平洋日軍失敗之戰史；乙、亞歷山大；丙、菲特主大王；丁、拿破侖各戰史。」並將此事記入當年的「總反省」中，稱聽完講解後「皆有心得，於我今後作戰之助益必多。」(《日記》1953年「本年度總反省」)

　　神秘的「白團」持續了18年，對台灣的軍事影響很大

　　由於美國的反對，1953年後「白團」在台灣的規模與影響日益縮小，作為集體軍事顧問與教官的作用消失。因而，美國方面也不再強烈抗議，蔣對此深有感受，在日記中寫下：美國「對我在實踐學社日籍教官之特別訓練工作，而競亦停止其抗議」。(《日記》1953年5月9日)然而，蔣介石與舊日本軍官的密切關係持續了很久。岡村寧次糾集一批前日本高級軍官在東京成立軍事研究所，對外號稱「富士俱樂部」，定期開會，配合「白團」在台灣的需要搜集戰史、戰略與戰術資料，分不同專題將數據資料寄送到台灣。至1963年，寄到台灣軍事圖書約7千餘冊，各類資料5千餘件。1954年，「白團」曾制定了「反攻大陸初期作戰大綱之方案」交給蔣介石參考。1958年「八二三」大陸炮擊金門。兩天後，「白鴻亮」赴金門、馬祖巡視防務，對守備區指揮部的作戰有所建議。1963年，「實踐學社」關門結束。但「白鴻亮」仍被聘為台灣「陸軍總司令總顧問」，他與江秀坪(巖坪博秀)、喬本(大橋策郎)、賀公吉(系賀公一)、楚立三(立山一男)組成「實踐小組」，在陸軍指揮參謀大學內工作，由蔣緯國當聯絡人。

　　舊日本軍官組成的「白團」在1968年始全部撤出台灣，次年2月在東京正式解散，其時尚有23名成員。由於對蔣介石的忠誠等原因，「白鴻亮」本人則一直留在台灣，到1979年去世前才回日本。神秘的「白團」前後持續了18年，對台灣的軍事影響較大。

　　一個顯而易見的問題是，蔣介石為什麼對有著官方協議來全面幫助他的美國軍事顧問團處處防範，而要甘冒各種批評對偷偷摸摸地到來的日本舊軍官有那麼大的興趣?除去他早年受日本軍事教育，印象深刻外，從蔣介石個人的經驗中或許能找到答案。歷史上蔣介石打過交道的官方軍事顧問團包括蘇聯與美國，這些顧問都背靠本國的政治軍事資源，在支持蔣的同時，也維護其國家在中國的利益，對蔣並不「尊重」，最後多以不愉快而結束。而日本舊軍官完全受聘於蔣本人，聽命與效忠於蔣，只相當於工具而不會干涉蔣的決策，這與1930年代蔣介石與德國軍事顧問團的關係相似，這是處於逆境而心理倔強的蔣介石喜歡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