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戶孝允(1833年8月11日—1877年5月26日)本名桂小五郎 ;長州藩出身，曾拜吉田松蔭為兄，從齋籐彌九郎學習劍術，向江川英龍學習西方軍事學。在尊攘、討幕運動中起領導作用，維新後參加起草《五條誓約》，是政府的核心人物，推進奉還版籍、廢藩置縣，與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一起被稱為「明治維新三傑」。

　　少年時代

　　天保4年六月26日(1833年8月11日)，出生在長門國萩城下吳服町(現在的山口縣萩市)，為藩醫和田昌景的長男。母親是後妻，上面有二位前妻所生的姐姐，雖然是長男，但被認為病弱而無法成人，長姐招婿文讓繼承家業，長姊死後，續娶了次姐。天保11年(1840年)，小五郎成為和田家對面的桂家養子，得以武士身份與俸祿，次年，桂家養母過世，回到和田家，由生父、生母、二姊共同扶養。十幾歲以後，藩主毛利敬親面前二度表演即興漢詩及"孟子"的解說，皆受到褒獎，以此作為長州的青年才俊受到注目。

　　嘉永元年(1848年)，因病相繼失去了二姊與生母后，過於悲傷臥床許久，不斷向周圍訴說希望出家替二姐與生母祈福。嘉永2年(1849年)，入吉田松陰門下學習兵術，松陰評：「有成事之才。」，並有「桂，為我所重視之人」的描述，除了師生間關係之外也保持著親友般的關係。

　　劍客時期

　　弘化3年(1846年)，進入長州藩的劍術師範—內籐作兵衛的新陰流道場修行。嘉永元年(1848年)，成年禮後繼承桂家大組士身份，由和田小五郎成為桂小五郎。小五郎比其他人更用心修行劍術，隨後實力精進，漸漸受到周圍認可。嘉永5年(1852年)，小五郎決意以劍術修行之名義自費留學江戶，在得到藩的正式許可後，與其他五名公費留學生同行。

　　入門於江戶三大道場之一—「力之齋籐」的練兵館，得到神道無念流的免許皆傳，入門一年後即成為道場塾頭。流傳著，挺拔的桂小五郎在對戰時只要擺出竹刀上段之姿，「週遭人皆折服於其靜謐氣魄」之言。大村藩的渡邊升與桂小五郎同期得到齊籐道場的免許皆傳，並稱為練兵館之雙璧。大略同時期的江戶，武市半平太於桃井春藏的士學館擔任道場塾頭，而阪本龍馬也於「技之千葉」的桶町千葉道場擔任道場塾頭。

　　幕府講武所總裁男谷精一郎的直系弟子擊敗，直到受藩命歸國的五年餘，小五郎作為練兵館塾頭，其間以劍豪之名名震天下，被延攬於大村藩等之江戶藩邸，請其對藩士進行劍術指導。流傳在安政5年(1858年)10月，小五郎與武市半平太、阪本龍馬曾參賽於桃井道場的擊劍大會，但事實上武市與阪本9月間已歸土佐藩，並不在江戶。

　　志向留學、開國、破約、攘夷之志士

　　練兵館塾頭的同時，受培裡再度來航(1854年)之刺激後，立刻經師傅齋籐彌九郎介紹，向江川英龍提出實際參觀的申請，以隨從的身份陪同江川英龍親眼目睹了培裡的艦隊。

　　松陰實行「下田踏海」之際，希望隨同協助，卻被為弟子著想的松陰堅決制止，結果「下田踏海」失敗後得免於幕府的刑罰。隨後與其內弟來原良藏一同向藩府呈交文書申請海外留學，令忙於應對松陰「下田踏海」後幕府監視的藩政府再度驚愕不止。海外留學相當於觸犯江戶幕府的鎖國令，尚未有倒幕思想的長州藩政府，此時即使秘密間也不敢許可。小五郎被訓斥後在擔任練兵館道場塾頭的同時，開始求學於當代各名流之間，欲求吸收時代最尖端之技術為己用。

　　文久2年(1862年)，小五郎在藩政府中樞開始嶄露頭角，與周布政之助、久阪玄瑞(義助)共同採用松陰的航海雄略論為基礎方針，擊敗了長州大目付長井雅樂所主張的，單獨對幕府有利而開國的《航海遠策略》。此後，長州藩藩論定位於開國攘夷，同時對屈於異國而違旨開港、卻又鎖港鎖國攘夷的幕府路線，痛斥為不值一談。文久二年至文久三年之春，長州藩開明派高層逐漸達成共識，派遣留學生視察歐美、吸收歐美文化，最終實現攘夷自主開國。

　　入門於江戶三大道場之一—「力之齋籐」的練兵館，得到神道無念流的免許皆傳，入門一年後即成為道場塾頭。流傳著，挺拔的桂小五郎在對戰時只要擺出竹刀上段之姿，「週遭人皆折服於其靜謐氣魄」之言。大村藩的渡邊升與桂小五郎同期得到齊籐道場的免許皆傳，並稱為練兵館之雙璧。大略同時期的江戶，武市半平太於桃井春藏的士學館擔任道場塾頭，而阪本龍馬也於「技之千葉」的桶町千葉道場擔任道場塾頭。

　　幕府講武所總裁男谷精一郎的直系弟子擊敗，直到受藩命歸國的五年餘，小五郎作為練兵館塾頭，其間以劍豪之名名震天下，被延攬於大村藩等之江戶藩邸，請其對藩士進行劍術指導。流傳在安政5年(1858年)10月，小五郎與武市半平太、阪本龍馬曾參賽於桃井道場的擊劍大會，但事實上武市與阪本9月間已歸土佐藩，並不在江戶。

　　志向留學、開國、破約、攘夷之志士

　　練兵館塾頭的同時，受培裡再度來航(1854年)之刺激後，立刻經師傅齋籐彌九郎介紹，向江川英龍提出實際參觀的申請，以隨從的身份陪同江川英龍親眼目睹了培裡的艦隊。

　　松陰實行「下田踏海」之際，希望隨同協助，卻被為弟子著想的松陰堅決制止，結果「下田踏海」失敗後得免於幕府的刑罰。隨後與其內弟來原良藏一同向藩府呈交文書申請海外留學，令忙於應對松陰「下田踏海」後幕府監視的藩政府再度驚愕不止。海外留學相當於觸犯江戶幕府的鎖國令，尚未有倒幕思想的長州藩政府，此時即使秘密間也不敢許可。小五郎被訓斥後在擔任練兵館道場塾頭的同時，開始求學於當代各名流之間，欲求吸收時代最尖端之技術為己用。

　　文久2年(1862年)，小五郎在藩政府中樞開始嶄露頭角，與周布政之助、久阪玄瑞(義助)共同採用松陰的航海雄略論為基礎方針，擊敗了長州大目付長井雅樂所主張的，單獨對幕府有利而開國的《航海遠策略》。此後，長州藩藩論定位於開國攘夷，同時對屈於異國而違旨開港、卻又鎖港鎖國攘夷的幕府路線，痛斥為不值一談。文久二年至文久三年之春，長州藩開明派高層逐漸達成共識，派遣留學生視察歐美、吸收歐美文化，最終實現攘夷自主開國。

　　文久3年(1863年)5月，長州藩派出秘密留學生至英國留學，於橫濱出發。長州五傑的密航留學生、伊籐博文、山尾庸三、井上勝、遠籐謹助使用藩費留學，此政策之所以能夠實現，是因為周布將志向留學的小五郎提拔為藩政中心人物，繼而小五郎拔擢通曉荷蘭語與英語的村田藏六處於藩政中心，於是，長州藩權力中心漸漸形成了開明派主政的局面。久阪玄瑞不顧小五郎與高杉晉作以往的慎重論，依照江戶幕府受命於朝廷而發出的攘夷宣言，率領長州軍炮擊在下關通過關門海峽的外國船艦為攘夷戰爭的開始，此戰爭約持續兩年，理所當然，未能實現破約攘夷，最終以長州藩失敗告終。經過高杉晉作的談判，英美法荷四國聯軍要求有發出攘夷令的幕府支付賠償金。5月，受藩命由江戶上京，在京都與久阪玄瑞、真木和泉等共為破約攘夷而奔波，政治目標為強藩聯合後實現大政奉還，建設新國家。

　　蛤御門之變

　　八月十八日政變在小五郎等人的不懈努力下依然名正言順，但池田屋事件導致尊攘派群情激憤，儘管小五郎、周布政之助與高杉晉作皆反對，仍無法制止先發部隊三百名藩士的上京，久阪玄瑞於山崎天王山、來島又兵衛於嵯峨天龍寺、福原越後軍則置軍伏見，希望此舉能夠迫使朝廷平反長州藩主父子及長州派公卿的冤屈。朝廷也為此作出回應，會談已經進行到朝廷準備把京都守護職之職由會津藩改為長州藩，以後幕府對朝廷的一切將置之不管」，並無覺悟到要與會津藩、幕府成為敵對關係的孝明天皇和公卿們，因此輕易感到畏懼而反悔，依從幕府方面一舉消滅長州軍的意圖，朝廷發出了要求長州軍於期限內撤退的最後警告。

　　長州軍以武家名譽做賭注，無法未達成任何目的即垂喪逃亡般地返回本藩。於是，長州先發部隊在呈交建白書請求尚在瀨戶內海、由毛利定廣率領的二千長州本軍返回本藩後，賭上向天皇直訴和集體死諫的先發部隊，衝向蛤御門，禁門戰爭此時爆發。此時的小五郎計畫說服因州藩加入長州陣營，在有棲川宮邸與因州的尊攘派實力者河田景興展開了最後的談判，因州藩任皇宮警衛，長州軍即可直入皇居，但此時河田眼見大勢已去，以時機尚早為由拒絕與長州同盟。違反先前約定而被背叛的小五郎，在孝明天皇出皇居後的避難路途中等待直訴，失敗後背向鷹司邸奮戰脫困，自此之後，在幾松和對馬藩士大島友之允的協助下，開始了真正的潛伏生活。禁門之變後會津藩等幕府勢力對長州人全面追緝捕殺，在理解到京都已無法繼續潛伏後，出京都。

　　長州征討

　　幕府對成為朝敵而敗北的長州進行了第一次長州征討，這時長州正義派政權下台，由保守派掌權，這次征討結果長州不戰而敗，家老、幕僚自裁或被處刑以承擔責任。長州保守派開始全面肅清正義派，但高杉晉作所率領的改革派軍隊揭竿而起，發動軍事政變並取得勝利，改革派掌握政權。得知小五郎潛伏在何處的大村益次郎與高杉晉作等人，將小五郎以長州正義派統帥者身份迎回長州。擔任長州政務座後，為實現高杉等人所期望的武備恭順方針，而向軍制改革與藩政改革的方向邁進。

　　長州藩經由土佐的土楠左右衛門、中岡慎太郎、阪本龍馬等人斡旋，秘密地和薩摩結為同盟。同盟後，桂曾慎重地致信向龍馬確認協談內容無誤，請其背書。內容趣旨如下，慶應二年(1866年)1月22日京都結盟以來，桂以長州代表身份，和薩摩的小松帶刀、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人屢次展開會談，使薩長同盟更趨堅定。在同盟之下，長州以薩摩名義向英國購入武器、軍艦。

　　幕府以長州武備恭順和大村益次郎等人的秘密貿易為借口，強行發動第二次長州征討。通過薩長同盟而秘密購入武器及船艦，並在大村益次郎之主導下實施近代軍制改革的長州軍，士氣十分高昂。當時正在長州的阪本龍馬對此有強烈感受，甚至在給薩摩的信裡寫道「長州軍是日本最強的」。藩政府更印刷長防士民合議書36萬冊發給不分士農工商的領內各戶，使領民一致團結起來。大島口、藝州口、石州口三地在極短時間內相繼擊敗幕府軍，剩下的小倉口，也因原本打算抗戰到底的肥後軍戰意全失，而確立了長州的勝利，此結果使濱田藩(包含天領、石見銀山)和小倉藩的大部分土地，於明治二年(1869年)版籍奉還之前，均納入長州藩(倒幕派)的控制。

　　明治維新政府

　　明治新政府建立，巖倉具視認為其有很高的政治識見，因而僅由其一人擔任總裁局顧問，為所有政策的實質上最終決定責任者。太政官制度改革之後，擔任外國事務掛、參與、參議、文部卿等職務。明治元年(1868年)以來，屢屢提出開明的建言，並持續率先做政策的實行。五條御誓文、新聞媒體的發達推進、封建的風俗習慣之廢止、版籍奉還、廢藩置縣、人材優先、四民平等、憲法制定、三權分立的確立、兩院制的建立、教育充實、法治主義的確立等建言，使明治政府漸次實施。再者，並於該際即提出將軍人登用為閣僚之禁止、地方警察制度與裁判制度等極為現代化且開明的建言。

　　關於明治元年(1868年)3月14日發佈之五條御誓文，木戶基於福岡孝悌之擬訂版本，將第一條之「興列侯之會議」改為「廣興會議」、「五條御誓文」—由明治天皇親率文武百官向天地、人民宣誓的儀式，系基於木戶的構想，木戶說服了抵抗的守舊派，並使天皇更加認真對待維新。

　　巖倉使節團與其影響

　　為消除明治政府草創初期的朝令夕改、百家爭鳴狀態，隨著明治4年(1871年)6月實現廢藩置縣的斷行而稍趨穩定的政府，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巖倉具視、三條實美共同要求由木戶獨自一人擔任參議。雖然眾人希望構築一個「政令一途」的有效率體制，但重視開明與合議制的木戶，對此持續堅持反對。依照大久保的妥協案，木戶同意由自己和西鄉共同擔任參議，但隨後基於為補足對政務嫻熟的西鄉之由，向西鄉建議讓肥前也擔任參議，西鄉則回應，於是確立了由薩長土肥各一人擔任參議的共和制參議內閣制。但是，因為施行者木戶隨後即為海外視察的全權副使而空位，這所謂薩長土肥各一人的共和制參議內閣制並沒有維持許久。

　　海外視察組與留守政府組有著如下約定：「至海外視察結束之前，如未以郵送文書進行合意，則不能變更明治政府的主要體制及人事。」以留守政府的執行結果而言，這樣的約定就形同具文，由於海外視察組亦未遵守約定時程歸國，使原先的短期考察計畫，延長至將近兩年，導致也無法再對留守政府的責任予以追究。留守政府提出的征韓論，在海外視察組眼中卻只能是絕對無法苟同的無謀之舉。(當時的日本不可能大規模遠征朝鮮半島即使是發動戰爭沒有實力與朝鮮的後台清朝交戰的實力。留守人員考慮的是發動戰爭而轉移和緩和國內矛盾，考察的人員長期在外學習，已經瞭解到日本和世界的差距，首先改革內治而非發動戰爭。)木戶為海外視察期間出國的唯一參議，歸國後，原因不明的劇烈頭痛等舊病突然再犯，並持續復發、惡化。不知是否因為疾病，木戶從此時開始已無法真正地執掌明治政府。

　　木戶幕末以來的宿願——開國?破約攘夷——也就是撤銷不平等條約並締結對等條約，為此目的，作為巖倉使節團的全權副使之一，進行條約修正的預備交涉並視察歐美。不單是歐美進步的文化，其亦洞察到民主主義的不完全性與危險性而歸，至今為止的開明急進派立場轉變為漸進派，畢竟，歐美與日本彼此間的文化差異實在過大了。再者，痛切感到將征韓論等撤回與內治優先的必要性，積極倡訴憲法制定與二院制議會的設置，並致力於國民教育與天皇教育的充實。後來親自擔任文部卿，為充實國民教育盡力。對於西鄉隆盛等人主張之征韓論、大隈重信與西鄉從道等人主張之台灣出兵(牡丹社事件)，一貫反對。再者，為將農民由不公平的稅制與重稅中解放而積極推進的地租改正，以及，為廢止武士特權而使其尋找新謀生之途而構想的秩祿處分，木戶均激烈的反對。當政府於明治7年(1874年)5月決定出兵台灣時，對此抗議而辭去參議職務、回山口老家。

　　立憲政體方向之樹立

　　明治元年(1868年)的集議所、明治2年(1869年)的公議所等，都是木戶基於開明的方針而嘗試努力的產物，希望落實相當於國會下議院功能之組織。然而，讓存有江戶時代封建意識的各地不滿武士們充任臨時職務與自由發言，就維新方針也好、現實面的可能性也好，都過於乖離，大久保等人甚至斷言「應廢止之」，認為時期尚早、非現實而無意義。再者，這些會議召開於『廢刀令』、『四民平等』實施之前，只是成為薩長土肥以外，被剝奪特權的武士們不滿的發洩場所罷了。

　　持續摸索相當於現代國會的眾議院、並對其必要性持續主張的木戶，整備環境、並認時機成熟後，於1875年6月20日～7月17日召開第1回的地方官會議，並親自擔任議長舉行。該時點所訂的5項法案均是地方員警、地方議會等得以促進地方自治的法案，然而，隨著大久保內務省的崛起，這些項目並未能夠以木戶策劃的方式實施。

　　明治10年(1877年)2月西南戰爭爆發，木戶立刻請求親自征討鹿兒島。大久保同樣，請求擔任鎮撫使親自去面對西鄉。伊籐博文對兩者均予以反對，最後依徵兵令出動國軍，木戶則與明治天皇一同前往京都出差。隨著病症惡化進入病危狀態，明治天皇也曾前往探望，木戶孝允於5月26日辭世。享年43 。

　　木戶孝允的日記，顯示了他的內心掙扎。木戶表示，擔憂在於長州藩與國家利益互相衝突。他經常要為自己被指出賣朋友而辯護。在當時的日本，還未形成近代國家的概念。這也是當時社會大變革時期，原來士族集團的困擾之一，武士原來是為自己的大名服務，老闆沒了給誰打工，為誰打工等的一系列問題之一。